萍浏醴起义

（一）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后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阶段，这时湖南的革命条件也日益成熟，革命形势日趋高涨。于是中国同盟会东京本部抓住这一时机，在以长沙为重心的湘赣边界地区又策动和领导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即著名的萍浏醴大起义。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地区山堂林立、民风强悍，是哥老会在长江中游的一支洪江会的活跃之区。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起义失败，次年会党首领马福益又被捕牺牲，会党群众亦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但是会党的组织基础并没有被打乱，马福益旧部肖克昌（？-1906）、李金奇在安源矿工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龚春台（？-1907）、姜守旦、冯乃古在浏阳，李香阁在醴陵等县农民群众中尤有威信。他们同愤激于满清政府的残暴镇压，积极扩大力量，准备重新起义。1906年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洪水泛滥，长达数月之久。长沙与浏醴萍一带灾情十分严重，百姓到处逃亡。官僚豪绅乘机哄抬米价，饥民载道，阶级矛盾迅速激化。1906年春中国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1884-1906）、蔡绍南（1875-？）回湖南发动会党和新军起义，蔡绍南通过同乡魏宗铨（1881-1907）同龚春台等会党头目取得联系。随后刘道一等即约集蒋翊武、龚春台等数十人在长沙水陆洲船上举行秘密会议，基本确定在萍、浏、醴三地同时发动起义，然后分兵进取长沙、南昌的计划。会后刘道一留长沙筹划全局，并赋予与中国同盟会总部联系的责任。蔡绍南赴萍乡帮助龚春台联络哥老会各部，举行开山大典，公议将哥老会改称“六龙山号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神人共殛。”

（二）洪江会成立后发展迅速，会员很快增加到十多万人。但正因人员庞杂，洪江会引起清廷注意，头目遭到逮捕杀害的事件屡有发生。在此紧急情况下1906年12月3日蔡绍南、龚春台在萍乡高家台召开各路首领会议，商议起义日期和办法。会上会党首领一致主张趁官兵未到时机立刻发难，但蔡绍南等认为中国同盟会总部无信息，军械又不足，仍拟等待接济。大会经终宵争论，未能作出任何具体决定。十九日凌晨洪江会首领之一廖叔保急不可待，首先在浏阳麻石聚众二、三千人举旗发难。蔡、龚只得宣布动员，以中国同盟会名义通知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和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并饬知各县各处会党同时发动。1906年春中国同盟会东京本部为发展湖南革命形势特派革命党革干刘道一、蔡绍南回湘运动军队、重整会党，准备再次起义。离行之际黄兴特别指示他们：“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同年夏，刘道一、蔡绍南回到湖南，随即在长沙水陆洲附近的一只船上召集在长沙的革命党人蒋翊武、覃振等和会党首领龚春台等共38人举行会议，这是一个关系起义全局的重要会议。会上分析湖南的革命形势，传达黄兴关于起义的指示，制定起义的策略方针。决定发动浏阳、醴陵、萍乡一带的会党，联合省城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士兵，在阴历十二月底清吏“封印”之时举行起义，占据省垣重地，光复全省。会议之后刘道一留驻长沙主持全局，并负责与中国同盟会东京本部及各方面的联系。蔡绍南则回到他的家乡萍乡县上栗市，与原来在这一带从事会党工作的魏宗铨一起负责发动和组织会党。

（三）当时萍、浏、醴一带会党众多、互不相辖，为了把各派力量联合起来，纳入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之下，蔡绍南等以力量最强、人数最多的洪江会为基础，吸收哥老会的其他派别和武教师会，组成一个统一的会党组织——六龙山号洪江会。经过蔡、魏等人艰苦细致的工作，7月各派会党首领在萍乡蕉园举行开山堂大典即成立大会，推举龚春台作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设内八堂（即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和外八（即第一至八路码头官），各司其职，设活动机关于麻石。然后众头领歃血为盟：“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此后洪江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矿工、农民等纷纷加入，不数月间势力已蔓延到萍、宜、分、万、浏、醴各县。蔡绍南等深受鼓舞，便指示各部门首领加紧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其本人则与魏宗铨同去上海，拟联络沪、港、粤等地革命机关，然后赴日本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向孙中山报告起义事项。请求接济新式军械，并请示起义日期。蔡、魏离湘后萍浏醴地区群众的反清活动日益扩大，麻石中秋佳节的庙会上聚众达万人，人群喧嚷，谣言纷起。加入洪江会的慧历寺僧人也假托神言，向香容们暗示：“天下即将大乱，将有英雄铲富济贫。”甚至直言：“洪江会即日起事。”这一切引起当地土豪劣绅的恐惧，于是他们出而呈请官厅剿办。10月7日萍、浏、醴三县联合出兵，进攻麻石，会党猝不及防、不战而散，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牺牲，接着又有几名会党首领遇难。麻石之变使起义形势急转直下，龚春台便急电上海，请蔡、魏两人急速返湘。蔡、魏回到湖南以后又赶到萍乡上栗市，与龚春台等于1906年12月3日在高家台召集各路码头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起义的时间问题。但会议意见不一，直至天晓仍无结果。而洪江会激进分子廖叔宝却不待会议结果，即自率二三千人跑到麻石，张开“大汉”白旗，首先发难。

（四）事已至此蔡、龚、魏等只得立即宣布起义，并约浏阳洪福会首领姜守旦、普迹哥老会首领冯乃古同时举兵响应，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就在这仓卒之中于1906年12月4日正式爆发了。1906年12月6日集中于麻石的义军两万多人头系白布包巾，手持土枪土炮、大刀、锄头向上栗市进发，清军望风而逃。攻占上栗后起义军整编部队，称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由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督粮司。龚春台并发布檄文，历数清王朝十大罪恶，宣布要推翻这个腐朽的王朝，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接着洪江会主力所在的浏阳、醴陵也先后发动起义，与上栗遥相呼应，不到十天起义军即达三万多人，声威播及长江中参数省。湘、赣两省官兵乱作一团、频频呼救，清廷连下上谕，急令鄂、湘、赣、苏四省速派得力军队，飞驰会剿，并调海军开赴九江、芜湖，为之壮胆。一时清军集结达四、五万人，这是自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清朝在南方出兵最多的一次。面对优势的敌人时起义军英勇不屈，鏖战匝月。1906年12月8日龚春台率义军主力攻占浏阳文家市，并在此整军誓师，然后分左、右两路向浏阳县城进发。左路由蔡绍南率领，经澄碧江到达枫林铺；右路由龚、魏率顿，经山枣潭、大圣庙，出吾田市，然后在枫林铺与左路军会师。两路会合后锋颖凛凛，直指县城。途中与清兵先后接战于牛石岭、南流桥，进至浏阳城南的南市街，时已黄昏，又于暮色中重创清军梁国桢部。姜寄旦义军于1906年12月7日在浏阳永和市举义后击溃前来进剿的清军蒋兴桂部，也于8日结集大旗山、大光洞、九鸡洞等地会众共万杀人金攻县城。

