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生命最后的时光

（1989年）十一月二十日邓丽君离开香港飞往巴黎，为了继续音乐工作及想转移生活据点。

到了一九九0 年邓丽君在巴黎录制《泪的条件》（淚の条件）、《YES，被爱拥抱》（Yes,愛につつまれ）（全是荒木丰九 作词、三木刚作曲）。《泪的条件》将用在朝日电视台四月要播出《星期二悬疑剧场》主题曲。

在塔普（TABOO）录音室，有许多从伦敦、巴黎、洛杉矶来的音乐人，譬如像担任罗德·史楚亚特的演唱会贝斯手也在这里。准备录音的某日，有位音乐人带了朋友来，是在照相馆打工的史帝芬·保罗。

邓丽君很在意这个比自己小十四岁的史帝芬，因为她喜欢大眼睛又有点像洋娃娃的男生。邓小姐曾说过“乡广美真俊美”、“田村正和很帅”，有时也会说“喜欢广岛鲤鱼队小早川选手的脸”等。史帝芬也算是这种类型。邓小姐常跟金牛座唱片公司的铃木章代说：“喂，你觉得如何？他的脸很可爱吧！”就在史帝芬来过录音室几次后，邓丽君要他教自己刚学的法文数字。这就是两人认识的契机。“去吃饭吧！”邀工作人员一起去吃中国菜，史帝芬也跟去了。最初他就像是个小跟班而已。

一九九 0 年五月九日，在台湾七十五岁的父亲邓枢因为脑溢血过逝。接到通知的邓丽君却无法参加丧礼，因为她得了肾脏炎住院，而且还重感冒。在香港流传邓丽君已死的传言就是因为她没有出席丧礼。邓丽君是个不会向别人诉苦、也不给别人家看到心情低落的人，这时期她明显地没有食欲，也很少开口说话，六月买进在蒙特娄大道的公寓，将墙壁涂成自己喜欢的颜色。这些费用是来自这几年日本赚进的版税，当作是给自己的犒赏。

一九九一年二月发行《让我和悲伤共舞》（悲しみと踊らせて）（荒木作词、三木作曲）。五月在日本由新星堂大间角树唱片公司发行梦幻大碟《淡淡幽情》。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上NHK 红白歌合战唱《任时光流逝》，这是隔了五年之后的第三次出场。

一九九一年底，邓丽君带着史帝芬回香港的住家，让史帝芬住在自己寝室隔壁的房间。史帝芬会帮忙照顾去上电视录影的邓丽君，用餐时会帮邓小姐把肉上的骨头挑掉。如果邓小姐在暗处看书，他会跟她说“去亮一点的地方看吧”，挑选衣服时会在旁边说“这件好看”等等。当邓丽君要出门时一定会 KISS 道别，就是所谓的情侣。

在巴黎有家邓丽君常去的中华餐馆，就是在盧内尚斯大道上的富春酒家。邓丽君第一次到这家店是在一九七八年的时候。香港的电影界朋友打电话给老板张梅芳说：“歌星邓丽君要去巴黎，就麻烦你帮忙接待了。”在一九八 0 年左右也和订了婚的郭孔丞曾一起来过。

开始住在巴黎的生活后，习惯一周中大约有四、五天来这里晚餐。每次都坐在最里面有四张红色靠背椅子的桌子。即使不在店里用餐也会常来外带。一定会点的菜是鱼翅汤，也比较喜欢比目鱼或是蔬菜饺子，偶尔会点北京烤鸭，比较喜欢蔬菜类的料理。张梅芳也常为邓丽君准备一瓶一千二百法郎的高级红酒，尤其特别喜欢波尔多的第一等酒“夏多·拉费多·罗多希尔多”。大多是带朋友来才会喝酒，但偶尔也会请店员喝。后来就带史帝芬来，邓丽君跟张梅芳介绍为“朋友”。

移住巴黎之后的邓丽君，只要天气变冷就习惯到温暖的泰国去静养。

或许是因为碰到史帝芬开始恋爱，或是因为邓丽君因此学会到各地旅行享受探险之趣，感受到一种安稳所致吧，但是时间一久，因价值观及生活习惯的差异，变成常常吵架。“已经吃了三天的西餐，今天改吃中国菜吧！”即使邓丽君小姐这样说，史帝芬马上很明显地露出厌恶的表情。史帝芬会骄傲地说：“欧洲的歌剧和芭蕾舞很棒”时，邓小姐回以“京剧和孔子思想也很好啊”， 史帝芬完全不理会邓小姐的想法。因此疲惫已出现在邓小姐身上。

某次在电视台的休息室里，坐在椅子上的史帝芬及站在身旁的邓小姐用英文在吵架，突然邓小姐用脚去踹史帝芬的脚。结果邓小姐的鞋子飞了出去，人就跌倒在地。史帝芬就起身去捡鞋子再帮邓小姐穿上。

还有一次就是在香港的家里，有一天半夜里，正在大吵的两个人吵到楼下，邓丽君边哭边大叫“你出去！”史帝芬就出去了，但十分钟后门铃就响起，外面下着大雨，史帝芬全身淋湿，邓丽君见状就无法再生气下去。即使常常在大吵也都未能分手，原因是邓丽君人太好了。

原本这次的日本行（仙台歌谣会），史帝芬也要同行，连机票都帮他准备了，但出发当天又因小事两人又吵架，所以邓小姐决定把他留在香港。

……

（为了再次登台）她为了减肥以柳橙汁为主食持续生活了两个月，结果体重减十公斤，但身体变得虚弱（仙台演出时她几乎是硬撑着唱完的）……

邓丽君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离开法国回香港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巴黎的公寓。在香港的生活非常忙碌，每当到了“该回去了”的时候，就是巴黎很冷的季节。邓小姐很怕冷。所以一到冬天就会到泰国普吉岛休养，但因为季风的影响常下雨，这是她最不满之处。某日，在看泰国旅游书时读到泰国的清迈气候更好，所以想去看看。于是在一九九四年八月第一次到清迈，立刻就被当地的街道感觉、气候稳定、空气新鲜、青山绿地的美景所吸引，因此她决定将这里当休养圣地。

