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和天使之间：旺代（XIV-ii）

XIV-ii. Institut Philanthropique de Bordeaux （波尔多仁善会/法版天地会）

【侧批：法版陈近南/白花老祖上线】

1797年停战以来，多数西部的居民像Barbedette神父一样，渐渐接受了新政府。但仍有很多人没有放弃他们的“事业”。1799年由于“人质法令”（Loi des otages），1815年由于传言要重新施行“义务征兵令”，直到1832年七月政变后贝里公爵夫人试图恢复独子的王位，西部地区陆续发生了第“三”，“四”，“五”次旺代战争。每次都属于正常的内战：规模不大，范围很小，持续时间短暂，全部以和议收场。反叛主力大多数是参与过1793年旺代战争中的老面孔。

安茹军中有名的女骑士，“安茹佬”（Langevin）蕾内（Renée Bordereau, 1766-1824）是个典型。1793年，共和军的Moulin将军在一封信中讲述了她的经历：共和军士兵袭击了她的村庄，她的很多家人被杀，士兵闯进她家中，在她眼前砍倒了她父亲。于是蕾内投身旺代军队，“出现在土匪们的队伍前”，参加了几乎所有主要战役；“宗教劝解也不能让她平静。这是个真正的狂热分子，以复仇的精神战斗。为国王归来誓与共和国为敌”；蕾内至少负过三次伤：蒙蒂尼之战中伤了左腿，在拉瓦勒附近被砍伤了右臂，在吕宋一枚子弹崩到了她左眼上边。

这个“真正的狂热分子”在斯托弗莱面前也不会却步：拉瓦勒附近，斯托弗莱看见单手吊着绷带的蕾内立马站在骑兵队伍前，命令她退下去。对方拒绝。斯托弗莱挥动反握的战刀威胁她。这时蕾内的安茹老乡Pierre Morna (1774-1793) 帮她解了围，他冲斯托弗莱喊：“将军，这是我们最好的骑手！他说想死在前锋，这是他的遗言！”——“那么，他是位先生吗？”斯托弗莱问。Morna向斯托弗莱吐露了蕾内不算是秘密的“秘密”——大多数蕾内的战友都知道她是个姑娘，他们没有刻意隐瞒也没有大肆宣讲，就像一件再稀疏平常不过的事——自此，斯托弗莱对蕾内肃然起敬。

勒斯居尔夫人也在军队中见过蕾内。有人曾向她指出骑兵队伍中一个“袖子和外套颜色不一样的士兵“：“那是个姑娘，像狮子一样战斗”。勒斯居尔夫人形容她个头不高，长得并不漂亮。

Pierre Morna在1793年底战死。次年，他在昂热的负责商税的父亲Joseph Morna上了断头台，罪名是“缺乏共和热情，拒不参加爱国活动；私通包庇土匪，尤其是他在反军中的儿子”。Pierre Morna的两个堂兄弟都是不宣誓神父，一个同样在1793年被枪决，另一个幸运的活到战后。蕾内从“西北风之行”中幸存潜返回安茹，带着堂区的民兵继续组织抵抗：冲进城镇砍倒“自由树”，到处袭击乡间的纵队。

1795年和谈后蕾内仍然在乡间躲藏。她先隐居在一座磨坊中，附近的“爱国者”居民向共和军通报了她的行迹。看到前来搜捕的士兵，蕾内迅速换上女装。士兵们进屋后问她：“‘安茹佬’在哪儿”。她回答：“要是我看见他，肯定能认出他”。蕾内一边装作帮助士兵在屋内翻找，一边不动声色的藏起自己的猎枪和战刀，故作漫不经心的跟他们搭话：“你们找他干嘛，现在不是讲和了吗？”“不是跟他讲和。我们收到的命令是一旦找到就把他切碎。”

此后为躲避追捕，蕾内恢复了女装。每天经过城镇她都能看见通缉自己的传单：“安茹佬”的脑袋值四万法郎。1806年，蕾内在绍莱开了间肉铺，她的活动很快引起地方治安官的注意。报告中称这是个“危险凶暴的妇女”，“穿村过镇煽动反叛”并窝藏叛乱分子。1809年，蕾内被拘捕后关进昂热城堡的女犯监狱，又转送到拉瓦勒城堡。因为她在拉瓦勒地牢里试图挖掘地道越狱，又被押送到戒备更森严的圣弥额略山（Mont-Saint-Michel）。蕾内一直被关到1814年，第一次复辟后才获释出狱。

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这个安茹的乡下妇女仍然是头号危险人物：达武元帅亲自给福歇写信，让他留意一个外号“安茹佬”的妇女，“在旺代的战争中以凶残著称”，据说她要前往巴黎“谋害皇帝陛下的性命”；“如果她来巴黎，必定不怀好意。警察们需要慎重对待”！