（五）9日在洗药桥与清军大战，因坐失时机导致作战失利，退守大溪山的天岩寨。后在沙铺地方被清军打散，姜守旦只身逃入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不知所终。这时醴陵、萍乡义军都因寡不敌众而先后失败，清军乃集中兵力于浏阳。1906年12月11日清军乘夜突袭南市街义军，酣战之中义军火药堆中弹爆炸，清军乘机猛攻，义军溃败。龚春台、蔡绍南两人化装潜往普迹冯乃古处，不幸蔡绍南在途中被捕牺牲，而冯乃古早在起事之前已被清军诱杀。龚春台只得转入地下，潜往长沙，直到辛亥长沙起义时才又出现。各路义军失败以后数万清军分驻浏、醴、萍三县各乡镇，又进行长达三个月的“清乡”，总计被杀害的义军将士及其亲属不下万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清大起义终于被残酷镇压了。起义军面对优势的敌军时进行英勇不屈的战斗，但在清军的夹击下起义军的有生力量逐渐消耗。1906年12月8日和11日龚春台部两次进攻浏阳县城，均未得胜。10日清军攻上栗，留守的起义军与敌人鏖战半日，终因力量不敌导致上栗市失陷。12日清军猛攻浏阳境内的起义军，龚春台、蔡绍南战败后往投普迹市冯乃古处，中途蔡绍南被捕，旋遇害。龚春台在普迹得知冯乃古已被杀害，只好潜往长沙。14日后姜守旦的洪福会起义军与清军交战数次，均失利，姜逃往江西义守县境。12月下旬刘道一在长沙被捕，31日英勇就义，1907年3月7日魏宗铨也遭杀害。萍浏醴起义爆发的时候刘道一正在衡山，闻讯后即赶到长沙，准备发动新军举旗响应，不幸被清军逮捕，于1906年12月31日在长沙浏阳门外就义。其未婚妻曹庄时在城内周氏家垫（后改名周南女校）读书，闻此噩耗后不胜悲恸，即在学校宿舍自缢而死。

（六）萍浏醴起义失败和刘道一牺牲的消息传到日本以后其兄刘揆一与黄兴哀恸至极、泪如雨下，大家都为之感到无限的悲痛。此举震动长江中、下游，清政府十分惧怕，即派湘、鄂、赣、苏四省清军数万人前往镇压，起义军终因分散作战、互不统一而被各个击破。中国同盟会会员刘道一、魏宗铨、肖克昌牺牲，群众被害者达一万人。萍浏醴起义是在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思想和政纲的领导下，并有中国同盟会会员刘道—、蔡绍南、魏宗铨等人策划起义行动和方略，所以起义发动之初就能声势浩大，檄文义正词严。起义军抑富扶贫、军纪严明，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因此不但使满清政府惶恐万状，同时也震惊世界。英美帝国主义也想插手，妄图调遣军舰帮助满清政府进行镇压，这更加激起中国人民对满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恨，鼓舞革命斗志。满清政府调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军队五万多人四面围剿，起义军仅凭从地方团防局夺来的两三千支枪和清军交战二十余次，表现顽强的战斗精神，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刘道一、蔡绍南、肖克昌、廖叔保等首领数十人牺牲，龚春台辗转逃往长沙，数千群众被杀。萍浏醴起义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是太平天国起义以后中国南方爆发的一次范围最大的反清革命斗争。满清政府借此在长江中下游大兴党狱，大肆杀害会党首领和革命党人，长江中、下游的革命活动遭到严重挫折。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震动中外，沉重地打击清朝的反动统治，因而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次重大预演。起义将士所表现出来的慷慨赴难、英勇顽强、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极大地振奋广大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从而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1907年5月21日商民演戏，防兵在台前调戏妇女，捕去出面干涉的党人2名，并拟搜查泰兴杂货店总机关，负责起义的同盟会员余纪成、陈涌波遂提前行动。

（七）22日晚余纪成聚集700余人于黄冈城外誓师起义，陈涌波为前锋，由北门攻入，围攻都司衙门。当夜忽降阵雨，义军多为旧式鸟枪，弹药尽湿，陈涌波便改用火攻。在熊熊烈焰中陈涌波血战一夜，攻克黄冈，生擒都司隆启等。次日在旧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以陈涌波、余纪成为正副司令，同时以“大明都督府孙”及“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等名义发布文告，宣称：“为官府苛税，民甚难堪，专欲除暴安良。”并颁发纪律十余款。军政府要地方殷富交银献米，富室均被勒提军费，为数甚巨，一廖姓者二次被勒，至有三四千元之多。粤督周馥电责潮州镇总兵黄金福出兵，并派水师提督李准率队继进，又促闽浙总督松寿拨队防堵。25日夜陈涌波出击黄金福军，起义军所用土炮威力不大，至第二日午已死伤数十人，向黄冈乞援。余纪成披发痛哭，义军大受感动，身带双刀，背着湿被棉胎，准备肉搏。清军援兵赶到，义军腹背受敌，弹药告罄，不得不下令退却。27日晨陈涌波、余纪成等决定保存实力，解散义军，余纪成等由海道逃往香港。28日清军进入黄冈，搜获陈余等遗落的党人名册，按名逮捕，惨杀200余人。东灶乡民团曾为起义军煮粥，被黄金福用炮轰击，惨毙多命。这年是农历丁未年，此次起义又称“丁未黄冈之役”。1907年孙中山派人到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响应黄冈起义，6月2日邓子瑜和陈纯等集合少数三合会党在距惠州20里的七女湖截获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弁多人。5日进攻泰尾，清守兵溃逃，起义军乘胜连克杨村、三达、柏塘等地，旋又在八子爷打败清营管带洪兆麟。归善、博罗、龙门各地会党纷起响应，队伍增至200余人。清水师提督李准急调兵镇压，起义军声东击西，使清军疲于奔命。后因黄冈起义失败，得不到声援，遂在梁化墟解散。部分起义军流亡香港，大部分退入罗浮山区。

镇南关起义

（一）1907年初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先后抵达河内，策划在广西镇南关发动武装起义，活动在镇南关至那模一带的游击首领黄明堂率几百名游勇接受孙中山指挥，成为凭祥地区一支反清骨干队伍。孙中山派中国同盟会会员、著名的会党首领袖王和顺和游击首领黄明堂、滇南会党首领关仁甫等到镇南关、隘口、凭祥一带活动，与原已和革命党有联系的凭祥土司李佑卿商量进攻镇南关的计划。满清左江镇总兵兼荣字营统领陆荣廷在凭祥设统领部，帮统陈炳焜驻在镇南关附近的隘口。为争取陆荣廷倒戈反清，中国同盟会派人与陈炳焜以及驻守镇南关大本营帮统黄福廷联系，策动反正，又派梁兰泉、梁亚珠、李佑卿到镇南关右辅镇南、镇中、镇北炮台与陈炳焜所部两哨官兵联系。孙中山委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负责镇南关起义的军事。冯祥为中华民国军镇南军司令，任李佑卿为副手，何伍为支队长。孙中山用华侨捐助的军费买了驳壳枪，配给黄明堂、何伍等部使用，并建立一支手枪兵小队，由黄明堂指挥。起义前几个月孙中山曾派邓睿臣、何凯荣等到凭祥发动群众，多名青年参加推翻清朝统治的起义。1907年12月1日深夜中国同盟会会员黄明堂、关仁甫、何伍、李佑卿等奉命率领革命军一百多人，携带快枪42杆，身佩短枪、马刀及鞭炮、大绳等星夜抄小路从越南同登、那模赶到镇南关附近的弄怀、弄尧，在镇南关附近的各山冲里埋伏，潜袭镇南关。黄明堂与守炮台的清军取得联系，约定12月2日由山背间缒绳直入，直取第三炮台。起义军披蒙茸，拨钩藤，跨越断涧危崖，呐喊而入。12月2日黎明革命军沿着山背小道偷偷袭击右辅山顶炮台，守兵百余人略事抵抗，即相率投降。右辅山二炮台，海拔590米，四面陡壁，居高临下，形势雄伟。革命军首先翻墙攻入镇北炮台，守炮台的官兵立即响应起义，革命军顺利地占领镇北炮台，接着分兵进攻镇中台和镇南台。

