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长之-陶渊明真能超出于时代吗？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总有一个印象，以为陶渊明是超乎时代的，仿佛和他同时代的人有着很大的距离似的。加上欧阳修说过这样的话，“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更令人觉得陶渊明是独来独往于那个时代了。我也不否认他高出时代，但我却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和他那一个时代的凑拍处：他绝没有和他的时代切断，他绝不是游离于那个时代之外，他乃是深深地和那时代的传统相递接着，他也是隐隐地向一个时代开拓着。——其实任何所谓超时代的人物，我们都可作如是观！

陶渊明是纪元后四世纪后半到五世纪初的人物。在思想上，那风靡于二世纪的老庄思潮（为何晏、向秀、郭象所倡导着的），曾深深地浸润着他的心灵。不错，他已渐渐有了儒家的倾向，这恰是他代表了时代之处。因为，儒家思想之抬头，不能不推八世纪的韩愈，他是一个象征人物，他后来开了宋代理学的先河；但你想，由道家到儒家，中间能没有一个转换时期的人物——兼有二者色彩吗？这就是陶渊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朱熹之所以推许陶渊明，我们可以在这里也得到一个解答。

撇开思想不说，陶渊明的风度也依然是所谓魏晋人的风度。他那“裸葬何必显，人当解表意”和刘伶的“死便埋我”，有何区别？他常常把头上葛巾拿来漉酒，漉完了就又戴上，他说，“若复不快饮，空复头上巾”，这不也和阮咸约群猪来共饮的行径差不多吗？他答应去做彭泽令的时候，是因为“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这不也像阮籍听说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么？刺史王弘要去见他，他便称疾不见，这也很像嵇康不理会钟会的故事。不过他比嵇康稍微圆通一些，后来王弘托陶渊明老朋友庞遵半道里把他截住，酒吃得高兴了，王弘也就乘机而出，便竟没有遭陶渊明的难堪，但这也只能说是程度之差而已。这大概因为时代不同，性格不同，所以比嵇康的偏激便冲淡了不少，然而嵇康那样的影子还是呼之欲出啊！

被后来人所称为最足以代表魏晋人时代精神的书是《世说新语》，这时代精神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这便是“简约玄澹”（袁聚《世说新语序》），但陶渊明的诗不是也为钟嵘称为“文体省净，殆无长语”么？二者多么相似——从这种意义说，陶渊明的作品，也可以说就是魏晋人时代精神的沉淀物或结晶体了。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后人以为高超，其实这也就是向荣（注：查询诗句知是向秀，却不晓得为什么称作向荣）之“探道好渊玄，观书鄙草句”（见颜延之《五君咏》）。当时本有这么一种风气。如何能说陶渊明是和时代隔绝呢？——不但不隔绝，而且太密切了！

我们又知道在陶渊明之前的半世纪有郭璞，郭璞对《山海经》《穆天子传》有着极大的兴趣，而陶渊明也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郭璞的同时有干宝，干宝处在那爱好小说的时代，著有《搜神记》，而陶渊明也便有《搜神后记》（从前人都疑《搜神后记》是伪书，唯陈寅恪先生说未必伪，兹依陈先生说）。（注：如鲁迅便认为“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这都可以看出那时的风气，而陶渊明不在这风气之外，他不但没落伍，而且很“时髦”，如果“时髦”不是坏字眼。

单以陶渊明的纯文艺作品论，那就尤其明显。我们可以分题材和表现法二方面论。他的题材有很多是承袭的：

《感士不遇赋》承袭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他自序中已说明（注：曰：“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馀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

《闲情赋》承袭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自序中也说明（注：曰：“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词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

《归去来兮辞》是张衡《归田赋》、潘岳《闲居赋》一类的。

《与子俨等疏》是嵇康《家诫》一类的。

《命子》就是六朝人所喜作的“述祖德”一类，谢灵运就有这样的作品（注：谢灵运《述祖德诗》、陆机《与弟清河云诗》、陆云《答兄平原》、潘岳《家风诗》等）。

《责子》是左思《娇女诗》一类。

《饮酒》二十首是六朝人所爱写的“咏怀”一类（注：如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

《读<山海经>》十三首就是六朝人所谓“游仙”“招隐”一类（注：如曹丕《列异传》、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刘敬叔《异苑》等）。

其他像《拟挽歌词》，是晋人桓伊、庾晞、袁山松都做过题目；《咏三良》是王粲、曹植都写过的；《咏二疏》是阮瑀也写过的；就是《咏荆轲》，在左思的《咏史》里也见过，而阮瑀且有着同样的题目；至于《杂诗》《拟古》之类，更是六朝人所普遍也写着的。在同样的题目或题材中，陶渊明的作品也许是出乎上类，拔乎其萃，但总是接近于同时代人或前一时代人所写的原型，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看表现法。试看下面这些句子：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九月闲居》

 

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游斜川》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诸人共游周家暮柏下》

 

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

神渊写时雨，景色奏景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新葵郁北牖，家穟养南畴。——《酬刘柴桑》

 

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与殷晋安别》

 

哀蝉无归响，丛雁鸣云霄。——《己酉岁九月九日》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拟挽歌词》

 

这些都是对句，但十分笨拙。这种风格不但是代表六朝，而且更确切地说，乃是代表晋宋至刘宋的元嘉那个时代，放在谢灵运、颜延之的诗里似乎没有什么分别。更糟糕的是，他也照常用典，而且用到了没有道理的地步。例如“再喜见友于”，友于是指兄弟倒也罢了，已经不高明，至于说“巽坎难与期”，用巽坎代风和水，糟不糟？这都是六朝人的习气使然。

在我们愿意把陶渊明画成一个理想的人物的时候，我们自然不愿意指出这些句子。但是当我们要发掘真相的时候，要指明陶渊明之和时代的距离不能离得太远的时候，我们便也应该看看这些方面了。

我们深深感到，一个人要“完全”超乎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开明如王充，不也相信火里有毒，火代表口舌，代表文章，因而崇实恶华么？他没出了五行的圈儿。原因是他究竟生活在东汉之初呵！所以，我们又何必责备陶渊明？况且歌德说过：一个人的缺点是归诸时代，一个人的优长是靠他自己！我们独怪有些人自以为能完全超出时代，以落伍鸣高，又有些人对古人的论断每每从一个时代里游离而出，而孤独地去看，所以不能不辨。

 

1947年9月5日

参考资料：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著

《陶渊明集笺注》 袁行霈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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