能和蕾内的“狂热”相比的是常与她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亨利 佛斯缇尔（Henri Forstier，1775-180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佛斯缇尔流亡海外后两人依旧在“并肩作战”。

佛斯缇尔的父亲是个富有的鞋匠，在他十岁时就离世。佛斯缇尔有个哥哥是他老家的本堂，把弟弟抚养养大。1792年后，佛斯缇尔的神父哥哥拒绝宣誓被迫躲藏，十八岁的佛斯缇尔骑着马背着一条猎骑来到旺代“大军”。南特之战后指挥骑兵的老Fleuriot（哥哥）战死，年轻的佛斯缇尔被选为骑兵总指挥。佛斯缇尔声称这个职位责任重大，而自己太年轻不愿接任。正好塔尔蒙亲王此时来到旺代军中，于是“大军”的军事委员会把这个任命授予了塔尔蒙。得偿所愿的佛斯缇尔愉快的接下骑兵副指挥的职位。

佛斯缇尔参加过1793年到1796年之间的所有主要战斗，和道提尚波（D'autichamp）在斯托弗莱死后接管安茹军，两人很快因为形势不利被迫缴械言和。但佛斯缇尔并没有就此罢休。停战后佛斯缇尔去了英国，在罗什雅克兰家族的庇护下生活，积极参与海外的保王党谋划谋图再举。1799年旺代地区战火又起，佛斯缇尔回到安茹召集旧部。这次短暂的战争很快以和议收场，拿破仑招揽他成为准将加入帝国军队。佛斯缇尔拒绝，又流亡去了葡萄牙。他的“不安分活动”没多久就引起当地秘密警察的注意，被到处追杀的佛斯缇尔设法重返英国，与朋友会合继续他们的“事业”【侧批：小佛斯缇尔在葡萄牙搞事情正好是拉纳元帅出使时期。拉纳在信里点过他的名】。1800年之后，虽然因为“太出名”不能回到西部，佛斯缇尔仍作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保王党阴谋组织头目”，在福歇的通缉榜单上名列前茅【侧批：上啊，法版陈近南】。

很难说为什么佛斯缇尔会如此坚持，他的出身无论与贵族还是波旁都没有一丁点的关连。和很多下普瓦图的军官一样，理论上来说佛斯缇尔家理应更亲近“革命”：他们既不是领主也不是农民，而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平民小商户。

佛斯缇尔的名字尤其和西部的一个“著名”保王团体紧密相连。1796年旺代的战火停息后，经阿图瓦伯爵授意，当时还是勒斯居尔夫人的罗什雅克兰夫人主持成立了“波尔多仁善会”（Institut Philanthropique de Bordeaux）【侧批：法版天地会】，秘密开展国内的保王党活动。“仁善会”的核心人物除了佛斯缇尔，还有“前”共和军准将，Williot少将在西班牙的战友Louis Élie Papin（1771-1825）——1796年后，Papin突然放弃大好前程从共和军退伍，返回波尔多重拾商贸旧业，进出口谷物、葡萄酒和纺织品等货物。实际上，Papin步了Willot等人的后尘成为保王派，借经商为掩护积极筹谋复辟。【侧批：再次强调相信坎老师的清白。但如果开启阴谋论视角，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1795年夏雷特再起兵时，他痛心疾首的（？）说对方不是在保王是在胡闹】

1801年前后，佛斯缇尔在马德里邂逅了奥恩豪森伯爵夫人（comtesse d’Oeynhausen），葡萄牙的里昂诺·德·阿尔梅达（Leonor de Almeida Portugal, 1750-1839)。也就是葡萄牙新古典主义文学的路标人物女诗人“Alcipe”。一心达成波旁复辟的佛斯缇尔与一心颠覆波拿巴的奥恩豪森伯爵夫人相见恨晚，两人立刻开始密切“合作”。奥恩豪森伯爵夫人通过自己在欧洲的人脉，为佛斯缇尔介绍引见了大量同样对波拿巴政府心怀芥蒂的各国显贵，“仁善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短短数年经营，这个组织就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结构严密的地下网络，势力覆盖伦敦、马德里、旺代、布列塔尼、和波尔多。”仁善会“以商业活动作幌子，为法国国内的保王党活动提供资金并囤积武器弹药，此外还在民间营造不满帝国宣传王政的舆论基础，等待机会随时准备发动新的反叛。

1804年八月，帝国警察发现西部民间有个别可疑分子在住宅中藏匿了大量的铅，怀疑保王党打算用这些材料制造子弹发动反叛。追查之下牵扯出佛斯缇尔等人主持的保王团体，一番调查之后十多个参与者被捕入狱，然而多数“主谋”都设法逃脱了。被抓住的“重要人物”只有一个，夏雷特曾经的“军团”首领Jean-Baptiste Gogué（1768-1805）。1805年初，在伦敦的佛斯缇尔得知策划被揭发，仍试图号召旧部尽快起事。一时间安茹地区到处传讲佛斯缇尔即将归来，正是蕾内穿乡过镇“煽动反叛”的同一时期。

