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备份】《论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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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
119个笔记
第2章 托克维尔和他的“新政治科学”
托克维尔关于大革命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托克维尔采取的是一种独特的立场，不认为流行的意见就是真理。他既反对保守主义者对大革命的妖魔化，也反对激进主义左翼对大革命的神话化，从而揭示出大革命其实并不独特，它不过是法国历代君主制使命的一次性的、剧烈的完成。
背景与动机
托克维尔出身于诺曼底的一个贵族世家。曾外祖父马勒舍尔伯（Lamoignonde Malesherbes）是法国政坛和知识界的名流。父亲是查理十世宫廷的显贵。但是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查理十世逊位，路易·菲利普登上了王位，托克维尔的父亲因此失势，被剥夺了贵族身份。迫于时势，托克维尔在当年8月和10月两次对新朝宣誓效忠。当时法国政坛派系林立，政局动荡不安，如果说七月革命让托克维尔真正认清了法国的结构保守主义的失灵，从而证明了近代条件下法国的“贵族不可能”，那么从长远看，民主的进程在法国是否具有希望呢？正是这一问题意识，让他萌发了去北美新大陆考察的愿望。
他还与以写作《论自由》而知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J.S.Mill）结成了密友。自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奥尔良家族登基以后，托克维尔的思想观点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他认为，在拿破仑战败被放逐以后，欧洲各国君主采取的一系列复辟政策并不能挽救旧制度的危机。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看，英国政坛尽管相对平稳，但是所代表的仍然是旧的贵族政治，代表了欧洲陈旧世界的社会建制。他认为，“英国贵族的权力，每天都在缩小疆域……本世纪是彻底民主的世纪。民主就像涨潮的大海，它后退只是为了更有力地推进。经过一段时间后会人们会发现，它在波涛中不断地扩大地盘。欧洲社会不久的未来，将会是完全民主的社会”。既然如此，英国对于法国的未来而言，还能有什么样的参照意义呢？
托克维尔看来，英国却并不值得法国人效仿。他认为，以大革命作为世界历史的新标志，法国在世界上代表了民主、平等这些新的现代价值的担当者，体现了一种逻辑上必然的、普遍的自由思想，负有在世界上捍卫自由民主体制的责任。而像英国那种贵族化的自由，由于它的特殊性，导致英国人往往只关心自身的商业利益和国家的霸权扩张。因此，他认为，英国的经验能够为包括法国在内的欧陆国家借鉴之处甚少。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类似欧洲贵族的社会等级结构，是一个先天平等的社会。
托克维尔考察美国并不是对北美新大陆的异域风情感兴趣，他在考察中屐痕处处，念兹在兹的依然是他的祖国法兰西。
上卷的主要担忧是社会平等化的演进可能带来多数的暴政；而下卷却为欧洲的官僚专制作为一种柔性专制主义（despotisme mou），导致民众对于政治的日益冷漠而忧心忡忡；上卷只担心一个过分强大的议会可能带来“议会专制”；而下卷担忧的却是现代社会中的平等扩张最终有可能会压倒自由。
“战士之后便是立法者。战士志在破坏，立法者专于建设，但两者都有功劳。”在托氏看来，对于后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想而言，应当主要致力的无疑是政治社会的重建。
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宪政法治，没有贵族阶层是难以实现的。“欧洲的宪政主义是从建立在公认的社会等级（皇室、贵族、平民）之上的混合政体中逐步演化出来。18世纪以前，大多数人认为宪政主义取决于这些等级的存在。”然而法国大革命的风暴却已将贵族阶层连根拔除。托克维尔回溯法国大革命的进程时说，“法国的民主由着性子向前冲，为了摆脱羁绊，它将途中遇到的一切都掀翻在地，不能摧毁的则动摇之。它并不是一步步占领社会，从而和平地建立起自己的帝国，而是始终带着混乱和骚动，以战斗的姿态前进”（《论美国的民主》，第11页）。
托克维尔“基本上是把‘民主’这个词看成是社会的各个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语，认为这个趋势是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和最不可逆转的结果……
更具备思想史意义上的民主观念和社会风俗状况的变动
由此可知，在很大程度上，本书的书名De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也可理解为“平等（的社会状况）在美国”。
在托克维尔的辞典中，所谓“民主”，并不都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过选举更换领导人或者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机制。有时候他使用狭义的民主，指的确实是政治民主；更多的时候则用“民主”一词来指称历史结构性演变的客观趋势与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断使人们趋于同质化和相似化，在这种意义上，民主意味着公民在法权方面的平等地位。
与旧贵族一同消失的还有荣誉感和责任感。政治和公务变成了一种职业。
对于托克维尔说来，现代与古代的一个本质性的差异就在于，在现代社会中，少数人已经再也无法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拒绝大多数人与他们相似。这是“社会状况的平等”的重要含义之一。尽管传统主义者力图复辟依赖等级特权为治的贵族制时代，但是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让往昔用以维系等级特权的那些社会条件一去不复返了，因而想要重建贵族等级制度的人已经根本无法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这也是处在民主时代的传统主义者最大的悖论。在这样一个时代，“公务员贵族”意图享有老贵族原先享有的那些特权，但却找不到昔日贵族依赖自然秩序所享有的正当性，而且也不可能找回往昔贵族阶层所具有的高贵气质与社会担当。贵族依托的毕竟是自然秩序所形成的文化等级，而现代的公务员依赖的却是人为建构的秩序中的科层等级，后者所享有的特权与地位，除了权力之外没有任何政治文化可依傍。中古时代的贵族可以延续数代，但现代的公务员一旦失去权力就一无所有。如果是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那其实除了短期的政治势利带来的虚荣外别无其他。
历史观念的变动反过来推动现实的变动，现实的变动加深观念的变动。
革命所带来的政治文化的巨变之一，就在于一种“想象的平等”（l'égalité imaginaire）日益深入法国社会的政教习俗当中。这种仅仅是“想象的平等”，在托克维尔看来，却要比人类状况的实际不平等更为重要，因为想象的平等使人想起所有等级关系或所有不平等的偶然性、人为性。在现代社会中，单单是这种“想象的平等就让所有的不平等成为非法”。
托克维尔似乎把民主进程当作历史必然性处理，他要在这种“天命”之下为法国寻找适当的制度结构
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二元对立结构，是托克维尔社会思想具有根本性的主要社会范畴。他视民主制取代贵族制为法国大革命代表的现代性出场给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影响和支配着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意味着民主首先是一种社会状况。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民主已经是给定的客观事实，政治的上层结构是否能够与其社会状况的基础相适应，则是执政者能否顺应社会变化趋势、掌握政治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二元对立结构，是托克维尔社会思想具有根本性的主要社会范畴。他视民主制取代贵族制为法国大革命代表的现代性出场给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影响和支配着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意味着民主首先是一种社会状况。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民主已经是给定的客观事实，政治的上层结构是否能够与其社会状况的基础相适应，则是执政者能否顺应社会变化趋势、掌握政治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托克维尔对此深感遗憾：“我看着芸芸众生全是一副相似的面孔，没有出类拔萃之人，亦无愚昧落后之徒。这幅整齐划一的景象真使我感到悲凉，我几乎要怀念那一去不复返的社会。”（《论美国的民主》，第283页）由于法国人过度沉迷在私人领域里，过度考虑私人利益，社会的政治性和公共领域就消失了，社会成了“碎片社会”、“散沙社会”（société en poussière）。
托克维尔认为，必须把美国的政府形式，与旧制度末期的法国政治结构，以及从革命中诞生出来的法国政治结构，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在他看来，法国的历史道路，并不像革命者想象的那样独特，也不像保守主义者想象的那样黑暗，不过意味着一种进入民主时代的特殊方式
托克维尔在实地考察美国的经验中，发现了维系美国政治社会完善运作的三项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与资源；二是典章制度，包括政府机构组织与宪政法治；三是政教习俗。三者之中，尤以政教习俗最为重要。它指称的是一个社会所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与一般心理习惯。作为社会状况的主要构成部分，“尽管最幸运的地理环境和最好的法律并不能够维持一种政体，但政教习俗却能够将即使最不利的环境和最糟糕的法律转变为有利的条件”。
