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精神》读书笔记【要的自取】用完了给个三连不过分吧
◆ 前言
>> 究竟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呢？我们的民族，究竟还有没有将来呢？我常想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其他问题不值得我们再考虑了。
>> 我常想，我们要知道明天将来的事，总该先知道一些昨天过去的事。
>> 对梁先生“中国不亡”这四个字，开始在我只是一希望，随后却变成了信仰。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亡，甚至我坚信我们的民族，还有其更伟大光明的前途。
>> 这证据便是中国已往的历史。
◆ 第一讲 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 人类的知识，虽说千门万户，浩瀚无涯。扼要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属于自然的，一是属于人文的。
>> 若我们讲到人文科学，则不可能拿数学、几何的数量形式来概括，应该把人生已往一切实际而具体的经验，综合到几个可能到达的最高点，这就成为历史知识了。所以“历史”是研究人文科学一种最基本的学问。
>> 历史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已往的经验。
>> 已往的人生，这叫做“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我们凭这些材料和记载，来反看已往历史的本身；再凭这样所得，来预测我们的将来，这叫做“历史知识”。
>> 史学正是保留人生经验，发挥全部人生中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以传诸后世，使后世人能根据这一番经验，来作为他们人生的一种参考和指导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是人生全部经验的“总记录”和“总检讨”。
>> 历史时间有它一种“绵延性”，在瞬息变化中，有它凝然常在的一种“特殊性”。
>> 我们要了解听懂下一句话，定要衔接着上面讲的一路听下来。所以说，过去的半小时并未真过去。而我这下面的一句话，此刻虽没有讲出，但必然会讲出的。
>> 所以说：“历史时间过去的未过去，依然存在着；未来的早来到，也早存在着。”惟在此时间中，必有其内容演变，而始成其为历史。
>> 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说只要研究这事件的过去；而实是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不仅如是，而还要知道到将来。历史事件是一种远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有它“一贯”的一种历史精神。
>> 所以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澈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不可能由半中间切断，不能说我今天的生命和昨天无涉。
>> 历史就是要我们看这一段人生的经验，看这一番人生的事业，直从过去透达到现在，再透达到将来。人生的意义即在这里，人生的价值也即在这里。我们要讲的历史精神，就要把握这一点，从过去透进现在而直达将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只有生命才有这力量，可以从过去透进现在而直达将来。
>> 所以历史时间不是物理学上的时间，不是自然科学里的时间，这一秒钟过去了，那一秒钟还没有来；这一秒钟是现在，那一秒钟是将来，可以指说分别。人文科学里的时间，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过去穿过现在而径向将来，它是一以贯之的。这一个生命，这一个力量，就叫做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成了历史。历史是一种“把握我们生命的学问”，是“认识我们生命的学问”。
>> 一个人活了一百年八十年，这只是自然生命，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他们的一部历史，可以活上几千年，这是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
>> 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只能生育有人类，不能生育有民族。中国人必然得在其心灵上，精神上，真切感觉到“我是一个中国人”。
>> 所以“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
>> 世界上有许多人类，依然不成为一民族；也有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有其存在，而现在已消失无存。这关键在哪里呢？即在于他们没有了文化。
>> 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
>> 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工夫。
>> 个人的自然生命，有它自然的限度，然而民族、文化、历史的生命，则可以“无限”的持久。
>> 凡属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必然有两种特征：一是变化，一是持续。
>> 讲历史，便要在持续中了解其变化，在变化中把握其持续。所以讲历史应该注重此两点：一在“求其变”，一在“求其久”。我们一定要同时把握这两个精神，才能了解历史的真精神。所以说“鉴古知今”“究往穷来”，这才是史学的精神。
>> 我们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历史，只有中国历史最长久，而且也只有中国历史的内容最广大。纵的方面，是上下五千年；横的方面，是包括占地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一个历史范围与历史系统，这即可证明中国历史价值之伟大。
>> 要灭亡一个国家，定要先灭亡他们的历史；要改造一个民族，也定要先改造他们的历史。犹如要消灭一个人的生命，必先消灭他的记忆般。
>> 史学精神所最该注重的，是现代的历史，不是古代的历史。
>> 中国从秦始皇到清宣统，二千年来，是不是一种专制政治呢？你说是的。我却要问你，根据何在？你的根据自然应在历史上，但你读过了哪些史书吗？你所说的专制，是怎样的内容呢？中国一部二十四史，你在哪里寻出此“专制”二字来的呢？我想这“专制”二字，也不过是今天的我们给我们以往历史的一句统括的批评话。但这个批评的根据何在呢？请你举出这一个负责的史学家的名字，和这一位史学家的著作来。否则我们怎能根据一些捕风捉影道听涂说的话，来武断以往二千年的历史呀！
>> 是不是“专制”二字，便可以概括尽了此二千年来的中国政治呢？这“专制”二字，用在提倡革命，推翻满清政权时，作一个宣传口号，是有它一时之利的。但从远处看，歪曲历史，抹煞真实，来专便一时之宣传，却是弊过于利的。
>> 封建是一个历史的名辞，你既未详细读过历史，而乱用历史名词，又如何不闹出大乱子来呢？
>> 这五十年来，老实说，我们并没有历史的知识，这我们可以反问自知。然而大家偏要拿历史来作理论的根据，偏要把历史来作批评对象，刻意要利用历史，又刻意要打倒历史。却不知打倒历史，就等于打倒整个民族的生命，打倒整个文化的生命。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摘自《了凡四训·立命之学》
