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的血统传说背后折射出的远古社会变革——对《经略长安·夏朝中》的一些拓展
历史存在美化修饰，有人觉得假。但假里有真，能不能筛出有用的信息，全看有没有能力读出史书的弦外之音。
尧时代以前的帝王，可能是某一个部落或邦国，不一定是一个人。从尧开始，史书对帝王的描述更像是一个具体的人的事迹。这意味着黄河中下游一带以地理为纽带的地缘贵族传统，开始转向以家族为纽带的血缘贵族传统。尧舜禹启就处在这个血缘传统冲破桎梏的关键转型期，也是跨地域的血缘集团诞生前夜，各大地缘集团面对正在萌芽的超地缘系统的最后顽抗。尧舜禹启是中国历史步入王朝国家前夜的巨大转折期。
排除捏合地理崇拜，多神教性质的五方上帝说法，而是看文辞雅驯的历史性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这五大盟主，是在整个天下传颂度都最高的。当然，说他们是否是一个家族，是人还是部落，就见人见智了。
然后看看五帝的世系：
黄帝-（昌意）-帝颛顼
黄帝-（玄嚣）-（蟜极）-帝喾-帝挚【帝喾长子】-帝尧【帝喾次子】
帝喾与颛顼是否黄帝后代，还是从黄帝部落分出的部落，我们不深究。
无论他们是人还是氏族部落，至少可以看出一个历史信息：这段时期经历过两脉共主。一支是颛顼一脉，一支是帝喾一脉。
而且从帝喾开始，到帝挚，到帝尧，两代三帝，而且帝挚与帝尧是兄弟内禅，这已经是非常人格化的记载了。不再像帝喾以前那么粗略。
然后再看后世尧舜夏商周秦，这几大先秦时期接受天命的贵族世系。
帝尧【帝喾三老婆陈锋氏】-帝挚【帝喾四老婆娵訾氏】-帝喾
帝舜-瞽叟-桥牛-句望-敬康-穷蝉-帝颛顼
夏启-夏禹-崇鲧-帝颛顼
商汤-先商列祖-契【帝喾二老婆有娀氏】-帝喾
周文王-先周列祖-后稷【帝喾大老婆姜原】-帝喾
秦始皇-秦国列祖-秦非子【周代秦祖】-赢氏列祖-伯益【舜禹时代嬴祖】-大业-女修【颛顼孙女】
这个世系很有意思。
尧、商、周，往前都能推向帝喾一脉。
舜、夏、秦，往前都能推向颛顼一脉。
颛顼号称是黄帝之孙。但颛顼死后，其后人就失去盟主之位。盟主之位流向另一支，号称是黄帝曾孙，比颛顼晚一辈的帝喾一脉。
先说尧的哥哥帝挚，号称帝喾的儿子。这个即使并非是儿子，也应该是帝喾嫡系的传承，否则号称儿子这个关系和时间都太近了，几乎没有造假空间。这里无论是儿还是孙还是曾孙玄孙，至少可以认为，帝挚是帝喾直系嫡脉传承者。
然后帝挚做盟主水平不行，号称帝挚弟弟的尧素有威望贤名，于是帝挚让位给了弟弟帝尧。这里直接兄弟传位，是内禅，作伪的操作空间也非常小。这里可信度也比较高。
但由于帝尧在帝挚之后，所以后来流传的他们的母亲，尧母排在挚母前。
按理说，帝尧传给帝舜，帝喾这一脉就算到头了。
下一个往帝喾一脉上靠的受天命之家，是商。这已经是将近五百年后了，可信度不大。商汤把自己捯向帝喾，然后又把自己的始祖母往前排，排到尧母前边。
再下一个往帝喾上靠的受天命，是商后边的周。近一千年了，随便编。事实上司马迁在始祖后稷的儿子不窋到公刘之间，明显少了至少几代人。按记载，不窋应是活到太康失国。但公刘建立豳国，应为晚夏时期。俩人至少差了二百多年，却是爷爷和孙子。显然这段姬周祖先奔于戎狄期间的历史有重大缺失，连周朝自己也没说清楚。《古本竹书纪年》残留有“不窋之晜孙”的句子，疑似可能是讲公刘是不窋的晜孙，也就是六世孙，这个时间大致可以对得上。
因此即使周人的祖先是后稷，但后稷的母亲是不是姜原，姜原是不是帝喾的妃子，应该是要打大大的问号的。事实上，姬周从黄土台塬的豳国迁入关中平原后，才代替了妘周建立了姬周，改国号为周。从这时起，姬周开始与关中平原的姜戎集团联姻，打造贯穿先周与西周的姬姜同盟。所以周代以前，尧兄弟的母亲与商的始祖母，是三个氏，唯独到了姬周的始祖母，成了有名有姓的姜原，给按作帝喾的大老婆。