在美国，法官与律师等法律人群成为取代老欧洲贵族阶层的中间群体的角色。这一群体重视公共秩序、爱好和平与稳定的保守习性抑制了平等社会中大众的激情，成为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
美国之行对托克维尔最大的收获乃是让他认识到“在民主的国度中，结社的学问乃是学术之母”。在美国社会中，公民自愿组成的社团遍地发育，“公民的自由联合取代了旧欧洲贵族阶层的个人权威，避免了政治上的暴政和专横”。这就重建了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中间权力”（pou-voirs intermédiares）。
在托克维尔的视野中，这个“全新的世界”新就新在它以民主制取代了贵族制。这一社会变迁之所以具有根本性，在于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民主制，而且是一种社会状况；不仅意味着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方面的民主制，并且包含着整个社会意识对于民主制的充分接纳。现代性的挑战让人与社会的问题，成为具有根本性的问题。
保留意见，施特劳斯对托克维尔的认识怎么会如此肤浅。古今之争是在思想史意义上更深刻的层面谈论的。至少托克维尔不同于那些现代民主意识形态的狂欢家。认识到古今民主的不同同样是是施特劳斯的共识。施特劳斯也是反思民主制，而非否认美国民主。他自己就是美国公民。
托克维尔指出：“人是相似的，生下来就对自由拥有同等的权利，这本是一个极其一般而且同时又是极其简单的道理。但是，罗马和希腊的最精明最博学的天才，从未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他们试图以种种办法证明，奴隶制度是合乎自然的，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由此可见，他并不是美国政治哲学界施特劳斯学派塑造的那个在古今之争中站在保守立场上的人物，也根本不持有传统主义的立场。在他看来，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并不同质。因此，与古典哲学家刻意贬低古代民主制不同，他的“新的政治科学”，不是要回到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古典政治学。托克维尔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很少论及古典政治哲学的影响，而且他特别强调，古典哲学家的重大缺陷在于缺乏一种能够包容所有人类个体，并无视其特定地位的一般的人类思想。
托克维尔指出：“人是相似的，生下来就对自由拥有同等的权利，这本是一个极其一般而且同时又是极其简单的道理。但是，罗马和希腊的最精明最博学的天才，从未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他们试图以种种办法证明，奴隶制度是合乎自然的，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由此可见，他并不是美国政治哲学界施特劳斯学派塑造的那个在古今之争中站在保守立场上的人物，也根本不持有传统主义的立场。在他看来，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并不同质。因此，与古典哲学家刻意贬低古代民主制不同，他的“新的政治科学”，不是要回到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古典政治学。托克维尔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很少论及古典政治哲学的影响，而且他特别强调，古典哲学家的重大缺陷在于缺乏一种能够包容所有人类个体，并无视其特定地位的一般的人类思想。
托克维尔以“后革命时期的社会理论家”自居。他的新政治学，是要开创社会理论的政治之维。社会理论是近代社会的一项知识成就。一般而言，社会理论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试图把社会当成一个整体来理解（而非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子系统关联互动；二是区分不同类型的社会并加以一般化；三是特别关注分析现代性。英美的政治哲学家往往以一种规范性政治理论来看待托克维尔的政治学，这一类型的政治理论偏爱用抽象的思辨方法来界定诸如自由、民主等概念。但托克维尔作为一个社会思想家，是反对纯粹依赖概念的推导来建构抽象理论的。
就学术路径而言，托克维尔更多取径于近代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孟德斯鸠。正如西方有论者指出的，法国启蒙运动的“原子论个人主义”妨碍了孟德斯鸠社会理论观念的发展，是托克维尔超越了启蒙主义而遥遥上承了这一社会理论观念，并将其重新发扬光大。同时也实现了从孟德斯鸠的贵族自由主义，经卢梭的平等论转向，再到托克维尔的自由民主主义的转换，从而使法国古典社会思想传统获得了新的意义。
第3章 绪论
施特劳斯：托克维尔很早地看到宗教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关系。
上帝不必开口，我们就能发现显示他意志的明确征兆。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观察自然规律和历史趋势即可。造物主没有开口说话，我也可以知道星辰沿着他的手指划出的弧线在太空运行。如果今天的人们凭借长期观察和认真思考，知道不管在过去还是未来，人类都在并且都将不断走向平等，那么仅凭这一发现，平等这一发展趋势就被赋予了天主意志的神圣性。因此，试图阻止民主进程似乎意味着反抗上帝本身，各民族只有审时度势，顺应上帝给他们安排的社会状况。
在我看来，当今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局面。席卷他们的这场运动，力量强大，无法被遏制，但速度不够快，引导它仍有希望。各民族的命运仍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为时不会太久了。
在如今这个时代，政治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净化民主风尚；规范民主运动，逐步以科学的方法治理国家与社会，走出民主经验不足的局面，逐步认清民主的真正利益，克服民主的盲目本能；民主治理要结合具体的时空条件进行，在不同情况下，针对不同人群时，应灵活调整。
一个全新的世界，呼唤一门全新的政治科学。
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之利弊
贵族高高在上，关心人民的命运就像牧师关心信徒们的命运那样，亲切而冷静。他们并不认为穷苦百姓的地位和他们平等，之所以关心穷人的命运，是因为把穷人看做上帝交到他们手里，让他们看管的物品。
人民对于自己的社会处境从未有过非分之想，也不敢想象可以和主子平起平坐。他们接受主子的恩惠，对主子的特权从未有过异议。如果主子宽厚正直，他们就爱戴他；如果主子严苛无情，他们也能毫无怨言、毫不自卑地服从，把这样的统治看做上帝设下的劫难。此外，民风民情也限制了暴政的肆虐，为强权制定了某种律法。
贵族丝毫不曾想过他自认为合法的特权会遭人剥夺，农奴认为他的卑下地位符合不可动摇的自然秩序，因此人们觉得这两个命运悬殊的阶级，彼此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友善的关系。当时，社会充满着不平等与苦难，但人的灵魂却没有堕落。造成人心堕落的，并非执政者行使权力而民众习惯服从，而是执政者行使了一种被视为非法的权力，民众服从于一种被他们视为篡夺和压迫的权力。
一边是一些人享受财富、权势、悠闲，并利用这些条件追求奢侈，提升品位，开发智力，欣赏艺术；而另一边，一些人整日劳作，粗野无知。
但就在这群粗野无知的人当中，你也能发现澎湃的激情，宽广的胸怀，虔诚的信仰和质朴的德行。
照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可能是一个稳定、强盛，尤其是伟大光荣的社会。
但现在社会等级被打乱，人与人之间高高的篱墙变矮了；分地，分权，文化普及，智力水平趋于平等，社会状况变得民主，最终不管在法律制度还是在民风民情方面，民主都稳稳地取得了统治权。
贵族高高在上，关心人民的命运就像牧师关心信徒们的命运那样，亲切而冷静。他们并不认为穷苦百姓的地位和他们平等，之所以关心穷人的命运，是因为把穷人看做上帝交到他们手里，让他们看管的物品。
人民对于自己的社会处境从未有过非分之想，也不敢想象可以和主子平起平坐。他们接受主子的恩惠，对主子的特权从未有过异议。如果主子宽厚正直，他们就爱戴他；如果主子严苛无情，他们也能毫无怨言、毫不自卑地服从，把这样的统治看做上帝设下的劫难。此外，民风民情也限制了暴政的肆虐，为强权制定了某种律法。
贵族丝毫不曾想过他自认为合法的特权会遭人剥夺，农奴认为他的卑下地位符合不可动摇的自然秩序，因此人们觉得这两个命运悬殊的阶级，彼此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友善的关系。当时，社会充满着不平等与苦难，但人的灵魂却没有堕落。造成人心堕落的，并非执政者行使权力而民众习惯服从，而是执政者行使了一种被视为非法的权力，民众服从于一种被他们视为篡夺和压迫的权力。
一边是一些人享受财富、权势、悠闲，并利用这些条件追求奢侈，提升品位，开发智力，欣赏艺术；而另一边，一些人整日劳作，粗野无知。
但就在这群粗野无知的人当中，你也能发现澎湃的激情，宽广的胸怀，虔诚的信仰和质朴的德行。
照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可能是一个稳定、强盛，尤其是伟大光荣的社会。
但现在社会等级被打乱，人与人之间高高的篱墙变矮了；分地，分权，文化普及，智力水平趋于平等，社会状况变得民主，最终不管在法律制度还是在民风民情方面，民主都稳稳地取得了统治权。
托克维尔希望的民主
于是我设想这样一个社会：所有人都把法律视为自己的作品，因此心甘情愿地守法；政府的权威得到尊重，并非因为它神圣，而是出于必须。人们对政府首脑的爱戴不是一种狂热的个人崇拜，而是一种理性和平静的感情。人人都拥有一定的权利，而且相信权利得到保障，所以各阶层之间能够产生稳固的信任感和不卑不亢的相互尊敬。
人民一旦知晓自己的真正利益，就会明白，若要享用社会财富，必须承担个人义务。这样，公民自由联合将取代贵族的个人权威，而国家也会避免出现暴政和专制。
我认为，按照这种方式建立的民主国家，其社会绝不会停滞不前，社会本身的运动会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民主社会不比贵族社会富丽堂皇，却也少了很多苦难；没有那么多穷奢极欲，但人民的生活普遍改善；伟大的科学发现减少，但文盲率也在降低，情感不再那么狂热，而行为更加稳健；恶习增多而犯罪减少。即使没有虔诚狂热的宗教信仰，知识与经验有时也能让公民做出巨大牺牲。每个人都同样脆弱，也都同样感到对他人的需要。一旦个人了解到，只有帮助别人才能获得别人的帮助，便不难发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密不可分。
