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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气候条件、地貌特征、水系分布等因素影响，自古以来，长江流域地区人民的生活就频繁受到水患的威胁。英国历史学者陈学仁的环境史著作《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后文称《龙王之怒》）聚焦1931年的长江水灾，通过深入挖掘史料，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这场洪水对于武汉人民生活的影响，以及人民的积极应对。该书创造性地引用了纪实摄影、灾难报道等方面史料，丰富读者对于水灾的感官认知，此外，陈学仁提出的“致灾机制”概念还将进一步引导我们反思人与环境的共生关系。

《龙王之怒》中译本近期由光启书局推出，本周我们邀请到该书责任编辑肖峰，生长于江河之滨的他将从个人洪水记忆出发，分享他对《龙王之怒》这部洪水故事的理解，以及编书工作中的细节。（本期主持：陈虹静雯）

一个人、一座城的洪水记忆

对于在江河之滨成长的人来说，河流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生在西藏的一个小镇，小镇边流淌着尼洋河，雅鲁藏布江的一条支流。我长在四川的一个小镇，穿镇而过的是一条名叫清流河的小河，它是沱江的一条支流。如今我生活在上海嘉定，江南水系发达，这里除了一条练祁河横穿城区，周边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塘、港、泾、浜、沥……

尼洋河毗邻雪山，地处高原，崇高而神秘，但毕竟过于遥远；练祁河没有剧烈的水流变化，似不温不火。印象最为深刻的还要数中间那条清流河。这大概是因为它的多变更加明显，在非汛期，它有浓重的烟火气，可以容让居民浣衣洗物，孩童游水嬉戏，渔民驾着小艇、率领鸬鹚顺流而下；在汛期，暴涨的水流挤满本来就不宽的河道，奔腾的气势不亚于高原之水。

小镇经历过水灾。近年最厉害的一次是在1981年，小镇几乎被水淹没，好在丘陵地带多山，地势较高的地方得以幸免，可以想见那里肯定成为当时人们的避居地。人们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刻下了最高水位的位置，这个石刻是我小学和中学时代每天的必经之路。

然而在许多年里，即便是对于这样近在咫尺的水灾，自己都并不清楚其中细节，也没有见到后来人主动地详细报道或评述。只有石刻一直留在那里，默默地提醒着那段历史。

水灾过去后，人们会很快恢复生活，关于水灾的回溯也会变化：要么越来越模糊，以至于人们忘记了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要么变得单一，似乎洪水总是意味着威胁和死亡。我们认知偏颇，以至于自己并不清楚，洪水是否成灾还取决于许多因素。这就是我阅读《龙王之怒》后的感想。

《龙王之怒》讲的是一场水灾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31年的武汉。其背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江淮水灾，这场规模巨大的洪水席卷了江淮八省，受灾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逾五千万，遇难人数难以统计。江城武汉作为近代以来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繁华大都市，成为这场人水矛盾的焦点。

今天人们恐怕并不太知晓这场大水灾，因为许多原因，这场水灾无声地被湮没了，甚至连这座城市都失去了记忆，如今在武汉，甚至找不到与之直接相关的物质记忆载体。

好在历史学家会关注。关于这场水灾的一手历史文献并不稀缺。水灾发生后，就有金陵大学卜凯教授领衔的团队调查了灾情，写成了报告。作为当时救灾的官方报告，《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报告书》概述了灾情成因、经过、影响。在后世史学家的回顾中，李文海等学者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具有代表性，用了“八省陆沉”来形容这次水灾。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还写到了近代城市受灾的场景，比如这段文字：

在汉口市繁华的中山路上，浊浪滚滚，漫无边际，高楼、电杆泡在水里，各种船只在通衢大道上往来行驰。“大船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围”——这就是汉口陆沉的真实写照。

除了武汉，该书还提到了九江、芜湖、安庆、南京等城市的受灾情况。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前辈学者还不忘提出：“鉴于以往史学研究中缺少1931年都市洪水的调查和专论，我们写了以上文字。但限于篇幅，这里也仅是对几大城市的灾情素描，至于这场大水对于东南都市的综合影响，则留待于今后再详加探析。”