一月十一日回香港一次，又在二月回台湾和家人们过旧历年。约待了一个星期后又回到香港，三月十四日到泰国领事馆申请可以滞留六十天的观光签证。四月二日搭泰航 TG605 航班至清迈。大约是过世前一个月。

叫计程车到赤柱的住宅来接他们，向欧丽明说“拜拜！”后，就和史帝芬出发到机场。喜欢宁静美丽的清迈，邓丽君原本打算一直待到五月底。

邓小姐住宿的地方是在清迈市中心甘边汀古道上的帝国梅宾饭店。她从一九九四年到九五年一共住过这里三次。

邓丽君到泰国时都带着法国男友史帝芬·保罗一起来。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住在夜市正对面的皇家王子饭店。因为某日闲逛时看到有宽阔庭园的梅宾饭店，邓丽君一看就中意，所以隔天就搬过来住。为了告诉香港管家欧丽明换了饭店，所以用梅宾饭店的信纸写传真给她。传真里写着“你好吗？我们延长了在泰国的行程，一切顺利请不用担心，祝你健康，下面是饭店的电话。”日期写着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平常邓丽君会待在房间里看录影带居多，如果待腻了就会去散步或是跑步，或是去逛营业到很晚的夜市。常去的录影带店，老板夫妻还跟邓丽君一起合照。在这里很轻松的交游。曾经指着在店里卖的《邓丽君金曲集》说“这是我年轻时唱的东西”，也说过“想把在日本唱红的曲子翻唱成中文歌”之类的话。

外出时，会穿粉红色系的背心及豹纹的长裤、粉红色的运动鞋，大都是她喜爱的色系及样式。很喜欢到街上的店叫柠檬汁及芒果糯米的甜点吃。

就在退房的时候，会说日文的女员工向总经理普罗班说“那应该是歌星邓丽君吧”。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发现这件事。经理就向邓丽君说“我们最近会把总统套房重新装潢，到时候请再光临。”邓丽君就说“年底会再来”。她也真的在十二月十八日，再次来到这个饭店。

邓小姐住的房间是在十五楼的“皇家花园大套房”最顶级的房间。一九九四年八月来的时候住的是一般套房一五一五号房，这时候改由住“公主套房”（一五 0 一室）及“王子套房”（一五 0 二室）合并的特级大套房。一夜的费用是一万五千泰铢。约台币二万元，但因为邓小姐长期住房，所以饭店将房价以五折优待价给邓小姐。

走出梅宾饭店的前院道路，对面就有一家“拉塔那”面店。邓丽君几乎每天一到傍晚五点一定会到这里报到。通常若是没人就一定坐在靠左边最里面的桌子。点的是当地叫做“归地欧改”的鸡肉汤白面。一碗约三十元的面。因为很小碗，所以一次会吃二、三碗。后来变成熟客之后，店主任还请邓小姐签名。邓小姐爬上她常坐的位子的椅子上在天花板上写：

With the best wishes！

恭喜发财！

……

（酒店迎接新年的活动时）一些和邓小姐谈过话的人都认为她很健康。饭店的员工们会这样认为是因为她曾说去了拉姆医院作过健康检查了。但是其实去医院不是作健康检查。

塔那贴普医院的奴阿铁普·尼皮兹汉医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九点左右，接到饭店的通知说邓小姐身体不适，要他过来看一趟。奴阿铁普就赶往十五楼的房间。进到房里，房间很暗，冷气强到会冷的程度，而且房间都是烟味。医生厉声请在房里抽烟的史帝芬：“立刻把手上的烟熄掉。”邓丽君则躺在房里的床上。医生问“你也抽烟吗？”“偶尔抽”，但又加了一句“但不是习惯性的抽烟”。

依史帝芬的说明是，二十九日半夜气喘发作。严重到无法呼吸，后来喷了邓小姐常用的药之后才压抑下来。

“上个月到日本时身体就开始不适，用药就变多了。”

邓丽君这样说。她指的是去仙台的那一次。病情也在今晚同样发生。奴阿铁普医生将听诊器放在胸前，则有“咻——咻——”听起来很痛苦的呼吸声。史帝芬要求打预防气喘发作的针剂。但医生认为支气管扩张的药很强，因此建议到医院补充氧气比较好。

邓小姐就搭饭店的车前往市内设备最好的拉姆医院。经过健康检测之后，戴氧气罩补充氧气，然后打抗生素的点滴。拿到的药是“贝罗德阿尔”。移往一一 0 二的病房住院，邓小姐因为前一晚无法入睡，所以要了点轻微的安眠药用过就入睡了。半天后邓小姐恢复体力向医生说：“好像要死掉一样地不舒服。”“为什么不到医院来？”她回答：“不想去”。

到了三十一日，邓丽君提出“想出院”。医生跟她说因为尿里红血球很高，所以劝她“不要着急，暂时在这里作检查比较好。”但是她却坚持地说“想回饭店”。下午出院的邓丽君就回梅宾饭店。

迎接新年之后，邓丽君待在房间里看电影或是听音乐，过着宁静的时间。连续一阵子每天都过着在房里超过十六小时的日子。门外通常都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清洁人员大概三天才进房打扫一次。