整体而言，国家没有过于耀眼的外表，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壮举，国力也许没有那么强盛，但是大部分公民的生活条件将得到改善，人民显得安详满足，倒不是因为他们对更好的生活不抱希望，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生活得很好。
虽然在这样的秩序下，一切并非尽善尽美，但社会至少具备使事物变善变美的一切条件。人们推翻贵族制，便永久放弃了贵族社会的优点，但他们可以得到民主制带来的一切益处。
托克维尔比现在这些接受既定民主结果的意识形态拥趸的目光要清晰得多
如此，我们放弃了旧制度优良的一面，而没有获得现行制度可能提供的好处。我们摧毁了一个贵族社会，在其留下的残垣断壁之间满意地止步，好像要把那儿当成永久的栖息地。
在今天，依然有很多虔诚的基督徒，以一颗宗教的心灵相信永生。这些人很可能为了人类的自由而奋斗，因为有了自由，道德才是伟大的。基督教使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愿意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很多奇怪事件同时并发的局势下，宗教暂时加入民主所要推翻的势力阵营内，不时反对它所热爱的平等，并且将自由作为敌人来诅咒；但如果宗教与自由携手，宗教本可以使得自由具有神圣的地位。
我的目的，是想在美国发现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如果谁以为我写这本书是为了颂扬美国，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只要读过这本书，就会知道这决不是我的意图。我的写作也不是为了提倡某种广义的政府形式，因为我和很多人一样，不相信法律能体现绝对的善。我甚至不曾想要判断，这场在我看来势不可挡的社会革命对人类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我把这场革命看做已经或几乎已经完成的事实，在经历过革命的众民族中，我寻找那个革命进行得最完整、最和平的民族，用来认清革命的自然结果，并且，若有可能，认识能让革命造福于人类的方法。我承认，在美国我不止见到了美国，我要寻找的，是民主本身的样子，想要知道它的喜好、特点、偏见和激情。我想要认识民主，也只不过是为了至少可以知道它有什么值得我们期待，又有什么会让我们恐惧。
托克维尔似乎超越了意识形态来思考 而不是民主制的拥趸。这种超越的视野更接近古典政治哲人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无意服务或攻击任何政党。我不想标新立异，只不过想比各政党看得更长远些。在各政党只为明日而奔忙之时，我已在遥想未来。
第5章 英裔美国人的起源以及该起源对他们未来的影响
这时您就会明白主宰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从何而来。因此可以说，一个人完全形成于襁褓之时。
对民族而言也是如此。各民族总是受到起源的影响。伴随一个民族诞生并有助于它发展的具体情形，会一直影响它日后的演变
若能追溯社会成员的历史，审视他们留下的最古老的遗迹，我毫不怀疑能从中发现民族性的第一起因，而这所谓的民族性是由各种强势偏见、习惯、情感等构成的。在这追源溯流的过程中，我们也许能找到原因来解释如今社会上一些跟主流风尚相悖的习俗、有违普世价值的法律和一些互相抵牾的看法，这些就如同我们有时在一座老房子里看到的残缺不全的链条，已经挂不住任何东西，却依然悬在屋顶一样。因此可以理解有些民族的命运，它们似乎被一股未知的力量所掌控，走向一个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未来。但直到今日，进行这样的研究还缺乏材料。一个国家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试图研究自身，等到它终于开始想到观察自己的摇篮时，时间已给摇篮罩上重重迷雾，无知和傲慢又让种种传说环绕其左右，于是真相隐而不现。我们若想观察一个社会自然平和的发展历程，就只能将美国作为观察标本，在那里，我们能够研究各州的起源对其未来的影响。欧洲人在新大陆登岸之时，他们原先的民族特性已经完全定型。
他们与其他移民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是他们的移民目的。他们告别家园并非迫不得已，而是自愿放弃在本国值得惋惜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经济保障。他们来到新大陆也并非为了增加财富，改善生活。他们离开舒适的家园是为了服从一个纯粹的精神需求。他们愿意忍受背井离乡之苦，为的是实践一个理念。
虔诚的冒险者精神
这些自称为朝圣者的移民属于英国一个因教义严格而被称为清教的教派。清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派别，而且在很多方面与极为绝对的民主共和理论相契合，因此招来很多危险的敌人。他们在祖国被政府迫害，心中秉持严格的教条，感到自己所在社会的那种日常生活是一种侮辱，于是他们满世界寻找一块蛮荒之地，希望在那儿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自由地祈祷上帝。
摘几段引文，它们将比我的赘述更好地说明这些虔诚的冒险者的精神。
清教教义既是宗教学说，也是政治理论。
至于“如果没有上帝见证，那么如何使一个社会组织得到其中公民的认可？中国？” 此问题确实很关键。美国宪法宣誓对着上帝，而中国的宪法的根本合理性放在那？我个人认为是祖宗和历史。只要找到能够像圣经一样团结和共识的权威即可，而中国恰好没有这种单一和具象的权威，因此合法性就很容易地归宿到“历史”和“人民”。在我看来是那种文明国家的历史认同感，这种感觉不需要一个宗教传统国家那样具体的文本来作为现代的保障。
他们立即通过了一项公约，声称：
“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为了上帝的荣光、基督教的发展和祖国的荣誉，决定在这片偏僻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当着上帝的面，一致庄严地表示同意，将我们所有人组成一个政治社会，以便自我管理和实现我们的信仰。根据这份契约，我们将要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法令，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任命行政官员并加以服从。”此事发生在1620年。从那时起，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新大陆。查理一世在位期间，宗教和政治纷争震荡着整个不列颠帝国，每年都有大批异见分子被赶到美洲海岸。在英国，清教徒的主体依然是中产阶级。大部分移民也都来自于中产阶级。新英格兰的人口迅速增长，当祖国还在残暴地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的时候，殖民地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社会均质化的新景象。这种在古代不敢梦想的民主，已经从陈腐的封建社会里逃脱出来，此时它身强力壮、全副武装。
英国政府看到大批大批的移民带走了骚乱和革命的种子，心里很满意。它甚至全力促成移民，却似乎并不关心那些为了躲避它的严刑峻法而逃至美洲的移民未来的命运。可以说，在英国政府眼中，新英格兰就像一片由想象力勾画出来的地方，应该放手让那些革新者进行他们的试验。
美国创业者精神的诞生
他们立即通过了一项公约，声称：
“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为了上帝的荣光、基督教的发展和祖国的荣誉，决定在这片偏僻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当着上帝的面，一致庄严地表示同意，将我们所有人组成一个政治社会，以便自我管理和实现我们的信仰。根据这份契约，我们将要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法令，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任命行政官员并加以服从。”此事发生在1620年。从那时起，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新大陆。查理一世在位期间，宗教和政治纷争震荡着整个不列颠帝国，每年都有大批异见分子被赶到美洲海岸。在英国，清教徒的主体依然是中产阶级。大部分移民也都来自于中产阶级。新英格兰的人口迅速增长，当祖国还在残暴地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的时候，殖民地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社会均质化的新景象。这种在古代不敢梦想的民主，已经从陈腐的封建社会里逃脱出来，此时它身强力壮、全副武装。
英国政府看到大批大批的移民带走了骚乱和革命的种子，心里很满意。它甚至全力促成移民，却似乎并不关心那些为了躲避它的严刑峻法而逃至美洲的移民未来的命运。可以说，在英国政府眼中，新英格兰就像一片由想象力勾画出来的地方，应该放手让那些革新者进行他们的试验。
他们立即通过了一项公约，声称：
“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为了上帝的荣光、基督教的发展和祖国的荣誉，决定在这片偏僻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当着上帝的面，一致庄严地表示同意，将我们所有人组成一个政治社会，以便自我管理和实现我们的信仰。根据这份契约，我们将要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法令，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任命行政官员并加以服从。”此事发生在1620年。从那时起，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新大陆。查理一世在位期间，宗教和政治纷争震荡着整个不列颠帝国，每年都有大批异见分子被赶到美洲海岸。在英国，清教徒的主体依然是中产阶级。大部分移民也都来自于中产阶级。新英格兰的人口迅速增长，当祖国还在残暴地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的时候，殖民地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社会均质化的新景象。这种在古代不敢梦想的民主，已经从陈腐的封建社会里逃脱出来，此时它身强力壮、全副武装。