（二）守炮台的清兵有的响应起义，有的落荒而逃，下午二时三座炮台全部被革命军所占领。革命军占领炮台的消息传出后农民群众和散兵游勇纷纷前来投靠革命军，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到四五百人。孙中山在河内得知革命军成功占领三炮台的消息后便带领黄兴、胡汉民、胡毅生、卢仲琳、张翼枢和日本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男爵犹氏等十人由河内搭乘火车北上抵达镇南关，当晚点着火把登上右辅山，到达镇南关北炮台。到镇南关右辅山炮台后犒赏起义部队，黄明堂列队鼓乐欢迎，全军深受鼓舞。革命军占领右辅山炮台后由何伍守镇南炮台，李佑卿守镇中炮台，黄明堂守镇北炮台，孙中山、黄兴等在镇北炮台指挥。次日清军开到，发起攻击，孙中山在阵地为伤员包扎，并亲手发炮，竟打得很准。孙中山亲自开炮轰击敌人，为伤员包扎伤口，使起义军深受鼓舞。孙中山在金鸡山炮台亲自点炮时激奋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自发炮击清军耳！”当日下午陆荣廷派一樵妇持函登台，表示愿率六百余人投入孙中山麾下，并告以清军大兵来援，事急万分，祈自重。镇南关右辅山区炮台被革命军占领，满清政府极为惊恐，急电广西巡抚张鸣岐、边防督办龙济光、统领陆荣廷等限一星期内夺回右辅山炮台，否则革职解京办罪。龙济光、陆荣廷连忙督率清兵二十多个营堵截龙州、宁明、凭祥等地，加紧围攻右辅山炮台。12月4日各处清军向镇南关开进，驻凭祥统领陆荣廷、驻隘口帮统陈炳昆、镇南关大本营黄福廷和驻大连城管带曾绍辉等率清军齐向镇南关包围右辅山炮台，镇南关附近的摩沙、卡凤、渠力等各村山头都被清军占领。陆荣廷又在凤尾山、大青山、小青山、马鞍山等处架起大炮，向右辅山三炮台轰击并亲自督战，命黄福廷督队打前阵，陈炳焜打后闸。

（三）革命军向清军奋力还击，击毁左辅山炮台一角。法武官男爵犹氏亲自发炮，向清军营垒轰击，清营起火，清兵死伤六十余人。黄福廷向右辅山连攻数日，未攻下，大腿负重伤，士兵也死了不少。曾绍辉包抄炮台后路，抢占革命军据守的弄尧屯。陈炳焜听说孙中山和黄兴都在炮台督战，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固守阵地等待增援。陆荣廷加紧调兵遣将，向镇南关增加兵力。由于清军大量增兵，加上革命军武器弹药缺少、补充困难、后援跟不上氐族形势十分危急。为了解决军需问题，孙中山、黄兴等人决定赶回河内筹款购买武器。孙中山离开镇南关后清军进行反扑，12月6日至7日龙济光、陆荣廷数千人马开赴前线，龙济光率所部三个营、陆荣廷率荣军三个营会同陈炳焜、曾绍辉等部共五千人兵分四路从青山炮台、南关闸、摩沙、南关左弼山和四方岭及尖山等处包围炮台上的起义军。当夜陆荣廷向镇北炮台猛扑，黄明堂坚持数日后枪弹告罄，留守炮台的一百多名革命军战士击退清军的多次进攻，经过七昼夜的激烈血战后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而被迫撤退。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在凌晨从镇南关炮台拆一缺口，抄小路退至越南境内的燕子大山。此次战斗历时九天，击毙清军二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孙中山从越南运送的枪弹在文登即被法方扣留，镇南关起义遂不幸失败。1908年2月镇南关起义领导人黄明堂、李福南等到河内向孙中山报告起义经过，孙中山勉励他们说：“此次起义，我们以少数同志占领三炮台，显示我们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此次起义已震撼满清王朝，中国专制政体不久一定会被我们革命党推翻。”镇南关起义后孙中山被迫离开越南，在离河内之际一面令黄克强筹备再入钦廉，以图集合该地同志；一面令黄明堂窥取河口，以图进取云南，以为吾党根据之地。镇南关起义虽然不幸失败了，但点燃“倾覆满清，建立民国”的火把，沉重打击满清政府的统治，鼓舞各族人民的反清革命斗争。

钦廉防城起义

（一）1907年春孙中山由新加坡到河内，道经西贡，王和顺前往拜见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将联络桂、越边境会党的全责委予王和顺。同年4月下旬广东钦州三那墟（那黎、那彭、那思）人民反抗清政府苛征糖捐，推举代表数十人请求蠲减糖捐，官府无理关押请愿代表。三那墟人民愤怒异常，组织“万人会”，推举富豪刘恩裕为首领，举行抗捐反清起义，入城救出被关押的代表。这样群众的抗捐斗争由请愿发展成为武装暴动，两广总督周馥、赵声率兵前往镇压。孙中山决定联合抗捐群众，大举起义。孙中山鉴于郭人漳与黄兴有“旧谊”，赵声又是同盟会员，所以准备争取郭、赵率新军倒戈，刘恩裕等也表示同意接受同盟会领导，共同起义。然而郭人漳却偷袭刘恩裕抗捐民团，刘恩裕牺牲。此后三那墟起义群众又推举梁建葵，梁少廷到越南河内去联系孙中山，孙中山派黄兴、王和顺潜入钦州。黄兴亲自赴郭人漳的军营中去游说，任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让他在钦州联络会党、民团，扩大起义斗争。王和顺与新军标统赵声（同盟会会员）相约攻打南宁，但是因为策动南宁清军内应失败，只得更改计划。1907年9月2日王和顺率领200多人在钦州王光山发动起义，兼程袭取防城。4日防城内的新军倒戈，得到清军刘辉廷、李耀堂的内应。5日起义军占领防城，擒杀知县宋鼎元及其幕僚眷属19人，民众无不拍手称快。王和顺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的名义发布《中华国民军都督王告示》，发表起义文告：《告粤省同胞文》、《告海外同胞书》和《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宣传同盟会纲领，声明起义的宗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历数清政府的罪恶，斥责立宪派。

（二）攻克防城的当天王和顺率军500人攻打钦州，准备攻下钦州后以此为根据地。当时黄兴已经潜入钦州，策动清军倒戈，清新军统领郭人漳口称“赞成革命”，却暗中伙同钦廉道王瑚扼险据守。因此由于郭人漳的变卦，黄兴也未能在城内响应，王和顺只得改攻灵山。起义军与清军激战三日，因缺乏攻城武器，未能攻下灵山，退兵木头塘。改道攻南宁，接连攻下横州、永淳两城，队伍发展到3000多人。在义军进攻灵山时郭人漳一面派兵尾追义军，一面趁机攻占防城。9月9日朝廷急命护理两广总督胡湘林督饬各军迅速剿灭防城起义军，两广总督张人俊急调桂林、柳州等地的军队对起义军进行大军围堵，义军腹背受敌，先后在秀桥、狮子口与清军激战，均遭失败。起义军坚持战斗到9月中旬，终因弹尽粮绝，只好取道回到三那。1907年9月17日王和顺宣布解散革命军，之后退往越南，梁建葵率余部退入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刘辉廷、李耀堂率百余人由马笃山到那勤、大碌，试图趁机再举，历时半月的钦廉防城起义失败。1908年3月27日黄兴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偕安南华侨中的同盟会员200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进入钦州发动起义。29日行至小峰，遇清军郭人漳部600余人的阻击，黄兴采取以退为进的战术，分三路猛攻，清军大败。4月2日起义军占据马笃山，击溃清军三营，击毙管带龙炳堂，并乘胜向桂边进发。清军统领郭人漳率部3000余人穷追不舍，黄兴率革命军转战于钦廉两州和广西上思一带。后因长期转战，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为依托，弹尽粮绝，起义军无法坚持下去。黄兴等出走越南，余部退入十万大山，起义失败。