一月五日邓丽君打电话给奴阿铁普医生说“好很多了。”医生说：“你常常会去香港吗？”邓丽君就开玩笑跟医生说：“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喔？”医生回“不知道”时，邓丽君就笑着跟他说：“在香港也想继续吃这个药，请医生给处方笺。”奴阿铁普认为病症是因为感冒恶化引起肺炎，所以变成气喘。在病历卡写下“支气管气喘”，而且建议她“因为有异常，所以一定要去医院看病”。二天后，邓丽君回香港。在十八日下午三点过后，邓丽君打电话给泰国的奴阿铁普医生说：“身体好了，下次去的时候，请您再帮我检查。”

邓丽君到了四月，又回到泰国清迈。四月十二日，在市内闲逛的邓丽君吃了一碗鸡肉饭、薯片，又吃了芒果，然后在西药房买了药，所以将价钱用英文写在她卡地尔的记事本里面。这本记事本原本是一九七九年的笔记本，因为日期栏是空白的，所以她就用红笔写上日期，从一九九四年开始用到一九九五年。

四月十七日，在梅宾饭店的邓丽君打电话给奴阿铁普希望他来看诊。一进房间“什么时候来的？”“两个星期前”。史帝芬外出不在房里。邓丽君说：“这三、四天一直咳嗽，所以有点担心。”听她说在香港有去看病也有拿药。看了香港医生的处方笺，知道她是在吃别种药。因为没把药带来，所以怕她若发作时，以防万一就开了五种药给她。若是严重气喘发作则会无法吸气也无法吐气。医生在叮咛，她则回答：“没关系”。这时气喘已转为慢性化，所以特别问“烟已经不抽了吧？”邓小姐回答“没抽了”。 奴阿铁普很在意的是即使邓丽君气喘已经恶化，而史帝芬竟然还在大剌剌地抽烟。刚好要出房门，邓丽君又说：

“如果又不舒服，请再来帮我看病。”

这是奴阿铁普最后听到的话。

四月三十日晚上，邓丽君和人在台湾的弟弟讲了约一小时的电话。弟弟问她身体如何时，她回答“嗯，好多了。”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很有精神。邓丽君打电话是想谈日后的工作构想。二人谈了以下的对话。

“我打算再一次重新出发，想先将自己作词的曲子用中文出片。”

“已经准备好了吗？”

“好了。”

邓丽君说有计划要出新专辑，而且录好专辑之后还要拍音乐宣传片。她交代把这些事传达给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还说大概三个月前也曾跟创作歌手罗大佑说好，自己写了些词，到时候请罗大佑帮忙写曲的事。为什么是用“重新出发”来形容自己，是因为歌唱事业几乎完全停顿了，也打算哪天要在曼谷、普吉岛或是清迈盖一间录音室。

长禧听她在咳嗽，担心地问她身体状况，她回答“嗯，好多了。”又建议她“应该去干燥的地方，所以不应该是待在清迈，而是该去法国。”因为讲了很久，长禧就说：“别讲长途电话，等你回香港再慢慢聊。”但邓丽君却回答：“不会从泰国回香港，我预定回巴黎休息一阵子再去香港。”

邓丽君在翌日的傍晚，也打电话给日本金牛座唱片公司。因为她想知道原本五月底公司预定要付的版税可以拿到多少金额。因为长期待在清迈开销很大，所以担心往后的收入。舟木在电话中跟她说新歌的制作停顿不前，提议想和她开会讨论，邓丽君回答：“见面讨论吧！”、“下星期在香港见面好了！”

五月四日下午五点多，和往常一样在饭店对面的“拉塔那”吃完“鸡肉白汤面”之后，老板娘看见咳嗽的邓丽君拿着一个白色的小瓶子往嘴里喷。“怎么了？”她回答：“因为气喘。”没有咳的很严重，也不是咳很久，以为她只是太劳累而已，她常在这里吃面，因为第一次看她这样，所以印象深刻。尤其最近都常不化妆，就直接从饭店出来。

五月五日中午十二点过后，担任十四、十五楼服务生的安彭·东秋格接到邓小姐的电话，要他拿水来房间。送到房间后，邓小姐又请他将衣服送洗，送洗的是窄裙和粉红色长袖针织上衣。脸上没有化妆，有一点咳嗽的邓丽君向他说了声“谢谢”。邓丽君在这天的下午向柜台要求代订红色及粉红色的玫瑰花，饭店也帮她准备了一个有白菊花图样的花瓶。她用美国运通卡结清四月份的帐单之后，邓丽君跟饭店人员说剩下的房帐五月底退房时再一起付清。在她的笔记本上用英文写着“小费：80.00”之后笔记本就再也没写什么了。

五月六日傍晚六时左右，在 T 恤外面加了件衬衫，穿着短裤的邓丽君又到了“拉塔那”。老板娘跟她说“卖完了！”她说“太可惜了，肚子好饿。”老板跟她说“那到夜市去好了”，她回答：“因为想吃这里的面，比较好吃！”说完就回饭店去了。邓丽君这两天看起来消瘦很多。以前常常会开玩笑的邓丽君会说“你老婆煮的比较好吃”，当老板跟她说“下次你来就不煮了”时，她会笑着说“那是跟你开玩笑的啦！”但是这一天的邓丽君看起来完全没有气力开玩笑。

到了五月八日，清晨六时二十分，十五楼的值班威德·司库松彭接到邓丽君的电话，要他送早餐过去。每次要早餐时邓丽君都只说一句“杰克”而已，因为杰克是司库松彭的英文名字。五分钟后送到房间，房门也像往常一样已经开着。

邓小姐穿着饭店为她特制繡有“TERESA·TENG”的浴袍，脖子上围着深橘色的丝质领巾等着。邓小姐固定叫的早餐是饭店早上现煎的奶油松饼一大盘、番石榴、香蕉、柚子等水果，以及牛奶、柳橙汁、咖啡。还有土司、果冻、椰香玉米片等。