得到风声的帝国政府调派军队进驻乡间加强戒备，警察和宪兵四处抓捕旺代军旧部和嫌疑分子。1805年底，南特就此开庭审判。起诉名单很长，正式被捕的总共十八个人。其他人大多已经逃走。因为“所有人都参与了英国的密谋，共和国十二年获月，在西部省份和波尔多城，意图通过内战搅乱法国……”，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佛斯缇尔、Papin和Gogué被判处死刑。因为佛斯缇尔不在国内，Papin逃到了美国，真正被处决的只有Gogué。剩下的被关进了监狱，服刑期不等。还有的被赦免了。拿破仑认为判的太轻，特地去信要求重罚。【侧批：不是轻，简直跟没判一样】

这桩1804年的风波史称“铅事件”（L'affaire des plombs）。虽然行动失败了，但“仁善会”并没有因此遭到毁灭性打击。被收捕的成员只是这个庞大组织里极少数的一小部分，法国国内的秘密保王组织仍然在行动。1810年，一些年轻保王派又在波尔多建立起一个效仿共济会的秘密团体，叫做“信德骑士团”（Chevaliers de la Foi）。不少“仁善会”前成员都参与其中，包括亨利的二弟路易.罗什雅克兰。【侧批：“保王是年轻人的事业”……】

1806年九月，佛斯缇尔在伦敦因病离世，时年31岁。有人说凶手是他的“情妇” 奥恩豪森伯爵夫人。这个说法多半出自几个眈视英国政府提供给佛斯缇尔的活动资金的法国“同伴”，已经被后世证伪。

佛斯缇尔的最后几个月在奥恩豪森伯爵夫人的伦敦公馆度过，期间对方不但照顾他的起居，还是他的私人“秘书”为他代笔书信，之后更出资操办了他的葬礼。此外，很难说佛斯缇尔和奥恩豪森伯爵夫人确实有超越“合作伙伴”的亲密关系。毕竟奥恩豪森伯爵夫人比佛斯缇尔整整大了二十五岁，她的长女比佛斯缇尔只小了两岁。【侧批：虽然旺代军遍地姐控，但小佛斯缇尔直接给自己找了个妈……这孩子是有多缺母爱】

佛斯缇尔墓碑上的头衔是“侯爵”（Alfred Henry marquis de Forestier），很难说清这个封爵从何而来，或许来自同在英国的“路易十八世”。这和他的老长官塔尔蒙很相称：落草成“匪”的亲王，和封侯拜将的鞋匠。

旺代军“丢失”首领葬地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海外，佛斯缇尔的墓在伦敦的一系列城市改建中“遗失”了。佛斯缇尔没有肖像传世，他的名字也渐渐被时间的积尘掩埋：因为涉及敏感的内战话题，复辟后波旁并没有热切的大规模追思纪念旺代的保王军首领，以免激发起民间不同派系之间的对立情绪。

佛斯缇尔在伦敦停留期间，曾向奥恩豪森伯爵夫人讲述了他经历的1793年战争始末。1805年，奥恩豪森伯爵夫人在伦敦匿名出版了《Guerre de la Vendée – Campagne de 1793》，卷首献给佛斯缇尔。这本不为人知的小书于1977年前后修订再版了两次，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唯一一本特地向这位年轻的鞋匠侯爵致敬的相关书籍。

1814年三月第一次复辟前夕，波尔多首先挂出波旁白旗，迎接阿图瓦伯爵（后查理十世）之子昂古莱姆公爵（ducs d'Angoulême）登陆。陪同接应昂古莱姆公爵的是路易.罗什雅克兰和他的“信德骑士团”同袍，以及“仁善会”的前成员。

佛斯缇尔的战友蕾内活到了第二次复辟后。她的老长官萨皮诺、道提尚波等人为她“献给国王的军事服务”申请政府津贴。罗什雅克兰侯爵夫人（勒斯居尔夫人）请人记录下她口述的回忆录，又将她引见给孔代亲王。蕾内对礼仪一窍不通，见面时以一个安茹乡下人的直率，抱住亲王给了他一个结结实实的贴面吻。对方也吻了她回礼。

孔代亲王亲手给蕾内戴上了百合勋章——路易十八世承认，蕾内完全配得上获得圣路易十字，但因为没有收纳女性进入骑士团的先例，所以改作百合勋章。

安茹军“制造”的一批各行各业的“贵族”中，还有一位“卡拉巴斯侯爵”（marquis de Carabas）Étienne Robert (1763-1815)。战争前Robert是个旅舍老板，1793年反叛开始时加入安茹军。绍来之战后Robert和卡特利诺的弟弟皮耶尔护送重伤的德埃尔贝前往下普瓦图与夏雷特会合，随后两人返回安茹，继续发动零星的游击战抵抗蓝兵。

