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中蕴含着的法家思想 --邓广铭，漆侠

        王安石所要“改易更革”的对象，是宋朝的太祖、太宗所制定的那些法度，而他变法改制的远大目的，则是富国和强兵，以求能够缓解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外部的民族矛盾。

        从学术思想这一侧面来看，王安石是把释道两家学说中的义理尽量吸收到儒家学说中来，使儒家学说的内容得到极大的深化和提高的；从政治思想这一侧面来看，王安石则又是援法入儒，甚至可以说，他是把法家思想作为制定和推行新法的指导思想的。

       战国时期的法家都很重视农耕和打仗这两件大事。曹操在《置屯田令》中也说：“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性措施也主要是劝农、教战二事。

       王安石在变法之初就提出，“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先”。依据这样的方针，他制定了“农田水利法”以大兴水土之利；制定了“青苗法”以抑制豪强兼并之家的高利贷；制定了“免役法”以“释天下之农归于田亩”，使农业劳动者尽可能多地回到农业生产上去；制定了“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确定地权，借以尽量纠正豪强人家“有产无税”、贫穷人家“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他所以要改变雇佣兵制的用意之一，也是为了不使过多的劳动力去充当寄生的职业兵，以求能够出现“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的景象。

       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王安石曾向宋神宗说：“今乃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主〕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而这就正是促使他在变法过程中要练兵讲武、改革军制、增强军事实力的重要原因。王安石认为，秦之“所以兵众而强”，是由于商鞅实行了“什伍之法”的缘故；北宋养兵虽多，其战斗力却很弱，则是因为把兵和民截然分开的缘故。他的结论是，北宋政府“非什伍其民而用之，则不可以致治强”。因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除了实行“将兵法”而“择将付以职”，把现有的雇佣兵加以教练，以求提高其素质和作战能力外，也采用“什伍之法”而把居民联为保甲，使农村中的大多数壮丁都能受到军事的教练，都能具有当兵作战的能力。之后，先使民兵与募兵相参为用，最后则完全以征兵制度代替募兵制度。此外，王安石还设置了“军器监”以专力讲求和改善兵器的制造。

       王安石还经常把历史上一些法家人物变法的经验取作借鉴。他曾向宋神宗称赞吴起在楚变法“务在富国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又曾向他说：“陛下看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只司马迁所记数行具足。”当他要改革科举的考试办法时，所持理由是，当时的“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这段话与李斯建议焚书时所持理由全然相同。当宋神宗要用韩维做御史中丞时，王安石说，韩维“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这更是直接使用李斯“焚书之议”当中反对颂古非今的话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了。

       儒家把《春秋》的地位高抬在其他诸“经”之上，甚至要以《春秋》治狱，要依《春秋》经义来“断天下之事，决天下之疑”。王安石却不但不把《春秋》列作一般举子们研习和应试的经典，而且还在熙宁六年（1073年）明令规定，凡是由进士和诸科出身的人，一律须再参加一次“律令大义或断案”的考试，合格后才能委派官职。王安石注重法治的精神在这件事上是表现得很突出的。

       上述种种可以说明，王安石不仅继承了法家的思想，在政治实践上也是采行了法家的道路的。而这种种，又全都是与北宋建国以来所传承的指导原则（亦即家法）大相背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