解释：从前的往事再多，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无关了。以后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从今天开始就当重头来过。
>>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 今天的中国，我们只可说它生了病，生了一种“文化病”。有生命的不能没有病。生了病，须寻求它病源。不能说你有病，因为你有生命，要消灭了生命，才能消灭你此病。试问，世间有没有这样的医理？我们不能不承认近代中国生了很重的大病，但要医这个病，该先找它病源。我们不能说病源在生命之本身。我们只能用生命力量来克复这个病，不能因病而厌弃生命，埋怨生命。
>> 我认为今天的我们，批评中国，指斥中国，都是在讲历史，而实际则都不是历史。只把眼前的病态来当整部历史看，这是最大一错误。
>> 新的国家，从旧的历史里产生；新的生命，从旧的记忆中建立。若只想推翻旧历史，那未必能创造新生命。
>> 研究历史，应该从“现时代中找问题”，应该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这是研究历史两要点。
>>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因他并不能像中国人般有极长极详的历史材料，可让他凭仗来形成他精美的哲学。所以他并不根据历史来讲哲学，而是根据哲学来讲历史。他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精神逐步战胜物质”的历史。人类历史之开展，等如太阳之自东而向西。因此人类文化演进，也就遵循此方向，而由东向西了。中国最在东，所以它的文化，是第一级最低级的文化了。向西到印度，而波斯，而希腊，而逐步到德意志，始到达了人类文化的最高峰，以下便没有了。
>> 黑格尔并不曾讲准了历史，然而以此刺激起德意志民族，提倡“大口耳曼”主义，促成了伟大德意志“帝国”之崛兴。但是连续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失败了，我们也可说，问题就出在黑格尔这一套历史哲学上。
>> 学家马克思，他本是犹太人，他内心根本没有所谓“国家观念”，他又不承认黑格尔那一套精神逐步战胜物质的玄想。但依然遵照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旧格局，来改造成他的“唯物史观”的新哲学。他并不注重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以及文化个性，而只注重在社会形态的变迁上，想把来找出一共同的公式。他说历史必然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又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然后变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正同黑格尔的由中国而印度、而波斯、而希腊、而日耳曼民族一样，历史总在一条线上向前。换言之，即是依照他个人所幻想的一条线而进行。再往下也同样没有了。试问，人类历史，是不是到共产社会出现，也就完了呢？
>> 斯宾格勒，他在第一次大战前后写了一本书，取名《西方的没落》。他说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脱离不了“生、老、病、死”的过程。如古代巴比仑、印度、埃及、波斯、希腊、罗马，都曾有一段光辉的文化和历史，现在都完了。他因此预言西方文化也快要没落，又说德意志之后或将是苏维埃。
>> 我们只知道仅有一种中国人，一种中国文化，和一部中国史。其间尽可有变化，但确不如斯宾格勒之所想，因为中国文化实在至今犹存呀！
>> 其实在黑格尔眼里，中国文化最低级，再不该有存在的地位和价值。黑格尔看中国如此般无知，并不会看整部人类历史便绝对地高明呀！
>> 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虽发达，可是对历史文化，对人生经验，我认为有些处仍是及不到中国。
>> 中国这五十年来，开始学德、日，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意，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遍了，但也都碰壁了。要学的学不到，要打倒的，自己五千年来的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的深厚传统，急切又是打不倒。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苦痛，也是最大的迷惘。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
>> 今天以后的世界，将是一个解放的世界，不要争论“资本主义”抑或“共产主义”是将来文化的正统。这双方的对立，便是近代西方文化发展出的一个病症，而表现了两种相反的病态。
>> 若要认识自己，则该用沉静的理智来看看自己以往的历史。中国历史知识的复活，才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复活，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到那时，中国才能真正地独立自存了。否则思想学术不独立，国家民族不会能独立，不会有出路。一个全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决不是有大好出路的民族。
>> 今天大家正又热烈地要讲“民主”，中国若要真民主，也不在学西洋，该回头来认真学学中国自己的老百姓。在今天中国老百姓身上，却保存有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的旧传统与真精神。
◆ 第二讲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
>> 政治问题可称是人类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门，如果政治有办法，此外许多问题也较有办法，政治问题不能有好解决，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 中国政治，是一个“一统”的政治，西洋则是“多统”的政治。
>> 就中国历史讲，政治一统是常态，多统是变态；西洋史上则多统是常态，一统是异态。
>> 中国史上虽在多统时期，还有它一统的精神；西洋史上虽在一统时期，也还有它多统的本质。
>> 秦以前为“封建的一统”，秦以后为“郡县的一统”。
>> 如何在历史上，中西双方，会有其政治形态之绝然相异的呢？这因为中西双方在其对“国家观念”的理论上，根本就有所不同。因于国家观念之不同，所以代表国家精神的“政治体制”也就不同了。
>> 西方人说，国家的构成要素是“土地”“民众”和“主权”。
>> 家庭不该讲主权，国家也一样不该讲主权。
>> 西方国家是一种权利的国家，所以认为国家代表一种主权，一种力量。凭藉国家来运用这主权和力量，以达成另外的目的，这是一种“功利的”“唯物的”国家观。
>> 个人、家庭、国家、天下，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要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所以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一种“道德的”国家，或是“文化的”国家，所以必然要达成到“天下的”国家。
>> 国人认为国家是天下的，家庭、个人也是天下的。国家只是一个机构，它有一种任务，就是发挥人类的最高文化，和人类高尚的道德精神。个人与家庭，也有此同一任务。这种任务之实现，在中国人讲来便是“道”
>> 就外面讲是“道”，就个人身上讲是“德”。