英国政府看到大批大批的移民带走了骚乱和革命的种子，心里很满意。它甚至全力促成移民，却似乎并不关心那些为了躲避它的严刑峻法而逃至美洲的移民未来的命运。可以说，在英国政府眼中，新英格兰就像一片由想象力勾画出来的地方，应该放手让那些革新者进行他们的试验。
立法者在制定刑法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维护道德秩序和社会良好风气。因此，他们总是重视道德问题，简直没有一项恶行不被列入惩治的范围。
读者也许可以从这项法令的序言中看到：在美国，开启民智的是宗教，而将人引向自由的则是对宗教戒律的服从。
“我们应当正确理解独立二字。确实，有一种堕落的自由，动物和人均可享用，这种自由意味着为所欲为。它与一切权威为敌，忍受不了一切规章制度。若行使这种自由，我们便会自行堕落。这种自由也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上帝也认为应当起来反对它。但是，还有一种公民的道德的自由，它的力量产生于团结，政权的职责就在于保护这种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能让人无所畏惧地行一切正义的善举。这一神圣的自由，我们应当冒着一切危险去保卫它，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自由看来，宗教是它在斗争和战胜过程中的伙伴，是自己童年的摇篮，是自身权利的神圣来源。它把宗教视为社会风俗的保障，而把社会风俗视为法律和自由持久的保障。
第6章 英裔美国人的社会状况
人们通常称为家族精神的东西，其实是为了迎合个人的自私心理，满足个人的幻想。人们幻想在子孙后代身上延续自己的存在，实现不朽。一旦家族精神不再，个人的自私心理将重新用来满足个人的现实需要。在人们的意识中，家族成为了一个模糊而不确定的概念，于是每个人都只顾现实享受。人们会考虑到下一代的生活，但也就一代而已，不会考虑得更加长远。
人们不再努力使得家族不朽，或者至少可以说，人们不再努力通过地产使得家族不朽，而是想依靠其他途径。
如此，继承法不仅使得家族很难保持地产完整，而且使得家族不再具有保持地产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促使家族与其一道摧毁家族自身。
但是，人心也有对平等的变态爱好，即弱者希望打击强者，使强者沦于他们的水平。他们宁愿在奴役中平等，也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这并不是说社会状况民主的民族天生轻视自由，相反，他们出自本能地爱好自由。然而，自由并非他们最渴望、最持之以恒追求的事物。平等才是他们永远爱慕的对象。他们一时冲动，猛下功夫，想要得到自由。一旦未能达到目标，他们就妥协了。但是，如果没有平等，那么什么都不能使他们满意，他们宁死也不愿失去平等。
第8章 在叙述联邦政府之前必须先研究各州的过去
托克维尔似乎认为，乡镇先于国家存在，因此国家权力实际上是乡镇让渡出来的。
乡镇这一组织形态在自然界中显得如此适宜，只要有人聚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乡镇。
因此，全世界各民族不管习俗法律如何，都有乡镇组织的存在。是人建立君主制或共和制，而乡镇却像直接出自上帝之手。
乡镇这一组织形态在自然界中显得如此适宜，只要有人聚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乡镇。
因此，全世界各民族不管习俗法律如何，都有乡镇组织的存在。是人建立君主制或共和制，而乡镇却像直接出自上帝之手。
乡镇自由并非依靠人的努力而实现，它极少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可以说它是自己生成的。它是在半原始的社会中自己悄悄发展起来的；是法律和社会习俗的共同作用，是环境，尤其是时间，最终使它得以巩固。欧洲大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知道何谓乡镇自由。
一个人为什么要服从社会呢？这一服从的自然限度又在哪里？
一个人服从社会，并非因为他比管理社会的人低劣，或者他自我管理的能力不如别人。一个人服从社会，是因为他感到跟同胞的联合对自己有益，因为他知道一种负责协调的权力的存在，对实现这一联合是必要的。
因此，当他要履行公民彼此之间的义务时，他就要受到约束；而在只涉及自身的事务上，他仍然是自主的。也就是说，他是自由的，其行为只对上帝负责。由此引出这样一条准则，即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也是唯一的评判者，而社会只有在个人伤害了公共利益，或社会需要个人援助的时候才有权支配个人行动。
在联邦的这一部分，政治生活始于乡镇。甚至可以说，起初每个乡镇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后来，当英国国王相继要求行使他们的主权时，也只是限于州一级的权力。对于乡镇，他们并未加以干涉，而是使其维持原状。如今新英格兰的乡镇是隶属的，但在起初，它们绝非如此，或者说几乎不是如此。因此，乡镇并没有从别处取得权力，相反，似乎是它们向州政府让渡了一部分独立。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别，读者务必谨记在心。
也就是说，在我们法国，是中央政府把它的官员借给乡镇；而在美国，则是乡镇把它的公务员借给州政府。仅这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两个社会的差别是如何之大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强大的政府集权的国家能够生存下去，尤其是无法想象它能够繁荣昌盛。但是，我认为行政集权只会削弱它统治下的人民的力量，因为它不断摧毁人民的公民精神。确实，行政集权能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和地点集中整个民族的可用力量，但是它妨碍这些力量的再生。它帮助民族在战争中取胜，却损害民族的长远利益。因此，行政集权可以造就一个人的短暂辉煌，却无助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繁荣。
一个权威，时刻伴随着我，尽力满足我的需求，它在我的前方飞翔，为我排除一切潜在的危险，那些危险，我甚至想都不用去想，可是，如果这个权威在扫除我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荆棘之时，也成为我生命的绝对主人，剥夺我的个体自由，那么，要这个权威做什么？如果这个权威控制了众人的行动，决定了众人的生存，以至于在它颓丧之时举世颓丧，在它沉睡之时举世昏睡，在它灭亡之时举世衰亡，那么，要这个权威有什么意义？
民众主权意识的重要性
欧洲很多国家的居民像殖民地的居民一样，对自己居住地的命运毫不关心。国家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他并未参与其中。他甚至不太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事件，他只是偶然听别人讲起。而且，就连自己村庄的财产、家门口那条路的治安、定期去做礼拜的教堂和神甫住房的命运，他都从不加以关注。他认为这些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认为它们应该由我们称为政府的那个陌生权力来处理。对他来说，享有用益权就可以了，他的脑子里没有所有权的概念，也不考虑改良现状。这种漠然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如下可能：如果某天他的个人安全或者他后代的安全受到威胁，他也不会努力化险为夷，而是双手抱在胸前，等全世界的人来救他。不过，这个人尽管完完全全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却不比其他人更喜欢服从。确实，他服从一名小职员的颐指气使，但是一旦没有强力的压迫，法律在他眼中就如同一个战败的敌人，他就敢于触犯法律。因此，我们看见他总是在奴性和任性之间摇摆。
欧洲很多国家的居民像殖民地的居民一样，对自己居住地的命运毫不关心。国家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他并未参与其中。他甚至不太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事件，他只是偶然听别人讲起。而且，就连自己村庄的财产、家门口那条路的治安、定期去做礼拜的教堂和神甫住房的命运，他都从不加以关注。他认为这些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认为它们应该由我们称为政府的那个陌生权力来处理。对他来说，享有用益权就可以了，他的脑子里没有所有权的概念，也不考虑改良现状。这种漠然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如下可能：如果某天他的个人安全或者他后代的安全受到威胁，他也不会努力化险为夷，而是双手抱在胸前，等全世界的人来救他。不过，这个人尽管完完全全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却不比其他人更喜欢服从。确实，他服从一名小职员的颐指气使，但是一旦没有强力的压迫，法律在他眼中就如同一个战败的敌人，他就敢于触犯法律。因此，我们看见他总是在奴性和任性之间摇摆。
国家信仰与宗教信仰。
当一个国家到达如此境地时，它就必须修改法律，改良民风，否则只能走向灭亡，因为公共道德之源已经枯竭，国有庶民而无公民。在我看来，这样的国家正等着被征服。如果它还没有从世界舞台上消失，那是因为它周边的国家与它相似，或者还不如它，因为人们还怀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国本能，不假思索地为祖国感到骄傲，对祖国历史上的辉煌有着模糊的记忆，这些情感，尽管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却在必要的时候使他们产生保卫国家的冲动。有一些民族为了保卫祖国做出了英勇的努力和牺牲，而在这个祖国，他们却活得像外国人，如果以此来证明爱国本能之强烈那就大错特错了。要注意，他们保卫国家最主要的动机几乎总是宗教。
维持国家的寿命、荣耀与繁华成为了他们神圣的信仰，在保卫祖国的同时，他们也保卫了自己的圣城，他们是这座圣城的公民。土耳其人民从未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却完成很多壮举，因为他们将苏丹征伐的战果视为穆罕默德宗教的胜利。如今他们没有了宗教，只有专制，便衰落了。