这个创造关系的规律就是，越往后的帝王家族，自己的始母在帝喾的后宫排越前。显然这就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谁的时间越晚，谁的历史发言权越大。这很容易理解。而且姬周由于距离尧舜时期太远，真正能够确认的中间始祖是公刘，所以连姜原这个始祖母，恐怕也是为了当下的姬姜同盟，故意往姜姓上靠，显得两族自古一家亲。
再看颛顼这一脉。
如果说颛顼和帝喾，是分属两个不同的部落的著名共主，或者说就是两个部落，那么显然，在那个或许没有成熟文字的时代，排在前面的颛顼，由于时间遥远，在尧舜时代可能就传说的神乎其神，失真度很大了。
因此，尧兄弟是直接记载传承于帝喾的直系。因为在尧之前不到十年，记载有偏差也就是小几十年，就是帝喾的时代，很多老人仍然活着，尧兄弟作假的空间余地太小。而攀附颛顼的这一脉，如舜，如夏，他们距离颛顼至少也都将近一个世纪，那操作空间就大多了。
但问题是舜攀附用了六代，而禹攀附只有两代。当然，禹这里，后世很多史家认为至少也要五六代。鲧是禹的父亲，这个时间近，作伪空间小。但鲧的父亲，除了颛顼外，还有骆明的传说。因此鲧的父亲，禹的祖父这一代，应该是被篡改了。
他们攀附比帝喾更为遥远的颛顼，显然是因为颛顼时间早，庶出子弟的谱系已经混乱，编起来很容易。包括后世的秦国，立国应该是秦非子时代，也就是说秦非子才开始成了名正言顺的封建贵族，虽然还不算诸侯，但已经需要给自己认祖宗，以加君权在国族内部的强神性与正统性。秦非子是西周时期。然后秦国立为诸侯是东周开始。秦国称王是在东周后期。他们捯祖宗，可能看帝喾一支商周两代连着用，加上尧兄弟已经有四个帝喾后宫，要是还选帝喾一支，帝喾就要有五个妃子五支天命了，太拥挤了。
而且姬周立国是在周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时期，距离称王受命的周文王时间很近。周文王继位就开始剪商行动，也不怕得罪商朝，因此周文王称王再去捯祖先，选帝喾，不需要同样选帝喾的商朝同意。也就是说，周文王已经称王受命，就是强行让自己祖先做商朝祖先的哥哥，谁叫黄帝之后，就只有帝喾和颛顼两支拿的出手的远古神圣部落可选呢？而且商朝自称帝喾之后，是因为还有尧这个一代圣君雄主也是帝喾之后，明显帝喾这支含金量更高。帝喾在商朝宣传下，美誉度肯定也更高。所以周文王得罪了商朝比较早，不怕和商朝抢一个祖先。
但秦朝不同，秦朝的前身是秦国。秦国的前身是赢氏或赵氏部族。他们长期受周天子压制，想和周天子再抢祖宗，至少也是东周才能操作了。战国时，秦国和赵国还同宗，所以至少到蜚廉中潏这两代还说的过去，往前到伯益就不好说了。但即使到伯益都真实，显然伯益作为大禹时期名臣，可能经历夏商周传颂度比较高，周代已经是传世书籍普及的时代，历史记忆更为清晰，很难直接攀附到帝喾和颛顼。所以只能勉强往前追溯伯益的祖母是颛顼后代的孙女...主要还是此时世人对历史脉络已经构建的太清晰了，话说死了，继续搞新发明没有太多的攀附操作空间了。
所以总结这些受天命成为共主的家族的攀附之说，五帝时期的大概历史脉络其实是这样的。
黄帝部族曾首度成为盟主。其后又出现过两个盟主，分别是早一些的帝颛顼部族和晚一些的帝喾部族。
帝挚和帝尧是帝喾的嫡脉，帝挚中途内禅，将共主之位让给了帝尧。因此帝喾家族延续了两代三朝。他们附会的程度肯定最小。
帝尧执政时，把部落联盟扩张到了最大，甚至已经形成了个人为领袖的部落联合体，拥有任免贵族大臣，驱逐、迁徙其他部族君主的权力，成为继帝喾后的又一位雄主。在他的旗下汇聚了众多各地贵族到联盟任官职。他们由于在尧的手下任职，尧是帝喾嫡脉，因此想要攀附强大的祖先，需要避开共主帝喾帝尧一脉，只能向更遥远更模糊的帝颛顼，也即高阳一脉攀。其中，称“伯”的重臣崇伯鲧，还有被尧大力提携的舜，都向颛顼一脉攀。
