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

顺治十年（1653年），洪承畴在经略西南之后，仍然严饬部伍。奉命伊始，即宣布军纪，其统领的军伍，“向奉有明旨，兵马不许进城”。以故，在由京师奔赴武昌的途中，将士官兵皆要宿于城外。其时，正值冬季，“自河南府十一月初五日起行，一路大雪连绵”，然洪承畴却“传各官兵冒雪前进，仍严加约束”。清廷为尽快绥定西南，议定增遣满兵，命携家口驻防武昌等地。洪承畴虑及大军所过，沿途居民为之骚扰，所驻之地，又须拨给房屋土地，甚为民累。为此，他疏请“停止携带家口驻防”，以减少对百姓的惊扰。
尤为值得论及的是，军中一旦发现违纪现象，洪承畴立即严惩不殆。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洪承畴驻守武昌时，有旗下官员拜他喇布勒哈番（备御）张任先者，因“随营酗酒，又掠淫良妇”违纪犯法。洪承畴奏明三法司请旨后，命于军前处斩。为儆效尤，行刑时，洪承畴会湖广总督祖泽远传集各提督、总兵将领，当众宣布谕旨，然后将张任先押赴武昌府的武胜门外，于驻营军前斩之。
正由于他治军纪律严明，故所属将士多有收敛。是年三月，清军初抵长沙，百姓多已逃亡，“城内城外尽皆瓦砾，房屋皆无。”但进入城内的满汉大军却“号令严明”。洪承畴在其奏疏中称：固山额真季什哈（席哈）等，“念地方之苦，计切安民，官民秋毫无扰。而抚臣、道臣两月内多方召集，百姓渐次入城，各寻占原日地基以竹草盖房，城内城外住着约有数百间，各有买卖，生理日已增添。”洪承畴再一次收到了严肃军纪、“收拾人心”的成效。
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清军欲进取云贵，洪承畴进一步明确指出：“进取大事，首以收拾人心为本，收拾人心，先以约束官兵、秋毫无扰为本。”他认为：云贵不比他省，苗蛮不比汉民，“当此大兵初到，一得人心，将来收拾自易，所关甚大”。故而疏曰：“云贵地处要荒，与西北各边、腹里各省迥别。……苗蛮族多，民人绝少，风俗完全不同……古称反复难治之国。”又曰：“若果号令严明，官兵无扰，一得其心，则帖然信服。”“倘若纪律不严，抢掳扰害，一失其心，则风声传播，苗蛮先逃，皆窜入山村洞窟。不惟向导无人，粮草无资，调遣无术。且于大兵经过之后，或山口拦截，或要路挑断以阻我兵行。即有摆设，调拨兵多则无米食用，少则伙众暗袭，举步皆不能通。是以进取云贵，兵威宜先，震慑恩信，尤加绥怀，必先得土司苗蛮之心，方可为一劳永逸。”为此，在出发前，他要求满汉大兵及文武官吏，如迎战敌军，苗蛮阻路，自当剿杀。除此而外，“官兵经过州县及土司蛮峒，不分散远出，不私离队伍，一衣一物毋得擅动，茅屋木架毋得擅毁，贸易悉照公平来往，众掳掠尽行禁止”。“但有投诚等众，人口财帛分毫皆属彼有，使诸蛮不为贼用”。如有违犯上述军纪，并“杀害良民兵丁”者，“立正军法，经管大小将领拿问治罪，各提督镇将大小各官必咸相告诫，以期拓土安民共享太平”。
待清军进入贵州后，洪承畴又以土司苗彝向为“裹头跣足”，与汉俗不同，奏请于贵州、湖南“暂免剃发，照旧妆束”。奏准后，“顺治十五年（1658年）八月奉旨依议行”。洪承畴一路刊刻告示，将此晓谕各地苗彝。“贵州土司苗蛮无不鼓舞，顶戴皇上破格洪恩，争先出山贸易、耕凿、运交米粮，以各效诚悃。”从而缓和了民族矛盾。与此同时，洪承畴又奏请将云南、广西亦照贵州事例，暂免剃发，以广示招徕。
上述事实可以说明，如果我们将洪承畴经略西南的成功，仅仅归功于他以守为战的军事征服，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其“收拾人心”的诸项举措无疑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经略西南的过程中，洪承畴的又一功绩当为致力于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建，凡新辟之地，无不尽心筹划，所谓“百务创设，慎始虑终”，西南诸省的一应建制，多出自洪承畴之手。




由土司 治理下的少数民族在剃发问题上采取了相 当灵活的政策
名义 上向清廷 表 示归顺的而归 顺清廷 的标志的剃 发据 《 清稗类钞》 记载男则剃头远者男披发于肩头 目剃头辫发入城用 汉衣 冠又有须约发以替左右贯以大银环
清廷对这些地区实施 的剃发政策得当 剃 发制度在 内地的实施这一政策 无疑是成功的从清代剃发制度对汉民族的 强求一律和对部分少数民族 灵活多样来看政策有其宽松 开明 的一面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