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屠杀

（一）新加坡大屠杀是指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新加坡后针对当地华人有系统的种族清洗，新加坡沦陷是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据新加坡时期，日军尤其是宪兵队针对当地的华人做出诸多暴行。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军的抵抗行动，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和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日军从1942年2月18日至25日进行大检证（又称肃清），他们在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因为侦查的时候没有记录，所以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伤亡人数。最后日方抓走几万人，当中绝大多数被带到郊区或偏远的海边予以集体枪杀，或被投入海中，剩下则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不过日本和南洋两方都有不同的总数，日本的官方数字是5000，可是新加坡华社给出的数字是10万，战后的审讯中的证据提出的数字是2.5万-5万人。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人民开始有了政治觉醒，这次的沦陷让新加坡人开始相信要靠自己保卫这片土地，间接促成新加坡脱离英国的统治并走上独立的道路。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开启。日本的目标是要通过攻占东南亚来取得当地的天然资源。日本当时资源匮乏、国力低下，如果不是靠着掠夺东南亚各国的资源，深陷中国战场泥潭几年的日本的脆弱经济早就崩溃了。另外作为英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中心，日军必须要拿下新加坡才可以彻底把英国人赶出东南亚。南洋华人在抗战初期直接汇款回国给家人加上义捐之数达到50亿元，而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不过18亿，更有许多华侨回中国投身抗战一线，因此日军对华侨十分的仇视，新加坡被攻陷后居住于此地的华裔也遭到日本的报复。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为珍珠港事件隔天）开始入侵马来半岛（马来亚战役），首先在马来半岛北端暹罗领地北大年府登陆，并且击退驻守该地的暹罗宪兵，目标是向西南越过马来-暹罗边境进攻马来半岛西部地区。同年12月11日亦有一支日军在马来亚北部的哥打峇鲁登陆，这与日军在暹罗的北大年府及宋卡港所实施的登陆行动相配合。英国皇家海军派来Z舰队包括航空母舰不屈号、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却敌号及4艘驱逐舰，该舰队在战争爆发前已到达该区，并由海军上将汤马鄞·菲利浦斯指挥，目的是拦截准备登陆哥打峇鲁的日军，但是不幸该舰队航空母舰不屈号在途中搁浅，不得不回航。由于日军拥有空中优势，导致英国皇家海军于1941年12月10日威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被日本空军轰炸机在彭亨、关丹外海击沉，这使得英属马来半岛的东海岸门户大开，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经此役后更无力对抗日军的登陆行动。日军利用快报废的老旧轻型坦克快速地突破驻守在丛林里面的英军伞兵坑防线，因为在马来半岛上英军连一台坦克都没有，坦克被英军参谋认为不适合在丛林地形作战，故英军在马来半岛上没有配置任何坦克。

（二）当时拥有9万余人并占人数优势的马来半岛驻守英军却持续败退，最后不得已只能撤至新加坡，撤退时英军顺势将连接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两地的柔佛长堤炸毁以隔绝两地，让整个新加坡岛瞬间变成一座要塞方便防守。1942年1月31日战争开始仅55天日军占领整个马来半岛，新加坡当时和马来半岛等东南亚区域一样也是英国殖民地，驻有英国军队，不过新加坡当地居民以华侨为主。面对日本的即将入侵时新加坡的华人积极开展抵抗准备活动，一些华人组织的“华侨抗日义勇军”成立后正式成员人数达到数千，包括党员、工人、学生在内的新加坡各地人民。12月30日新加坡华侨的各派人士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对“华侨抗日义勇军”的抗日行动进行资助。1942年2月初日本开始进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白思华随后宣布新加坡攻防战开始，并决定防守前线，驻新加坡的英军开始与日军交战，与此同时千余名“华侨抗日义勇军”队员在“保卫星洲”的口号下由马来亚共产党党员林江石率领开往前线协助英军作战。当时的英军宣布新加坡的“华侨抗日义勇军”将是隶属于马来半岛英军司令部的“星华义勇军”，待遇和不列颠印度军队以及英属澳洲军队一律平等。1942年2月1日负责指挥日军的陆军中将山下奉文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先派一小部队在新加坡岛东北部和近乌敏岛一带水域，成功吸引驻守在该地区英军的注意力，然后在新加坡岛西北部的日军趁机用充气皮艇渡过马来半岛柔佛海峡，并在莎琳汶、克兰芝、林厝港和裕廊的海滩登陆。日军受到星华义勇军和盟军的联手抵抗，揭开新加坡保卫战的序幕（新加坡之战）。1942年2月13日日军第18师以猛烈火力攻打鸦片山（巴西班让），爆发鸦片山战役，是为日军攻打新加坡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由于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战亡400人，所以决定乔装成英国印度兵。守卫于鸦片山上、仅剩42人的第一马来军团的阿南·宾·赛义德·迪上士识破敌人的诈术，对日军展开攻击。最后马来军团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阿南上士遭俘虏。日军为了泄愤，把阿南的四肢砍掉，并将他用麻袋装起来倒挂在树上，用刺刀朝他刺了几十刀，阿南死时仅27岁。在新加坡的很多地方（例如裕廊前线、巴西班让沿海防线、武吉知马沿海海岸等地）中义勇军都与日军展开大规模的激战，曾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而义勇军队员也有很大伤亡。但英国由于以保卫遭受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本土为主体战略，除1月下旬曾有少量从马来半岛退守的援军抵达新加坡外并没有向驻新加坡的英军提供其它任何实质上的军事援助，造成防守新加坡的守军势单力孤。再加上由于训练和装备等问题导致新加坡英军节节败退，在多次败于日军、新加坡整体防卫已经难以维持后英军总司令部决定投降。