河口起义

（一）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与黄兴率领起义军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的同时孙中山又派黄明堂等人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革命军开赴云南边境，发动河口起义。4月29日起义军与清军中的反正部队会合，攻克河口，在河口中起义军张贴《中华国民军都督黄告示》。此后起义军又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直迫蛮耗、蒙自，部队也由三百余人发展到三千余人。孙中山即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并命他赶到河口督师。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河口是滇越铁路的交通孔道，在镇南关起义同时孙中山亦筹划在河口起义，以此为依托以图云南。1908年孙中山派黄明堂、王和顺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起义军100余人开赴云南边境，汇合当地会党、游勇，在孟坝寨设立前敌指挥部，伺机发难。4月30日凌晨黄明堂率军向河口发起攻击，清军防营一部闻讯后击毙其管带蔡正钧，响应起义。革命军与反清义军会合，攻占河口。5月1日革命军又经过激战后毙清边防副督办王镇邦（玉藩），夺取河口炮台，黄明堂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严申军纪。云南人民久受清政府残酷压榨，纷纷响应起义，清军亦倒戈迎降，革命军数日内增加至1000余人，声势大振，遂分兵出击。至5月3日连克南溪、新街、坝洒，直逼蛮耗、蒙自，队伍扩充到300余人。5月5日孙中山委任黄兴为云南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立即赴前线督师。黄兴赶到河口，投诚清军拒不听从调遣，黄明堂、王和顺亦不服其指挥。黄明堂遂于5月10日折回河内，拟另组敢死军投入战斗。5月12日黄兴在越南老街遭法警截留，旋被驱逐出境。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又应清政府要求封锁中越边境，阻禁革命党及粮械进入云南，并迫害、驱逐大批旅越革命党人，使河口革命军陷入孤立无援困境。云贵总督锡良在起义爆发后一面调兵镇压，一面向清政府告急。

（二）清政府即派刘春霖帮办云南边防事务，令广西提督龙济光率防营增援，又命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陈夔龙接济饷械，四川、贵州地方亦派军往援。革命军与清军在老范寨、泥巴黑、羊子街等地相持二十余日，最后被清军击败。5月26日清军占领河口。黄明堂率600余人撤至越南境内，嗣被法国殖民当局勒逼缴械，强行遣散。河口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为辛亥云南起义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1908年11月19日夜熊成基、范传甲等趁清政府在太湖举行新军秋操，安庆城内清军兵力空虚之际，发动驻在王虹门的马营（骑兵营）和驻在东门外的炮兵营举火为号、同时起义。夺取菱湖嘴弹药库，会同北门外测绘学堂的步兵营围攻安庆城。因预定为内应的驻在北城脚百花亭内的步营队官薛哲犹豫未能及时打开城门接应，致使巡抚朱家宝加强城防。起义军苦战一昼夜后撤退，熊成基率军退至合肥，后只身逃往日本，残余部队散去，马炮营起义宣告失败。马炮营起义启武汉之先声，是辛亥革命威武雄壮的前奏曲。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打响新军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此后革命党人把武装起义的重点由会党转移到新军方面。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以湖北新军的武昌首义和多数省份新军响应，终于推翻清王朝的。熊成基指挥的马炮营安庆新军起义是岳王会直接领导的，这是革命党第一次依靠新军发动的赵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新军打响反清起义的第一枪，它在革命党人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是安徽对辛亥革命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同盟会在发动西南边境起义时部分革命党人已投身新军队伍或各军事学堂，着手运动军队，但当时党人依靠的主力仍为会党。河口起义失败后他们感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节制，转而以运动新军为重点。在广州最早拟利用防营发动起义的是朱执信，之后同盟会员葛谦等也深入广州防营中发展革命组织。

（三）1909年11月朱执信、赵声等集会，拟乘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之机，依靠葛谦等所能掌握的力量而发动起义，因计划泄漏而失败。这次事件前不久倪映典来到广州，1910五、六月间广州同盟会负责人赵声、朱执信、倪映典、张碌村、胡毅生、陈炯明、莫纪彭等开会决定由倪映典联系新军各营，张碌村联系巡防各营，胡毅生联系农村会党，赵声总其成。八月以后倪映典因受到清方注意而请假辞职，专门从事新军的发动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后同盟会在广州军队（特别是新军）中的力量有了长足的进展。当时广东新军计有步兵第一、二两个标（团），炮兵第一、二两个营，辎重兵一营，工程兵一营，学兵营一营。除第二标和学兵营驻北校场外余均驻在广州东北郊的燕塘，另有巡防新军七营，到这年冬广州新军已有不少人加入同盟会。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同盟会在香港建立南方支部来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1883-1944）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下设筹饷、军事、民事、宣传各组。不久倪映典自广州至香港，报告运动新军情况。南方支部遂电邀黄兴、谭人凤、赵声来港，共图大举。1910年1月29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事大计。为保证起义的胜利，除倪映典加紧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外又命姚雨平（1882-1974）、张碌村运动省会附近之巡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禹、南海、顺德之民军。二十六日倪映典再到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工作，共同商定于农历元宵节前后发动起义，不料这时广州发生意外事件。三十日中午二标二营士兵胡英元原先在城隍庙前绣文斋定刻图章、名片，托同营士兵华宸忠代取，因为争论价格而发生口角，老城第一局警察上前干涉，以至动武互殴，后警察拘押8名新军士兵。

（四）消息传到军营后兵士怒不可遏，百余人持械包围警署，索回被押士兵。当晚倪映典知事态严重，即赴港向南方支部报告，要求提前发难，经商议决定正月初六举义。但倪映典离广州后新军处于群龙无首的自发状态，被押士兵回营后大讲警察如何蛮横无理，凌辱新军弟兄等情事。党人士兵闻言大愤，于1911年正月初一自动携械入城，逢警察即打并捣毁几处警署。粤督袁树勋闻讯后立令教练处长吴晋、新军协统张培爵弹压，当日张率宪兵至二标，集合兵士训话，暗中派宪兵会同官长将二标各营的枪机拆卸、子弹收检，从后门运至城内。为防止事变，下令初二不放假，禁士兵外出。一标及炮营党人得知二标枪机、子弹被缴消息后十分愤怒，已知不放假的一标士兵于初二晨纷纷夺门而出，往协司令部、军械房、讲武堂等处取枪械及子弹，准备立即起义。初三从香港赶回的倪映典发现新军士兵已纷纷做好战斗准备，群情愤激，难以抑制，于是当机立断，率炮兵第一营首先起义。接着步兵、辎重、工程各营士兵纷起响应，共集合3000人，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倪与义军对天宣誓：“愿为革命战死。”随即分三路向广州城推进。主力抵达牛王庙时消防营统领吴宗禹已率所部三营在此扼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这时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等人到阵地前，传呼请见。倪与童常标是安徽同乡，而李景濂又曾加入同盟会，倪映典以为他们是来约自己磋商反正问题的，遂释然不疑，独自一人入清营。当倪映典从清营回本阵地时清军突然开枪，当即被击毙。倪映典牺牲后义军失去领袖，造成很大混乱，但余下的部队仍坚持战斗至深夜，后因子弹罄竭而无法抵御，终至溃散。次日清军四出搜剿，义兵被俘百余人。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巨大。它证明清朝统治的工具新军通过革命党人的工作后确可转化为革命的力量，从而大大增强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加速革命形势的发展。

黄花岗起义

（一）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已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1905年8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革命党人发动一次又一次以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武装起义。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清政府身上，于是从20世纪初年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中国同盟会推动和领导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和1908年中国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六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1910年2月中国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三人起义又遭失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失败面前不气馁，对革命成功充满信心，他们决心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的起义，以此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亚槟榔屿召开庇能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会议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他们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500（后增至800）组成“先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中国同盟会吸取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起义发动前进行认真细致的准备，筹款购械、组织联络都有专人负责。

（二）为了更好地领导起义，1911年1月中国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下设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秘书课、编辑课、出纳课、总务课、调查课，具体领导这次起义，并陆续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来作为办事和储藏军械的地点。革命党决心把这次起义组织好，统筹部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开始活动。4月8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决定发难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进攻，黄兴为总司令，赵声为副。“先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但是就在统筹部开会这一天发生中国同盟会会员温生才暗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广州戒严，加上美洲的款项和由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到，因此发难日期不得不推迟。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当时广州革命党人已决定于26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人临时决定起义延缓一日，定在4月27日，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但胡毅生、陈炯明等认为清军已有防范，提议改期。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500枝以上。黄兴在喻培伦、林文（时爽）等人激励下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按期发难，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先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