>> 要发扬人类文化，发扬道德精神，达到人类所应有的最高可能的理想生活。出发点是个人，终极点是天下；家庭和国家，是此过程中两个歇脚站。
>> 西方人从个人直接接触到上帝，从个人直接接触到宇宙。所以在西方发展出“个人主义”“宗教信仰”与“科学精神”。把个人世界与上帝世界（亦称精神世界）自然世界相对立，所以家庭、国家都摆在第二位
>> 中国是个人、家庭、国家到世界一以贯之，是一个人类文化精神的发扬，人类道德精神的实践。
>> 西方的国家体制，一种是希腊式的“城邦制”，一国家仅是一城市。另一种是罗马式的“帝国制”，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凭仗武力向外征服。第三种是近代的“王国制”，由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逐渐蜕变而形成。
>> 他们政治上的所谓“民主”，只限在小圈子以内，外围依然是些被征服者。所以近代的西方国家，实际是以希腊式的城邦制为中心，以罗马式的帝国制为外套。除此两种国家体制以外，还有第三种则是“联邦制”
>> 西方国家永久是小单位的，多头的。
>> 中国只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央政府乃由全国人向心凝结而形成，并不是由一中心向外征服，朝对着被征服地而成其为中心的。也不是联合几个单位而形成的。
>> 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文化的”“道德的”，西方人的国家观念是“权力的”“工具的”。
>> 唯其是道德的、文化的，所以应该“一统”；唯其是权力的、工具的，所以只有“分裂”。
>> 最先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根据他所知道的西方历史来讲世界上的国家体制。他认为国体有两种：一种是民主国家，没有皇帝的。一种是君主国家，有皇帝的。政体也分两种：一种是立宪政体，有宪法的。一种是专制政体，无宪法的。如是则政府形态可以归约为三类：一为“君主专制”。一为“君主立宪”。一为“民主立宪”。
>> 中国有君主，没有一部像西方般的宪法，但也并不是专制。
>> 根据一般历史说，有的政府是用军队武力打来的，由此辈打天下的人来组织的政府，是“军人政府”。
>> 父传子，子传孙，世代传袭来掌握政权的，这是“贵族政府”
>> 近代西方则由中产阶级兴起，向上争取政权，最先取得了议会代表权，拥护皇室，抑制贵族，以民众代表的资格来监督政府，再进而由多数党起来组织内阁，直接掌握政权的，这是“议会政府”。
>> 有人说这种近代民主国家的议会政府，实际则是“富人政府”，代表着社会资产阶级的权利
>> 又有主张联合没有钱的人起来夺取政权的，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这可说是“穷人政府”。
>> 中国自秦汉以下的政府之组织者，则不是军人，不是贵族，也不是富人与穷人，而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政府从民众间挑选其“贤能”而组成。
>> 所以从秦汉起，中国就有“选举制度”。
>> 唯一标准，因他是一个“士”，是一个“贤良的能吏”。
>> 这就是中国的大宪法，政府用人的大经大典，这是皇帝所不能专制的。
>> 唐代以后，因为这制度发生了流弊，因此采取自由报考公开竞选制。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政府的考试，经过政府一种客观的标准而录取后，就可以参加政府任职做官。
>> 西方国家距离中古时期不远，在“朕即国家”的观念下，政府是王室的，贵族的，封建的，所以社会上的中产阶级要起来争夺政权，要求参加政府。中国自秦而后，政府早由人民直接参加而组成，即政府也就是人民自己的。
>> 中国政府需要一个世袭的元首，但也只许此一元首是世袭的，其余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一切官员，则没有一个是世袭的。
>> 中国政府的一切大权，并不在皇帝手中，皇帝下面有一个宰相，才是实际掌握政府最高大权的。
>> 以唐代为例，唐代最高政令也分有三权：一、是发布命令权。二、是审核命令权。三、是执行命令权。
>> 发布命令的是“中书省”，审核命令的是“门下省”，执行命令的是“尚书省”。后来中书、门下合署办公，便成为两权
>> 中国历史上皇帝的上谕，其实是由宰相作主的。在唐朝，宰相拟好谕旨，呈由皇帝阅过盖章。到宋朝，则宰相草拟意见，呈皇帝看过同意，再正式拟敕。所以唐代皇帝只有同意权，而宋代皇帝则有事前参加意见之权，因此宋朝有许多人说宰相失职了。
>> 朝廷之用人权，第一必须经过考试录取，由全国各地优秀分子中考选出来，才能引用。而官员的升降，则另有一个“铨叙权”，又另外有机关执掌管理，皇帝、宰相都不能随意录用人、升降人。唐代官有敕授、旨授之别。那时官位计分九品十八级，五品以上官须要“敕授”，由宰相决定后经皇帝下敕任之。五品以下官则由尚书吏部决定。假使皇帝要直接下手谕派一个官，那亦未尝没有，但他却不敢用宰相正式下令用的封袋，历史上名之曰“斜封官”，这在唐中宗时有此怪例，这些官在当时是非法的，是可羞耻的
>> 明代是没有宰相了。但明代派官，也有几个办法。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均由朝廷公开会议推选决定，有的则出皇帝的特旨。
>> 所以中国人参加政府，必须经过公开考试。而官吏升降，也须经过一定的制度。
>> 至于官吏做错事情了，政府另外有两种的“监察权”。一部分是监察“发布命令”之错误的，另一部分是监察“执行命令”之错误的。行使这两种职权的人，中国历史上是御史和谏官，也即是今天监察制度的由来
>> 监察制度到唐代，乃有“台”“谏”之分。台官是“御史台”，专负监察百官之责；“谏官”则专对天子谏诤得失。
>> 明代废去宰相，政府最高命令，由皇帝直接发下，内阁大学士的职权只等于皇帝的秘书处。那时执行命令的尚书省，也把长官废了。六部尚书，吏、户、礼、兵、刑、工各自独立，皇帝命令直向各部尚书颁发。但在各部中，却各有“给事中”若干员，论其职位，只如今之科员，是极低微的，但皇帝诏旨，他们却有权参加意见，在当时谓之“科参”。而且每一给事中，都可单独建议，不受旁人牵制。诏旨经他们反对，都可附上驳正意见，将原旨送部再核。如是则皇帝的出令权，依然有了限制。
>> 所以中国的传统政治，既非皇帝一人所能专制，也非宰相一人所能专制，更不是任何一个机关、一个衙门所能专制，那是有历史的详细记载可以作证的。
>> 元、清两代，他们都是异族入主，有意违反中国的传统政治。元代较黑暗，清代较高明，但其厉行专制则一。然如上述的考试制度，在元代虽有名而无实，但清代则依然循行不废。至于“相权”“谏权”“封驳权”等，用来限制皇帝的，在清代一概不存在，至少是有名无实了。
>> 洋人来中国，只看见清代。今天的中国人不读历史，也不知清代故事，只随着西洋人说话，因此大家说中国政治是专制的。
>> 西方人所谓“法治”，其实主要只有一条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今天多数赞成便成法，明天多数赞成别一意见了，那别一意见就是法。多数是“人”，法随人转，所以是“人治”。
>> 中国传统政治最讲法，一个法订定了，谁也不能变动。田赋制度规定了一定的税额，往往推行到数百年，皇帝不能变，宰相不能更，管理征收田赋的有司只知依法执行，谁也不能变动它。
>> 中国政治的毛病，多出在看法太死，人受法缚，所以说“有治人无治法”，只想要把传统的“尚法”之弊来改轻。
>> 西方政治是动的，前进的，根据多数人意见，随时可以改变。
>> 中国政治是稳定的，滞重的，不易变，不易动。
>> 一般言之，小国宜人治，大国宜法治，中国政治之偏向法治，也有它内在的原因。
>> 西力政治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很平易，很通达，只多数人认为是，便是了。
>> 今天西方，一面是“个人自由”，服从多数；一面是“信仰上帝”，接受上帝的教训。
>> 多数政治就对了吗？若论道理，有时多数的并不对，少数的并不就不对。所以今天西方政治是只讲“主权”，不讲“道理”的。若讲道理，反而成为极权政治了。
