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附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瓦解

【本文转载自人民出版社1959年 仅供学习参考】

（8）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瓦解

  马克思主义出现于历史舞台以后，“推翻”马克思主义便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基本的和决定性的任务了。同时，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主观社会学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各个学派的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中叶，德国产生了政治经济学上的所谓历史学派[1]。这一学派的代表公开否认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存在，并以描述零散历史事实来顶替科学研究。这班经济学家否认经济规律，其目的是替一切反动专横行为辩护，替拜倒于他们全力颂扬的军事官僚主义国家之前的行为辩护。后来，以古·施穆勒为首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形成了所谓历史伦理学派或历史法律学派。这一学派的特征就是以道德目的、法律规范等等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推测来代替经济研究，严重的经验主义，反对理论概括，把科学工作变成个别历史现象的描述。施穆勒说道：“不必提出广泛的历史问题，只应利用严格的历史方法来研究个别现象。”

  1872年，历史学派的某些经济学家[2]和其他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3]为了“从讲坛上鼓吹”社会改革，以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成立了所谓“社会政治联盟”。这一学派被讥讽地称为“讲坛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继承了自己前辈的传统，充当军国主义德国的奴仆。其中某些人宣称这个国家的每一措施都是“社会主义的一点一滴”。讲坛社会主义者赞扬俾斯麦的反动政策，帮助他欺骗工人阶级。

  19世纪末期，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需要新的思想手段来同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于是出现了所谓奥地利学派。该学派因其主要代表欧·柏姆-巴维克等人都是奥地利的大学教授而得名。与历史学派不同，奥地利学派的代表在形式上承认研究经济规律的必要性，但是为了掩饰资本主义的矛盾，他们不在社会关系领域中而在主观心理方面寻找这些规律，就是说，他们走上了唯心主义的道路。

  在价值论方面，奥地利学派提出了所谓“边际效用”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商品的价值不简单地决定于它的效用，像过去某些庸俗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而决定于商品的边际效用，就是说，决定于在某种商品贮藏量的条件下满足个人最不迫切的需要的单位商品效用的主观估价。实际上这一理论什么也没有说明。十分明显，例如吃得过饱的资产者和饥肠辘辘的失业者对一公斤面包的主观估价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他们二者买面包都得付出同样的价钱。这个价钱的基础却是与主观估价无关的商品价值。“边际效用”论认为价值的大小决定于商品的相对稀有性。事实上商品的相对稀有性却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所决定的商品的高额价值。商品价值通过市场价格来影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量，同时商品的供给也要适应需要量。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出了种种的“资本生产率论”来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相对立，其实这种理论不过是庸俗的“生产三要素”论的花样翻新，或者是改头换面的“节制”论，按照“节制”论的说法，利润是资本家“节制”消费而应该得到的奖励。

  用同样的主观心理学派的观点来解释价值及价格等现象，在解释工资、利润及地租时结合“生产三要素”论，这是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英美许多经济学家的特点。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4]企图折衷地调和三种不同的庸俗价值论：“供求论”、“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论”。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倍兹·克拉克[5]宣传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利益调和”的思想，提出“边际生产率”论，其实这不过是想把陈旧庸俗的“资本生产率”论和奥地利学派的庸俗的“边际效用”论独特地结合起来而已。克拉克把企业主的利润和利息完全分开，虽然事实上它们都是平均利润的构成部分。按照他的理论，利息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即最后的投资生产率。企业主的利润仿佛是最先采用新的生产方法，使生产费用低于平均费用的企业主所得的技术进步的“奖金”。但是大家知道，一切产业资本家都可以获得企业主利润，而最先采用技术改进的产业资本家还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

注：

[1] 威·罗雪尔、布·希尔德布兰德等等。

[2] 希尔德布兰德。

[3] 阿道夫·瓦格纳、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

[4] 1842-1924。

[5] 1847-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