但是崇伯是拥有有崇氏，即拥有崇国封邑的地方大贵族，因此他或儿孙对外宣称自己的崇国部族就是颛顼的近支后裔。可有虞氏出身的舜，却相对是小门小户，其父叫瞽叟，即瞎老汉的意思，显然不是贵族甚至君主用的名字。因此他们小户要攀附颛顼，就需要拐几道弯，从时人难以查证的偏支一点点攀。舜并不是有虞氏的封君，是到了舜已经发达了，儿子商君才受封虞国。
所以说啊，看待历史，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不信不如不读。不能因为史书有编排附会的痕迹，就认定全是胡说八道，也不能因为史书作者有史家的求真气节，那些说法就一股脑全都接受。有些司马迁也没办法，他可能也觉得不靠谱，但当时他能翻阅的官方档案里就是这么权威记载的。毕竟越是没有成熟文字的蒙昧时代，越是需要用传说甚至神话来搞舆论宣传以构建政治合法性。但是我们不疑古也不信古，却可以辨古。找到篡改或者作者立场与春秋笔法的规律，自然也能尽最大可能剔除牵强附会之说，留下历史保真度最高的部分，得到一个历史最大的可能性。读史如果不能最大程度读出话外之音，其实就成了读故事会了。
帝喾传子，这是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把共主之位传子。但这次传子最终是失败的，因为帝挚摆不平人心，只能让给别人。但好就好在，他的弟弟尧很得人心，他让给了他弟弟，家族和部族的利益都能保证。
帝喾到帝尧，就是一个更大的血缘集团开始萌芽。其实在血缘集团萌芽前，虽然也会出现世俗治权，也存在家族利益，也是父权社会，但权力不一定在家族内传承。
早期的采集者时代，人类非常稀少，自然资源充足。一支人类族群能有百十号人，就可以守着一片森林，获取足够的食物和资源渡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时期，男人在外狩猎，女人在内采摘和管家，女人掌握着家庭权力，又延伸出带领族群的氏族权力。总体而言，氏族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族一起迁徙一起生活的小型血缘集团。氏族村落以作为母亲的女姓为纽带，女性主内管家，这时候是母系氏族。其实直到汉朝，《史记》记载西域还有很多具有明显具有母系色彩的国家，那里的丈夫都怕妻子，妻子管家。生产形式高度多元化的社会，男性投入到高强度高收益的生产中，女性投入到需要细腻情感的社群管理中，其实是发挥各自优势。
后来，人口增多，资源不再那么富足，当遭遇灾难时最好的生存手段就是掠夺，不同的氏族村落间不再完全是和平共处，开始资源竞争和冲撞。长期狩猎而形成强健肢体的男性，成为战争中掠取财富和保护族人的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拥有足够体力的男性，从单纯贡献体力的生产角色，转为组织战争的管理角色。社会安全需求的爆棚，造成社群管理重心的转移。父权开始膨胀，父系氏族逐渐取代了母系氏族。
而已经坐拥丰厚自然资源区位的氏族村落间，为了尽可能的避免战争内耗，结成联盟，抵御其他族群的突然袭击。于是离的比较近的一些讲文明的氏族之间，开始大量联姻通婚，组团形成了更大的氏族部落。这些氏族部落相对而言还是以血缘来维系不同村落间的高度互信，仍然是血缘集团。他们在生产组织和利益分配上仍然相对独立，只在战争中进行外交捆绑，但部落逐渐盘根错节，慢慢也就产生了更大的部落政治。
当器具制造技术发展越来越先进，能够进行更强的农业开发与生产时，农业在原本多元的生产体系中，比重越来越大。发达的农业逐渐将迁徙频率越来越低的人类捆绑在土地上。大大小小的部落不再频繁迁徙。这带来了区域政治的极大稳定性。但农业生产，需要不同作物的大分工带来更高的稳定产出和效率。