>> 中国政治却另有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既不在凯撒，也不在上帝，而在学校和读书人。政府只是学术的护法者，中国传统向来主由“学术指导政治”，决非由政治来指导学术的。因于崇尚学术，故必“选贤与能”，学术是不能凭多少数来判定是非的
>> 一个国家和政府，并不单有主权便够，还该有它的“理想”。所以一个仅是权力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最合理想的国家。
>> 民主政治既不能表现它圆满的理想，遂有共产主义起来，想联合世界上无产阶级来推翻他们近代传统的代议政治和主权国家了。
>> 照理论：共产主义是接近世界性的，而民主政治则易于封闭在各个国家之内。但今天英美社会，经济繁荣，国民知识程度高，政治又早上轨道，他们有能力来反对共产主义。
>> 如是经济落后，国民知识程度低，民主政治的基础不够，一经共产宣传，便没有办法抵抗了。这正因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无论在理论上，实行上，也仍有弱点。
钱穆对中西方政治的观点有独到的见解之处。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我们要想走得远首先必须从中国的历史去看过去，看历史不仅是了解自己，也知兴替，看得失，“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否则，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是很难驳斥西方的，通过了解历史，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钱穆关于中国是“专制”体制的驳斥就非常有新意，张维为曾说要将“民主”与“专制”换成“良政”与“劣政”，这不无道理。当然，钱穆先生也有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背书的嫌疑。
>> 中国政治将来的新出路，决不全是美国式，也决不全是苏俄式。跟在人家后面跑，永远不会有出路。我们定要能采取各国之长，配合自己国家实情，创造出一个适合于中国自己理论的政治。
◆ 第三讲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
>> 我认为经济在全部人生中所占地位，消极的价值多，积极的价值少。缺少了它，影响大；增加了它，价值并不大。
>> 换言之，经济只是人生中少不得的一项“起码”条件。若论经济情况的向上，却该有其一定比例的限度。由整个文化、整个人生来看经济，经济的发展是应有其比例的“限度”的。倘若个人或社会，把经济当作唯一最重要的事件与问题，那么这个人的人生决非最理想的人生，这社会也决非最理想的社会。
>> 我们若真受经济问题来支配决定我们的一切，这一个人生，这一个社会，这一段历史，这一种文化，已经走上了病态。
马克思的理论，是在西方社会开始走上病态后才产生的。这样讲法，至少有两个缺点：第一，他只能讲通半部西洋史。
>> 马克思确实指出了近代西方的病态，但共产主义并不能解决这个病。有了资本主义才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反动”。倘使资本主义不加修正，共产主义不可能完全消灭，这是西方现代文化一大困难。
>> 照我下面所讲，却可证明马克思理论的第二缺点。它只能讲西方，不能讲中国。
>> 但就中国全部历史看，经济问题所以不成为中国社会人生惟一大问题的，乃因其有领导控制的经济力量在。
>> 第一点，中国社会与西方有一显然不同处。西方社会常有显明的“阶级对立”，中古时代是贵族与平民，近代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 中国封建形成，是“政治”的，“由上而下”；西洋封建形成，是“社会”的，“由下而上”。
>> 中国呢？到了战国以后秦汉时代，封建社会消失了，不再有贵族、平民阶级之对立，但也没有资本主义之兴起，这事实说明了与马克思理论之不相符。
>> 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流品社会”，并不是一个阶级社会。中国社会上从此分为士、农、工、商四流品，亦可称为“四民社会”。流品不是阶级。
>> 在西方封建社会后期，工、商人兴起，在先只是对政府争取监督租税收支，审核预算决算，而不是直接要求参政。那时的政府则仍是贵族的。
>> 其后因议会种种刁难，政府无法应付，乃由议会中多数党出来组织内阁，形成了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他们这一转变，是“有钱人”起来打倒了“有权人”。
>> 中国的士，则是不出家的，不但有家庭，还要参加政府，要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人生的大任务。西方社会里的最高人生理论寄托教会，中国社会的人生大道理，则寄托在士的一流。有志做士的，便不该自谋个人生活。他的个人生活该由旁人来替他解决，他则应该专为公众服务。
>> 这是中国社会士的传统精神。积极方面要参加政治，来管公家事；消极方面不许他兼营管自己的经济私生活。所以说他们是双料的，至少也是半宗教性的。这是说：中国的士，至少该有一半的和尚精神。因其不经营私人产业，便和出家人无异。
>> 中国社会因为有了士的一流品，它可不要宗教，它的政府也不会变成贵族政府、军人政府、富人政府或穷人政府等，而永远是一种“士人政府”。此乃中国社会的根本特殊点
>> 中国在秦汉以后形成了士人政府，社会由士人来领导与控制。所以我对两汉社会，称它做“郎吏社会”。
>> 两晋南北朝，称它做“门第社会”。
>> 唐代以后，则称它为“科举社会”。
>> 国家法令虽宽，农民并不全受到实惠。王莽因此主张变法，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这叫做“王田”。王莽用意并不坏，但社会经济问题，并不是政府一道命令可以解决的。王莽“土地国有”的政策，却完全失败了。
>> 但唐以后的土地兼并和贫富不均，比以前略好些。这因为隋唐以后采用了公开考试制度，报考的名额不断地放宽，而非经考试不得人仕，即使宰相子弟也不例外。这一制度推行了，以前的大门第逐步衰退而终于不存在，所以此后中国社会虽不能无贫民，却没有像古代封建时代之大门第与大贵族。
>> 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上“士”和“农”相配合的理想
>> 唐以后的制度，属于工商籍的户口不准应考。因此士的一流，也只有从农民中产生。
>> 只许农民投考，不许工、商人家子弟投考；又只许做官人购地造屋，不许做官人幵店设厂、兼营工商。因此做官人只能成为一富人，却不能成为一资本家。而官家、富人又永远地在更替流转，不能累积成大富。要明白中国的社会，要明白中国社会的经济，必先明白这一个制度。
>> 秦汉时代，只有皇帝仍照古代父子传袭，而政府则与古代不同。古代分封一个贵族，就给他一块地，此为封建。后来做官的改给俸禄，不再给地了。农田无形中转为农民所私有，但其他的山、林、海、泽，在传统观念上，依然是天子私有。所以秦汉时代政府里的财政机关也分成为两个：农民税收归政府公用，属于“大司农”。山、林、海、泽一应工商业方面所抽的税，这是王室私有的，属于“少府”。政府有政府的财政收入，王室有王室的财政收入。“朕即国家”的观念，中国秦汉以后已并不存在。
>> 汉武帝以后，政府对社会上可获大利的工商业，一向都由政府控制，不让私人尽量自由的经营。因此对农业则轻徭薄赋，平均地权；对工商业则限制发展，不使社会上有大贫大富之出现。
>> 董仲舒曾讲过一节话，他说：“富而骄，贫而忧，都是要不得。我们不能使社会上绝无贫富之分，但不可使富人到达骄的地步，也不该使贫人落到忧的境界。”上引孔子与董仲舒两番话，实可代表中国传统的经济理想。一个社会，虽不能做到均贫富，却老想能在某种限度内保持其平等。
>> 在这样一种传统理想控制之下，遂使中国始终走不上大富大强的路。然而一个国家也不可太富强，太富强了就会有危险。