将餐点排上桌的司库松彭用英文问她“今天感觉如何？”时，邓小姐用泰语回他“沙百啼亚”，意思是说很好。但司库松彭看邓丽君脸色苍白，并不是因为未上妆的原因，而是感觉到应该是身体不舒服。二、三天前看到她咳嗽不停，这时又咳得比往常严重。用右手压着喉咙，左手指示用餐的位置，此时发出来的声音和平常不同，有点沙哑。窗帘也没拉开，冷气开得很强，令人印象深刻。

邓丽君坐在桌子旁边的摇椅上，脚伸直放在脚凳上，对面的电视机正播着音乐。司库松彭问：“冷气开这么强不冷吗？”她回答“喜欢吹冷一点。”

通常邓丽君和史帝芬会一起去夜市。

但这天到了傍晚，史帝芬一个人外出了。经过饭店前的“拉塔那”时，老板问“要去哪里？”史帝芬手里拿着万宝路淡烟回答说：“要去还录影带”。约一个钟头后，事故发生了。

大约是下午五时十五分左右，在十五楼入口的柜台值班的女员工往左看，邓丽君正从这边摇摇晃晃走过来，一看就知道是不寻常的样子，慌张起身的女员工刚好接住靠倒在柜台的邓小姐。

“妈……妈…”

“妈”，嘴里叫着妈的邓丽君显然呼吸痛苦的样子，发现异状急奔而来的男员工怕她咬到舌头，将汤匙放进她的口内。认为来不及叫救护车了，因此准备饭店的小巴士车。从十五楼到一楼用轮椅将她移到小巴车内，从饭店出发时，确认邓小姐还有呼吸，通常到医院只要十分钟的车程，当天因为塞车所以花了约三十分钟的时间。到达医院时已经快六点了。

清迈拉姆医院接到饭店的电话是在下午五点半左右。据说房客从房里出来就昏倒，所以要送过去，已经很严重的样子。被送上急救床的邓丽君被送到二号的紧急治疗室。医院也立刻广播通知医生护士赶紧集合。邓丽君跑出房间时没有chuan衣服，所以到了医院搬上急救床时，xia半身是盖着布。

内科医生皮尼多用目视检查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摸身体已经冰冷，手脚都已经发青了。检查瞳孔也完全没有反应，心电图及脑波也完全是停止的状况，口边流了许多口水。经过 CPR 的急救及注射强心剂，作心脏电击按摩也完全无法恢复生命。经过另一位医生的确认，证明已经死亡。

外出的史帝芬回到饭店时大约傍晚六点半左右。业务经理巴拉查很紧张地跟他说：“邓小姐现在人在医院。”

“发生什么事？”惊吓的史帝芬问巴拉查。

“好像很不妙，医生有话跟你说。”

无法告诉他已经死亡之事。史帝芬口里叫着“又来了。”

他慌慌张张地跑回十五楼的房间，但是经过一个钟头也不见史帝芬下来。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打电话给医院了，看起来并没有急着要去医院的样子。在没办法之下，皇家套房的经理巴拉查只好打电话给史帝芬。

“请马上去医院，很危急！”

很凶的史帝芬突然怒吼地说：

“什么叫危急？应该是在说谎吧！”

把电话挂断的史帝芬仍然没有走出房间。没办法之下，巴拉查只好去房间，拜托他因为情况很紧急请他赶快去医院。已经乱了方寸的史帝芬到达医院时已经晚上八点了。因为哭叫的声音太大，惊动了医院的员工。尤其被带往遗体安置的地方时史帝芬的哭声更大了。

原本帮邓丽君看病的主治医生奴阿铁普也接到饭店的通知，在晚上七点半时赶到医院。史帝芬错乱地叫着：“她还没有死，快叫奴阿铁普医生来。”当奴阿铁普来看史帝芬时，史帝芬大叫说：“这个医院太新不好”，奴阿铁普轻声地跟他说：“不，这里是最好的医院”。

史帝芬在遗体解剖同意书上写“不准解剖”，就回饭店。必须赶快做的事就是通知邓丽君的家人。从行李中找到黑色的通讯簿，但看不懂中文。他就打电话给“拉塔那”问老板“会不会看中文”，老板向他说：“邓小姐不是会看？”史帝芬回答：“因为她生病了。”很生气地把电话挂断。后来请饭店的人员要找在中庭帮客人看手相的算命师上来，一个一个的名字念给他听，结果找到台湾的电话两个及香港的电话一个，记载在饭店的便条纸上。

清迈和台北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清迈比台湾早一个小时。那一天邓丽君所有的家人都在台北。因为隔天五月九日是五年前过世的父亲邓枢的忌日，全家准备一起去扫墓。大约是晚上十点左右，台北郊外三男家里的电话响了，接电话的是三男的妻子朱莲。对方自称是史帝芬。

“有很重要的事情，我要找长禧！”

“什么重要的事情？”

被问了之后很生气的史帝芬回答说：“不能告诉你，请给我电话。”

在《中央日报》工作的长男也请假，回到台北就在光复南路母亲的家中，朱莲打电话问长男，问长禧在不在家，但长禧外出，就用 B·B·CALL 联络他。接到联络的长禧打电话回家，也只听说史帝芬要找他，没有什么异状。长禧就猜想可能是违警之类的事吧！

回到家的长禧就照着留下的电话号码打国际电话给史帝芬，只听他说：

“邓丽君没了，邓丽君没了！”

长禧不太理解史帝芬的胡言乱语。重复确认之后大概是心脏异常引起的病痛，说明已经送到医院。史帝芬最后一句：

“她走了。”