孟德斯鸠认为专制制度有一种独特的威力，在我看来，这是给了专制一种它不配享有的荣誉。专制制度本身无法使任何事物保持持久。只要仔细观察，我们便能发现，专制政权的长期繁荣维系于宗教而非恐吓。
要重燃信仰不能依靠法律，但要使得人们关心国家的命运却要依靠法律。人的内心有着永不泯灭的模糊的爱国本能，要通过法律唤醒和引导这种本能，并且，法律使得爱国心与日常思考、激情和习惯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一种理智而持久的情感。要实现这一点，不能说为时已晚，因为国家不像个人那样容易衰老。每诞生一代人，就如同产生了一个崭新的民族，立法者可对这些新人进行教育和领导。美国最让我激赏之处，不在于分权的行政效果，而是分权的政治效果。在美国，处处都能感受到祖国的存在。小到一个村庄，大至整个国家，祖国成为每个人关心的对象。一个居民就像关心自身利益一样关心国家的利益。他以国家的荣耀为自身的荣耀。他觉得国家的进步有自己的功劳，以国家的成就为自己的成就。他充分利用和享受国家的整体繁荣。他对祖国的感情就像一个人对家庭的感情，而他对州的关心就如同一个人对自己的关心。对欧洲人来说，公职人员体现的常常是权力，而对美国人来说则是正义。因此可以说，在美国从不是人服从人，而是人服从正义或法律。
第11章 联邦宪法
小国历来都是政治自由的摇篮。大部分小国在逐渐扩张的过程中丧失掉这一自由，由此可见政治自由源于国家的小规模，而非源于国家本身。
必须承认，大国也有大国独特的优势。在大国，普通人对权力的渴望比在其他地方更为炽热，对荣誉的向往也同样如此，在有些人看来，若能让一个泱泱大国的所有人都为他欢呼，那么无论多少努力都值得付出，他们相信，在争取荣誉的过程中，灵魂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升华。在大国，人们对于一切事物的思考都更为强劲有力，观念的传播也更为自由，大都市是巨大的文化中心，汇集和闪耀着人类的理性之光。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国比小国更能促进文化乃至整个文明进步的原因。要补充说明的是，重大的发现通常需要强大的国力作为支持，而这是小国无法做到的。大国政府视野更为开阔，不那么墨守成规，也不容易陷入地方本位主义。大国政府更有思想，也更敢于行动。
只要处于和平时期，小国国民的生活普遍比大国更为富足，然而，一旦爆发战争，战争对小国的危害就甚于大国。大国的大部分居民远离国境线，有时能历经几个世纪而免受战乱之苦。对这些人来说，战争会造成一些紊乱，但不会带来灭顶之灾。另外，看待这个问题就像看待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应该优先考虑到事物的必然性。
如果只有小国而无大国，人类必定可以过得比现在更加自由幸福，然而，没有大国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小国通常命运悲惨，这倒并非因其小，而是因其弱。大国昌盛，并非因其大，而是因其强。因此，强大的力量通常是国家幸福乃至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
正是为了结合大国和小国各自的长处，才创立了联邦制。只要稍微观察一下美国便可发现采用联邦制带给美国人的好处。
联邦既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像一个大国那样繁荣和强大。
联邦制的缺陷有时来自法律，这类缺陷可通过立法工作进行修正。然而，有些缺陷来自制度本身，非人力所能改变，因此一个国家如果采用联邦制，就需要该国人民有足够的力量来承受政府天生的缺陷。
在联邦制一切固有的不足中，最突出的是制度的复杂性。联邦制必定意味着两种主权的存在。立法者可以尽量使得两种主权的运作简单而平等，并能提出明确的规定，将二者限定在各自的范围之内。然而，立法者既无法将二者合而为一，也无法阻止二者发生冲突。
因此，无论做出什么努力，联邦制都需要一个复杂的理论来支撑，在理论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国民时时运用自己的理性
联邦主权是人工创造出来的，而各州的主权是天然的，如同家庭中的父权一样，无需费力就能依靠自身而存在。
联邦主权只涉及到个人的某些重大利益，它代表着一个巨大而遥远的祖国，一种模糊而无法定义的情感。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州的主权贴近每个公民，每天与他发生着联系。正是州的主权负责保卫公民的财产、自由和生命，每时每刻对公民的幸福施加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州的主权建立在历史记忆、传统习惯、固有观念、对地区利益和家庭利益的捍卫之上，总而言之，建立在一切使得人们乡土之情如此强烈的东西之上。
乡镇让渡权力给各州政府，州政府让渡权力给联邦政府。
联邦主权只涉及到个人的某些重大利益，它代表着一个巨大而遥远的祖国，一种模糊而无法定义的情感
权力集中的国家上限高，下限低。不过它在战时一定是更高效的 即使是美国，二战时的联邦政府也会收缴权力，包括总统连任。权力集中意味着可以推行持久的政策和计划安排和统一调配，而不会因为党派纷争而朝令夕改，战时的能力也要比民主制强得多。
然而我却无法相信，在国力相当的情况下，联邦制国家能够长期抵抗一个政府集权的国家。
第12章 美国从民主政府获得的真正好处
民主的真正优点，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在于促进所有阶级的繁荣，而只在于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英国的立法经常牺牲穷人的利益以维护富人的利益，牺牲多数人的权利以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因此，当今的英国集巨富与赤贫于一身，有多少力量和荣耀，就有多少贫穷和苦难。
在美国，公务员没有特殊的阶级利益要照顾，尽管他们经常是些无能之辈，有些甚至是可鄙之徒，但政府的持续运作总体上是有益于人民的。
因此，民主制度虽然不乏缺点和错误，在其深处却隐藏着一种造福多数人的趋势，而贵族制度尽管可以培养德才皆备的官员，有时却存在一种秘密倾向，使得官员的才德不过是用于给同胞制造苦难。如此，贵族制政府的官员可能作了恶却出自无心，而民主制政府的官员可能行了善也并非有意。
爱国与宗教信仰
有一种爱国心，主要来自那种将一个人的内心和他出生的地方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本能的、非功利性的和无法定义的情感。这种本能的情感夹杂着对传统习俗的爱好、对祖先和历史的尊重。怀有这种情感的人，爱祖国如同爱自己的祖屋。他们喜欢在祖国享受的安宁和养成的稳定习惯，依恋祖国勾起的回忆，甚至觉得活在祖国，服从也是一种甜蜜。这种爱国之情往往与宗教信仰糅合在一起而变得更加炽热，从而创造出很多奇迹。爱国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因为它不进行推理，而是信仰、感受和行动。有些民族在与其他民族交往时，会以某种方式将祖国人格化，将君主看做祖国的化身。他们将爱国心转移到君主身上，为君主的胜利而骄傲，为君主的力量而自豪。从前在旧君主制下，有一段时期，法国人无可拯救地生活在君主专制之中，他们却对此感到某种程度的愉悦，并且不无骄傲地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王的统治之下。”如同所有出自本能的激情一样，这种爱国心可以激发人们一时的热情，做出巨大的努力，然而却无法使努力长久。这种爱国心在将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之后，便往往任其于和平时期走向衰亡。
有一种爱国心，主要来自那种将一个人的内心和他出生的地方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本能的、非功利性的和无法定义的情感。这种本能的情感夹杂着对传统习俗的爱好、对祖先和历史的尊重。怀有这种情感的人，爱祖国如同爱自己的祖屋。他们喜欢在祖国享受的安宁和养成的稳定习惯，依恋祖国勾起的回忆，甚至觉得活在祖国，服从也是一种甜蜜。这种爱国之情往往与宗教信仰糅合在一起而变得更加炽热，从而创造出很多奇迹。爱国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因为它不进行推理，而是信仰、感受和行动。有些民族在与其他民族交往时，会以某种方式将祖国人格化，将君主看做祖国的化身。他们将爱国心转移到君主身上，为君主的胜利而骄傲，为君主的力量而自豪。从前在旧君主制下，有一段时期，法国人无可拯救地生活在君主专制之中，他们却对此感到某种程度的愉悦，并且不无骄傲地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王的统治之下。”如同所有出自本能的激情一样，这种爱国心可以激发人们一时的热情，做出巨大的努力，然而却无法使努力长久。这种爱国心在将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之后，便往往任其于和平时期走向衰亡。
专制政府经常在社会千疮百孔之时以修护者的面目出现，支持正当权利，救济穷苦百姓，建立社会秩序。专制政府的出现能给国家带来短暂繁荣，于是人民便在这繁荣当中昏昏睡去，一朝醒来，却发现身陷囹圄。与此相反，自由通常于暴风骤雨中诞生，在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碰撞和较量当中艰难成长，只有到了自由成熟之时，我们才能认识到它的好处。
建国时期的美国人确实颇有希腊遗风，而在六十年代也堕落了。在布鲁姆看来已毫无公共精神
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参与公务讨论，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头等大事，或者可以说是唯一乐趣。这一点从他们生活习惯的点滴细节便可看出。比如，女人们经常出席公共集会，对她们来说，听政治演讲是一种消遣，可以消除家务劳动造成的疲惫。政治俱乐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剧院在她们生活中的地位。一个美国人不懂谈话的艺术，但却擅长辩论；他不大卖弄口才，却懂得论证分析。他跟你说话的时候，总像对着一个人群进行发言，有时候一激动会不小心对着你来一句：“先生们！”在有些国家，人们总是很不情愿地接受法律赋予他们的政治权利，就好像参与公共事务会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在心灵四周挖起壕沟，筑上篱墙，然后就窝在这狭隘的个人世界里不愿出来了。