（三）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找不到张鸣歧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刘元栋、林尹发等5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攻督练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投掷炸弹。战至半夜终因众寡不敌，全身多处受伤，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敌射击。后因敌放火，他们才被迫突围，喻培伦被俘遇害。往小北门的一路起义军也很快遭遇清军，经过一夜作战后打死打伤敌人多名，最后张鸣岐放火烧街，徐维扬率部突围，被敌逮捕。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合的巡防营相遇，温部为入城方便而没有缠带白巾，方声洞见无记号便开枪射击，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牺牲，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4月30日回到香港。起义前夕曾通知惠州等地会党于4月28日响应，届时顺德会党数百人竖旗响应，夺占乐同团练分局。4月30日在李准进逼下会党解散，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

（四）新军子弹被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先逃出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不出，这样起义成为黄兴一路的孤军作战。起义不幸失败后中国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先生不顾清朝当局禁令以《平民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5月3日组织一百多人（收尸人）把散落并已腐烂的72位烈士的遗骨收殓安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得悉起义失败后认为此役义军的勇敢英烈为世界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称：“这次起义虽然失败，然其影响世界各国实非常之大，而我海内外之同胞，无不以此而大生奋感。”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文中高度评价黄花岗起义：“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这次起义因而也称为黄花岗起义。1932年查得此次死难烈士陈文友等姓名共86人，由于习惯，人们仍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意义重大，加快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1912年5月15日孙发表《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说：“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1914年又说：“第一次革命虽由武昌起义，而实广东三月廿九之役为之先。”在《建国方略》中写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武昌起义

（一）19世纪末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一系列改革，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1909年地方科举考试停止以后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亦正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转变为后来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造就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宝贵人才。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由于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革命党。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掀起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起义。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面秘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保路运动亦称“铁路风潮”，1911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之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马上又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数以十万计。清政府下令镇压，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代表，枪杀数百请愿群众。

（二）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1911年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清朝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并决定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作起义指挥，主持大计。1911年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南湖炮队党人暴动未果，炮队事件后清湖北当局下令收缴新军部队子弹，同时增强市面军警力量，盘查甚严。当局召集官长会议，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八月十五日不放假。1911年9月28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秘密泄露。俄方拘捕刘同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911年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

（三）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1911年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博尔济吉特·瑞澂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后终于在天亮前占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1911年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同盟会员何贯中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的情况，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充裕的时间。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911年10月11日夜、1911年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

（四）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结束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武昌起义产生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鄂州约法》，11月初宋教仁、居正、刘公、孙武、张知本等商议，认为仅有政府组织法还不够，尚需有一个根本法类型的法规。众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爱研习法律，曾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十分赞赏。因而他为鄂军政府草拟的约法（定名为《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条。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议会，司法权则归法司。《鄂州约法》对这三方面职权均有明确的划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取得政权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这里以法律形式宣告自己的胜利并维护既得的成果。武昌起义吹响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起义创建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中华民国，建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武昌起义即狭义的辛亥革命，同时又是广义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后期腐败的统治，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前后的系列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震惊清政府，清政府迅速作出反应。

（五）1911年10月12日清政府撤销瑞澄职务，命他戴罪立功，暂时署理湖广总督。停止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秋操，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14日清政府编组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荫昌为军统（也称总统）；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三军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面对这一形势时湖北军政府于1911年10月15日决定首先扫荡汉口敌军，然后向北推进，以阻止清军南下。从10月18日出战汉口到1911年11月27日汉阳失陷，前后战斗41天，史称“阳夏战争”、“阳夏保卫战”或汉口、汉阳保卫战。为时一个半月的阳夏战争是辛亥革命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在这41天之中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市先后获得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效忠清朝。革命军虽然最后失利，但这次战役仍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有效地保卫首义之区和第一个革命政权，而且为各省树立一个英勇抗敌的典范。它充分暴露清军的残暴和虚弱，使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进一步陷入孤立和瓦解的境地。它吸引清军绝大部分主力，使清政府无力有效地控制和镇压其他各省起义，从而有效地促进革命军和革命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武昌起义产生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鄂州约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法令。1911年11月9日军政府颁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人民一律平等；允许人民有民主和自由权利，如言论、出版、通讯、信教、居住、营业、保有财产、保有身体、保有家宅等；规定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对于政府组织、都督与议会的权限和职责也作了明确的规定，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

（六）11月初宋教仁、居正、刘公、孙武、张知本等商议，认为仅有政府组织法还不够，尚需有一个根本法类型的法规。众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爱研习法律，曾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十分赞赏。因而他为鄂军政府草拟的约法（定名为《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条。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议会，司法权则归法司。《鄂州约法》对这三方面职权均有明确的划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取得政权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这里以法律形式宣告自己的胜利并维护既得的成果。阳夏战争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战役，1911年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汉口、汉阳保卫战结束。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异常惊恐，急令陆军大臣荫昌督率北洋第一军赴湖北扑灭革命，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舰只前往助攻。与此同时湖北军政府正积极扩军备战，来自各地的学生、工人、农民踊跃投军，商界也慷慨支持，使军政府在不到5天的时间内扩建成4协（约2万人）的民军。自10月18日开始双方在汉口、汉阳展开激战，汉口旧称夏口，这次战役被称为“阳夏战争”。起先革命军初战告捷，两天内占领大智门火车站和刘家庙，造成以三道桥为界的南北大峙局面。自26日起清陆、海军发动前后夹攻，民军被迫退回市区。29日冯国璋到汉口督军，下令纵火焚烧，大火烧了3天3夜，汉口的繁华街道变成一片焦土。11月1日汉口陷落，革命军退保汉阳。3日黎元洪登坛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即日赴汉阳指挥作战。16日率军反攻汉口，经过激战后伤亡惨重，次日仍退回汉阳。22日以后两军在三眼桥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民军伤亡很大，27日被迫撤离汉阳，当晚黄兴乘船离鄂。

辛亥长沙起义

（一）武昌起义胜利后清廷急命陆军大臣荫昌率第 1军、海军统制萨镇冰率舰队赶赴镇压，10月18日革命军为阻击南下清军，率先向盘踞于汉口刘家庙一带的清军发起进攻。时南下第1军的先头部队正赶到，由于路轨被拆毁，火车出轨倾覆，革命军乘势进击，于次日占领刘家庙。九月初五第1军主力在舰炮支援下越过三道桥向革命军进攻，革命军进行顽强抵抗后退守市区。时清廷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接替荫昌。第1军总统冯国璋抵达汉口前线，指挥清军进攻市区。初七日黄兴抵汉后即赴前线组织反击，与敌展开激烈巷战，给清军以重大杀伤。初九日清军纵火焚烧民房，十里街区一片火海，革命军凭借断墙残壁节节阻击敌人。十二日汉口失陷，革命军退守汉阳，这时清军正准备攻取汉阳。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见湖南援军开到后兵力增至1.3万人，贸然决定反攻汉口。二十六日夜革命军主力渡过汉水，分三路向玉带门进攻，进抵王家墩、居仁门一带，遭到清军反击，被迫撤回汉阳。清军乘机发起进攻，以一个镇的兵力攻汉阳正面，另以一个混成协分成甲、乙两支队，迂回翼侧。三十日甲支队2000人由新沟渡过汉水，经蔡甸直逼三眼桥，十月初一乙支队从舵落口渡河攻占琴断口。革命军凭借有利地形，在美娘、仙女诸山英勇抗击，与敌反复争夺。初六日革命军退守十里铺，汉阳正面清军从硚口渡过汉水，侧击黑山，革命军腹背受敌。初七日清军占领大别山（今龟山），进据汉阳，革命军退守武昌。汉口、汉阳保卫战持续40多天，给清军以重大打击，为各省响应武昌起义赢得时间。1911年10月22日在武昌首义成功后同盟会湖南分会由焦达峰、陈作新领导新军发动起义，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成立参议院、军政府，清王朝在湖南26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1911年是辛亥年，所以此次起义叫辛亥长沙起义。