惊讶的长禧打电话给三男说明实情，但还没有看到遗体，没有办法相信姐姐是否真的死了。兄弟们就打电话到清迈的医院及饭店确认，结果是个悲伤的答案。这件事必须告知母亲，但不知如何启口的长禧心情很凝重地告诉母亲。

赵素桂听完话，一滴泪也没流下来，因为她绝不相信女儿会死。赵素桂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步伐沉重到听得见声音，嘴里还一直念着“不相信”。

九日凌晨一点左右，跑到“拉塔那”的史帝芬，望着邓丽君在天花板上写的字突然嚎啕大哭，吓一跳的老板问他怎么了，他也都不回答。驻足许久后史帝芬丧气地回饭店了。

九日一大早，一晚没睡的长禧和三男的妻子到泰国领事馆申请签证。通常需要二、三天的手续，因为事关紧急所以得到特别许可。长禧打电话给母亲：“已拿到签证，所以直接去泰国，我会再联络。”赵素桂仍然无法相信此事，只是仍然有点愕然的感觉，所以也没特别说些什么话。

长禧他们和“慈济功德会”的两位人员一起搭下午的飞机去泰国。在机场已经有大批的媒体记者在那里。在香港转机时，到达泰国曼谷机场也是大批的媒体在守候。到达清迈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在梅宾饭店等候的史帝芬看起来很憔悴。简短的招呼后就说明昨天的情况。

 “外出去买水果回到饭店后知道人被送到医院，就立刻赶去医院，但医生说不行了。有请医生抢救，但是……”

长禧他们赶往医院。灵堂已放有花饰，也有烧香，还有邓小姐的照片。而躺卧在那里的就是姐姐本人没错。医生说死因是“气喘恶化引起呼吸不完全”。若是慢性气喘的话可能是遗传，但也可能是因为感冒恶化所引起的气喘。若仍觉得可疑，可以解剖。史帝芬早已在“遗体解剖同意书”上写着“不要碰遗体，不要解剖，将她放置在灵堂一晚”，长禧也拒绝解剖。因为死因已经很清楚，所以想将完整无伤的姐姐带回去。

翌日，长禧到管辖拉姆医院的普宾区警察局去办手续。写着九日，纪录上死因写着“心脏停止”，有“在拉姆医院接受气喘治疗”的记录。办完遗体移送手续后，又打电话给航空公司。

三个月前的旧历年的事了。回台湾的邓丽君住在凯悦饭店。回到家因为一直在咳嗽，家人也很关心。邓丽君幽幽地说明：

“去年去仙台的时候得了感冒，回到香港又因空调坏掉湿气太重，所以一直咳个不停。”

听她这么说，母亲及兄弟们也不觉得太严重。家里也没有人得过气喘。偶尔在圣诞夜及聚会上抽一点烟，但平常绝对不抽烟的她，大家认为应该过一阵子就会好吧！

结果邓丽君因为气喘恶化而过世。赵素桂对史帝芬充满了“将女儿交给你，她病倒时你人却不在旁边”的怨气。住在凯悦饭店的邓丽君病到发高烧、呕吐和下泻，严重到连起床的气力都没有时，史帝芬还在抽烟。就是没看到史帝芬为女儿着想的心意。邓丽君容许史帝芬做任何事。家人即使知道这样，仍然对史帝芬还是有怨气。

身兼经纪人的弟弟最悲伤的是，气喘是可以治疗的，不会轻易就失去生命。而因为不能在她身边发生了令人后悔莫及之事。这也是家人共同的哀痛。

邓丽君在清迈有住院过一天。病历卡上写着“支气管气喘”。气喘发作若延误处理则会死亡，但大多数发生在慢性病的情况较多。拉姆医院的皮尼特医生判断邓丽君之死不仅是气喘而已，还有是因为用药引起的副作用所致。

邓丽君常去的“拉塔那”，看到邓丽君在咳嗽时用三公分的白色小瓶子在喷药，是一九九四年以前未见过的。

吸入式支气管扩张药是使用时将嘴张开，往喉头深处喷药，在各国的医疗机关都有明确的医疗调查报告显示若使用过度，则会造成心脏负荷过重，引发气喘致死之病历。检查邓小姐遗体的医生就怀疑是因为用药过重所致。在纽西兰于一九九 0 年八月禁止吸入式气喘治疗药的使用后，因为气喘死亡的人数才锐减。在日本也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开始强调“使用上的注意”及“预防过度的使用”。

遗体从清迈搭乘 TG636 班机，预订于五月十一日晚上十时五十分抵达台湾。但因为飞机误点，所以抵达中正国际机场时已是隔日的凌晨了……

葬礼于五月二十八日早上在民权东路第一殡仪馆的景行厅举行。

但当她看见会场的摆饰，被白菊花圈住的遗照，实在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约过了一个小时后，终于再也抑制不住，对着躺在棺内的女儿大声哭泣起来。

追悼会最后介绍由邓丽君作词，后来被写成歌曲的《星愿》。是作曲家李寿全、童安格、李子恒三人合作的曲子，于葬礼二天前才完成。这首歌由和邓丽君歌声很像的李宝琦唱。这卷录音带也被放进棺木中。

下午二点过后，邓丽君的棺木在三千多人的守护下土葬在（金宝山）墓园（筠园）里。

葬礼的三天前，史帝芬抵达台北，和等在机场来接机的张玉玲会合。当晚，当他去华视的灵堂时，拿着百朵的红玫瑰去献花，刚好碰见三哥长富，三哥左手抓住史帝芬的胸口，右手高举作势要揍他的样子，但不见史帝芬有任何反抗之意。经大家的劝阻才没事。