（三）由于此时“星华义勇军”仍在继续抗日，英军总司令部于2月13日下令解散“星华义勇军”。白思华中将在1942年2月15日农历新年当天向大日本帝国陆军的陆军大将山下奉文投降，并在新加坡武吉知马的福特汽车厂亲自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正式将新加坡的主权交给日本。13万个印度、澳洲和英国士兵成为战俘，当中许多遭遣送到缅甸、日本、朝鲜、满洲国修盖铁路，部分被俘虏的英国士兵被遣送至当时也是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在台北州基隆郡瑞芳街金瓜石设立的金瓜石战俘营，强制进行采矿等工作。日本攻下新加坡，日军将领“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将之改名为昭南岛（意指南方光明之岛，或昭和天皇在南洋获取的领土）。在行政上新加坡则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为“昭南特别市”，因此新加坡日据时期也被称为昭南时代，并由大达茂雄担任第一任昭南特别市市长，内藤宽一是第二任市长（也是最后一任）。新加坡沦陷后日军开始勒索南洋华侨，要华侨交出五千万元俸纳金，山下奉文当时给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俸纳金，是你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日本人成立南洋华侨协会，要七十多岁的华侨长老林文庆博士担任会长，并要他以协会的名义去筹钱，新加坡要负责一千万元，林文庆已是72岁的垂暮老人。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后急需利用一些社会上有名望的领袖人物来为其服务，而当时公认的华侨领袖如陈嘉庚等人早已出走、销声匿迹。于是年逾古稀的林文庆在劫难逃，被迫出面组织“华侨协会”，并筹集5000万元的“奉纳金”献给日军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作为愿对日本的军事统治加以合作和支持的一种表示。林文庆被迫无奈、受尽煎熬，但他也利用“协会”及其“会长”身份营救一些爱国华侨，如“南侨总会”财政李振殿被日本宪兵拘捕后就是由林文庆签具保证书而获释的。据当时在“华侨协会”当秘书的陈育嵩回忆称当李振殿被保释出来时日宪兵队长水摩指着林文庆对他说：“呶！这位是你的救命恩人，快上去向他跪谢！”李当即跪下去，林文庆不知所措，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相对无言、老泪横流。又如古晋侨领黄庆昌等被日本水上宪兵拘捕也是由“华侨协会”出面保释的，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当局豁免对他的谴责。由于资源严重缺乏，米价从一斤五元涨到五千元，于是日本军政府定量供应粮食，成人每月可领4.8公斤，儿童2.4公斤，致使许多民众不得不在自家花园里种植木薯、番薯、香蕉等农作物。同时府也发行新的军用票（俗称“香蕉票”），使其与殖民地时代的叻币同值使用。可是随着军政府的滥印钞票，其价值贬到100叻币可换2380元军用票。

（四）新加坡被日本占领后由于新加坡保卫战中“星华义勇军”坚持抗日，再加上此前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例如新加坡的南洋机工曾在中国接受军事训练，然后派往滇缅公路服役，与中国国内机工共同抗日等），日军对新加坡抗日的华人进行许多报复和整肃，尤其是杀害许多义勇军队员。新加坡人民的保卫战在日本的猛烈攻击下最终失败了，一共坚持八天。不过随后一些义勇军成员开始游击战术，将抗日行动一直持续下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抗日力量也对新加坡的抗日力量进行过大量援助。在1941年12月到隔年2月日军侵略军发动马来新加坡战役，在抵抗作战中最为勇敢就是马来人民抗日军，这是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主要由华侨组成的抗日武装，有两个旅（大约4000人），他们在金马士重创日军25军战车第一联队以及安藤支队。南洋的华侨们为祖国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们出钱出人支援祖国的抗战，不管是亲共的陈嘉庚先生，还是亲国的胡文虎先生，他们都是为了祖国不受日寇蹂躏。当时的日军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不是有华侨的支援，早就解决中国问题了，这就是新加坡大屠杀的思想根源。随着2月15日英军乞降，新加坡沦陷，马来新加坡战役以日军的完全胜利而结束。日军占领新加坡几天后便出示一份布告，要求所有新加坡18岁至50岁华人男子到四个地方集中以领取“良民证”，但是到了集中地点等待着华人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国警察、印度警察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变节分子对所谓“反日分子”的指认，被指认出来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日军捆绑赴海边，惨遭重机枪扫射。到后来为了节约子弹，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将人推到海里。日军屠杀被“指认”的华侨时手段极其残忍：有将人互相捆绑推入海中用机关枪扫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尽或用机枪射杀、军刀砍杀的，种种花样令人发指。多年来对于日本修改教科书、派兵海外维和以及首相、政界人物频频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东南亚一些国家和中国、韩国一样总是予以密切关注乃至谴责，其原因在于它们都曾经遭受日本的野蛮侵略，对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尤其是新加坡由于经历过日军的大“检证”、大屠杀，所罹受的伤害更深，反应也更加强烈。1942年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这个号称永不会陷落的“远东堡垒”的沦陷震惊所有还沉浸在帝国残梦中的英国人。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是一记沉重的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弹丸小岛上的数十万华人而言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