民主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一种强劲的力量、一种离开它就不可能存在的活力，而这种活力，只要稍微具备有利条件就能创造奇迹。民主的真正优点就在于此。
似乎点出了民主制的志向所在不会是最高和最好的志向，而是对普通人而言最安逸最舒服的志向。
如果你觉得与其花费那么多精力去从事智力和道德活动，不如转而去满足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将精力花费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上；如果你认为理性比神更能造福人类；如果你的目标并非培养英雄式的美德，而是温良的习惯；如果你希望看到轻微的弊端而非深重的罪孽，只要罪孽能够减少，你宁愿少一些宏图伟业；如果你不需要生活在一个高雅的社会，而是只要生活在一个繁荣的社会就心满意足了；最终，如果对你来说，政府的主要职责并非使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或威震四海的影响力，而是使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尽可能富足，尽可能远离贫穷灾祸，那么就使公民地位平等地去组建民主政府吧。
如果你觉得与其花费那么多精力去从事智力和道德活动，不如转而去满足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将精力花费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上；如果你认为理性比神更能造福人类；如果你的目标并非培养英雄式的美德，而是温良的习惯；如果你希望看到轻微的弊端而非深重的罪孽，只要罪孽能够减少，你宁愿少一些宏图伟业；如果你不需要生活在一个高雅的社会，而是只要生活在一个繁荣的社会就心满意足了；最终，如果对你来说，政府的主要职责并非使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或威震四海的影响力，而是使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尽可能富足，尽可能远离贫穷灾祸，那么就使公民地位平等地去组建民主政府吧。
第13章 多数在美国的无限权力及其后果
立法的不稳定性，是民主政府的固有弊端，因为民主政体出于本性会不断让新人执政。但是这一弊端的严重程度跟人们赋予立法者的权限大小和行动手段紧密相关。
美国人既最大程度地发展了民主的不稳定性，又使得一切重要事务都听命于民主摇摆不定的意志。
在我看来，所谓的混合政府纯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据“混合”这个词的含义，严格讲来并没有什么混合政府，因为在每个社会，我们最终都能发现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行动理念。
因此，我认为必然要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但是，我同时相信，如果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这一权力加以限制，那么自由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在我看来，无限权力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坏东西。对无限权力的行使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我认为只有上帝可以拥有无限权力而不造成危害，因为他的智慧和公正与他的权力相当。人世间没有哪个权威能因其本身足够值得尊重，或因其本身就拥有无比神圣的权利，使我可以接受它不受约束地行动和不受任何阻碍地进行统治。因此，当我见到某个权威被赋予决定一切的权力和能力时，无论这个权威的名字是人民还是国王，是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也无论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发号施令，总之我都要说：这播下了暴政的种子，我会设法离开，到别的法制下生活。
美国言论自由的禁忌
在美国，多数给思想牢牢划定了界限。只要不越界，作家可以自由表达，然而一旦胆敢越雷池半步，不幸就会降临到他身上。
昔日的君主可以说只靠物质暴力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使用的则是用来钳制人们意志的精神暴力。在独夫统治的专制政府下，专制通过粗暴鞭打身体来打击灵魂，但灵魂却能逃逸出来，高傲地俯视施暴于它的专制。在民主共和国，暴政并不采用这种方法，它绕开身体直接压制灵魂。掌权者不再说“你必须跟我想的一样，否则就得去死”，而是说：“你是自由的，不必跟我想的一样，你的生命、财产，所有的一切都仍然归你所有。不过，你在我们当中从此将变成一个外人。你的公民权得到保留，但是对你已经没有实际用处。因为如果你参加选举，人们不会将票投给你；如果你想得到的只是他们的尊重，他们也只是假装尊重你。你虽然还留在人群当中，却失去了做人的权利。在你接近你的同胞时，他们会像躲避污秽那样躲着你。即使那些相信你清白的人也会抛弃你，因为他们害怕人群也会躲着他们。你就安安静静地活下去吧，但这样活着比死还痛苦。”专制的君主制已经使得专制为人所不齿。要警惕民主共和让专制死灰复燃，别让民主共和只对某些人变本加厉地实行专制，而向大多数人掩饰专制可鄙的面目和可憎的本性
第14章 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
在法学家内心深处隐藏着一部分贵族的爱好与习性。他们和贵族一样，对秩序和规范有一种本能的热爱，也和贵族一样憎恶群众运动，对民治政府有种隐秘的蔑视。
法学家一方面因其天性而自然倾向于贵族和君主，另一方面又为了利益而自然倾向于人民。
因此，法学家虽然喜欢民主政府，却没有民主的偏好，没有承袭民主的弱点，从而能通过民主壮大自身，能超越民主。
在民主政体下，人民信任法学家，因为他们知道法学家在为人民的事业服务，他们能够平静地听法学家讲话，因为他们觉得法学家不会心口不一。确实，法学家没有推翻民主政府的打算，但是他们想方设法以非民主所固有的倾向、非民主所具有的手段来引导民主。法学家从利益和出身来看属于人民，从习惯和爱好来看属于贵族。法学家就像贵族和人民之间的天然联系，是把这二者连接起来的环扣。法学家群体，是唯一毫不费力就可以与民主的自然因素融合在一起的贵族因素，而且是以一种快乐和持久的方式进行融合。我并非不清楚法学家精神的固有缺点，但民主精神若不结合法学家精神，我怀疑民主是否能够长期治理社会；在当今任何一个共和国，若法学家的影响力没有随人民的权力同步增长，我就不相信它能够保住自身。
第15章 为什么民主国家爱平等比爱自由更热烈和更持久
自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自由并不独属于某一种社会状况，在民主制之外的政体中也都能存在。因此，自由不能构成民主时代的独有特征。
民主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而民主时代振奋人心的主要激情，是对平等的热爱。
民主国家的人天生爱好自由，他们自行寻找自由，热爱自由，若使他们失去自由，他们会感到痛苦。然而，对于平等，他们却怀有一种炽热的、永不满足的、恒久的、无法克服的激情。他们希望在自由中获得平等，如果做不到的话，他们宁愿在奴役中获得平等。他们能够忍受贫苦、奴役、野蛮，但无法忍受贵族制。
第19章 论美国人在市民生活中对结社的运用
结社与民主
可以预见，在即将到来的时代，人们将越来越无法独自生产个人生活中最常用、最必需的物品。因此，政府的任务不断增多，而它越是活动，给自己增加的任务就越多。政府越是取代社团的地位，个人就越是失去联合的观念，变得越需要政府帮助。这些互成因果，不断循环。这样下去，岂不是一切个人无力完成之事都要由政府来领导？如果土地不断分割，最终形成无数小块而只能由劳动者集体耕种的时候，难道要让政府首脑脱离政务而亲自领导农事？
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到处都替代社团，那么这个国家在道德和知识领域出现的危险将不亚于它在工商业方面出现的危险。
第20章 论结社与报刊的关系
因此，在结社与报刊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报刊造就社团，社团造就报刊。如果说社团应该随着身份的不断平等而增加是正确的，那么报刊随着社团的增加而增加也是不无道理的。
第22章 美国人如何利用“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与个人主义作斗争
在美国，人们几乎从来不说道德是美的。人们认为道德是有用的，而每天都有事实来证明这个道理。美国的道德家们并不宣称应该为了同胞牺牲自我，因为这样的牺牲是伟大的；他们大胆宣扬的是，这样的牺牲无论对牺牲者还是受益者都是必要的。
第23章 美国人怎样在宗教上应用“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
明显是新教伦理的发展。不过如今已经快变成了彻底的实用主义
美国人不仅是基于利益而信仰宗教，而且还将信仰宗教可能获得的好处放在现世。中世纪的教士只提来世，丝毫不需要为证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可以在现世获得幸福而担忧。
但美国的传道者总要提到现世，只有费尽心机才能使人们的视线从现世离开。为了更好地打动听众，他们每天都向听众讲述宗教信仰如何有助于自由和公共秩序。听他们布道，往往很难知道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谋取来世的永恒安乐，还是现世的幸福。
第24章 论美国人对物质享受的热爱
从对来世的期望变为对现实的享受，这就是西方现代性的一般逻辑。中国的世俗化（韦伯意义上的）和传统的差别就更微妙了。启蒙运动的逻辑来认识传统就会丧失中国近代转型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恰恰是我们把我自己的关键所在，不可不察，
在贵族社会，穷人的想象力都指向来世。现实生活的苦难牢牢扼住他们的想象力，但想象力能从中逃脱，在来世获取慰藉。
相反，当社会等级界线模糊，特权被摧毁，财富日益分散，知识和自由普及的时候，穷人会产生获得物质财富的欲望，而富人也会担心失去自己的财产。中等收入的家庭更为普遍。那些拥有中等收入的人已经能够品尝到物质生活的乐趣，但他们的财产还不足以使他们满足。他们只有通过勤奋工作才能得到物质享受，而在享受的时候无不战战兢兢，唯恐失去自己的财富。
美国梦倾向于个人行为，中国梦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纯粹对金钱与享乐的追求，在美国是非常露骨的。而中国对这种个人世俗成功的传播不包含在国家意识形态中。这种区别值得玩味。