由于人口众多，部落间已经无法仅仅靠血缘去获取互信，而是需要更大的生产互补性。一个部落，如果所有粮食和蔬菜都自己去种，会降低经验的总结速度和生产的效率。如果单一种植个别作物，虽然能集中力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会造成作物与从中获取的营养单一的问题。而且在地形地貌上，可能存在很大局限性，有些作物很容易栽种，有些作物根本无法种植。农业时代，各个部落间，需要形成大规模贸易，来进行不同地理单元和不同地貌的部落间的产品互补，解决产品单一性强，无法获取更丰富营养的瓶颈。这个时候，经过更强力的政治整合，形成了更大范围内稳定的地域利益链，于是以地理分布和地利分工为纽带的地缘集团，酋邦就会形成。由于区域生产分工和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对贸易服务与商业的要求大幅提升，更大规模的区域中心聚邑应运而生，阶级随之复杂化，王权随之形成，一些酋邦还发展为城邦。
当然，不是说邦国时代的地缘集团内没有血缘纽带，而是看哪一种为凝聚族群的主要形式。地缘集团内部的贵族间，不同的地缘集团之间，都会联姻。地缘纽带与血缘纽带，在社会发展中是螺旋交替上升的。不同阶段，主次不同。
但是当生产技术和交通技术继续发展，地缘集团的统治面积不断扩大，城野单位不断增多，到尧舜这个时期时，地缘为纽带的组织形式又开始逐渐不适应时代。原因很简单，邦国的面积变大了，大范围的多个城野单元内仍然维系过去那种小范围的生产分工体系，而不是通过进一步整合要素从而形成更大的分工，很容易出现产出与分配不均的内耗内斗，邦国的管理模式已经遇到瓶颈。当中型次中心聚邑离的太远，管不过来，交通落后，内部每个地理板块间的人民往来又有限，跨地理单元的人民也不可能存在同属一个家园的情感体验，邦国的部族心理构建就无法统一。当一个邦国内多个城野单元生产同时过剩，内部贸易互补已经难起作用，内部摩擦不断，外部市场壁垒又无法突破。那么，谁能整合更大板块，能够跨地理进行稳固的治理，谁就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黄帝，帝喾，颛顼，无疑都属于这个时代的佼佼者。尧也是。黄帝很可能已经开始构建这种跨地域的血缘体系，建立了一种血统崇拜的文化。因此后世贵族都要攀附黄帝血统。帝喾、颛顼无论是否是黄帝子孙，至少也是这个血统文化下的黄帝血统崇拜族群。
到了帝喾传子，显然更进一步，试图甩开氏族，在家庭内部传袭，搞父死子继。然而失败了。帝挚不像后来的夏启，没有这个能力。但他还是勉强搞成了家族内禅，传给了弟弟。帝尧很可能是父死子继的反对者，就像夏启时代的有扈氏一样。要知道在诸子记述中，有扈氏不仅是夏朝的宗亲同姓之国，而且还有说是夏启的庶长兄。有扈氏与帝尧很可能是类似立场，反对作为制度的激进改革方的夏启、帝挚。子承父业，肯定触动了邦国部族内部保守势力的底限。如果今后都搞父死子继，贵族失去了轮流坐庄的机会，失去了对最高权力的制衡，也会慢慢衰落。贵族中的反对派原本还会忍受当政贵族，如果搞直系传袭更是没有出头之日。因此当时的保守力量阻力是强大的。
但是既然父死子继在这个时期开始出了苗头，说明家族乃至君主个人对资源的掌控能力越来越高，决策话语权越来越大。家族实力和个人实力膨胀的背后，是单一地域生产利益的权重下降，地缘集团的作用趋弱，跨地域利益链的逐渐强大。
地缘集团之所以会又输给血缘集团，是因为血缘集团可以与跨地域体系利益进行高度捆绑，超越地方本位主义，而且能够制衡地方势力。但单一地理单元中，地缘集团反抗王权是很容易组织起民众的，都是本地人，成本很低。但跨地域的政治体系中，反抗王权意味着要同时与其他地域板块宣战，代价高昂。
