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的阅历才情与《牡丹亭》的产生（一） 闺门旦研究者
《牡丹亭》规模宏大，瑰丽清奇。不仅主题鲜明，而且内容庞大，其中有小姐的现实生活和梦境，有阳世官府和阴曹地府，有天地鬼神和花鸟树木，有百姓生活和抗金前线，有官场和道场。人们发现，汤显祖在描写上述十分庞杂的内容时，不但合乎戏剧的种种规范和要求，而且用语精妙、准确、恰当。
《牡丹亭》问世后在戏剧界引起了轰动，不少家班、戏班纷纷争先演出《牡丹亭》的折子戏。这种状况竟使一直在剧坛执牛耳的《西厢记》也不敌它而掉价，汤显祖因此而声名鹊起。
世人不禁好奇，是哪些因素成就了他，使他能写出如此辉煌的千古名作？
一
从小打下深厚的文学功底，这是他创作戏剧的基础。
汤显祖家学渊源十分深厚。祖父汤懋昭，文才过人，又善写词曲，当地有“词坛名将”的美称。父亲汤尚贤，既是教育家，又是藏书家。此公建汤氏家塾于城内唐公庙左，立文会书堂于文昌门外，是当时诗书传家的典范。祖上不仅为他们传下重节义而淡名利的思想，还留下的五万多卷藏书。这些藏书中，除了经史子集、古文词赋等外，仅元杂剧就有上千本之多，可说是一所藏书丰富且戏曲文本十分突出的家庭图书馆。家中有藏书，汤显祖如在书山之中，自幼就有博览群书的得天独厚条件。
受到环境和家庭熏陶，他自幼便喜欢做诗。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和各种诗词歌赋，让汤显祖在少年甚至儿童时便显露非凡的文学才能。
他5岁便能对仗连句，12岁时写下反映当时百姓痛苦的五言律诗《乱后》，显示出少年汤显祖的才思敏捷。他精通乐府、歌行、五七言诗，每次考试都出人头地，被称为“汤氏宁馨儿”。他有一位长其13岁的同乡好友帅机，两人不仅要好，而且都表现出才智超群的特征，被当地父老誉为“帅博汤聪两神童”。
《乱后》是他面对当地遭遇的灾难有感而发的诗作。开始讲星象不正，流年不利，接着讲外地造反队伍进城，偷窃抢劫，无恶不作，民众只好逃离；不少逃难者死在途中，幸存者以后返乡过年；他们在杯酒相庆之时，面对惨景，唏嘘不已。
为汤显祖作传的谢柏梁先生对他12岁写的这首诗作大加赞扬：“该诗出手不凡，不仅是文从字顺，用韵妥帖，而且还大有学杜诗冷静叙事、略加感叹的感觉。其文字老辣，叙述生动，感叹到位，忧患深重，颇见才情。” 这段评论，让人看到少年汤显祖身上的不寻常之处。
他14岁时所写的五言古诗《射鸟者呈游明府》更让人刮目相看。该诗写鸟儿啾啾叫，绕林飞舞，不知是谁家的儿郎搭弓射箭，鸟儿应声落地，成为人们口中的美食。不仅诗文写得淳朴流畅，而且反映出他从小就痛恨野蛮和杀戮，热爱自然、生灵的思想。这首诗达到很高的水平，显示出他少年时便有高于同龄人的文采。
由于大量阅读各类书籍，熟读唐诗宋词，他的知识面和写作本领逐渐提高。对他来说，各色成语、典故，无一不通，各种神话、传说，无一不晓。在写文章时，他可随时将这些信手拈来。由于他文才出众，从秀才到举人的仕途道路还是比较顺畅的。
科举制，特别是其注重八股文的写作，历来深受进步人士的诟病。然而也应看到，这些制度对某些优秀的文学青年客观上也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科举制要求从小背诵大量诗词歌赋，熟知各种成语典故，这便为学子们打下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八股文的起承转合，用于写诗乃至戏剧也是十分有益的。汤显祖在第四次考进士落第后，于杭州候考时，他的好朋友姜奇方担心他的八股文荒疏，便布置作业，强迫他每日必写八股文以对付考试。这样，在候考期间，他写了40多篇八股文。此类训练让他的八股文水平大为提高，不仅考中进士，而且有利于他今后的戏剧创作。汤显祖聪明过人，很自然地将八股文起承转合的写作方法用于戏剧创作。
二
深受进步人士的思想影响，提出“至情”论，是他写出这部千古名作的思想基础。
汤显祖的一生深受三个人的思想影响。
第一个是他的恩师罗汝芳。他的亲民思想及其自身示范给予汤显祖极大影响。罗汝芳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派，该学说注重人的自身修养，认为修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此外，此学派的学说中还含有看重人间感情的思想，罗汝芳据此形成亲民思想。