前辈学者留下的空间，如今由一位外国学者进行了填补。英国历史学者陈学仁通过《龙王之怒》，再现了1931年江城被淹的历史。作为一名在武汉生活了五年多时间的“老外”，他对武汉历史的关注少不了情感因素。

《龙王之怒》既是环境史、水利史，又是城市史，它通过许多细节，再现了一座近代城市面临洪水时的反应。它非常注重对灾情现场的描画，这可能是有别于其他灾害历史写作的特点之一。陈学仁认为，当洪水成为学术探讨的对象时，直接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被抹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统计数字。而灾害发生的时间越早，这种情况就越可能出现。就像我们听到当事人口述自己的经历时，那种生动、直观的画面感和情感点滴，是书斋里远离现场的研究所不具备的。

陈学仁援引西方情感史、感官史研究的理念，致力于搜集整理目击者的叙述，还注重挖掘散落的图片史料——比如民国武汉真光照相馆出版的《汉口水灾摄影》，尽可能让当代读者接近水灾的直接体验。

认识水灾之后，下一步要做的是重新审视水灾。我们往往会试图确定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灾难，这样做暗含了一种危险，当我们急需为过去的事件确定原因时，一些看似容易、便捷的说法便会被采纳，久而久之甚至被当作定论。我们会容易匆忙得出天灾或人祸的结论，将灾害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前者会导致我们忽略了反思自身的错误，后者会导致我们将灾害归因为个别人或群体的品行失当，似乎只要古代的统治者（在现代可以引申为整个人类）行为合规合理，灾害就可以避免。

陈学仁坚决地反对上述做法，他用到了“洪水脉冲”和“致灾机制”的理念。洪水脉冲是一个生态学概念，指洪水期间河流水量的涨落，这是河流与洪泛区发展的驱动力。定期的洪水脉冲有助于防止某些物种成为优势物种，促进生物多样性，它本身更加显得中性。对洪水附加上是或非的价值判断，还是肇因于人类自身。农业发展、人口增长导致了对水源的更大索取，人类的无节制开发，以及其他次生因素，共同导致了洪水成灾。

“致灾机制”则是陈学仁特别提出的概念，包含了将自然风险转化为灾难的环境和人为两方面因素。当回顾1931年水灾时，我们会发现，导致遇难人数最多的不是洪水本身，粮食保障和公共卫生、人居建筑和防洪设施的完善程度、政局动荡、战争冲突、救灾官员的腐败、饥荒、流行病等，都可能会加剧洪水导致的破坏，甚至比洪水更加致命。

阅读本书的收获是多方面的，最后分享一下编辑过程的一个细节。在如何确定中文版书名上，我与作者、译者耿金老师都有过多次交流。原书名“The Nature of Disaster in China”直译为“中国灾害的性质”，显得宽泛。我们起初想用表达城市面临洪水围困的书名，作者则表示了反对，他不希望这本书给人造成一种灾难是人类之敌的印象。

最后，我们用了“龙王之怒”这个名字。“龙王”是一个隐喻。它有龙的身躯，象征着大自然的力量，它又会以人的装束或面貌出现，这寓意着灾害包含了环境与人为因素。《龙王之怒》以近年重建的武汉龙王庙作为收尾，这处旅游观光景点供奉的龙王神灵，是当年水灾发生时人们或声讨、或求助的对象，现在则俨然是唤起水灾记忆的物质载体。在应邀撰写的中文版序言里，陈学仁特意提醒，虽然人类应对灾情的手段一直在进步，但致灾机制不会消失，它只会转换形式，我们必须加以注意，否则谁也无法保证龙王不会再降下雷霆之怒。

“龙王”也表达了一种期许。就像那处石刻，它立足于家乡的河边，提醒人们当年那里发生过一场水灾，而“龙王”可以驻足在我们心里，警醒我们，水灾的致命性和伤害性究竟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认知和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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