住宿在凯悦饭店的史帝芬给长禧打电话，希望能出席出殡的葬礼。长禧回答他：“和家人商量后再通知你。”史帝芬愤而在饭店里大吵大闹叫嚣。

母亲赵素桂也反对史帝芬出席丧礼。但长禧却说服母亲“亡者为大，应该尊重姐姐的意思。”所以母亲也同意了。但葬礼当天到最后仍未看到史帝芬的出现。因为长禧担心情绪起伏很大史帝芬因一时想不开，所以打电话请凯悦饭店的人员到房间探视情况。经理按了很久的门铃都不见回应。用备用钥匙开门进去之后，看到史帝芬已经大醉昏睡在床上。

邓丽君在巴黎认识史帝芬，之后同居之事家人并不是很赞成。因为史帝芬看起来不像真的要照顾邓小姐，反而比较像是想攀附邓小姐的经济而已。一九九二年过年时，邓丽君带着史帝芬回台湾。母亲问：“你准备和那个人怎么样？是要结婚吗？”但邓小姐的回答是“绝对不可能”。好几次邓小姐都想和史帝芬分手，但都因为他激烈的哭泣哀求，结果终究没能切断这关系。

邓小姐和电视*************** 制作公司是在一九八一年，是住在赤柱六年前的事。邓丽君的行程由麦小姐在管理，但因和史帝芬交往后，邓丽君就单方面和她断绝往来，因为常被批评不工作而优先地和史帝芬跑去旅行。史帝芬的存在破坏了长年的友谊。

邓丽君曾向唱片公司要求给号称摄影家的史帝芬工作。作品用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发行的《夜来香》单曲的封面上，那张穿旗袍的照片。这首歌是第一次用日文唱，也是邓小姐在日本发的最后一首歌。但因为史帝芬的程度未达到商业的水准，所以公司听邓小姐的无理要求仅此一次而已。金牛座的工作人员在安排邓丽君的行程时，希望不要有史帝芬的介入存在。邓丽君优先选择和史帝芬去旅行是造成经济拮据的原因。有时候甚至在巴黎要买东西的时候，带的信用卡几乎都刷爆不能用。

和史帝芬的交往，不仅令邓小姐远离工作，经济也显得拮据。不只如此，甚至有xi大ma的嫌疑。在一九九 0 年一月十六日演员胜新太郎因持有大ma当场被逮捕之事，话题未消，金牛座唱片公司的舟木稔得到消息，据说“邓丽君xi大ma”，因为知道和法国人史帝芬走得近，所以心生有疑就直奔法国。约在凯旋门附近的咖啡厅碰面，二人在二楼的包厢内谈话，舟木问及和大ma有关之事。邓小姐说“绝对没有xi大ma”，“请相信我，你不相信我吗？”一直重复地说，还一直问“是谁说的？”。对邓小姐强烈的否认舟木只好相信。这时和邓小姐一起工作的麦小姐也很担心，所以也跑到法国来，但邓小姐拒绝和她见面。

邓丽君在清迈过世时，当地的媒体将邓小姐遗体移到急救架上的画面毫无修饰地播出，英国的路透社也将遗体照片发布到全世界。是特写的上半身照片。因为左耳下方有红色斑点，所以引来许多猜测。邓丽君的死因是否为“ai滋病”、“西毒”的说法在香港及台湾的媒体流传……

在拉姆医院的记者会上约有五十位的媒体在场，为了确认谣言的真伪，被提出很多问题。史梅特·汉古唐医生明确地回答：“没有被卷入犯罪的可能性。百分之百是因为支气管气喘发作引起的死因。”左耳下方的红斑点是为了保存遗体所以注**福尔马林所产生的斑点。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住院的病历卡上，ai滋病的检测栏上是记载着“阴性”。做ai滋病检查是因为这个医院对每位患者的例行检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留在饭店的hu照也引起了诸多的怀疑，因为国籍栏上是“BELIZE”（伯利兹），职业栏上是“ARTIST”（艺术家）。出生地“TAIWAN”，居住地“HONG KONG”。名字栏“TENGLIYUN”；“身高 165CM”。伯利兹是面加勒比海，是西半球上最大的珊瑚岛及因马雅遗迹而具盛名有二十三万人的小国。邓丽君于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拿到这本“A000374”的hu照。

使用伯利兹hu照的原因和以前的“hu照事件”是同性质的问题。常出入国的国际商务人士为了节省到大使馆申请签证的时间，所以拥有中南美的几个国籍并非特别之事。因为有“国籍市场”的存在所以大约一万美金即可买到。邓丽君持有伯利兹护照就可以省去常回（中国）台湾换签证的麻烦，应对之下的“合法”护照。尤其直属英国联邦加盟国的伯利兹护照对进出（当时——指1997年以前）同属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非常便利。

所有谣言都是始于捏造及无知。但身为国际歌手的邓丽君过世后，仍然盛传“die报员之说”……作这些推理报导的几乎都是日本媒体。

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邓丽君过世的消息一经报导后，（中国）台湾的《独家报导》就报导她是军方的die报员。原情报局的高官谷正文证实“邓丽君==die报员”。这篇报导特别在亚洲各地引起话题，不仅在日本《每日新闻》在国际版上刊出报导之外，《周刊宝石》还以断定式的文章报导“邓丽君是从事二十年的秘密die报员！！”。依谷正文的说法，邓丽君是归属在guo家安全局的“第三处”。

若报导属实，那冲击性会很大，对邓丽君的评价也将大大的改变。她是否真的是qing报员？我（有田芳生）为了和谷正文见面在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中国）台湾。

依谷正文的证词，邓丽君“被吸收成为die报员”，明确地指出是“属于guo家安全局的第三处的管理”。立即向坐在沙发对面的谷正文发问。向他说明我自己也采访过邓丽君本人的经过。谷正文立刻惊讶地反应说“啊！是吗？”，首先跟他说明《周刊宝石》刊载的内容，问他是如何采访。