从文献来看，尧个人的记载突然大幅增加且十分细腻，说明尧的王权进入了成熟期。而他将部落联盟打造为可以任免官员，流放贵族，废黜封君，迁徙原生贵族的地步，实则已经不是部落联盟，而是一个部落共同体，即酋邦政治。从考古上看，陶寺遗址庞大的都邑规模，复杂的社会分工，俨然又是中原最早的城邦国家的既视感。应该说，帝喾到尧肯定做了各种努力，让中原地区开始进入一个跨地域整合的阶段，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执政合法性，利益格局，军事安全都并不完全依赖于本地，超越本地地缘集团控制的一个王权水平。帝喾帝挚帝尧家族，实际成为了一个跨地域的多酋邦共同政治象征，各方都相互制衡。
其实资源高度集中向某个家族或个人，就是单一地缘集团瓦解，跨地域集团形成的必然趋势。单一地域的地缘集团，它内部分工是既定的，做出决策更适合部族长老会议来决定，也就是贵族共同决定。地理范围越小的政治单元，越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近，每个人对身边事物的熟悉程度更高，天然适合共议共决的决策方式。而越大的范围，如果没有配合着交通、传媒、通讯等技术的提升，相当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远，共议共决的决策方式，会造成大量的外地人领导本地人，不清楚实际情况的外地人替本地人做不符合情况的决议。因此，当跨地域集团开始形成，需要有一个超地缘的隐形网络来维系各地之间的协作互信，有一个超地缘的标志性团体能够不偏不倚的代表各个地方的利益。在那个年代，暂时能做到这一点的团体，首先是家族。
所以说权力资源向某个家族集中，实际是一个趋势。而家族要稳定，就需要有严格的族规和家族秩序。把一个家族和各地的利益都绑在一起，而不是只代表某个地理板块肆无忌惮的吸血其他板块，就会形成政治资源像非地缘性的血缘集团集中，这个血缘集团也会将同族分散安插在各个地域板块，形成隐形的血缘与地域结合的权力网络。决策权集中，集中到某个家庭，甚至个人，邦国就会向王国转变，盟主向领袖转变。尧是有大量个人事迹，心理动机，言论思想的共主，不再像一个部落君主的总称，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个人崇拜，领袖政治的起始。
尧也面对一个问题。他虽然可能持有反对帝挚的立场，与有扈氏对夏启一样。当然他也有可能不是反对帝挚。但是尧肯定也是依靠了背后强大的家族资源，这是历史发展到这一步，更高一层的血缘集团要压倒低一层的地缘集团的历史节点，必然会出现的趋势。尧也是依靠家族的声望与资源，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可是他取代哥哥，是源自于帝喾传子政策的失败。所以尧一边要接替哥哥代表自己的家族，维护家族利益，讲亲亲之道。一边又要一定程度否定传子的亲亲之道，表示自己的路线立场与父兄不同。这对尧而言才是真正的考验。
尧始终都面对这样一个继承权难题，且伴随着激烈的继承权斗争。
有人认为，夏商周等王族的始祖普遍只能追溯到尧舜时期，然后只有一个始祖母，认为这是母系社会像父系社会转型的特征。其实不然。因为根据考古观察，母系社会像父系社会转型发生的时间远比尧舜时期要早。先祖只能追溯到尧舜，其实是血缘型原生贵族形成的特征。也就是说，在往前，虽然也有君权，但就像古罗马城王政时期一样，国王独裁，残暴，但无论他们权力多大，却没法搞父死子继的家庭继承制。在尧以前，不要说联盟共主可以在多个部落或酋邦之间转移，就连部族内部的权力传承，也不一定是家族内，而是在氏族内甚至氏族之间。那时候很可能是联盟长老会议推举部族首领。那么，夏商周秦的世系推到尧以前，还没有建立直系传承，比尧舜时期更早的祖先可能并不出彩，没有被记录下来。正是有了跨地域血缘集团传统的兴起，才有了一代代父系权力的清晰传承，才有了以尧舜时期众多能臣的纷纷出现。因为他们都开始作为一个人被崇拜，而不是一个部落称号。