这个时期两人分别取了绰号，皮耶尔自称“彭蒂耶夫公爵”（Duke de Penthièvre），Robert自称“卡拉巴斯侯爵”：因为他虽然和《穿靴子的猫》的主人公一样穷的叮当响，依旧是个“精神贵族”（或许他也有一只猫）。“卡拉巴斯侯爵”在亨利、斯托弗莱和道提尚波部下都战斗过，依次担任过斯托弗莱和道提尚波的副官。安茹几乎不会叫“卡拉巴斯侯爵”的本名，1794年萨瓦利（Savary）向坎科洛报告安茹地区的叛党动向，信中也会提到“有名的‘卡拉巴斯侯爵’”。不过安茹的“卡拉巴斯侯爵”的运气远不如故事中的人物，1799年“第三次旺代战争”中他被一队宪兵突袭逮捕，送进昂热的监狱。1815年旺代西部的保王派再度起兵，“卡拉巴斯侯爵”立刻响应参战，两军首度交锋时阵亡。

百日战争中倒下的旺代军旧部还有夏雷特的继任者，和亨利的军校同窗de Suzannet。1796年夏雷特被处决后，奥什下令把de Suzannet押送出境。被送到瑞士的de Suzannet很快悄悄返回，与巴黎的保王党接头。1799年“第三次旺代战争”爆发，de Suzannet作为下普瓦图军的首领起兵响应。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随后de Suzannet和几个首领一同接受和议。1802年前后，拿破仑的警察局长福歇认为他很危险，把他关进了圣殿塔监狱。囚禁地点又改变了两次，de Suzannet设法越狱逃脱。

1804年，试图刺杀拿破仑的卡达杜耳在巴黎的谋划中也有de Suzannet的身影。谋划失败后卡达杜耳等人被捕处决，de Suzannet再次出逃。他在德国呆了三年，最终得到许可返回旺代。

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de Suzannet再次发动起下普瓦图的军队对抗帝国军。六月20日，de Suzannet在罗什塞维耶尔（Rocheservière）之战中被流弹击中，不久后伤重不治死在营地。他的士兵把他埋在战场附近的树林里。

de Suzannet生前很幸运，死后也是一样：这次总算有人记得死者的埋葬地。几周后他们把死者挖出来，重新安葬在一间小教堂里。

和不死不休的佛斯缇尔、de Suzanne以及罗什雅克兰家的一大批成员相比，道提尚波（Charles Marie de Beaumont d'Autichamp, 1770-1759）明显不再热心战斗。革命开始后，道提尚波的父亲和一个兄弟早就流亡出国，留下年轻人独自留在国内。1792年，道提尚波和亨利一同逃出八月十日的杜乐丽宫，此后年纪相仿的两人常常并肩战斗。一封在昂热的1793年审问记录显示，当一个被俘的少年民兵被问到保王军的首领是否作战英勇时，回答战斗时“总在军队前面”的首领是亨利、道提尚波和斯托弗莱。道提尚波常穿着一身蓝色骑装外套（redingote），带领民兵发动冲锋。

从卡特利诺敲响雅莱的教堂大钟开始，道提尚波参与了1793年的所有战事：南特、沙蒂隆、托尔福、尚托奈、吕宋、绍莱……“西北风之行”后期，道提尚波在拉曼的混战中陷落敌军，整整一年音讯不明。所有人都认为他死了，包括共和军。道提尚波能够存活极其侥幸：他的一个在昂热的堂亲是共和军的猎骑兵，对方在战场上认出了他。不但救了他还给他弄来一身共和军的猎骑兵军装，把他带到营里蒙混过去。

1795年的圣弗洛朗和议后，道提尚波返回安茹。斯托弗莱非常高兴看到他能平安归来，丝毫没有怀疑过他的忠诚：“啊，道提尚波先生，我一直希望您在这儿！能和您在一起真令人高兴，我非常乐意听从您的指挥”。道提尚波极尽谦逊的好言推辞了斯托弗莱自愿让出的安茹军总指挥位置。斯托弗莱的秘书Coulon作证，即使之后夹杂进各种复杂的事态，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1796年的战争结束的次年，道提尚波娶妻生子。1799年保王派再次起兵，道提尚波作为旺代安茹军的首领和萨皮诺等人一同参战。眼见情势不利，道提尚波不顾佛斯缇尔的反对，极力促成和议。很多旧日部下因此指责他背叛。又因为1794年他曾在共和军营中呆了一年的情节，不少人声称他确实投降“变节”，甚至扬言要刺杀他。道提尚波流亡海外在亲王身边的父亲不得不给“路易十八世”写长信，澄清自己儿子的举止“清白”——其实参照1793到1794年的氛围和其它同期事例，如果身为“知名”“土匪头子”的道提尚波确实投降，不但难逃处决，必定还会被大肆宣扬：“在整支军队和所有高贵的骑士面前，这个王座和教会的傲慢复仇者们的首领，对我们下跪乞饶请求活命的土匪头子道提尚波，被处决了”。