“有个中国人打电话来，说了约二十分钟，就这样而已。”

“只有二十分钟？那邓丽君属于guo家安全局第三处管理的die报员之说有何根据？”

突然被问到重点，只见谷正文歪着头静静地说：

“没问过那话啊。若是刊出die报员的文章，应该是谁说的吧！”突然哑口无言的我，只好问：“那她做了多久的任务？”结果回答：“不知道。”“但是据文章说是你证实，在军事统治局工作时，邓丽君被吸收为qing报局的不是吗？你也见过她本人的吧！”沉默许久的谷正文有点生气地说：“没有什么统治局，我也没见过邓丽君。”完全不对题。就如同文章中将“情报局”错写成“统治局”的指证一样。

“文章里不是有写你有看过她？那你在情报局有看过她啰？”经我这样一问，他竟然意外地回答我：“我有在电视上看过她，若说近距离看则是在一九六 0 年十月左右在东方饭店的歌厅里看她唱歌，一次而已。”

一九六 0 年的邓丽君才七岁，这跟谷正文的证词里提到的“十三岁”有出入。

“但你说你认识邓丽君的父亲，你们怎么认识的？”

“没！我没见过她父亲。”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周刊宝石》里以“在台湾家中谷氏说出”报导。若直接读那篇文章真的令人以为是记者直接采访，谷正文作出具体的证词。再问一次这件事，他就将采访的详细经过告诉我。

“有一天，有个中国人打电话来自称是那家杂志的人，之后谈了约二十分钟。而《独家报导》的电话则更短喔！”

“但是谷先生的照片有登出来不是吗？”问到这里他说：“没到家里来的记者是无法拍照的，应该是从哪里的杂志找出来的吧？”谷正文的表情偶尔带着笑容，但大多轻描淡写的样子。听他这样说不像是有隐藏什么事。于是又问：

“那为什么会用你的名字来当邓丽君是die报员的证词呢？”

“那是因为看了她的棺木上盖有guo民dang旗以及（中国台湾区旗）（此为当局表彰邓丽君“lao军”，而“lao军”，是当局提出的不再追究hu照事件之交换条件，而且邓丽君的亲人也都生活在tai湾，因此邓丽君妥协了。up看过葬礼全程，看到当局政客对邓丽君的“表彰”，up难过到想吐，葬礼被他们搞成了一场秀），我判断她生前是有担任任务 。”

“但是，那应该是没有根据的吧！在文章有提到你说你有看过她被吸收的内部证明文件。”谷正文脸上显得有点困惑，但过了不久他开口说：“我没看过那个文件，也没说过记忆里她是die报员，如果文章里这样写，那一定是记者自己乱写的内容。”

其实在访问谷正文家的前二天，和最初报导邓丽君==die报员的《独家报导》的总编辑有一些事情发生。那就是因为谷正文的电话没有登录在一般的电话簿上，所以打电话到编辑部问，结果是总编辑接的电话。向他说明想去请教谷正文有关文章内容之事，结果他说可以介绍，但希望陪同一起去采访。由于他的要求令我感到可疑。我回答可以后，他就说要我明天再给他打电话。

翌日，依照约定的时间打电话过去给总编辑，他说谷正文已经八十四岁了，应该还在睡午觉，所以请我傍晚再打一次电话。但他又说因为工作太忙了，所以无法一同去采访。到了傍晚再次打电话，结果是明天十点半去采访谷正文家，总编辑再次说想一起去。

但是到了当天，却看不见总编辑的踪影。采访告一段落后，向谷正文提到《独家报导》总编辑之事，决定再打电话跟他说，采访已经结束能不能快一点来。他回答说：“知道了。”边听谷正文说着过去的事，经过了三十分钟、一个钟头后，也不见总编辑出现。再次打电话去，结果女职员说“我转给他听，请等一下”，过了一会儿，女职员又回答“他不在”。看我和对方的交谈，在旁的谷正文脸上有着复杂的表情。我又再问他：“有邓丽君是情报员的证据吗？”

“没有证据”谷正文苦笑地回答。

这就是“所有”的经过。结果《独家报导》的总编辑也从未现身过。

日本的电视台在之后又报导邓丽君是die报员之事。我也向来询问的电视台人员说明以上的情形，他们仍然作此报导。譬如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一日 TBS 电视台播出的“情报空间J”的节目中就以“邓丽君怪死的真相”作特集的主题，拿下将近百分之二十的超高收视率。之后，随着节目去采访的宇崎出现在《朝日艺能》（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七日号）的杂志中，用“邓丽君是国际谍报员，暗中活跃在日本、香港及法国”的煽动标题作文章。介绍宇崎“单独采访到原是将军的谷正文，成功地找出邓丽君是die报员的重要证词”。

宇崎问：“为了交换条件（取得hu照）而从事te务工作吗？”谷正文回答：“就是这样。”“被交代去联络人，或是转达手信的工作。”又断言说在一九七九年引起的“hu照事件”，“其实guo家安全局早就什么都知道了，那本hu照其实就是guo家安全局给的”。以上全都是虚构的。

一九九六年一月出版了原先在电视节目中播出的“邓丽君怪死的真相”为主，“再综合补充采访”由宇崎真、渡边也寸志着笔写成《邓丽君的真实》（德间书店）一书。这书也是用谷正文当提供证词的人，以“台湾的老将军说的重大证词‘邓丽君做了三十年的die报员？’”作为开头的介绍，第三次出现的《独家报导》的文章，里面写着宇崎因为这个内容被吸引之后而去拜访谷正文。宇崎问谷正文：