我在美国遇到的贫穷公民，没有一个不对富人的物质享受投以渴望和羡慕的目光，也没有一个不幻想已经得到了命运一直拒绝赐予他的财富。
另一方面，我在美国见到的富人，没有一个对物质财富报以傲慢的蔑视，而这种蔑视有时会在贵族社会最富有、最放荡不羁的贵族身上见到。
美国的富人大部分曾是穷人，曾经在温饱线上挣扎，长期与逆境做斗争。如今他们取得了胜利，当年斗争的激情仍未减退，好像仍然陶醉在追求了四十多年才得到的那些小小享乐之中。
第25章 对物质享受的热爱在民主时代产生的特殊效果
与其说是对美国的如实描述，不如说这是托克维尔对法国未来的期待。
在民主社会，公众的欲望带有某种节制平和的特征，所有人都必须与之相适应。无论恶行还是美德，都不能偏离公共尺度。
所以，生活在民主国家的富人并不追求过度的享乐，而是满足一些微小的需要。他们只求无数小小的欲望得到满足，而不会肆意纵欲。因此，他们会走向疏懒，而不会走向荒淫。
第26章 为什么有些美国人会表现出狂热的唯灵主义
美国的各种结社与唯灵论团体近乎邪教，不过本身美国就是“邪教”立国
在美国社会，到处可以见到一些狂热的、近乎野蛮的唯灵论者，这在欧洲是见不到的。时不时就冒出一个奇怪的新教派，试图通过非同寻常的手段来开辟通往永恒幸福的道路。宗教狂热在这些教派当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第27章 为什么美国人生活富足却忧虑重重
当不平等是一个社会的通行法则时，最大的不平等也不会引人注目；而当一切都几乎平等的时候，最小的不平等也会让人难以忍受。正因为如此，平等越是普及，对平等的渴求就越是难以满足。
在民主国家，人们很容易便能获得一定的平等，但是却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平等。平等每天都在他们眼前逃逸，但却从未脱离他们的视线。平等越是逃逸，就越是引得人们去追逐它。他们总是以为快逮到它了，可它却总是逃出他们的手心。他们离它近得足够感受它的魅力，却还是没有近到可以享用它。他们直到离世都未能好好品尝它的滋味。
民主国家居民在富裕生活中经常表现出来的奇怪的忧郁，以及他们在安宁舒适的生活中有时产生的厌世感，都应当归因于此。
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其政府维护秩序，那么这个民族在内心就已经是奴隶了，是物质财富的奴隶，而可以奴役他们的人也即将出现。
一个美国人在谋取私利的时候，就好像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而在他投身公共事业的时候，又好像把私利忘得一干二净。他一会儿表现得无比自私贪婪，一会儿又表现得那么舍己为公。照理说，人心是不能像这样分裂的。美国的居民以同一种强烈的激情时而去追求物质财富，时而去追求自由，让人感觉这两种激情在他们灵魂的某一处是合二为一的。确实，美国人将自由视为获取物质福利的最佳工具和最大保障。他们在自由中追求物质福利，也依靠物质福利来追求自由。因此，他们不认为参与公共事务不是他们分内之事。相反，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是由自己来选举产生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必须能够帮助他们获取财富，同时也不妨碍他们安宁地享用已经获得的财富。
第28章 宗教信仰是怎样不时使美国人的心灵转向非物质享乐的
美国人通过实践表明他们的态度，即必须通过宗教来使民主具有道德。他们在这一点上关于自身的看法是每个民主国家都应该借鉴的真理。
托克维尔认为缺乏宗教生活的民主社会，对于公民美德和灵魂而言是糟糕的。个人会彻底变为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不管在哪个国家，唯物主义都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危险疾病。但它在民主国家尤其可怕，因为它和民主国家最常见的人心之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民主制度助长对物质享受的爱好。这种爱好一旦走向极端，就会使人们以为一切都只不过是物质。反过来唯物主义又会使人疯狂激烈地追求物质享受。这就是民主国家容易陷入的恶性循环。让民主国家认识到危险，对自己加以约束是有好处的。
大多数宗教都只不过是教导人们怎样获得灵魂不朽的普遍、简单而实用的手段。这是民主国家能从宗教信仰中获取的最大好处，这也就使得宗教信仰对民主国家比对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必要。
N.B. 一神论的西方文明传统，超验传统。中国精神的最高寄托则不是这种超越性的东西，而是家国天下。因此从根本上讲是中国独特的“世俗性”，或可以接受为何能够如此迅速接受现代化。对比日本，则比我们更为“传统”。家国天下这条线不断，文脉就不会断而只是隐伏。
苏格拉底及其门徒对人来世的情形是否有明确的看法，这是不确定的，但是他们树立了一种信念，即灵魂与肉体毫无共通之处，肉体毁灭而灵魂永生，仅凭这一信念就可以使得柏拉图学说具有一种区别于其他学说的崇高激情。
在阅读柏拉图的著作时，我们会发现在他之前以及在他的同时代，有很多作家鼓吹唯物主义。这些作家的作品没有流传至今，即使有也很不完整。几乎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大部分享有盛誉的作家都是唯灵论者。人们不管出于本性还是出于爱好都支持唯灵论，经常顶着很大的阻力将唯灵论拯救出来，让唯灵论者的名字不朽。因此应该相信，不管在什么历史时期，也不管政治制度如何，对物质享乐的激情以及与之相关的观念都不足以满足一个民族的需要。人心比人们想象的更宽广，它可以同时承载对尘世幸福的爱好和对天国幸福的热爱。有时，它好像疯狂迷恋其中之一，但过不了多久就会去追求另一个。
显而易见，民主国家最需要让唯灵主义观点成为主流思想，然而要指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如何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
我认为官方哲学不能长存和繁荣。至于官方宗教，我认为有时能够有助于政权，但迟早会给教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有些人认为为了提升宗教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使人民尊重宗教所提倡的唯灵论，应该间接赋予教士以法律拒绝给予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对此我是不赞成的。
我深信，若是让宗教代言人卷入政治是非当中，会给宗教本身带来几乎不可避免的危险。我同时深信，一定要不惜一切在新兴的民主国家内保住基督教的地位。因此，我宁愿把教士们关在教堂里，也不愿他们走出教堂四处活动。
第29章 过分热爱物质财富为什么会损害物质财富
托克维尔把物质享受和心灵或者说精神联系在一起，颇有几分《会饮》中爱欲阶梯的意思。拉齐也如是为自己的获取行为辩护，即“我们与苏格拉底的区别在于量而不是质”
在这方面，人类之所以比兽类高明，是因为人知道运用心灵来寻找物质财富，而动物只受到本能的支配。是神教会了人自我满足的艺术。人能够超越肉体享乐，蔑视享乐乃至蔑视生命，而动物甚至不知何为生命，所以人才能够将肉体享乐发展到动物无法想象的程度。一切提升、壮大和扩展心灵的事物，都能使心灵更有能力完成与心灵本身无关的事情。
相反，一切打击或贬低心灵的事物，会削弱心灵做一切事的能力。无论事情大小，它都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心灵应该宽广而强大，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和高度来不时为肉体服务。
在这方面，人类之所以比兽类高明，是因为人知道运用心灵来寻找物质财富，而动物只受到本能的支配。是神教会了人自我满足的艺术。人能够超越肉体享乐，蔑视享乐乃至蔑视生命，而动物甚至不知何为生命，所以人才能够将肉体享乐发展到动物无法想象的程度。一切提升、壮大和扩展心灵的事物，都能使心灵更有能力完成与心灵本身无关的事情。
相反，一切打击或贬低心灵的事物，会削弱心灵做一切事的能力。无论事情大小，它都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心灵应该宽广而强大，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和高度来不时为肉体服务。
第30章 为什么在平等和怀疑的时代人们的行动目标要放长远些
深刻的常识
但是，随着信仰之光的逐渐黯淡，人们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短浅，行动目标似乎每天就摆在眼前。
人们一旦不再关心来世的遭遇，就很容易对未来也持满不在乎的粗暴态度，而这种态度极符合人类的某些本性。只要人们失去将主要希望寄托于未来的习惯，就自然想要尽快实现最小的欲望。一旦他们对获得永恒的生命感到绝望，就会迫不及待地享受当下，那样就好像只能活一天似的。
因此，在怀疑盛行的时代，最可怕的是人们不断追逐每天都在变化的欲望，完全放弃只有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获取的事物，最终无法建立起任何伟大、稳定与持久的事业。
如果这样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是民主的，那么我所指出的危险还要加剧。
第32章 为什么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喜欢从事实业
多少展现出资本主义和民主制的亲缘性
在民主社会，这样的人随处可见。随着身份平等的日益普及，其人数还在增加。
因此，民主制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数目，而且使人们选择工作类型。民主制在使人们厌恶农业的同时，将人们引向工商业。这种精神甚至见于最富裕的公民。在民主国家，一个人无论多么富有，总是对自己的财富感到不满足，因为他发现自己没有父亲富有，又担心儿子们更不如己。因此，民主国家的大多数富人总是不断思谋致富的新手段，自然而然地会把视线集中于工商业上，因为在他们看来，从事工商业是致富最快和最有效的手段。在这一点上，他们虽然早就脱离了对温饱的基本需求，却和穷人有着相同的本能，或者说受到一切需求中最迫切的那种需求的支配，即保持生活水平不下降的需求。
第33章 为什么实业可能产生贵族
当一个手工业者不断做同一件东西时，他的手艺会越来越熟练。但同时，他也会丧失用大脑来管理工作的能力。他虽然手艺愈来愈精，人却变得越来越拙。可以说，作为工人，他在向完美迈进，而作为人，他却在不断堕落。