（二）1911年5月清政府为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旋即批准《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将这两大铁路干线抵押给英、美、德、法4国。清政府这一露骨的卖国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湘、鄂、川、粤人民）的义愤，湖南人民首先起而反对。5月13日长沙绅商学各界刊发传单，沉痛指出：“湖南干路为全省命脉所关，将来借债修筑，湘人财产性命均操于外人之手，若不极力争回，后患何堪设想？”次日省会各团体一万多人在教育会总会集会来反对“铁路国有”政策，主张完全商办，实力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于是在长沙兴起。5月16日各界群众又汇集在巡抚衙门前请求巡抚杨文鼎向清政府转达湖南人民的强烈抗议，湘路公司长株线上的万余名工人于是日停工进城，态度尤为激昂，沿途声言：“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停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杨文鼎见群情激愤，害怕事态扩大，当即答应群众的要求。事后杨文鼎被迫按民意电奏清廷，反受严旨“申饬”。6月上旬开始在徐特立等进步教师的发动下罢课浪潮席卷长沙各学堂，工农商各界也纷纷行动起来，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保路运动的影响下四川、湖北、广东的保路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当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之时两湖地区掀起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武昌起义胜利后长沙于10月22日率先响应并一举成功，长沙能成为武昌起义的首应之区是以黄兴、禹之谟、宋教仁、谭人凤、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湖南革命党人长期准备的结果。

（三）早在1904年黄兴等人在长沙建立华兴会并策划武装起义，埋下革命的火种。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禹之谟、陈家鼎等人受黄兴之托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分会，并领导公葬陈、姚的斗争，激发长沙人民的民主革命精神，1906年刘道一等人领导的萍浏醴起义则进一步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湘籍党人谭人凤、宋教仁等改变革命策略，将革命重心放在长江流域，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制定湖南、湖北此起彼应、彼起此应的方针。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以后推定焦达峰、杨任、谢介僧、曾杰等组成湖南分会，负责湖南起义的准备工作。焦达峰等人从上海回到长沙，时值湖南保路运动方兴未艾而极为振奋，加紧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首先重建同盟会湖南分会并设立“湖南体育会”等秘密机关多处，同时为加强对起义主要的依靠力量会党和新军的组织与领导，决定由焦达峰负责联络会党，陈作新负责运动新军。陈作新为浏阳县人，在新军中素有威信。他从湖南兵目学堂毕业后即利用任新军排长和教官的机会进行革命宣传，并成立“积健会”来团结一批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目兵和陆军小学的学生。接受运动新军的任务后他即以小吴门、军路侧一带茶楼酒肆为据点进行活动，很快就将广大新军兄弟团结起来。焦达峰也是浏阳县人，他与湖南的洪江会素有渊源，18岁即人会，后又被推为会党领袖。他运动会党的工作也卓有成效，设立“四正社”于长沙太平街孚嘉巷来作为洪江会的领导核心，派衰剑等在长沙落星田定忠客栈密设机关。

（四）另派同志分赴各地活动，设立机关，准备武器，发展社员，以焦达峰、陈作新为核心的各种革命活动为长沙辛亥起义奠定坚实的基础。10月13日湖南革命党人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当即举行会议，决定10月22日在长沙响应武昌首义，并成立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来负责起义的领导工作，会上还推定标、营起义的指挥人员以及策动抚台衙门卫队和通知会党的负责人。早已获知武昌起义消息的湖南当局对新军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到19日长沙风声日紧，街头岗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黄忠浩所派巡防营稽查队官兵高举大令、穿梭巡逻，来往行人均须经过检查，以致民间讹传巡抚部院装置大炮，将对新军营房实行轰击。鉴于敌人防范甚严，加之洪江会兵马估计要23日才能赶到长沙，焦达峰等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到23日。不料21日清晨有关起义的机密被泄露，巡抚余诚格闻报后决定于次日将长沙新军全部调往株洲，然后紧闭城门，企图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时迫事危、千钧一发之际焦达峰、陈作新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将起义提前到22日举行。10月22日清晨新军士兵闻哨声纷纷赶到协操坪集合，同时将四十九标二营军装库打开，取出枪械弹药，然后每人发给白布臂章一块、子弹10发，由安定超传达起义有关事项。他首先演说革命意义，接着宣读焦达峰、陈作新关于起义的命令，然后鸣放信号枪3响，起义队伍分途出发。

（五）彭友胜率领北路军进攻北门，一路不但未遇任何抵抗，守城巡防营士兵反而大开城门让新军长驱直入，从容占领荷花池军装局。进攻小吴门的安定超东路军稍费周折后亦一枪未放进入东城，入城两军在溶议局会师之后于中午时分从东、西辕门展开对抚台衙门的攻击。与此同时焦达峰、陈作新等战时统筹部的成员也赶到巡抚衙门外，亲自指挥擒拿巡抚余诚格与防营统领黄忠浩的战斗。黄忠浩在又一村被炮兵营李金山擒获，旋被带至小吴门城楼，当众斩首示众。余诚格在起义军冲入抚署后一面令侍从在大堂上高悬“大汉”白旗，伪示投降；一面则由左侧孝廉堂穿壁潜逃，后逃往上海。其他重要官员纷作鸟兽散，抚台衙门前的龙旗换上象征革命胜利的“汉”字大旗。长沙起义成功后当即成立以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宣告湖南革命政权的建立。与此同时立宪派也活跃起来，他们首先迫使焦达峰、陈作新同意成立参议院，举谭延闿为院长。接着又在都督府设立民政、军政两部，分由谭延闿、黄鸾鸣为部长，从而在事实上控制湖南政权。军政府成立以后迅即传檄全省，号召各地反正，各道、府、州、县闻风响应，到11月5日全省除常德以西地区外全部光复，清王朝在湖南26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宣告结束。紧接着军政府着手镇压反动武装，建立革命新秩序。扫除陋习，倡导新风。并派湘军援鄂，支持全国的光复斗争。焦达峰、陈作新领导的辛亥长沙起义是全国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壮举，巩固首义地区的胜利成果，极大地推动其他省份的起义和独立，加速清朝统治在全国范围的崩溃。

（六）1911年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清政府发出“剿办”武汉“革党”上谕，陆军大臣荫昌率湖北周边的清军及北洋新军陆续压向武汉。1911年10月14日武昌起义后第四天清廷下诏起复袁世凯，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派袁世凯的亲信阮忠枢持诏前往洹上劝驾，当晚与洹上经过一场激辩之后袁世凯决定奉诏出山，15日致函奕劻复命 。16日拜折谢恩， 并致函内阁，提出八项要求，然后南下督师。袁世凯在拜折复出之初自认为尚有控制局势的能力，袁世凯曾多次公开表白自己对解决辛亥危机的方案是实行君主立宪，许给革命党方面的条件也是实行君主立宪和责任内阁制，由他本人出任内阁总理。未南下之前袁世凯就招刘承恩到彰德，筹谋“招抚”革命党，并派亲信蔡廷干随刘承恩到武昌进行议和试探，条件就是君主立宪，奉了袁世凯之命的蔡廷干极力陈说共和政体的政府不适合中国国情。1911年10月18日起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展开10余天的“汉口争夺战”，在汉口争夺战中起义军虽取得“三战三胜”的刘家庙大捷。然而由于前线指挥官的渎职，加上围攻汉口的清军兵力日趋加强，终使汉口于11月1日陷于清政府军。正当汉口危急之际黄兴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11月3日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并立即部署汉阳战事，然而由于起义军官长不用命、军队无教育、缺乏机关枪和野炮等原因导致导致汉阳在27日失陷，黄兴即于当日离汉赴沪，自此起湖北革命党人转入御守武昌阶段。