>> 中国始终把文化根苗寄托在农村，不让财富集中到城市，工商资产始终受节制，求其与农村经济保持一有宽度的均衡状态，而限制其发展过度。这样也影响了实用科学之发达，物质文明永远不能突飞猛进。
>> “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可说中国的士，应是一个“人文宗教的宣教师”。他们常要不忘记自己是半和尚，或是双料和尚，而不仅是一个有智识的读书人。
>> 今天中国的智识分子，则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社会依然是中国的，理论却是西方的；又只有西方理论之一半，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于是四民中缺少了一民“士”，社会骤然失了中心。
在本章中，钱穆认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不可太重要，要有限度，不能让经济来支配社会。故而他不赞同马克思单从“经济”一观点推导人类社会演进观，认为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只能讲通半部西洋史，第二是只能讲西方，不能讲中国。因此，他通过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流品社会”，并不是一个阶级社会，亦可称为“四民社会”。在中国，士是双料的和尚，至少也是半宗教性的。中国社会因为有了士的一流品，它可不要宗教，它的政府也不会变成贵族政府、军人政府、富人政府或穷人政府等，而永远是一种“士人政府”。此乃中国社会的根本特殊点。无论是两汉社会的“郎吏社会”，两晋南北朝的“门第社会”，还是唐代以后的“科举社会”完全着眼在“士”的一流品之转变上来划分的。有其是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使得以前的大门第逐步衰退而终于不存在，所以此后中国社会虽不能无贫民，却没有像古代封建时代之大门第与大贵族。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上“士”和“农”相配合的理想，唐以后的制度，属于工商籍的户口不准应考。因此士的一流，也只有从农民中产生。
而现今中国的问题是“士”的精神为社会中心的主持与领导被推翻了，因此他建议要恢复。“士”必须有精神，有信仰，他们确还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中心，责无旁贷，不应该躲避。今天中国的智识分子，则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社会依然是中国的，理论却是西方的；又只有西方理论之一半，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于是四民中缺少了一民“士”，社会骤然失了中心。
>> 我觉得目前的中国，依然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要恢复“士”的精神来作社会中心的主持与领导。这辈人不应该借着民主理论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他们还是社会的灵魂。他们应该尊孔子也如西方人敬耶稣般，应带有一种“为公牺牲”的精神。
>> 他们必须有精神，有信仰，他们确还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中心，责无旁贷，不应该躲避。
◆ 第四讲 中国历史上的国防
>> 古代农业文化之最大敌人即为游牧文化，近代农业文化的最大敌人则为商业文化。
>> 此两种文化，同样涵有“侵略性”，而农业文化则天然具有“保守性”。
>> 中国军人，不但富于“攻击性”，同时也极富于“防御性”。
>> 一般人都卑视宋朝，称之为“弱宋”。殊不知宋朝处境的困难，较之汉唐，不知要增加多少倍。一则是五代石敬瑭割弃幽、蓟十六州赠予契丹，到宋初开国，中国东北方疆土，自山西大同到河北北平，早都在辽国之手。西边由山西大同往南，尚有雁门关一条内线可守。而东边河北则只有居庸关到山海关一条外线。逾此向南，从北平保定直到黄河北岸，地势平坦，更无阻塞。宋代的国防形势实太削弱。二则宋代东有辽，西有夏，这两国都是马和铁的最要出产区。中国对付北方，必用骑兵，而产马区均落敌手。养马又须广大草原，或深山长谷，不能一匹匹地分散在农村里养。所以宋朝要训练大队骑兵，根本条件不够。
>> 蒙古人用兵，世界罕有其匹。他们曾横扫欧、亚两洲，然他们所遇到的最大敌人，还是中国。
>> 而蒙古南犯，自成吉斯汗至忽必烈，前后五代七十八年，大别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太祖成吉斯汗灭西夏，取到金黄河以北地，但打不过黄河，越不过潼关，便转向西侵，直攻欧洲。第二期：太宗窝阔台联宋取金，自汉水借道襄阳，迂回潼关，以拊金之背。但灭了金，仍无法攻宋，又再度西征，越过莫斯科，直捣意大利之威尼斯。第三期：世祖忽必烈绕道西康、云南，转向回攻襄、樊。其间攻襄阳六年，宋朝还是挣扎着，仍未即就灭亡。
>> 我们要回头追忆到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了。他预备攻匈奴，便先期训练骑兵。为要养马，便先到新疆移殖苜蓿，在上林（即当时的皇家公园）辟地试种。他为此曾运送大兵到西域去挑选种马，所谓“汗血天马”是也。马有了，才好练骑兵，待几十万马队训练成熟，这样才一鼓出塞，自然易获胜利。武帝为要攻大理，通西南夷，知道大理有一昆明湖，便在长安仿照昆明湖凿了一个大湖，亦名昆明，用来天天训练水战行船。否则大陆人南下，又何能骤习水战呢？孔子所谓：“不教民而战，是为弃之。”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民族本质问题。
>> 中国的对外军事史上，还有一点值得称扬佩服的，是每逢获得大胜仗后，便能适可而止。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好例。罗马人因穷兵黩武，终至覆灭。中国则不然。每逢对外战争，大将军胜利归来，中国人并不热烈崇拜。
>> 中国人的理智能用在胜利时，情感能用在失败时。所谓“胜不骄，败不馁”，这是一种最好的国防心理，亦是一种最深沉、最强韧的和平精神。中国民族能维持这几千年，决不是偶然。
>> 春秋时，中国只有贵族兵，那时仅贵族子弟才能正式武装参加军队，平民没有当兵的资格，只能做军中勤务，如浚沟、筑垒、运输、做饭等工作。战国时，幵始大规模使用步兵。那时大都是募兵制度，平民遂得正式当兵。
>> 到汉代，始有确定的“义务兵役制”。汉代是全同皆兵的，壮丁从二十三岁起全应服兵役。
>> 那时兵役共有三种。一是到中央当卫兵，一是到边疆做戍卒，一是在地方见习。
>> 到三国时，“国民兵”变成“部曲兵”，形同私家军队。当时中央政府覆灭，地方政权亦随之崩溃，到处土匪横行，大门第组织自卫军，农民亦归附参加，像张绣、典韦等，都有他们的私属部曲。在那时，则几乎只有军队，没有农民了
>> 晋代五胡乱华，五胡军队可称为“部族兵”。
>> 到了北周，那时鲜卑部族兵已不够用，拉来壮丁又不行，募兵又要长期消耗国家军饷，遂改行“府兵制”。
>> 唐代因之不改，亦因府兵制度而创立下极伟大的武功。府兵是凡兵皆农，与汉代之全农皆兵，同为“兵农合一”，而北周、唐代的府兵制则更为合理。
>> 所谓府兵之“府”，与地方行政划开，专择战略要点设立，非边防冲要不需要用兵的地区，便根本不需要设立府兵。
>> 而国家则无需分文军饷。因府兵有田亩自给，中央只派几个教练官就农隙督教。
>> 将军在中央供职，无官有勋。作战时带兵赴敌，战事完了，兵归府，将回中央，亦绝没有军人干政之事。可见唐代武功和当时制度有关。
>> 唐代自府兵后改变为“镇兵”，即藩镇自有之兵。当时中国边防，渐引用番将，所带镇兵，亦杂用大量胡卒，于是有“安史之乱”。
>> 地方的全部经费都耗在养兵上。节度使间又互通姻亲，联成一气，中央对之无可奈何。如此般的拥兵割据，各自世袭。所以唐代藩镇，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痛恨的军阀。