随着劳动分工原则的普遍运用，工人变得越来越软弱、受限和具有依附性。工艺是进步了，但工匠却在退化。另一方面，生产规模越大，资本越雄厚，产品质量就越好，价格也越低，当这一现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富有和学识广博的人就会去经营从前是由没钱没文化的手艺人所从事的生产。必须付出的巨大投入和产生的丰硕成果吸引着这些有钱有知识的人。
因此，工业科学在不断贬低工人阶级的同时，抬高了工厂主阶级。
当工人越来越将自己的智力用来研究一些细节问题时，工厂主却每天关注着全局，他的眼界越来越广，而工人的眼界却越来越窄。不久以后，工人只用体力而不用脑力，工厂主却需要科学甚至天才去获得成功。工厂主越来越像一个大帝国的首领，而工人则越来越像牛马。
因此在这方面，工厂主和工人毫无相似之处，而且彼此的差距日益加大。他们就像一根长链两端的环，各自占据规定好的位置，无法脱离。一方不得不永远牢牢地依附于另一方，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服从，而另一方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指挥。
从前的土地贵族出于法律的强制，或出于他们所认为的风俗的约束，必须对自己的属民施以救助，减轻他们的苦难。但是当今的工业贵族在利用完工人，使他们陷入贫困，变得愚笨之后，却在遭遇工业危机时弃他们于不顾，把他们交付给公共慈善机构来养活。这自然源于上文所述原因。在工人和工厂主之间，存在经常性的联系，但却并不存在真正的结合。
我认为，总体看来，我们如今看到的蒸蒸日上的工业贵族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贵族之一，但同时它又是最受到限制、危险性也最小的贵族之一。
第39章 民主国家害怕哪种专制
我一想到现代人温吞的激情、恭顺的习性、广泛的学识、纯洁的宗教、良好的道德、勤劳规矩的习惯，想到他们既无重大恶习亦无重大德行，我就不担心他们会遇到一个暴君式的领袖，我担心的是监护人式的领袖。
因此我认为，民主国家可能遭受的压迫丝毫不同于在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那些压迫。现代人在他们的统治者身上看不到那些压迫者的影子。我自己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和定义我已经形成的这一观念。专制、暴政之类的词根本就不适用。事物是新的，既然我无法给它命名，就试着先去定义它。
我试图想象专制在这个世界上发生时会有什么样的新特征。我看到数不清的相似而平等的人，整天为了追逐一些渺小而平庸的享乐忙碌个不停，他们就靠这些享乐来填塞自己的灵魂。人与人之间是疏离的，每个人都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对于一个人来说，子女和朋友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同胞，他虽在他们身边，却视而不见；虽触摸到他们，却毫无感觉。他只靠自己也只为自己而存在。如果说他还有个家的话，至少可以说他已经没有祖国了。
在这些人之上耸立着一个巨大的监护性政权，独自保障他们的享乐，负责照看他们的一生。这是一个专制的、深入到细节的、常规性的、有预见性的、温和的政权。它像是父权——如果也和父权一样，旨在让人们做好进入成年生活的准备的话，可它不是。相反，它只希望人们无可救药地永远停留在童年。它喜欢看到人们享乐，只要人们不想别的只图享乐。它心甘情愿地为了人们的幸福而工作，但是它要求成为他们唯一的代理人和仲裁人。它保障他们的安全，预见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创造便利供他们享乐，指挥他们的主要活动，领导他们的工业，管理他们的遗产继承，分配他们的遗产，这不是让他们完全不用费心去思考、费力去生活吗？
我一直相信，我刚才指出的这种平缓、温和、制度化的奴役，会比人们想象的更容易具有某些自由的外表，而且不是不可能在人民主权的背后建立起来。
现代人不断同时受到两种相对的激情的支配：他们既感到需要被领导，又想保持自由。这两种相对的本能，他们无法消除其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就想同时满足二者。他们想到由公民来选举一个单一的、监护人式的、全能的政权。他们把集权和人民主权结合在一起，然后松了一口气。既有监护人保护，又是由自己选出的监护人，如此，他们感到很安慰。每个人都能容忍被系上那根锁链，因为他们看到在那头牵着锁链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人民自己。
在这种制度下，公民们暂时脱离依附地位，出来指定一个主人，然后又回到原先的位置。
如今很多人轻易就接受了行政专制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这种妥协，认为只要将个人自由托付给国家政权，个人自由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这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对我而言，无论主人的性质是什么，都无法改变服从这一事实本身。
自觉的服从良善的统治恰恰是一种公民美德，但如今对抗统治本身成为正义性的来源。但政治生活必然包含统治与被统治，除非你不生存在共同体中，与此同时，你也无法希求利维坦的保护。
这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对我而言，无论主人的性质是什么，都无法改变服从这一事实本身。
第40章 以上各章的延续
在我看来，这前两条真理是简单明了的，而且会带来成效。它们使我自然而然地去思考，在人民身份平等的国家可以建立起怎样的自由政府。
民主国家的政体和它们的需求决定了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权力要比在其他国家更统一、更集中、更广泛、更深入、更强大。在民主国家，社会自然比较活跃和强健，而个人比较顺服和软弱。一个做得多了，另一个就做得少了。这是必然的。
因此，不应指望个人在民主国家和在贵族制国家拥有同样大的独立性。不应该存有这样的希冀，因为在贵族制国家，常常为了个人而牺牲社会，为了成就某些人的伟大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
贵族制不会在世界上重新建立起来。但是我认为，普通公民通过彼此联合，可以组成一些十分富裕、有影响力的强大组织，简而言之，组成一些具有贵族性质的法人。
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一些贵族制的重大政治优势，而又不会有贵族制的不公正和危险。一个政治的、工业的、商业的，乃至科学和文艺的社团，就像一个既有知识又有力量的公民。对于这样一位公民，政府无法任意发号施令或暗中加以迫害。这些社团在维护自身利益、抵制政府的无理要求时，也捍卫了全体公民的自由。
入今更加妈宝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贵族时代，个人权力是极为强大的，而社会权威非常微弱。甚至社会的形象都是模糊不清的，它消散于管理公民的各种不同权力之间。那个时代的人应该做出的主要努力在于扩大和加强社会权力，增强和保障社会权力的特权，另一方面，要把个人独立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使个人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面临另一种危险和另一种顾虑。在大部分现代国家，无论统治者的出身如何，体格是否健康，家族是否显赫，他们几乎总是独揽大权，而个人则逐渐变得软弱不堪，依附性极强。
在从前的社会，情形迥然不同。那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统一或一致的现象。而如今，一切都可能变得相似，每个人的个体特性即将完全消失在大众形象之中。我们的祖辈总是盲目崇尚一个观念，即个人权利应当受到尊敬；而我们则自然而然地夸大了另一种观念，即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多数人的利益。
第41章 主题概览
托克维尔的研究是尼采哲学沉思的实践考察版本，可以对观。看来起我真应该考察一下老施对托的评价
我看到，世界上善与恶的分布相当平均。巨富已经不见，小康之家增多。各种欲望和享乐层出不穷。既无巨大的繁荣亦无极端的悲惨。人人都有上进心，但鲜有胸怀大志者。每个人都是孤立而软弱的，但社会却是活跃、有预见性和强大的。个人做小事，国家做大事。人的精神乏软无力，但民风温和，法制人道。尽管见不到伟大的献身精神，无比高尚、光辉、纯洁的美德，但人们的习惯温良，不崇尚暴力，残暴行为几乎闻所未闻。人的寿命延长，财富越来越有保障。
生活不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安逸平和。没有十分高雅也没有十分低级的趣味。不讲究繁文缛节，也绝少粗鲁的言行。既没有知识渊博的雅士，也没有愚昧无知的白丁。天才更为罕见而知识更为普及。所有人都献出各自微小的力量，共同推进人类精神的进步，而这进步在从前是由某几个人强力推动的。文艺作品杰作不会太多，但作品数量大为增加。一切种族、阶级、国别的联系都将消失，但人类的大团结却要增强。
如果要从所有这些特点中找出最普遍和最显著的那个，我会说，表现在财富上的特点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几乎一切极端都得到缓和与弱化；几乎一切突出点都消失了，被某种中等程度的东西所代替，与之前见到的相比，显得不高不低，不明不暗。
我看着芸芸众生全是一副相似的面孔，没有出类拔萃之人，亦无愚昧落后之徒。这幅整齐划一的景象真使我感到悲凉，我几乎要怀念那一去不复返的社会。
总的来说，托更乐于做一个现代人
贵族制国家的体制所固有的一些弊端和美德，与现代民主国家的天性格格不入，因此不能引入其中。有些良好的倾向与恶劣的本性为贵族制国家所没有，而民主国家则自然生成。一方自然产生出来的观念却会被另一方所摈弃。这就像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各有各的优点与不足，各有各的善与恶。
因此，应当警惕用从前社会留下的观念来判断正在产生的社会。这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两种社会截然不同，是不可比较的。
同样，要求现代人具有适合他们祖辈的社会状况的美德，也绝对是不明智的。因为那一社会状况已经瓦解，并且使得自身携带的善与恶乱作一团，跟着它一起崩溃。
但是如今，这些道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我发现很多当代人试图从旧社会贵族制中产生的各种制度、舆论和观念中做选择。他们欣然放弃其中一些，而希望保留另一些，将它们移植到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