“邓丽君真的是die报员吗？”谷正文回答：

“是的，不会错，她是国家安全局的die报员。”和《独家报导》是相同的说法。依谷的说法，成为die报员的动机主要是想换取出国时，必须要有guo家安全局的许可的目的。当初负责的人说：“认为邓丽君可以用”，所以对她做了身家调查，“也有邓丽君相关的dang案”。谷正文的结论是：

“可以很自信地说邓丽君是die报员，因为是事实。如果有人要告发这是谎言的话，那就随便好了。”

这是谷正文采访的菁华。笔者将采访的结论这样写：

“谷正文的证词有相当的具体性，若不在场的人是无法知道。”

即使证词有很多的具体性，但若没有根据的话，只是重复“有可能”、“可以推定的话”，那结果只是单方面的推论而已。依谷的采访文章他说：“邓丽君为了出guo，希望有die报员身份的便利”，说邓丽君第一次出国是在一九六七年或一九六八年的时候。

但是邓丽君第一次离开（中国）台湾出guo去的地方是一九六九年，去新加坡。而且第一次去（中国）香港则是在一九七 0 年。这对邓丽君而言，是有事实的基础资料。和事实不符的言论若称他有“具体性”，而且毫无怀疑地去记述，未免太缺乏说服力了。

打出“邓丽君怪死的真相”这种煽情的言语当做节目的主题播出，更在两个月后发行成书籍，多次使用唯一证词的谷正文并广为流传“邓丽君==die报员之说”，为什么谷正文又要自己去回锅这个“die报员之说”的事呢？因此我再次于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到台北去采访谷正文。

谷正文和上一次去采访时一样，笑容满面地迎接我。首先发问的是“《邓丽君的真实》书中所提到的内容是您在什么时候说的？”谷正文说，这个证词是在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来的电话，于二十四日在台北市内的饭店中进行访谈。也就是在我采访他的三天前。为什么针对同一个人物同一个主题进行访谈，结果才没隔几天就有一百八十度的不同，实在无法理解理由何在？谷向《邓丽君的真实》的作者及《独家报导》做出相同的说明。但是我采访时并不知道谷正文在数天前所说的内容。

我的问题大都重复问相同的事。只有一个重点就是“有什么具体的根据说邓丽君是die报员吗？”和预测的结果相同。谷正文只重复回答：“没有”。若硬说有什么新发现的话，那就是他说：“guo家安全局的人来问知不知道邓丽君的事，但也不是很认真的在问。即使配合帮忙jun方（指lao军），但也不能就算是die报员。”在《邓丽君的真实》里，谷正文说guo家安全局第三处的吴所长，曾来找过谷商量邓丽君是否“可用”之事。所以理论上就变成谷正文所属的情报局，和guo家安全局合作去管理邓丽君了。但是guo家安全局并没有立场去指挥情报局，而且第三处也并非派遣die报员的部门。担任此任务的是第二处。和他指出“只是为了出guo方便，希望有die报员身份的便利”之事与事实也不符。qian证的取得是向教育部及新闻部申请，经戒严总司令的思想确认，由外交部发出许可之后，经由法务部的出入境管理局发证（所以当初邓丽君不得不使用印尼hu照）。所以谷正文所言的“出国绝对需要guo家安全局的许可”之事也不正确。若真要说邓丽君是die报员的话，那就不会发生“hu照事件”了。

谷正文还在电视台的节目里说过“请她为情报局做die报活动”、“她不是普通的die报员”。而且谷正文当时的工作是收集qing报的工作，并没有立场去要求邓丽君从事die报活动。那为什么在电视节目中做这些没有根据的发言呢？谷正文则苦笑地回答：“因为电视台的人拜托我说她是die报员。”这些就是“die报员之说”的真相。

但是消息只要被报导一次就会深深的烙印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正所谓的“亡灵”经变本加厉后会成为更粗暴且违反常理以“暴戾”的型态出现。谷正文最初在《独家报导》中说的文章，之后成了“邓丽君==die报员说”的唯一根据并且被广为流传。

因为一则（中国）台湾的八卦报导，而在（中国）香港及日本引起燎原之火的“邓丽君==die报员”之说法，唯一的根据都是谷正文的证词，而且他本人也承认那不过是臆测而已。而且，很热心地证实“邓丽君==谍报员之说”的谷正文，是曾在《独家报导》杂志中写了两年有关“bai色恐怖”连载的人，之后以“bai色恐怖秘密档案”之名集结成书。书的发行出版社是独家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和发行《独家报导》周刊杂志是同一家公司。

几度被谣传的die报员之说，在邓丽君的生前完全找不到线索，应该是媒体捏造出来的内容。当然家人及友人也感到很疑惑，但也不是太重要的事，所以不是很在意。对于邓丽君过世后突如其来的谷正文证词，赵素桂说：

“如果她真是die报员的话，那就成了三十年来连我这个母亲也不知道的事。所有海外的公演全都是我在安排，完全没有和guo家安全局接触过。”

和邓丽君曾订过婚但未能结婚的郭孔丞，于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在香港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结婚典礼。结婚的对象是在银座高级俱乐部“皮罗波”工作的日本女人（郭由美子）。

最后的情人史帝芬·保罗于邓小姐过世二年后的的一九九七年，在泰国清迈待了半年之久。有人看到他住在便宜的帕克怕卡饭店，用摩托车载着当地的女人在街上奔走。一九九八年向香港无线电视翡翠台（TVB）兜售邓丽君私人录影带画面，作成了“邓丽君 最后私密生活”的特别节目。每天播出十五分钟，连续播出九天。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回香港邓丽君的房子居住了约半年后又不见踪影。最后在二 000 年确认到他回法国待了四个月。和邓家人的联络，从此就断讯了。

                                                 ——有田芳生《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邓丽君第十年的真相》

（文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