第一帝国时期，道提尚波没有加入任何保王党的活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甚至没有返回安茹，而是在外地安静的隐居。对于国内保王党的各种行动，道提尚波更多只是习惯性的附和，再也没有特别努力的争取过。或许他对武力复辟的前景不再乐观，但与此同时，道提尚波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正统派立场：1830年七月政变后，道提尚波和四个儿子一同从军队中辞职。

道提尚波参与过西部的全部战事，堪称“旺代战争”的活化石：“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和贝里公爵夫人的“第五次”旺代战争。不过道提尚波最为后世熟知的形象，是1793十月十八日，他从卢瓦内河北岸的瓦哈达逆着渡河的人流赶往圣弗洛朗，站在修院教堂的台阶前面对炮口向聚集的军队宣读邦尚的遗命——“宽恕俘虏！是邦尚的命令！是邦尚的愿望！”

卢瓦内河的另一侧，1793年在布列塔尼激起的波澜也没有真正平息过。1796年打出舒昂党的最后一枪的是“小将军”布瓦济（du Boisguy），最终在布列塔尼全线停火后接受和议放下武器。布瓦济和家人回到家族城堡，开始修缮在战争中毁坏的家宅。地区官员报告布瓦济的舒昂党旧部经常去拜访他，不过后者表示愿意遵守和奥什的“君子协定”：“只要对方不毁约”。

停战后布列塔尼的舒昂党们纷纷婚娶成家，“稳定下来”。1796年九月，布瓦济的姐姐嫁给了与他同龄的战友Toussaint du Breil de Pontbriand（1776-1844），布瓦济受邀在新婚的妹夫家住了两个月。

奥什调离西部后，布列特尼地区的治安仍然很混乱，除了真正的土匪，还有受到驻军支持刺杀前舒昂党旧部和不宣誓神父的“假舒昂党”。出于自卫，de Pontbriand召集旧部与对方交战。1797年九月，布瓦济毫无原因的被来自“上层”的直接命令逮捕，囚禁在索米尔城堡。de Pontbriand向驻守西部的共和军将军de Hédouville申诉。de Hédouville没有权力释放布瓦济，但尽力把囚禁区域改成整座索米尔城。

1799年西部地区战火再起，布列塔尼的保王派们和旺代一同举兵。布瓦济从索米尔越狱而出，跳下十五米高的城墙摔伤了腿，直到十一月才抵达舒昂党的指挥部。然而时任总指挥的卡达杜尔已经把他部下的地方“军队”交给其他军官负责，因为没人料到他真的能活着逃出来。布瓦济没有坚持索回指挥权，转而前往南部组织军队游击作战骚扰共和军。

当年九月，de Hédouville部下的一个将军给他发来了这样的报告：“叫做Aimé du Boisguy的舒昂”不会放一辆共和军辎重车安宁过境。他会抢走所有公共财货，但尊重过路旅人。有时还会接济穷困的路人。他说共和国抢的够多了所以他们理应抢回来点。

1799年的战争以双方再次签订和议结束。停战后在布列塔尼的Brune邀请布瓦济和de Pontbriand共进晚餐，席间提出招揽两人加入帝国军队，擢升布瓦济升为准将，de Pontbriand为中尉。两人直截了当的拒绝了。布瓦济的回答很简单：“这就像是改变立场”。

Brune同意释放所有被俘和囚禁的舒昂党，并且允许布瓦济亲自去狱中传达释放令——这时奥什已经过世两年，仍没有后来人胆敢背离他在布列塔尼的“平定”政策大纲。【侧批：大纲：尽量一个都不要杀。西部是字面意义上的“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越杀越多犹如自体分裂】

 1800年后，布瓦济和家人搬去了巴黎，主要目的是恢复被收缴的家族财产。他的老上司卡达杜尔继续周旋在西部和海外亲王之间，从事各种秘密保王活动。卡达杜尔的可靠盟友包括“前”共和军将军皮舍格吕（Pichegru）——Papin、Willot、Daincan等等一批改换阵营加入保王党的“前”共和军将领中，“祖国救主”皮舍格吕应该是最出名的一个。

很快卡达杜尔等人因为“圣尼凯斯街爆炸案”和一系列针对拿破仑的暗杀策划，成了国内头号通缉要犯。圣尼凯斯街爆炸案发生时，布瓦济和家人就住在巴黎。他对老上司和老战友们在首都的行动一无所知，卡达杜尔也没有让人联系过他：或许因为与佛斯缇尔同龄的布瓦济并没有“密谋策划”的“天分”——想想他曾经迫使奥什解释他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许是以图后举：就算卡达杜尔一派失败落网，布列特尼的保王军仍然有布瓦济。