家庭继承制在各个部族同都同时出现苗头，但天下共主之位的私传，还没有定下来。帝喾传子失败，依靠家族资源，又必须对父兄路线进行一定矫枉过正的尧，又该传给谁呢？其实开始是崇伯鲧占了上风。
禹的父亲崇伯鲧，与尧舜的关系，可不是简单的君臣的关系。这背后是一场激烈的继承权之争。后世的继承权是父子间或兄弟间，但那是部落联盟时代，尧虽然是第一个可以明确的具有巨大历史声望和清晰人生事迹的个人，但继承权不一定就是在个人的家族中转移。帝颛顼的盟主地位转移到帝喾家族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崇国与陶寺遗址的距离有三百公里。他是唐尧的华夏联盟治水大臣。这个职位能够调动天下各部落的青壮劳动力，集中化管理程度应当很高，更像是职业军团的早期雏形，可谓是位高权重，控制着酋邦联盟的核心人力。从后来舜与禹的禅让关系来看，治水大臣能够给予任职者带来巨大的军事实力和声望影响，与帝位继承人无异。
其实尧原本不愿意让鲧担任这个关键职务，但重卿四岳极力推荐鲧，尧只好同意。可见鲧有不小的声望。
从心理来分析，尧一脉是黄帝嫡脉。帝尧是帝喾的亲生儿子，所以他身为一个世袭共主贵族，肯定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自己。可且不说尧本身的立场可能是反对帝挚以子继位的，即使没这个立场，作为帝喾一脉继续垄断共主之位，也显然会遭遇父兄那般的压力。因此帝尧为了优先保证政治集团利益不变，放弃了家族世袭，并不打算传位给儿子丹朱。他对父兄的前车之鉴是最了解的。
可如果就这么将共主之位，拱手让给与自己非亲非故的异邦君主崇伯鲧，帝尧也不甘心。这或许才是崇伯鲧后来被定罪的根本原因——继承权之争。
众多史料又记载了崇伯鲧的一大功绩，就是修筑了城墙以卫君。鲧筑的城，恐怕不在崇国，而是额外动用了自己崇国的钱袋子，为尧都修筑的。考古发现，陶寺遗址有内城有外郭，城郭之制俱备，比只有宫城的晚夏都城二里头遗址还要齐备。邦国时代，如果不是动用了更庞大联盟的区域级资源，仅仅依靠一个地域单元资源供养一个超大型城市，恐怕是比较吃力的。根据学界一些推测，当时的城墙主要不是防卫功能，更多防洪的功能。这可能也是鲧借治水为尧都输送利益的一个措施。但用封国的地方资源讨好朝堂上的共主，崇国贵族肯定也有反对的。
尧在第一次拒绝让鲧负责治水时，对鲧的评价中用了一个词：“毁族。”说明在尧看来，鲧对自己的族人不够好，侧面反映出崇国贵族对他们这位崇伯怨气不小。鲧如果志在天下共主之位，那么他很可能透支了自己部族的资源，在当地形象不好。
崇伯鲧的部分预期目标达到了，起码尧都里的公卿大臣们对崇伯鲧的印象非常好。可公卿大臣毕竟不是陶唐氏一家的土著贵族，比如四岳应是来自四面八方。崇伯鲧一旦成为共主，有什么理由不倾斜崇国贵族，而是继续保护陶唐氏贵族的利益？那时候尧都恐怕又要反过来放学，中心地位不保。
帝尧对崇伯鲧高调收买人心这一套，应当是厌恶的。他嘴上说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做继承人，但又没打算让崇伯鲧做继承者，而是属意大臣们举荐“疏远隐匿者”。亲尧的大臣马上就会意了帝尧的心思，推荐帝尧素来“闻之”的平民舜。