>>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穷的朝代，穷的原因，就为要养兵。宋代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弱的时代，因为是募兵制，来应募的体质虽健，大多是无业游民，德性智识都低下，军队素质差了，而且募兵若久不上阵，连体质也要逐年降低。这是宋代兵制上的大缺点。
>> 元代又是部族兵，蒙古人才有当兵资格，中国人是没份的。明太祖驱除鞑虏，统一中国，又效法唐代府兵制。
>> 明代的“卫所”，略如唐代的“府”，皆与行政区域分划开的驻军区域。
>> 每一兵给以若干耕地，令其自耕自给。
>> 有明一代武功，远及蒙古、朝鲜、新疆、安南，亦见卫所制度之效用。后经长时间的太平，卫所制度也又腐败了。
>> 满洲入据中国，起初也是部族兵，即所谓“八旗兵”。汉人参加的军队，谓之“绿营兵”。那是有等级的。绿营兵的饷额待遇不能与八旗兵相比。
>> 太平天国起，八旗、绿营都已腐化，全不能用了，乃有曾国藩、李鸿章等训练湘军、淮军。开始是地方团练，自卫乡里，后来成为正式劲旅。这种军队的编制，又可称为“子弟兵”，各人在自己家乡，把乡邻、亲戚、朋友招来当兵当将，长官和士兵如家人子弟般。起初很有用，但慢慢演变，结果成了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
>> 中国历史上的兵制。贵族兵只封建时代有，部族兵只异族入侵时有，不用多论。
>> 将来我们的陆军，似乎仍宜采用国民兵制，但若能参酌北周、唐代、明代的府兵与卫所制度，那是更合理想了。
>> 可见中国历史上有强有弱，虽则原因复杂，而兵制影响也重要。现在我们在积弱之余，笼统埋怨中国文化传统，甚至埋怨到民族素质，那都是不通历史的瞎说话。
>> “屯田制度”是一种用军队来耕种的制度。它的主要用意，在使一个临时的战斗集团，同时即成为一个平时的生产集团。
>> 秦汉以后之边疆屯田，乃至国外征服地的屯田，则是即兵即农，把担任临时战斗的武士，训练成平时兼事耕作生产的农民。好使这一个远在边塞乃至隔绝国外的武装队伍，可以自给自足，长期战斗，而不劳国内经济上粮食上给养。这是中国历代国防制度一大成功。
>> 宋代积弱，其最大原因之一，便是把经济生产和武装战斗的两系统分开了。
>> 自古以来，中国的将官，本都是“文武合一”的。最高的将领大都是文人，所谓“出将入相”，在外立战功，回来可以当宰相
>> 唐玄宗时李林甫为相，恐惧外将夺其相位，乃建议玄宗引用番将，养成安、史之祸。直到元朝，始有文、武官职之分。明代的“铨选”制度，也分为两部，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文武遂此划分。可是一般高级统帅，仍是文武不分的。
>> 大抵中国史上的文武不分，文人参军，都由这一需要而起。
>> 中国军人里面最主要的骨干还是文人，他们都有极深的文化陶冶，道德修养，并兼多方面的智识，以及政治头脑，外交风度，种种配合，决不仅是一个专能临阵杀敌的勇将。
◆ 第五讲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
>> 柏拉图的“理想国”，主张硬性把人分为截然的几种，如哲学家、军人、商人、农民之类。政府凭藉考试和测验，来分别人的天性，从青年时便指派定造成绝对相异的人物。治国的领袖则归诸哲学家，这国家便是一种哲学理想之实现。一切教育，配合到此哲学理想上。
>> 柏拉图大弟子亚里士多德，他阐讲教育，没有像柏拉图那般偏激。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要配合这国家的政治，以国家政体为重，而用教育来作为它的工具。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他说：“人类是一个政治性的动物。”人和其他动物之最大不同点，就因为人类懂得政治，要参加政治，所以教育也该配合国家政体。
>> 到了中古时代，西方人的教育，完全掌握在基督教会的手里。
>> 直到他们脱离了漫长的中古时期，现代国家成立了，于是开始有国民教育之兴起。这是近代国家的政府，在向教会争取民众的教育权。
>> 西方人在“教会教育”与“国家教育”之外，还有一种“个人自由”与“现在享乐”主义的教育，那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的大学教育的最高标准。这一种教育，专重在传播知识，寻讨真理，从智识真理落实到技术与职业。它所向往的终极目标，则为个人自由与现世享乐。
>> 这样的教育宗旨与教育方法依然有流弊。“知识”和“职业”，根本上都有它先天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人生不能无智愚，有的是天才，有的是下愚，有的则是中乘之才。同时职业必带有专门性，专门了便不自由。
>> 如果教育专讲知识和职业，对社会必然会发生两大影响：一、是使人与人之间逐渐的分离。你学工，我学医，他学法律，各不相关。二、是叫人与人尽成为比赛。每一行业里面都免不了有一个竞争，竞争中却只许少数成为杰出的，其余大多数全落后了。
>> 所以知识和职业教育，虽说给你平等机会自由竞争，实际上，成功的只限于少数人，失败的必然是大多数。
>> 今天的西方教育，大别可分三大类：一、系教教育。二、国民教育，或说国家教育。三、个人自由的教育，即知识与职业的教育。
>> 西方最理想的个人自由，实在莫如信仰上帝。耶稣的十字架，便是西方社会个人自由的最高标记。纵使在当时，尽人认为耶稣可杀，但耶稣个人的自由精神，可以直接接触到上帝，可以获得上帝的爱与救。耶稣的内心，还是胜利，还是满足了。
>> 我们该注意疏导时代的情绪，这就应该注意到广义的、多方面的、全人生的教育。
>> 中国文化，是一向看重“人文精神”的。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没有把教育看得比中国更重。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莫不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中国任何一学者，几乎全是个教育家。尤其是儒家，尤其是孔子
>> 孔子和儒家，是最看重“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他们创造了中国社会里“士君子”的教育。“士”指受教育者而言，“君子”则指从教育陶冶中所完成的理想的道德人格而言。这一种教育之内里，便包含着一种宗教精神。而这种宗教精神，和西方的宗教精神又不同
>> 儒家不主张教人出世，而教人即在此世做一个圣贤人。所以说这是道德的、人格的、文化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精神之最高理想，与最高信念。
>> 西方社会最尊的是牧师，是耶稣。中国社会最尊的是“先生”即师，是“圣人”。
>> 耶稣的背后是上帝，孔子的背后则是中国人所谓的道。因此中国人常说“尊师重道”，历史上从来都如此。道寄托在师，在先生，在士君子的身上。西方人的道，是耶稣出世之道，由上帝那边来。中国人的道，是现世眼前的道，由孔子来。也可说是从人人“天性”中来。
>> 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所代表的是“法统”，教育所代表的是“道统”，道统远超乎法统之上。
>> 而中国人教人获得满足的即在现在，在当生，即在其本身之现实生活上。故说中国文化是重人文精神的。因其看重人文精神，故必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教僧徒改口说人人皆可当身成佛，不必再待出世与来生，这才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这是中西双方宗教精神和教育精神之相异点。
>> 我们细细体会范文正和张横渠两人的话，我们可以想见中国人之所谓“道”，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是为别人、为大众、为天下，乃至为后世打算，所以说它是“人文精神”。抱负这种精神的，先该牺牲着为个人自己的打算，所以说它具有“宗教精神。因其不主张出世，所以不全是宗教；因其不主张为自己打算，所以说它有宗教精神。