（五）日本军部早就对星洲华人欲除之而后快，占领新加坡后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要求全岛日军在三天把人员肃清。1942年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参谋长铃木则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2月18日残酷的大“肃清”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华侨不分男女老幼，携带一周粮食，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不到3天7个集中地的学校、工厂、住宅、街道都挤满华人，白天烈日曝晒，夜晚寒风侵肌，华人在死亡的恐怖中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审查，仅仅几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挤死、闷死。尽管有《抗日华侨名册》（新加坡的日本侨民和柔佛州警方有关人员提供）和汉奸的协助，但要在短短三天内从七八十万华侨中甄别出五六万名“抗日分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整个甄别过程实际上充满“儿戏”，只盘问职业者有之、以貌取人者有之、抽签抓阄者有之，总之是生是杀完全随日军意志支配。日本陆军中鼎鼎大名的战争狂人辻政信当时正担任马来方面作战处主任参谋，他也是“肃清大屠杀”的主要推动者。2月22日辻政信巡视负责惹兰勿杀地段“肃清”工作的日军部队，在听说大西觉的分队只甄别出70人后辻政信大为光火，严厉斥责道：“你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这一句话便让大西觉的分队一口气抓了几千人，塞满几十辆汽车，风景宜人的樟宜海滨遂成屠场。海南华侨是被重点搜杀的对象，因而遇难的比例特别高，1947年4月《新加坡大“肃清”案战犯审讯记》曾有这样的记述：“芽笼区则为日军施虐最残酷惨毒之地区也，华侨居民不问男女老幼，均被驱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场，忍饥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妇孺乃得释回。男子蹲踞草场，任曝骄阳，稍一动弹，拳足交加，甚或驱上罗厘（货车）。每车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经检出之教员及识字者、公务人员、义勇军、南来不及五年者、有五万以上资产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载往锡叻七里半处屠杀，为数之众，为各区之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是5000人，但新加坡华人方面主张的的数字是10万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新加坡法庭是英国人的法庭，死了多少华人也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只是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于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战争罪行，至于几万名华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们心上。这个五千人的数字出于当时的“昭南市”（日军占领新加坡以后立即在2月17日将其改名为“昭南市”）警备司令官河本参郎的自供，没有人做过任何调查。日本军队在上次大战中犯下的一次10万人以上的大屠杀罪行有三次：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和菲律宾大屠杀。

（六）这三次大屠杀中唯有新加坡大屠杀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和指挥下进行的，有发令者，指挥者和执行者，有铁一般的证据。发令者是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指挥者是第25军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执行者是第九旅团团长河村参郎少将。从2月19日起日军即下令所有几十万华人分区集中到几百处场所“检证”，华侨通常被要求自带几天干粮前往指定地点等候。他们拥挤在一处睡卧不得，连日饱受日晒风霜之苦，好不容易熬到受检之时便须连过几关台湾线人和日军官兵的审查和盘问。由于“检证”匆忙，日军并未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计划来，所以实际执行时标准各异，各区军官完全随个人的好恶行事。有的“检证”点专门拘捕有钱人，有的“检证”点则专门拘捕戴眼镜者。不幸被“检证”出来的即被卡车拉往郊外集中处死，侥幸过关的则身上盖一“检”字放回。据回忆那几天新加坡全城妇孺啼哭、天昏地暗，又是刮大风，又是下大雨的，真是血雨腥风，可能是上天有感应吧。战后调查显示日军集中屠杀华侨的地点多达几十处，包括榜鹅海滩、旧樟宜海滩、圣淘沙海滩、东海岸靠近码头的地方都是当时的屠杀场地，并有大量遗骸被发掘出来。1945年8月15日新加坡经历3年多的苦难后日本终于投降了，新加坡各地展开庆祝抗日胜利的活动。讽刺的是日军投降日是华人的中元节，许多人索性将军用票当作冥纸烧给先人鬼魂。随着日本投降，新加坡人民欢天喜地。由于英军尚未抵达新加坡，这里仍由日军管理，但是日本的战败导致这些原本仗势欺人的士兵失去威风。当年替日本人工作的人都被周围的人唾骂为“汉奸”，甚至遭到仇杀。日本军营遭焚，商店遭洗劫一空，新加坡已经差不多进入无政府状态。最终在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厦举行投降仪式，代表新加坡的是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将军，日方则本来是由南方日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签字，但是因为他在西贡病倒，所以改由马来半岛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代替。虽然英军的回来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他们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在人民的眼里他们已经不是那么战无不胜的。虽然华人社区要求殖民政府在当众处死这两个军官，但是英政府只让6个受害者的家人去看，被判死刑的军官在1947年6月27日被处死。虽然当地和华人极之不满，但新加坡英政府认为肃清大屠杀告一段落而没有再向日本要求赔偿。但是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以后另一股新的反日情绪又兴起，日本外交部在1963年拒绝新加坡政府的要求，日本的理由是1951年的《三藩市条约》已经就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赔偿作出和解，但是前总理李光耀作出回应说英国殖民政府不可以代表新加坡人的声音。