1804年，卡达杜尔在巴黎被捕处决。受到波及的布瓦济和哥哥被勒令出城，流放到不同的地区。被关押期间，布瓦济的哥哥因旧伤离世。1805年，福歇再次去找布瓦济，邀请他加入帝国军队。布瓦济再次拒绝，声称自己宁愿安静的隐居。同年，布瓦济结了婚，新娘来自一个定居巴黎的英国移民家庭。

布瓦济没有参与1815年的西部战争，波拿巴归来后他立刻作为重点嫌疑分子被关了起来。不过他的妹夫de Pontbriand会代替他掀动布列塔尼的保王党军队，此外还有卡达杜尔的弟弟。

1796年战后，布列塔尼保王军的另一个主要角色皮赛（de Puisaye）的经历也堪称曲折。

基伯龙登陆以灾难告终，海外亲王们的行为和下普瓦图农民没什么区别：但凡战斗失利，“像往常一样，我们互相指责”（尚宾诺）。阿图瓦伯爵除了指责英国人，还指责皮塞调度失当。至于在布列塔尼，因为皮塞在基伯龙“丢下”de Sombreuil登船撤离，保王军的军官们普遍对他极为不满。尤其是卡达杜耳，他的部下甚至曾试图逮捕皮赛。

1798年，眼见波旁复辟遥遥无期，英国政府不堪供养法国数目庞大的法国流亡者。皮塞提出带领一批法国保王派们前往加拿大建立移民据点的计划。他再次说服了英国人出资支持，带领四十多人的法国移保王派民出海前往加拿大，在安大略湖附近安顿下来。英国政府授权皮塞作为据点的首领：他们刻意和已经定居的当地移民保持距离，与美国的保王派移民和原住民们交易土地，垦荒建屋开辟农庄。

尽管皮塞在加拿大积极活动，试图稳定壮大这个移民据点，但让法国保王派们移居加拿大的策划最终没有成功：大多数人无法忍受严酷封闭的移民地生活环境，陆续返回欧洲。最终定居当地的只有一户。

1802年，皮塞返回英国为移民据点筹集资金，顺便出版了他在尼亚加拉瀑旁边的农庄中写完的六册回忆录。回忆录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他的名誉，澄清自己在1795年的行动。海外保王派对这套回忆录反响很差，纷纷指责他通过攻击它人推脱责任。加上他革命前期积极参与的吉伦特派“黑历史”，并且长期和英国人来往密切，保王党和亲王们都怀疑他的“保王”诚意。包括“路易十八世”。另外，必须有人为基伯龙的巨大灾难负责，成为众矢之的的皮塞明显是个好靶子。

皮塞于1802年取得英国国籍，更让法国保王党们义愤填膺，认为此事“坐实”了他自始至终都是英国人的走狗。虽然对于皮赛来说可能再自然不过：出身一个“诺曼底公国”的古老世家，英国只是他们的“属地”。

1806年，皮塞从公共活动中淡出。他在伦敦郊外买了座小农舍，养了一栏鸡和几头奶牛。皮塞自称过着“和在尼亚加拉差不多”的半隐居生活，他的小庄园里只雇了几个佣人，偶尔有朋友来访【侧批：什么差不多。英国冬天哪有零下四十度和两米高的积雪堵门】。

皮塞留在国内的大哥继承了家族爵位和财产，始终平静的生活在诺曼底乡下。皮塞“前”侯爵被评价为“性格随和”并且“毫无危害”。西部气氛最紧张时地方官员去他的宅邸搜查过一次，此后没有再登门骚扰。

革命前（1788年）皮塞娶了一个富有的侯爵继承人Louise Sesne, marchesa di Ménilles（1771-1795），两人只有一个女儿若瑟芬（Joséphine Louise de Puisaye, 1792-1809）。1792年后皮塞积极投身诺曼底联邦派的“反革命”活动，似乎是不愿受到波及，皮赛夫人借新出台的离婚法之便，次年与皮塞“离婚”。【侧批：原则上不提倡抛妻弃子搞复辟。除非老婆支持】

年轻的皮塞夫人于1795年过世，两年后皮塞悄悄娶了自己的英国女佣Susanna Smithers。两人没有子嗣，皮塞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承认她是“皮赛夫人”。皮塞的“敌对者”曾一度认为她是皮塞的“情妇”。皮塞的说法是：“我的处境无法为她提供符合她身份（伯爵夫人）的待遇”。更多人认为，格外重视自己的门第出身的皮塞只是耻于有一个出身低下的妻子。不过如果皮塞真的如此在乎颜面，完全没有必要娶她。说到底对方只是个女佣。这段婚姻除了让他的第二任妻子能合法继承他的财产，对皮塞本人而言没有任何益处。【侧批：有一个益处：结了婚就能领圣体了】