>> 我们必得要求有一个最高中心，为大家共同尊崇的最高目标与最高对象。这一个对象，为人人所共同情愿向之低头而受教的。但这个中心与对象，却不该把政治上的最高权威来充当。同时这一个最高的目标与对象，又须人人可以走得到，人人可以爬得上，否则岂不变成了一个专用来压迫人的东西吗？
>> 圣人只论人格高卑，不论职分大小。
>> 圣人是一种人格尊严，人人可做，那才是最自由、最平等、最博爱的，有当于人心所共同要求的；可崇拜、可敬仰、可奉为教育最高理想的合理的对象。
>> 我们总该以“文化来领导政治”，不该以政治来领导文化。教育是代表文化的，不是代表政治的。
>> 个人自由该有限度，否则必出大毛病。西方人讲个人自由，有两大限度。一是不超过国家和民族，一是不超过上帝和耶稣。因此他们讲自由，可以没有大毛病。
>> 只有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此即中国人之所谓“道”，才是真代表了国家和民族的。
>> 当前的最大问题，仍在如何重建这一个“道”，即重新发扬我们的历史文化。重新提示出我们一向所看重的“人格尊严”和“道德精神”。
胡瑗（993年—1059年），字翼之，北宋时期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淮南东路泰州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今江苏省如皋市）人，后迁居如城严家湾。 [1] 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和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讲求“明体达用”，开宋代理学之先声。先后主持苏、湖两州州学，所创“经义”、“治事”两斋，为高等学校分系分科的开端。庆历二年至嘉祐元年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
嘉祐三年（1058）因病赴临安其长子胡志康处颐养，离京时，送行者百里不绝。次年病故，谥文昭，葬于浙江乌程。如皋胡家庄有衣冠冢。著有《尚书全解》《春秋要义》《周易口义》《皇祐新乐图记》等。
>> 胡安定
>> 总之，一国家、一社会，必须具有一共同信仰、共同敬重的“道”，而此道又必是整个人生的“道”，既不偏政治，也不偏科学，也不是偏在人生中某一部分的。
◆ 第六讲 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
>> 最早的中国，并不和现在中国般，那时的活动范围，只限在黄河流域一较狭小的地区。
>> 中国史上摆开一个大规模局面，要从春秋时代起。
>> 秦代统一中国，辖地已同现在差不多，但其实际中心，仍在黄河流域。
>> 洛阳和长安，始终成为古代中国的两大中心。直到三国时代，长江流域才正式跑上中国历史舞台。
>> 直到东晋南渡，建都金陵，长江流域始获有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政府，但这是一个偏安的，不是一个统一的，而且仍是北人南移，不是由长江流域人所经营而建立。
>> 此后隋唐统一，才始恢复以长安、洛阳定为两京的周、汉旧局面。
>> 隋炀帝幵浚运河，自开封到徐州，再由徐州南下直到扬州，在先是军事性质的由北侵南，在后则是经济性质的由南养北。
>> 中国史上的经济比重，实要到唐代安、史以后，才开始有南重北轻之势。
>> 五代十国几达一百年的长期扰乱，北方黄河流域才正式趋向衰落，南北经济比重更见倒转，此一大转变，直到宋代始确定。
>> 开封是中国东部的南北中心，但地势平坦，四周无险要屏障，乃一四战地区，迁就了经济打算，折损了国防计划，所以宋朝始终成为一弱国。
>> 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北方，人才也在北方，所以北方地利有办法；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人才也在南方，因此南方的地利比较有办法。
>> 宋明两代文化学术最活跃的在江西，江西人掌握了全国政治文化上的最高地位。今天的湖南、四川人，很多由江西迁去。江西在宋以后，比较上是南方中国人文中枢。要到明代下半期，始是江浙人兴起。到清代才有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西南地区人跑上政治舞台。
>> 中国地方大，因于文字统一，语言也比较统一，思想文化亦随之统一，此与欧洲不同。
>> 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如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他们最强韧，最活跃，大圣人、大文学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各种伟大典型人物都有。既能平均发展，还能长时期维持不坠。第二才推河南、陕西、山西、河北人。至于江、浙、闽、粤人，大体上说，气魄不够雄伟，仅赖北方中国祖先余荫，实不足代表中国人的标准风格。
>> 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粤，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带向低暖地带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国则顺流而下。
>> 在中国，各地区的盛衰兴落，无害于大系统的文化之贞下起元，层出翻新。
>> 从大局面上，中国文化之从大处高处冷处转动到小处低处温暖处，常是顺溜的滑下，不能奋力的翻上，那却是中国文化演进值得悲观，至少是值得警惕呀！
>> 中国的内地西北和东南沿海，在同一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
>> 近代中国人只知沿着顺势，向东南沿海跑，这因东南沿海有许多引诱我们的东西。可是黄河中上游，大陆西北，荒芜已久。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还是我们古代汉、唐的遗传，本质上并不比东南沿海的人差，或许会更好些。
>> 我们的文化新生，决然当由我们内部自身来，不可能从外国西洋来，这是很显然的。
>>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
>> 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记载着孙先生与章先生的一夕谈，文中记明谈话的年月日。当时孙先生说：“我们革命的首都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的首都应在西安，这是中国全国中心。将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该建都在伊犁。”
>> 我认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头脑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里输送，全部神经都向那里会合。头脑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处。太温暖是不行的。
>> 今天的共产党，也是到了延安后，把种子散布到北方农村，才始壮大起来的。
>>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
“一带一路”其实就是通过路上交通带动内陆城市发展，同时通向内亚直达欧洲，不能仅依靠欧美发达国家走的海上之路，海上与陆地两条腿走路。钱穆的眼光和今日领导人海上出奇的一致。