（七）在1963年9月新加坡的华人开始一个罢买日货的活动，但是他们经济上只可以维持7日。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之后新加坡政府再一次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和道歉。1966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同意向新加坡政府赔偿5000万美元，其中一半是津贴，另外一半是借贷，但在这个赔偿中日方并没有作出官方道歉。1962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负起社会义务，设立募捐委员会，将新加坡各处陆续发现遭日军屠杀的人民遗骸合葬在美芝路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下（新加坡和平纪念碑）。自1967年开始每年的2月15日（即日军占领新加坡的那一天）新加坡人都会来到纪念碑公园来焚香烧烛、祭奠亡灵，总商会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献花仪式。除悼念日侵时期死难者外此项活动更为提高国民，尤其是年轻国人的国家意识让他们了解自由与和平的可贵，灌输全民防卫观念的重要性。每年新加坡全岛公共警报系统在沦陷日，中午12时05分鸣响，其目的在于提醒军民团结，共同保卫新加坡。多年来因统计上的困难，一直没有确切的数字。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同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1942年出版的《朝日东亚年报》提供的资料，也说新加坡被甄别出的华侨有7万名。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咨询局进行初步的登记，只查出2721名遇难者。在1947年3月10日开审的检证案战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五千以上的华人，但咨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为不止上述数目。由于全家遭难或被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而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则极力压低杀人数目，掩盖罪行。当时负责检证而被指控的警备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证他所负责的市区内只有四五千人被杀，而其他五位被告不是坚持说不知道，就是矢口否认曾经大规模杀害过华人。1983年日本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经日本政府审查后将“检证”被害人数由两万人改为六千人，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压低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无论侵略者怎样掩盖真相，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早就提到过：当年在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举。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显示因“检证”遇难的华人应超过2.5万名，而新加坡华人也一直都相信被“检证”杀害的华人当在四五万名之间，无论数字的多寡都不能减免日军大规模屠杀城市平民的深重罪孽。

（八）海峡殖民地是英国在1826-1946年间对位于马来半岛的三个重要港口和马来群岛各殖民地的管理建制，最初由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麻六甲）三个英属港口组成，因此被当时当地华人称为三洲府。海峡殖民地是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英国在马六甲海峡的殖民地，包括槟榔屿、新加坡、马六甲和拉布安。1786年至1824年间英国先后侵占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分别派遣行政官员进行单独统治，隶属英国东印度公司。 1826年为强化对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的殖民统治，又将这三个殖民地合并为海峡殖民地，以槟榔屿为首府（后又移至新加坡），隶属印度马德拉斯省。1846年拉布安被割让给英国，1867年又将海峡殖民地改为皇家直辖殖民地，由英国殖民地部直接管理。1906年拉布安并入海峡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控制海峡殖民地，二战以后英国夺回海峡殖民地。海峡殖民地的总督由英王委任，并兼任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的总督，是英属马来亚最高长官，总揽司法、行政、军事诸大权。总督驻新加坡，各地政务由总督任命的驻扎官或顾问负责执行。总督下面设有立法会议与行政会议，总督是这两个会议的议长，有权否决会议的决议和直接颁布法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把马来联邦、马来属邦以及海峡殖民地中的槟榔屿、马六甲等11个邦组成马来亚联盟，由英王任命的总督统治。 1946年纳闽与北婆罗洲合并，新加坡则作为单独的殖民地从马来亚分离出来，1948年海峡殖民地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一部分。1824年荷兰为了获得整个苏门答腊岛的统治权，与英国签订1824年英荷条约，在条约中荷兰将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割与英国，以换取英国放弃苏门答腊上的明古连地区。而英属东印度公司在1826年决定整合在马来亚的三个港口属地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首府初时设于槟城，1832年迁往新加坡。1867年4月1日英伦政府殖民地部正式接管海峡殖民地，并将其划入英国皇家殖民地之列，总督驻守于新加坡，与此同时印度洋上的圣诞岛和科科斯群岛划归海峡殖民地管辖，在此同时海峡殖民地总督兼任英国驻马来亚和汶莱这两个英保护国的高级专员。1906年10月30日北婆罗洲沙巴的纳闽港也划归海峡殖民地，在二次大战期间海峡殖民地除了科科斯群岛外都被日军占领。而科科斯群岛则划归锡兰代管，二战过后海峡殖民地各个港口重归英国统治。在战后初期英国对各港口施行军法统治，1946年4月1日英国宣布解散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成为独立的一个英国皇家殖民地，并管辖科科斯群岛和圣诞岛，直至两岛分别于1955年和1957年划归澳大利亚。而槟城与马六甲便和马来亚联盟的九个州合组为马来亚联合邦，而纳闽则于同年7月15日划归英属北婆罗洲，成为后来马来西亚沙巴州的一部分。