1815年第二次复辟后，皮塞没有返回法国。他声称自己在国内“有极个别的朋友，和很多敌人”。他在国内的“个别朋友”名单中，似乎仍然包括坎科洛。皮塞在回忆录中坚持认为坎科洛没有改变过保王的立场，并且“我很肯定我们之间的友情，就像对一个人的感觉那么确定”。

另一方对此从来没有对这些言论做出过任何公开的声明，但有一处细节格外令人玩味：皮塞的独女1809年就夭折了，过世的地点不是在皮塞的诺曼底本家而是在巴黎。巴黎的保王团体向来与皮塞的关系极其恶劣，如果非要说他在巴黎有什么“熟悉可靠”的朋友，大概只有坎科洛。【侧批：皮赛你到底行不行。干革命半道跑路老师接锅，干保王半道跑路老师接锅，连女儿都半道扔给老师养。这哪是老师根本是保姆。对了当年坎老师给你开小灶当私教有没有交过学费？】

 战后对皮塞的一片谴责声中，为他辩解的是布瓦济的妹夫de Pontbriand。尽管布瓦济也因为基伯龙的情节对皮塞没有好感。de Pontbriand在回忆录中形容皮塞高大英俊，声音洪亮；尤其是他的口才非常好，可以旁征博引据理力争，并且不失幽默感：“具备作为一个出色阁臣的所有才能”。de Pontbriand认为基伯龙的失败不应当全部归咎于皮塞，保王派之间的内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那场灾难。“如果（在基伯龙）听从了皮赛先生的建议，结果很可能会不一样”。皮塞缺乏的只是身为一个领导战争的首领的英勇和军事能力，此外他的行为举止没有过失，更没有投效英国，自始至终都是“国王的人”。【侧批：不得不说皮塞是最被浪费掉的一个人材：能忽悠英国人反复大放血，过后还觉得他靠得住的真的没谁了】

从1793年到1815年，除了邦尚不过万人的“布列塔尼同伴”，西部的保王派们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拥有过“常规军队”。当地的一个离奇现象很难不引起当政者的注意：战斗力不论，似乎纯粹依靠民众的支持，保王派们随时能在西部乡间“煽动”起几个“军团”。

面对这种情况，拿破仑的策略是全面“波拿巴化”旺代。1804年，在拿破仑的直接操办下，旺代的首府迁至拉罗什（La-Roche-sur-Yon），计划把这座不起眼的小村扩建成一座壮观的城市。拉罗什被更名为“拿破仑-旺代”，大量金钱和人员源源不断的投入新城市的建设。1808年，拿破仑亲自访问旺代，视察“他的城市”的建设情况（1）。

这些战后重建的目的还在于销除当地人的记忆：旺代人必须尽快忘掉利斯花白旗和他们曾经的首领；也忘掉凯西耶、怀斯特曼、罗西诺、杜罗以及1794年国民公会在西部雇佣的一大批公职流匪；他们可以记得塔沃、de Hédouville, Brune等忠于新帝国的“好共和派”，但是需要忘记奥什（有趣的是，似乎此时坎科洛在西部留下的记忆已经极为淡薄）。

同时，拿破仑屡次试图以丰厚的金钱和荣誉招揽保王军旧部为他效力——如果旺代人能如此“狂热”，近乎“冥顽不灵”的为并没给过他们什么实在好处的波旁而战，是否能同样忠诚的为慷慨宽大的波拿巴而战？

从1793年到1815年，从安茹到下普瓦图，包括一河之隔的布列塔尼，没有一个，这里重复：没有一个保王军旧部进入督政府、执政府和第一帝国的军队任职。他们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支持”的表现是“不反对”。

简单的来说，就是布瓦济的回答：“这就像是改变立场”。具体的原因包括：他们不认同这些"挨个掌权"的新政府权威的“正统合法性”。毕竟“路易十八世”还存在；另外众所周知，旺代人不愿离乡；以及大多数人和夏雷特一样，“甚至不喜欢打仗”。

拿破仑声称自己“通过成为天主教徒平定了旺代”。这是个很奇怪的言论：没人比拿破仑自己更清楚他在旺代泼洒下多少金钱和资源，以及秘密警察。此外拿破仑确实是个天主教徒：从神学层面来讲“入门圣事”具有“不可逆性”。另一方面，“平定旺代”是一个延续了西部驻军数任总指挥的漫长过程。首先在旺代推行“宗教纵容”政策，正式上报旺代全境“平定”的人是奥什。他并不自认为是天主教徒。最后，“旺代”从来没有被真正“平定”过。