（七）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自安阳抵达湖北萧家港，正式出山。同日奕劻内阁辞职，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军队仍然归其指挥。袁世凯回电须开会选举，否则一纸命令不算。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9日袁世凯派赴武昌的“招安使”刘承恩、蔡廷干到达武昌，数日后带回黄兴代表起义的革命党人以中国拿破仑、华盛顿相期许的信函，黎元洪 、汪兆铭都有过类似推举袁世凯为新成立的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表达。1911年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同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1月11日攻南京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 。1911年11月21、22日广安、重庆先后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和蜀军军政府，川东南57州县宣布响应武昌起义 。1911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据点，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1月27日成都无血开城，“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旧八旗驻防城挂牌，同一天远在资州的端方被起义的第八镇军官刘怡凤等，击杀于资中大东街禹王宫。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杀于皇城“明远楼” ，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

（八）1911年12月2日联军一举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各省代表从武汉移驻南京。同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12月6日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2月12日14省代表共39人，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决议于12月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副之。黄兴坚辞不就，遂又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不及半月正、副帅位忽又倒置，时人讥为儿戏，而黄兴、黎元洪皆不能来南京赴任。12月16日袁世凯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12月21日黎元洪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黄兴再辞。1911年12月20日孙中山经香港归国，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港迎接。胡汉民劝孙中山留广东，整训军队，举兵北伐。然后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孙中山坚持前往沪、宁，主持内外大计，说：“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又说：“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12月25日孙中山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报纸纷传孙中山携有巨款回国，记者问他：“你这次带多少钱来？”孙中山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同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后不久由孙中山在南京成立的一个临时管治机构，也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中央政府机构，又称南京临时政府，简称临政。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改用民国纪年，中华民国正式建国，其存在时间约3个月。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公布实施，取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4月2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至北京，1911年12月29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代表在南京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选举孙文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同年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代表在南京召开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选举会，选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1912年2月15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20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召开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选举会，选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文在南京向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1912年1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开始代行参议院职权，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于南京劝业场正式开幕，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自行解散。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至北京，4月4日议决该院迁至北京，4月8日休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中华民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的文件，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于1911年12月3日议决通过，并由来自10省共22名都督府代表签字确认，其规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方法、临时大总统之权力等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第一届政府得以成立的法律基础。

（二）1911年11月12日雷奋、沈恩孚、姚桐豫及高尔等以江苏都督府代表和浙江都督府代表名义通电全国，促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商讨筹组临时政府事宜。11月15日上海、江苏及福建三省代表召会议，议决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11月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以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各省代表赴武汉，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临时大总统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孙中山获得十七张有效票的十六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1年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由雷奋、马君武及王正廷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3日议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及广西十省代表共二十二人在大纲上签名确认，12月14日奉天、山西、江西及广东四省代表签名追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简称《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纲领性文件，它虽然是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一部政府组织法，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因为它确定中华民国的基本政治体制，仿效美国的政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所以可以说《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文件，是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三）其形式虽不十分完备，但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共和政体，宣告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因而具有进步意义，并成为以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为了尽快组织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各省派出代表于1911年11月15日召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议先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该组织大纲于1911年12月3日经会议决议通过，有到会全体代表签名公布，会议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2日为了便于安置黎元洪和各派头面人物，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修订组织大纲，增设临时副总统，并把原来五个部分增加为九个部分，并且规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施行期限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特点：依照美国宪法，采用总统制；在政权组织上采取分权制原则，但没有实际规定三权分立，而是采用立法与行政两权分立的做法，但是实际上司法权仍处在行政权的控制之下；采取一院制的议会制度，参议院是类似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国会立法机关；并不是由人民代表所制定，而是由各省都督的代表制定的；对于广大人民迫切需要的民主自由权利时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辛亥革命后《临时约法》颁布前过渡时期的法律性文件，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虽然它在制定程序方面有着严重缺陷，在民主自由权利上也没有任何规定，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它的伟大历史功勋。正是这个文件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中华民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诞生和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也正是根据它的规定而选举革命领袖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成立，从而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在中国的宪政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页，永垂史册。

（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二者不矛盾），是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为首，建都于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1912年由宋教仁起草，于3月8日由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3月11日公布实施，取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4年5月1日因袁世凯《中华民国约法》（俗称“袁记约法”）的公布而被取代，在1916年6月29日为大总统黎元洪所恢复。1917年7月1日被复辟帝制的张勋破坏，随后的段祺瑞政府拒绝恢复，9月10日以广东为基地建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展开护法运动，所护者即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北洋政府部分中1922年4月被控制北京政府的曹锟、吴佩孚以“法统重光”的号召，再度恢复，1923年10月10日被人称“曹锟宪法”的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的施行而取代。1925年4月24日段祺瑞政府发布命令，称“法统已成陈迹”，《临时约法》再次被废除。在南方政府部分中则从未正式废止，直到1931年6月1日《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公布才依新法优于旧法原则而失其最高效力，但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建立后则少谈及这一法律。南北军阀在袁世凯死后首先争执的是所谓新旧《约法》，段祺瑞根据袁世凯生前炮制的所谓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以国务院名义发布一个由副总统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段祺瑞的恶劣行径遭到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唐继尧等南方军阀把持的军务院，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孙中山、黄兴等原国民党人，以及北洋军阀内部如冯国璋等都主张应该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五）根据《临时约法》时黎元洪应该“继任”总统，而不是“代行”总统职权。由于全国一致反对，段祺瑞被迫暂时让步。1916年6月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下令恢复《临时约法》，同时宣布定于8月1日召开国会，历时近一个月的新旧《约法》之争最终以《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恢复而结束。7月军务院撤消，在南方的进步党和原国民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会复会会议，南北暂时合作。政治制度仿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当时的参议院为抑制袁世凯的野心，乃将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使袁世凯成为虚位总统。总纲以简洁的文字将国家的要素作原则性的规定，人民权利义务的保障已有详尽的规定，并设有法律保留条款。大总统、副总统的选举仍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精神由参议院选举，司法已有独立审判规定，符合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的法官组织，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进步性：政治上它不仅宣判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死刑，而且以根本法的形式废除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思想上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树立帝制非法、民主共和合法的观念；经济上确认资本主义关系为合法，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文化上知识分子利用《临时约法》规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纷纷组织党团和创办报刊，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新文化运动创造条件；对外上强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启发爱国主义的民族感情，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国际上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亚洲各国当中是一部最民主、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权宪章。

（六）局限性：没有具体规定人民的权利以及实现权利的保障；没有贯彻五权宪法的理论；没有履行妇女参政的承诺，删除同盟会政纲的男女平权条文。1913年民国两项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制定正式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以取代《临时约法》和临时大总统。袁氏对《临时约法》限制总统权力的种种规定极度不满，在新宪法制定过程中采取各式各样的手段，试图夺取宪法起草权。为防止总统权力被宪法限制，袁氏竭力要求先选总统、后定宪法。国会则竭力抵制，要求先定宪法，确定总统权限后再选总统。袁氏最后竟联络十八省都督联名指责声讨国会，压迫国会服从自己的旨意，先选举总统。而一旦当选为总统，袁氏即对国会弃若敝屣：“当选总统后一再背信弃义，既不到国会就职，又不出席国会发表政见。在保和殿就任时把议员们排在朝房内，让议员们看不到他，也听不到他的誓词，显然藐视国会。”当选总统前袁氏为免引起国会反感一度压抑住自己干涉宪法起草的欲望，当选之后这种干涉立即汹涌喷薄而出。1913年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16日袁氏就公开对《临时约法》中限制总统权力的规定展开猛烈的批判，不但在措辞上可谓肆无忌惮，而且上纲上线，将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临时约法》对总统和政府权力的“束缚驰骤”。袁氏公然大放厥词：“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按袁世凯的意思，临时约法因为限制大总统的权力，简直就等于是在拿四万万国人的身家性命财产开玩笑，简直是罪大恶极，是一份亡国约法。袁氏一心想将所有一切军政外交大权独揽在自己这个大总统手上，如此袁氏才觉得安心，才有信心带领民国走向富强。