新加坡日占时期

（一）新加坡日占时期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时期，由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投降起，至1945年9月12日在政府大厦举行日军投降仪式为止。新加坡作为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发展因日军占领而中断，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展开对东南亚的侵略。日军在少于2个月的时间便已在翌年1月31日占领整个马来半岛，开始新加坡保卫战。1942年2月15日农历新年当日新加坡向日军投降，日治时期开始。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日军将领“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将之改名为昭南岛（意指南方光明之岛，或昭和天皇在南洋获取的领土），在行政上新加坡则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为“昭南特别市”，因此新加坡日治时期也被称为昭南时代。“昭南特别市”是在新加坡的日据时期（1942-1945年）日本对其的称呼（其中“昭南”一词指“昭和年间所得之南地”，亦可指作南方之光），属日本当时的“海外离岛领土”、“直辖市”。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向日军投降，正式将新加坡的主权交给日本，英军退出新加坡。新加坡被日本重新命名为“昭南特别市”，意为昭和年间所得之南地。原日本东京都长官大达茂雄担任第一任昭南特别市市长，内藤宽一是第二任市长（也是最后一任），对新加坡占领地进行殖民统治。新加坡被日本占领后由于新加坡保卫战中“星华义勇军”坚持抗日，再加上此前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例如新加坡的南洋机工曾在中国接受军事训练，然后派往滇缅公路服役，与中国国内机工共同抗日等），日军对新加坡抗日的华人进行许多报复和整肃，尤其是杀害许多义勇军队员，约五万人遇难（新加坡大屠杀）。在屠杀的同时还聚敛这些华人的家财，剩下的人则被送到泰国做苦工。1941年12月25日日军从马来半岛长驱南下，海峡殖民地总督汤姆斯爵士在总督府召见陈嘉庚等华社领袖60人，要求华社组织抗敌机构，全力与政府合作抗战到底。于是华人社团联合起来成立星华抗敌动员委员会，支持政府抗敌。到了1942年1月下旬汤姆斯总督进一步要求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星华义勇军，陈嘉庚很无奈地接受下来，同年2月1日星华义勇军成立。这支军队在受训的第三天便开往前线，以落后的枪械抢救被炸的货仓，在柔佛海峡阻止日军以树胶汽艇登陆，在巴西班让、武吉知马、裕廊等地与入侵的日军展开浴血战。到了2月13日新加坡已经危在旦夕，英籍司令官达理上校宣布解散义勇军。新加坡沦陷后星华义勇军的命运悲惨，有的被捕入狱遭杀害，有的逃到马来半岛参加抗日军，有的四处匿藏而逃过浩劫。星华义勇军有几千人，都是热血青年，正如胡铁君少校在1945年12月14日写给马来亚华侨行政长官顾问白克登的公开信所说：“义勇军的成员是复杂的，包括共产党员、书记、工友、舞女（担任救护工作）、学生、爱德华七世医学院的学生、侨生、各政党和各阶层的分子，那时候我们不问信仰，只要他们具备抗日救国的热忱和勇气就可以参加。”