第二位是反对封建礼教的斗士李贽。
李贽学术上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大加鞭挞, 否认孔孟学说是万世之至论。道德上批判传统道德,提倡男女平等,追求个性发展；强烈反对歧视妇女和强迫妇女守节殉死,主张男女婚姻自由,人格平等；哲学上否定“天理”的存在,提出“万物皆生于两气”的观点；在文学方面，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清真无邪”。他对那些理学名家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其著作中多处痛斥他们那种假道学的虚伪，说他们“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甚至“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对于封建卫道士斥责为伤风败俗的汉代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他却说“归凤求凰，安可诬也”，认为卓文君善择佳偶，无可非议。这些思想都深深影响了年轻的汤显祖，并不时闪现在他今后创作的戏剧中。如李贽对卓文君行为的赞颂便得到汤显祖的共鸣，他也赞赏卓文君追求司马相如的勇气和行为，曾写诗“知音偶一时，千载为欣欣。上有汉武皇，下有卓文君。”认为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是知音相随，与汉武帝相比无贵贱之分。他在《牡丹亭》的某些剧情中，也引用了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
第三位是亦师亦友的达观和尚。
汤显祖一生很有佛缘是深受达观影响的结果，二人曾就“情”与“理”的问题有深入的讨论。汤显祖基本上赞同达观关于“情”与“理”根本对立的观点，那句最有名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之言，就是他在《寄达观》的信中说的。他写给达观的诗，有几首都谈到“有情”与“无情”的问题。与这位心明如镜的出家人的交往，不仅让他关于言情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还使他胸襟更加开阔，思想更为达观。
罗汝芳、李贽、达观不仅对汤显祖的世界观以及人格品行，而且对他确立以戏曲救世，用“至情”来感化人的观念都影响极深。
随着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兴起，社会要求戏剧家们创作出反映人性复苏，具有真情实感的戏剧来的呼声日高。于是出现了一批“主情者”的戏剧家，在其创作中开始表达人的情感特别是男女之恋时的感情。汤显祖在戏剧创作时开始向“主情者”方向转化，他不仅“主情”，而且还提出“至情”的理论。
在罗汝芳、李贽等人的影响下，经过数年的探寻，他在理论上提出“情”的哲学观点，以“真情”反对“矫情”—— 禁欲主义的道统。在《牡丹亭》中，他的才情和文思超过了戏剧和文学本身的范围，发展为一种激荡天下，唤醒人心的“至情”之说
他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明确把“情”与“理”放在对立的位置上。尤其他在《牡丹亭记 题词》中写下“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他肯定的是“情”否定的是“理”，并重申这二者之间是对立关系。更重要的是，他指出戏剧作家描写的应该是人们内心的思想、情感、梦想、追求和爱情。在这篇《作者题词》当中，他写下如此惊世骇俗的话语：“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这即是说，那种可以跨越生死，超越生死的情感，才能称为“至情”。在这里，他认为“情”是人的一种本能和内在的驱动力，人应敢于为“情”去跨越生死。因此，他所说的“情”是一种高级的形态，即所谓“至情” ——达到极限的、至高无上的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