舜不是一般人，他虽然出身平民，但其资历过硬，有过耕种经验，有过渔猎经验，有过制陶经验，有过跑商经验，最后还推动一个大型聚落的形成。尤其是舜在家族继承权斗争中，总能避开父母与弟弟的迫害，还能坚持维护孝敬父母，慈爱兄弟的伦理，做事可谓滴水不漏。想要挤掉鲧，尧需要的不就是这种人才吗？而且尧所谓的“闻之”，说是他早就知道舜这个人，但恐怕是早就认识舜这个人。舜很可能已经依附于尧，成为尧的智囊。如果没有这层亲近互信，尧不可能直接把两个女儿许配给一个陌生人，后来还无条件信任舜。更重要的是，舜出身平民，不至于让舜摆脱尧家族控制。
最终，舜在尧的文祖庙接受尧的册封。文祖是太祖之意，应该是帝喾这一支的某位创业始祖。这个行为，其实与让舜入赘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虽然没能传子，但舜是作为娶了两个女儿的亲女婿的身份在文祖庙继位，也算是尧的亲族得位。对尧来说，这两全之策。毕竟当时姓氏体系都不成熟，宗法观念还没有彻底形成，上古遗留的母系观念不少，传女婿其实都该算作家庭内部传承。罗马帝国传养子、传女婿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是宗族观念全世界最强，才会觉得传女婿很不可思议。其实中国中古历史上也有过血缘观念崩溃期。职业军人兴起后军阀遍地的五代十国，也是养子继位成风，罕见立太子，能把年长的弟弟培养出来，和军头们混成一片顺利继承位就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其中后唐政权不仅与唐朝没有血缘关系，后唐政权自己也两次养子继位，其实有三支血统...所以在血缘观念正式建立起来之前，女婿继位，已经是尧能够最大程度做到的延续家族利益的方法了。
可是在后世的司马迁等时代的史官来看，这个太高风亮节了。尤其是儒家为此疯狂点赞。但儒家诞生的那个时候，宗法制就已经深入人心了。才会显得特别高风亮节。尤其是儒家生于乱世，如果异姓之间能这么和和气气交权，真是和平主义儒家最希望看到的。可从家庭远近来说，尧时代的女婿可以比弟弟还近。
舜成了女婿后，尧相继安排舜掌百官，管外交，让他巡游四方各国，积极为他积累人脉。这里《史记》记载了大量尧明显为舜铺路的内容。
此时崇伯鲧的怨气应当很大，毕竟公卿大臣原本支持他。他肯定没少使绊子。后来，借着崇国国有一些反对派力量，舜在巡游四方，可能是亲自到崇国等地，与当地贵族进行联络游说之后，“舜归而言于帝”，尧舜二人给鲧定了罪，夺去鲧的崇君之位，将其驱逐到东夷的羽山。鲧至此也就再难翻身。
《庄子》中记载，尧对舜说，想要讨伐崇国等国，但舜劝谏尧不要武力，要用道德感化。尧舜决定用最小的代价完成这次政治肃清，最终没有演变为讨伐崇国，只是流放了素有声望的崇伯鲧本人，与另外三个不服尧舜的国君。这次行动成功后，“天下咸服”，其实就是支持鲧做接班人的力量都学乖了。
但这次继承权斗争，由于没有军事征服，所以带有一定妥协性，只是暂时被压住，利益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崇伯鲧定罪后，新的崇伯，就是崇伯禹。到了西周时期，还流传着夏代著名乐章，叫做《崇禹》。史料中的伯禹，起初是指崇伯禹，后来被改封为夏伯禹，重新赐姓。
尧死后，舜继位。舜平衡四方的压力，比帝喾嫡脉的大贵族尧，要更加沉重。陶寺遗址及山西一带考古显示，尧的后代也你攻我伐，并不一定真心服从他们的姐夫哥舜帝。北土石卯集团在蓬勃发展，南土三苗也一直在军事对抗中土。舜必须要优先解决与西土的龃龉。平民出身的他制定的策略是，大力提拔“尧时皆举用”，却未有“分职”的崇伯禹，以及其他各方势力。其中还有姬周的祖先，有邰氏的弃，也叫后稷。他们都属于舜帝手下的十贤臣与二十二能臣，可见舜之胸襟肚量很大，可以容纳仇人的儿子。当然，舜只是东土平民出身，其实没有太多贵族包袱，他控制天下的一个手段，就是东南西北，四面广揽各方到联盟任职，充分发挥分权共享的精神，不再继续搞家族传袭，哪怕是女婿。或许他不是不想搞家族继承，而是尧都搞不了，他的基本盘都是尧的，却只是女婿，更搞不了。