（二）日军还勒索华侨，要华侨交出五千万元俸纳金。山下奉文当时给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俸纳金是你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日本人成立南洋华侨协会，要七十多岁的华侨长老林文庆博士担任会长，并要他以协会的名义去筹钱。日占时期资源严重缺乏。米价从一斤五元涨到五千元。日本军政府于是定量供应粮食，成人每月可领4.8公斤，儿童2.4公斤，许多民众被迫在自家花园里种植木薯、番薯、香蕉等农作物以敷不足。政府也发行新的军用票，俗称“香蕉票”（因为十元面值的日本军用手票上印有香蕉树），使其与殖民地时代的叻币同值使用。可是随着军政府的滥印钞票，其价值贬到100叻币（即旧新加坡元）可换2380元军用票。军用票是占领国军事当局在被占领国领土上发行的强制行使流通的纸币，发行军用票是占领国把军费开支转嫁到被占领国人民头上的一种掠夺手段。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军队在中国华南、华中占领区内强制发行军用票，从1938年11月到1941年军用票发行额约为5亿日元。1943年3月后日本军用票才停止发行，而以各种伪币取代之。袁世凯称帝激起以云南为开始的全国规模的讨袁战争，各省纷纷成立“护国军”、“靖国军”，宣布独立。讨袁战争结束后北洋军阀形成一股军事政治力量，它们在各自的靠山“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互相争斗，使全国陷入连年内战之中。各地军政权为了筹措饷需进行战争，一般都发行军用钞票。这类钞票均在战地发行，属于临时性质，这部份负担当然都无一例外地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日本香蕉票或称香蕉币，俗称为日本钱或日本纸，为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汶莱时期所通行的货币，实际使用年限从1941年末至1945年。香蕉币为不具准备金的货币，面值最小是一仙，而面值最大的一千元于1944年开始发行，至1945年日本战败停止。日本军用手票被称为香蕉币是因为十元面值的日本军用手票印有香蕉树，香蕉币与叻币（英属海峡殖民地币）等值。叻币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与文莱在英国殖民地时期由英殖民地政府所发行的货币，发行单位是叻屿呷政府，使用年限为1826至1939年。华人俗称“叻币”，因为在马来语中“石叻”为海峡的意思。1939年英殖民政府发行新货币马来亚元来取代叻币，但华民间有时仍然沿用“叻币”来指称当地的货币。1945年9月12日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将军接受日军马来亚区总司令坂垣征四郎的投降，新加坡重新回到英国人手中，昭南特别市时期结束。虽然英国人回来了，但新加坡脱离海峡殖民地，并改置新加坡总督一职，但是他们的威信已大不如前。新加坡人民开始有了政治觉醒，开始相信要靠自己保卫这片土地，这次沦陷间接促成新加坡走向独立。昭南岛是日本在占领新加坡后山下奉文所取的新名称，其意思为“日本在昭和年间南进所取的新领土”。日本统治新加坡日治时期一共3年零6个月（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5日），在这一段日本统治的黑暗岁月里史称“昭南时代”。

（三）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后新加坡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为昭南特别市。昭南时代使用的货币是日本军用手票，俗称“香蕉币“或”香蕉票”，因为十元面值的日本军用手票上印有香蕉树，香蕉币与叻币等值。19世纪中期的新加坡得益于航海与通讯科技的日益进步，也与时并进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土产贸易中心，与国际转口贸易枢纽。繁荣的经济刺激帝国主义的野心，也为新加坡将会在20世纪初面对战争的苦难处境留下伏笔。1850年日本开始野心勃勃的社会与经济现代化的文明改造工程，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后日本帝国军力日益壮大强盛，1894-1895年间日本打败中国（清朝），1904-1905年间日本又打败沙俄。1902年日本与英国定下海上军事条约，这一条约允许日本海军在东亚的海面上自由航行，因此日本海军在实质上是掌握东亚海面的军事优势，这一英日海事条约的重要军事意义是象征英国皇家海军在东亚海面的势力已经开始转弱。1941年的战争证实英国海军确实不足于和日本海军对抗，英国海军撤离东亚海面为的是要把海军调回英国海岸，以便加强和德国的军事对抗，在这一过程中英国逐渐的放弃自19世纪以来所建立起来的海上军事优势，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在东亚海面的军事优势也就日益显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夺下在太平洋的德国占领领土，1895年日本占有台湾为日本殖民地，1910年年日本占有朝鲜为日本殖民地，1905年当新加坡发生雇佣印度兵叛变事件时日本海军是第一支前来救援的外国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并改变欧洲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计划，随着大环境的改变，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开发计划逐渐放慢，甚至于放弃，这局势助长日本的侵略野心。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之后签约国在太平洋的军备限制却使到日本帝国军进一步的巩固在太平洋地域的军事优势，1923年英国在感觉到香港在军事上的脆弱性之后决定在新加坡建立一个海军基地，新加坡在建成海军基地后却始终没有海军舰队的驻防，这是因为英国为了抵御德国的军事威胁，必须把海军舰队留守在英国本土的海上。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领土建立伪满洲国，作为入侵中国的据点。1937年日本帝国军开始入侵中国，试图落实扩张日本大帝国的地理版图的政治野心。德国击败荷兰与法国进一步后刺激日本帝国军的军事野心，日本积极筹备入侵东南亚，以夺取战略资源来发动日本的战争机器。1940年9月日本与德国以及意大利定下军事联盟协议，1941年3月日本帝国军入侵印度支那半岛，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军轰炸美国的珍珠港，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军入侵马来半岛。1942年1月11日日本帝国军占领吉隆坡，1月16日在麻坡击败马来亚的最后一道防线，马来亚全面沦陷，新加坡岛不攻自破。随后的1942年2月15日在新加坡市区内的英国军队已经无力抵抗，伸出白旗向市区外的日本帝国军投降。