（七）袁氏似乎忘了共和是怎么来的，辛亥年的革命恰恰缘自国人对皇权专制的不信任和否决。革命是为了民主分权，绝不是为了专制集权，袁氏似乎没有意识到一个不愿意权力受到宪法制约的大总统和一个专制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1911年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1日宣告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三个多月里颁布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社会改革的法令，如《保护人民财产令》、《大总统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文官试验章程草案》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则是1912年2月7日由参议院制定的，于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大基本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刺激下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有所发展，同时还有一个凌驾于中国社会各阶层之上的特殊阶层——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并且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根据其经济基础和政治需求的不同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社会矛盾决定辛亥革命的性质是为争取民族独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开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当时都具有历史进步性。自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中央权力的运行严重违背约法精神，至1914年被袁氏《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临时约法》的存续期仅两年。此后孙中山先生虽发动维护约法的护法运动也告失败，其中原因是什么？对此学界向来比较集中的看法为三点：一是从当时的政府力量对比分析，认为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掌握可以保证《临时约法》得以实施的武装力量；二是从袁世凯个人的政治品质分析，认为南北议和后孙中山被迫放弃政权是导致《临时约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同样不能解释袁世凯死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何以失败；三是从中国社会政治土壤分析，认为《临时约法》必然与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在中国行不通。

（八）这种观点很深刻，但过于笼统，没有从更深层次上解答更本原的问题：何以中国社会竟没有适合于《临时约法》存续的土壤。《临时约法》并非各政治派别、各阶层、各阶级基于民主、共和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产物，首先同盟会内部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存在分歧，体现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总统制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内阁制两种主张。《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用的是总统制，而事实上在制订约法的过程中鉴于当时南北和谈已成定局，袁世凯必将就任总统的现实，《临时约法》最后关于政体的设计临时改弦易辙：既规定总统的各项实际权力，又极尽可能地赋予参议院和国务员各种广泛的权力和实际的责任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使得行政权力的划分极其混乱，成为一种介于总统制和内阁制之间的特殊的体制。表现出典型的因人设法的工具主义倾向，而不是一种成熟、稳定的政治理念的实践。其次在《临时约法》的制订机关南京临时参议院的43名参议员中同盟会会员33人，立宪派仅8人，没有代表最强势政治集团的北洋军阀势力的袁世凯的代表。这种结构虽然保证约法内容上的先进性，但很难保证各政治派别对约法的一致认同和遵守。最为重要的是社会正在发生变革，但主要仍限于统治阶层内部，《临时约法》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并没有形成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价值观念，广大农村对民主、共和的观念还非常陌生。《临时约法》尽管未能提出反帝的革命任务，也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反封建纲领，但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其精髓在于它通过立法程序来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组织形式以及人民的民主权利。

（九）其实践意义在于在中国第一次开创以法治国的先河，其思想启蒙的意义在于促进人民的觉醒，鼓舞人民起来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其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在于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为以后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其宪法意义在于实现宪政原则，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揖美追欧’的结果，也是五四以前八十年里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而取得的最富深远意义的结果。”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献于1912年3月8日在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11日公布施行。计分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等七章，共五十六条。临时约法体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临时约法体现民主主义精神，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和信教的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同时规定人民有纳税、服役等义务。在政府的组织形式上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全国的立法权属于临时参议院，参议院有权议决一切法律、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及度量衡准则；募集公债；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重要权力；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率全国海陆军、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等，但行使职权时须有国务员副署，受参议院弹劾时由最高法院组成特别法庭审判。

（十）法官有独立审判的权利，它否定集大权于一身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此外还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体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胜利的重要成果，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进步。1914年5月废除，由《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中华民国约法又名“袁记约法”，是指1914年五月一日由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公布的一个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临时宪法”，此约法在1916年袁世凯创立“中华帝国”时被废弃，后一直未再恢复。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由于国会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仍采用议会内阁制，袁世凯认为对总统和国务院束缚过大，不能实现独裁野心，便下令解散国会。决定由其亲信组成的“中央政治会议”代替国会行使立法权，制定新约法，于1914年5月1日颁布。约法分10章、68条，主要内容为：规定国家实行总统制，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除拥有一般元首享有的职权外在制定官制、宣战、议和、缔结条约等方面无须征得国会同意，总统甚至可以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的紧急命令，其职权极大；设国务卿协助大总统行使行政权；把立法院置于总统管辖之下，设参政院为虚设的咨询机关，在立法院成立前代行立法院的职权；司法权由大总统任命的法官组织法院行使。利用改制宪法的办法，增加总统的职权，为袁世凯实行独裁、复辟帝制披上“合法”的外衣。1913年发生二次革命，随后袁世凯挟持国会（议会）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在当年十一月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同时以大总统命令将内阁改为政治会议。政治会议自1913年十二月集会，到次年五月参政院成立时结束。此段时期袁世凯咨询修改临时约法，由此政治会议议定《约法会议组织条例》，成立约法会议。

（十一）1914年三月约法会议开会，袁世凯提出增修临时约法内容，修改共七项，全部是增加总统权力内容。随后约法会议根据袁世凯的意见，通过《中华民国约法》，五月一日由袁世凯公布，即所谓“新约法”。该约法共10章、68条，其内容极大地增加总统权力。总统方面规定：外交大权归诸总统，宣战、议和、缔约不必经由参政院；总统制定官制，任用国务员及外交大使，不必经由参政院；采用总统制，取代临时约法内阁制；正式宪法应由国会以外国民会议制定，总统公布，宪法起草权归诸总统及参政院；人民公权的褫夺回复，总统应自由行之；总统应有紧急命令权；总统应有紧急处分权。其他方面规定：立法权归诸新成立之“立法院”，其不具备监察权。行政权则另设诸“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参政院及立法院的组织须有约法会议议决，后约法会议通过参政院和立法院组织法，规定参政院参政纯由总统委任，而立法院立法委员选举权资格同样严酷。而仅隔数日袁世凯公布总统令，以参政院取代立法院职权，所以立法院始终未能成立；参政院后又公布《大总统选举法》，将总统选举变成变相世袭：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无限。大总统选举之前参政院参政（总统任命）如果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则决议大总统连任，总统继任人由前总统推荐于总统选举会；将来正式宪法应当由参政院推定起草员10人起草，草案交由“国民会议”复决。而国民会议之组织由约法会议议决。约法是按照袁世凯的旨意对《临时约法》的一次彻底改造，除了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外还将立法完全降为行政的附庸。《临时约法》存在着立法权过大的弊端，对政府行使职权有过多的制约，不利于对国家的治理。《新约法》对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纠正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但如同《临时约法》在限制行政权力时一样矫枉过正，将立法机关降为行政机关的附庸，从中国大陆地区民主进程来说是一次大的倒退。

（十二）袁世凯在扩大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也就是说北京政府的这一行为得到社会各界、各种政治势力（国民党除外）的支持和拥护，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来说符合中国的国情。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不可能一下子将西方运行多年的比较完整的民主政治体制拿到中国实行，中国接受西方的民主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必须与传统有机的结合起来。长期以来对袁世凯及袁世凯政府的评价就没有考虑到历史的实际，而是一味地批评他破坏资产阶级搬来的美国、法国的民主模式，而没有考虑到这种民主模式在中国实行的实际。在极度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行使西方最民主的民主模式，其步履艰难或遭受破坏应该是很正常的。另外从袁世凯政府按《新约法》的机制进行运行的实际效果来看也比较明确地说明这一问题，由于没有立法机关的制约，行政支配一切，此一时期北京政府对各方面的治理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实效的。自此制实现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北京政府颁布的经济政策和法规大部分也是在这一时期。实际上《新约法》规定的政治体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仍然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范围之内，只不过更加保守而已。比较接近德国、日本的民主模式，借鉴德国、日本宪法精神，予国家元首以极大的权力，而对议会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摈弃美国、法国模式，而采取德国、日本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次有益尝试，袁世凯及其袁世凯政府之所以得到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其原因也在于此。至于袁世凯实施这一模式一年多后又抛弃这一模式，改变国体，恢复帝制，遭到各种政治势力的反对，袁世凯就此而亡也在于此，所以对《新约法》不应该轻易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