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西部地区的保王派再度举兵。旺代方面除了萨皮诺、道提尚波、de Susannet等老面孔，还有亨利的两个弟弟路易和奥斯丁，夏雷特的长侄Ludovic de Charette（1792-1815）等等后辈。以及又一个“前”共和军少将Simon Canuel（1767-1840）——Simon Canuel曾是个热忱的“革命将军”，在1793年的旺代赢得了他的所有军事荣誉和军阶：萨沃纳之战中，他指挥军队亲自率部追击旺代军。第一帝国时期，拿破仑把他闲置不用。1814年复辟时，Canuel热情拥戴归来的波旁，声称自己是一个“热忱的保王派”。百日战争期间，Canuel逃往旺代避难，加入当地的保王军，与曾在战场上斗得你死我活的“敌人”们并肩作战。对方似乎对这些过往毫不介怀，坦然欢迎了他的加入。【侧批：毫无害人之意，毫无防人之心。这伙人死多少也学不”聪明“】

另一边也都是些老面孔：拿破仑派去平乱的将军除了1793年就在旺代的Delaage，还有“旺代人的老朋友”塔沃（Travot），因为在西班牙的军功已经升至少将。

旺代军队的主力仍然是民兵，军队中武器稀缺，农民们的战斗热情普遍不高：1801年教务专约的效果使得当地神父中除了一小部分“顽固分子”之外，大部分人不支持武装反叛，还有的“支持”拿破仑：“支持”在西部的含义是“不反对”。

接下来的战况也不理想。六月八日，路易在Les Sables附近阵亡；六月21日，de Susannet倒在罗什塞维耶尔。六月24日，保王军首领们召开军事会议。时任旺代保王军总指挥的奥斯丁不愿议和，道提尚波等人则力主签约停战。经过投票表决，三分之四的票数赞成议和。六月26日，双方军官在绍莱会面谈判，这时传来八天前滑铁卢之战的消息。处于劣势的西部保王军首领发现他们成了胜利者。

第二次复辟后，西部没有出现所谓的“白色恐怖”：战争期间，塔沃和接任保王军总指挥的奥斯丁（亨利的三弟）争相宽待战俘释放囚犯，好像在竞赛哪一方更宽大。“最后，这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每个阵营都尽全力展示宽宏大量，不想被另一边在这方面‘击败’”。

绍莱“和议”后两方停战。因为担心入侵的外国”盟军“趁机分裂法国，奥斯定和萨皮诺等保王军首领致信帝国军的Jean Lamarque (1770-1832)，表示如果外敌来袭，愿意在他的指挥下一同合兵作战:"在他的指挥下，作为法国人，阻挡任何外国势力意图瓜分法国的企图"。 Lamarque立刻热情的予以回应。虽然两方的“合作”进程并不顺利：直到七月收到达武元帅的命令之前，在旺代的“前”帝国军队拒绝撤下三色徽和三色旗，改换成波旁旗帜。保王军对此表示不满。不过这些抗议只限于口头，没有发生过实际冲突。

布列塔尼河以北，停战后舒昂们抵触最激烈的是进入当地的普鲁士“盟军”。不少舒昂首领极度反感普鲁士人，坚决抵制他们踏足自己的势力范围。一系列大小摩擦中双方都有人受伤，只有一个死者：一个舒昂党首领在“决斗”中杀了一个普鲁士军官。后者的长官极为愤慨，要求挑选一百个法国人，和一百个普鲁士人进行“决斗”。此事在“上层”的干预调解下没有下文。

TBC

（1）拿破仑“城市化”旺代的计划，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成功的。现在旺代大区最大的法共据点在拉罗什。旺代全区保守派主流，只有拉罗什曾经出过左市政。

失败在于，“大旺代”地区居民的心态至今还是：城市是“讨生活”的地方，安家过日子还得回乡下。在ICES期间，发现老师里的旺代“本地人”没有一个住在城里的。

并且拉罗什除市郊以外市容实在有点惨淡，犹如90年代初的十八线城乡结合部（好地方都在“乡下”区域）。拉罗什最大的优点，就是作为大旺代公共交通的中心枢纽站，不开车的朋友可以很方便的去附近乡下浪。【N.B.拉罗什属于吕宋教区，有全天明供圣体。献旧礼弥撒的是个挺年轻的堂区神父，Gregoriana毕业但自称“更偏向Angelicum”。在堂区有开经院神学的课程】

【佛斯缇尔】现在有关于佛斯缇尔的专著了。作者专扒法革相关的超冷个人坟（“专门研究佛斯缇尔”……），出的书常常绝版，需要去二手书网（或者大旺代乡下书店）淘。作者有个人博客，料蛮多的建议围观：https://www.desecritsetdelhistoire.fr/

* 作者曾给一个英国的“墓地专家”写邮件，打听小佛斯缇尔墓的下落。信件开头：“Sorry for my English, I'm French”……再次感慨是不是全法国只有旺代人才会为“英语不好”道歉。 

【法版天地会】感觉上，大旺代的保王们可以跟广东的反清复明比。优势是，西部农业为主广袤大乡村，每家子女小十个毫无压力。两家一个步兵连，子子孙孙无穷匮。

现在正统派*传人们*（点名十X会）还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三个起步上不封顶。

【福利】（不死鸟）道提尚波的增龄过程。尊重要文斗不要武斗的Ul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