（四）新加坡沦陷后于1942年2月17日改名昭南岛，昭南岛历时三年又七个月，美国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结束日本帝国军的军事野心。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对外宣布投降，1945年8月21日日本帝国投降的消息在新加坡发布。1945年9月5日英国军队进入新加坡，设立英国军事行政单位，从日本人手上重新接管新加坡。日不落西的大英帝国在美国成功争取独立后已经开始逐渐瓦解，到了20世纪初国力更是大不如前，英国海军逐步放弃对东亚海面的影响力也促进日本海军势力的增长，英国对马来亚与新加坡防御策略的彻底错误更是英军白旗投降的基本原因。英国军队向入侵的日本帝国军投降的历史事件彻底粉碎大英帝国所向无敌的神话，英国人也从此以后完全失去统治新加坡的基本道德条件。马来亚与新加坡本土意识的苏醒，配合二战后的反殖民运动的兴起，使到新加坡从此步上一个全新的政治体。1942年2月8日晚上7时占领马来亚的日本军队向驻守新加坡西北部的澳洲军发动进攻，7天之后的2月15日联邦军司令官帕西瓦尔中将于晚上8时半宣布无条件投降，逾8万名英国、澳洲、印度等守军沦为阶下囚，新加坡从此进入3年零6个月的“昭南时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新加坡失陷”。 新加坡沦陷是亚洲现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之前英国报章把新加坡形容为“坚不可摧的堡垒”，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的新加坡转眼便落入日军手中，对英国的作战努力以致整个大英帝国不啻一记沉重的打击。连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规模最大的投降。”日军接管新加坡后将“新加坡”一名改为“昭南特别市”，即昭和年间所得之南地（其中“昭南”一词亦指作南方之光）。然而日本的这一点南方之光不但给新加坡人民带去无尽黑暗，更将日本自己这个已经疯狂并丧失人性的民族引上最后一段征途。日本对于新马华人的存在早就愤恨不已，欲除之而后快，他们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之所以陷入僵局就是因为有这些华侨在背后捐款捐物，所以日军接管新加坡三天后司令官山下奉文便命令部下：“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并要求在三天之内完成。按计划时大约有5万名华侨在屠杀之列，这是根据日侨提供的《华侨抗日名册》决定的。“检证”的对象主要包括：所有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的人士；所有给筹赈会捐过款的富裕人士；所有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的追随者；所有中国海南籍人（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共产党分子）；所有在中日战争以后来到新加坡的中国出生华人（日本人认为这些都参加过抗战，或厌恶日军侵略及逃避日军征用而到这里的）；所有纹身的男性（在日本人看来纹身的男子都是私会党徒，而私会党都是抗日的）；所有参加过义勇军、帮助英军抵抗日军者；所有公务员中可能亲英之人士；所有拥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之人士。

（五）从2月19日起日军即下令所有几十万华人分区集中到几百处场所“检证”，华侨通常被要求自带几天干粮前往指定地点等候。他们拥挤在一处睡卧不得，连日饱受日晒风霜之苦，好不容易熬到受检之时便须连过几关台湾线人和日军官兵的审查和盘问。而实际上尽管有《抗日华侨名册》（新加坡的日本侨民和柔佛州警方有关人员提供）和汉奸的协助，但要在短短几天内从七八十万华侨中甄别出五六万名“抗日分子”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整个“检证”过程实际上充满“儿戏”： 有的“检证”点专门拘捕有钱人；有的“检证”点则专门拘捕戴眼镜者；有的根据盘问职业来判断；有的根据衣着相貌判断；有的甚至通过抓阄来决定。总之生杀与否完全凭日军随意支配，那些侥幸过关的被日军在身上盖一“检”字放回，而被指认出来的华人则未经任何审判程序，直接被卡车拉往郊外集中处死。那时的樟宜海滩是最大的行刑之地，一车一车的华人或其他新加坡人被拉到海边，被负责屠杀的日军以各种方式处死，例如活埋、喂毒、用军刀砍杀、机枪扫射。后来为了节约子弹，日军甚至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开到离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将人串推到海里。日军对于海滩上成堆的尸体并不处理，任凭潮水将其卷入海中，那些留在岸上的尸体逐渐腐烂，腐臭与血腥弥漫在空中，海水和沙滩每天都被染红，地狱的场景被日本人在人间刻画的淋漓尽致。据统计新加坡在日治的这段时期内的死亡人数在7万~15万之间，这还不包括那些被送去其他地方修建铁路或工事的人们。日占时期资源严重缺乏，米价从一斤五元涨到五千元。日本军政府于是定量供应粮食，成人每月可领4.8公斤，儿童2.4公斤，许多民众必须在自家花园里种植番薯、香蕉等农作物。政府也发行新的军用票，俗称“香蕉票”，使其与殖民地时代的叻币同值使用。可是随着军政府的滥印钞票，其价值贬到100叻币可换2380元军用票。日军统治时期东南亚发行的纸币为日本香蕉票或称香蕉币，俗称为日本钱或日本纸，是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汶莱时期所通行的货币，实际使用年限从1941年末至1945年。香蕉币为不具准备金的货币，面值最小是一仙，而面值最大的一千元于1944年发行，至1945年日本战败后停止。日本军用手票被称为香蕉币是因为十元面值的日本军用手票印有香蕉树，香蕉币与叻币（英属海峡殖民地币）等值。日本在统治新加坡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没给这座城市带来任何的进步和发展，只留下无尽的恐惧和伤痛，或许仅有的积极意义之处就是在意识形态上让新加坡人的民族意识有所觉醒。新加坡人在二战后突然意识到那些白色皮肤的英国人并非高高在上、有着无限的威严，他们同样会输给亚洲人，他们逃跑和投降的时候比亚洲人要快的多，这一意识似乎加快新加坡走向独立的步伐。此外日治期间日军使用恐怖的手段打击那些违反社会治安的人员，使得当时的社会犯罪率远远低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一铁腕政策被后来的李光耀政府借鉴，用高额的罚款及鞭刑、绞刑等严厉的刑罚来震慑犯罪分子，以达到加强城市管理、降低犯罪率的目的。