>> 中国的将来，决不可能追随已往的西洋成为一向外侵略的帝国主义。中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本身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要的意义。那是迎接中国文化新生一条唯一可走的路。
>> 我们该再来复兴北方，重新开辟黄河水利，来解除今日黄河的灾害，黄河就可重成为中国之大利。北方人便可再跑上舞台扮演新脚色。
>> 中国的现实问题，主要的显然在内地，不在外国。中国的历史教训，主要的也同样在内地不在国外。大家往内地跑，文化可以流动，个人精力也可以发泄。在文化集中地区，每个人重现实，少想象，不大会引生大理想。到一个落后新地区去，才有想象，才能创造，才能发展。
◆ 第七讲 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
>> 我们可以说，近代的西方有三大精神：一、个人自由主义精神，渊源于希腊，亦可称为希腊精神。二、团体组织精神，或叫做国家精神，渊源于罗马，亦可称为罗马精神。三、世界精神，或叫做宗教精神，亦可称为希伯来精神。
>> 英国、美国以宗教精神调和国家组织与个人自由的冲突；苏维埃只有一种国家精神，抹杀了个人自由，并将国家精神升化到带有宗教的色彩。
>> 我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为“道德的精神”。中国历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国文化亦然。这一种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向前积极争取蕲向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
>> 换言之，中国文化乃以此种道德精神为中心。中国历史乃依此种道德精神而演进。
>> 因此，我称此种道德精神为“中国的历史精神”。即是没有了此种道德精神，也将不会有此种的历史。
>> 叔孙却告诉他说：“照我看，那只是世禄，不能谓之不朽。人生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这句话，二千多年来，深印在中国人心里，成为一个最高的道德理论和人生信条。
>> 叔孙穆子的话，我们也可替他透进一层说人要活在别人的心里。”如果别人心里常有你，便是你的人生不朽。如果别人心里没有你，你也就等于没有活。”
>> 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超出此生命所凭藉之工具身体，而到达另一心灵的世界。如讲话则必求达到听的人心里。
>> 人性既是共同向善的，社会上为什么还有很多罪恶呢？据孟子意见，罪恶的来源，不外两种原因：一是环境不好，一是教育不良。由这两条路，陷人于罪恶。这只是外面的事势逼迫人、引诱人，不是人天性爱好如此做。
>> 人类从“无”教育变成“有”教育，从“无”政府“无”法律产生“有”政府、“有”法律。这即证明人性之“向善”。荀子说：教育和法律，都由圣人而产生的。但圣人也是人，人类中有圣人出现，便可证人性之向善。
>> 中国人传统的两个很重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理论：一、人无论对自己，对别人，都该信仰人的天性总是向善的。二、人生不朽，只有在现实世界里不朽，没有超越了人世间的另一种不朽。
>> 人类只有凭藉此肉体所表现的生命，而没有在肉体生命之外的另一种的灵魂生命。人类只有在此现实世界里的一切行为和道德精神，才是他真实的生命。
>> 西方人认为肉体和灵魂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存在于两个世界里；而且又认为人类的天性，根本是罪恶。这两点，恰和中国人观念正相反。
>> 世界一切物质的最后本质是什么？这些全属宇宙问题，而非人生问题。道德精神则在人生问题中出现。它单要研究如何拿我们人类自己的心，来拯救我们的世界和人类的一切灾难，而努力领导此整个人世界得以不断的上进。
>> 所以耶教传说认为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忽然又复活了。这一复活，照中国观点看，是耶稣精神永远存留在世界上，复活在别人的心里。耶稣精神就是上述的那种爱的精神，也就是中国人观念中的“道德”精神。
>> 人生问题里，人人都感到急要解决的，却是一个“人死”问题。因为死了，一切人生都完了。宗教里的上帝和天堂既不可恃，只有中国观念，认为人生仍可以“不朽”，可以永活在别人的心里。
>> “不朽论”和“性善论”，此两论题互相配合，才能发挥出中国道德精神之最高的涵义，这实在是中国思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
>> 道德并非由外面给我们束缚，而是人类自己的内心要求。我们的天性，自要向那里发展，这是人类的最高自由。
>> 只要看人类社会上有善，便知是人类天性中有善；只要见人类文化中有爱，便知是人类天性中有爱。我们既喜欢此“善”与“爱”，便该把此善与爱尽量发展。
>> 在西方是宗教。他们说：“上帝要我们善与爱，我们故该善与爱。”中国人却说：“你不是喜欢善与爱吗？我尽量教你善与爱。而且我自己也喜欢善与爱，我情愿对你善与爱，我不在求得你任何报酬，纵使对我有绝大牺牲也情愿。”这不就是一种宗教精神吗？故我说：中国文化中虽不创生宗教，却有一种最高的宗教精神。我无以名之，姑名之曰“人文教”，这是人类信仰人类自己天性的宗教。
>> 不朽的生命，不单是大圣大贤可以获得，人人都可得。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最高的人生，谁都可得。人性最高的表现，无非在“爱”和“敬”。人心最高的要求，也无非是爱和敬。爱和敬是人人心中所有，也是人人心中所能。我们要达到这人生的最高理想和最高境界，只须从自己心上表现。
>> 人生真理，不能说人家怎样做，我便怎样“应”，必须自己开始发心去“感”。
>> 譬如你发心孝父母，父母却对你冷淡，你就觉得我已尽心尽力去孝，父母对我不欢，以后也莫怪我，我也只得不孝了。可见你的孝与不孝，你的人格，其权不在你，而操在你的父母。你做了不孝之子，你再想诿过于父母，其实是你丢弃了自己的人格。父母是父母的事，你是你的事。
>> 耶稣纵上了十字架，耶稣还是敬天爱人。
>> 人生必该有一要求，没了要求，就没了人生。要求即是我们的生命，人类的最高要求在爱和敬。
>> 一是一百年前山东的武训，武训只是一乞丐，自己感到没受过教育，总希望别人家小孩子们都能受教育，不惜把行乞所得，节约复节约，积累复积累，倾其毕生行乞所得来捐办学校，并跪请当地有名的先生来为他学校教书。这种行为，便是一种道德精神的表现，便是中国的历史精神在武训身上之表现。
>> 圣人不从事业论。事业要看机会，哪能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大事业的呢？哪能每个人都著书立说成大学者的呢？所以中国观念中之立德、立功、立言，“德”为首，“功”“言”次之。陆象山先生曾说：“我虽不识一个字，也要堂堂地做一个人。”
>> 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是一种道德的精神。
◆ 附录
>> 本来是由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但也可说中国文化又创造了中国人。总之，中国文化就在中国人身上。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应该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人。
>> 自然人生只求生存，文化人生则在生存之上有向往，有标准，这就讲到了人生的“内”在面。这一面，中国人向称之为“道”。中国人用这“道”字，就如现在人讲“文化”
>> 中国文化较之西方似是偏重在内倾方面。
>> 在中国是先有了此作者，而后有此作品的。作品的价值即紧系在作者之本人。中国诗人很多，而屈原、陶渊明、杜甫，最受后人崇拜。这不仅是崇拜其作品，尤所崇拜的则在作家自身的人格和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