尧舜翁婿二人斩草却未除根，还只能让禹春风吹又生，说明崇国当时应该是很有实力的一个大国，能够令尧舜投鼠忌器。可舜继位后，又是四岳向舜推举崇伯禹为司空负责治水，可见四岳都是崇国的铁杆盟友。舜这次没有像尧一样反对，同意让禹担任司空治水，其实就是定了禹做第一顺位继承人。所以鲧给禹让了路，但崇国势力并没有因此与联盟对抗。舜明白他这个布衣共主，要想连横东西，必须放权。
禹本人的韬光养晦策略，也让舜足够放心。当舜决议任用禹治水，再次将权柄交予禹时，禹心中明白，将来要么是问鼎，要么就和自己的父亲一个下场。禹的第一反应竟是辞让不受，但舜却坚持让他做。禹从此开始了如履薄冰的韬晦时光，与其父的高调截然相反。
禹一边勤勉工作，成为舜的得力助手。一边“兴九招之乐”，制造祥瑞事件，不遗余力给全天下宣传舜帝的明德。也让全天下明白，自己是坚定站在舜帝一边的。
禹接任了治水大臣后，似乎就不再亲近族人。从三过家门而不入，十三年不回家的记载，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史记》记载这里的措辞也值得玩味，说他是“不敢”回家。再怎么勤政，但身为崇伯十三年不回自己的部族封国，意味着已经放弃了对祖部的治理责任。这条信息背后反映着，禹在鲧死后，忌惮于舜以及崇国国内得势的反对派，就像刘秀在作为哥哥刘演被更始帝刘玄杀死后，表示不记前仇，主动离开河南，以麻痹刘玄对他的戒心一样，当时的大禹也不再继续经营父族有崇氏与母族有莘氏的西土地盘，以打消舜帝的戒心。
在《夏本纪》禹与皋陶的对话中，皋陶劝他说要“敦序九族”，似乎也是在提醒他不应该和自己的族人太疏远。
舜帝有一次恼怒丹朱不服管教，禹就赶紧向舜帝表态说，自己结婚才几天就离开了家，儿子启出生后都没有亲自抚养过，所以才能治水成功。如果不用道德视角去审视，这似乎是说，我虽然控制着治水的巨大人力，但我连家族都放弃了，是不会结党营私，不会总记着父辈的私仇，甚至不会向着那些为父亲鲧抱打不平的人，请舜帝放心。
禹最终凭借高超的情商和实力，代替父亲赢得了天下，得到了舜的认可与禅让。他的儿子夏启，则更是收获人心，建立了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从此共主之位正式被同一个家庭垄断。
夏朝建立的背后，是大大小小的邦国都逐渐实现了地缘集团推举传统向血缘集团家族继承传统的转变。而五帝时代那些黄帝儿孙的记载，也可能都是这个时候硬编出来，给血缘继承塑造历史合法性的。
夏禹和夏启建立家族王朝，是建立在夏禹夏启的姒姓同姓之国已经遍布天下的基础上。这个跨区域超地缘的血缘集团，已经发展成熟。尽管如此，其实反扑也不是没有的。
夏启尚能平衡局面，夏启的儿子太康却失了夏国。是被夏国的国相后羿夺了权。后羿又被自己的国相寒浞夺了权。这一连串的异姓夺权，都在说明地缘纽带传统仍然在不停反扑血缘集团传统。直到至少几十年以后的少康复国，中断的家族王朝夏朝才再次续上。如果没有少康，夏禹夏启父子一脉建立的也就是三世而亡的共主传承。比起帝喾、帝挚、帝尧将将打个平手，又算什么家天下的开创呢？而且如果把帝尧选给自己这一脉的女婿帝舜加上，夏后氏还不如帝尧一脉长久。少康复国以后，夏朝才开始了稳定的王朝之路，到晚夏的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构建成功，血缘传统在经历最后的跌宕之后，已经深入人心，牢不可破。
帝喾没能做到的，夏朝做到了。而那个天下贵族皆出黄帝，可能只是一个原生贵族们共同的谎言——我们之所以天生是贵族，是因为自古就流着高贵的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