（六）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德国统一、美国崛起，沙俄又在远东不断扩张势力，英国看在心里，却已无力再在全球范围内一统天下。因此英国开始想尽办法保住它在亚洲的先机和利益，它需要寻找一个“马仔”或“小弟”帮自己守着亚洲地盘，不让沙俄占便宜。而此时的日本尚未完全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列强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未废除，国力也还未强盛到可与西方国家抗衡的地步。但日本通过与中国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后饱尝侵略掠夺的快感，更加迫不及待地要对家门口的这个天朝大国“大快朵颐”，因此也将染指中国东北的沙俄视作眼中钉，于是英日两国一拍即合。1901年6月日本首相桂太郎挑选曾经担任驻华公使的小村寿太郎出任外相，小村上任之后把缔结英日同盟作为任内的首要任务。当从日本驻英公使林董那里得知英国有与日本结盟的意向后小村立即着手去做坚持联俄的元老重臣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人的说服工作，在桂太郎、小村和日本外务省顾问、英国人丹尼斯的努力劝说下除伊藤博文外的所有元老都同意与英国结盟，井上馨甚至亲自出面为英日同盟进行游说，与英国结盟的障碍在日本政府内部基本排除了。1902年1月30日英日两国正式签署《英日同盟条约》，对两国在中国和朝鲜的利益作了秘密划分，并在军事互助和共同作战方面达成协议。条约签订后日本人迅速将消息通知沙俄、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列强，当然也没忘了通知清政府。不仅如此，还通过清廷的驻日公使蔡钧，将这一消息通知中国各地的封疆大吏，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日本此举可谓煞费苦心，它要让各国都知道1902年之日本已非往日之日本，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得到世界第一强国英国的支持。英日同盟缔结后英国加速向日本供应新式军舰和武器，使得日本的军事实力进一步膨胀，具备与沙俄抗衡的资本。倚仗着英国这个靠山，日本加紧与沙俄在东亚地区的争夺，并最终在中国的土地上挑起日俄战争。在战争中英国不但向日本提供武器支援，还提供大量军事情报。通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英国军舰和渔船，英国人密切监视着从欧洲驶向远东的俄国舰队的一举一动，并及时通知日本政府，使得日本人准确地掌握沙俄舰队的动向，从而在对马海战中彻底打败沙俄舰队，最终赢得日俄战争的胜利。日俄战争之后沙俄在远东的势力一蹶不振。英国借日本之手消除沙俄在远东的威胁，但也因此失去在欧洲制衡德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二者功过相抵，甚至得不偿失。为了维护欧洲的“均势”，英国不想让日本过分削弱沙俄，因而一方面力劝日本在对俄谈判中不要提出过于苛刻的议和条件，另一方面则同意与日本续签英日同盟条约，使日本不再担心沙俄的报复，于是在1905年和1911年英日又两次续签同盟条约。三次英日同盟条约不仅使得日本在远东的地位大为提高，而且日本利用战争获得的财富发展国内工业，并一跃成为英国的商业劲敌。

（七）尤其是在第二次英日同盟签订之后日本利用英国的支持一步步染指东亚大陆，不仅占领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吞并朝鲜，甚至不顾英国的警告，大肆排挤英国东亚大陆的商业利益，使英国在东亚大陆上的各项“特权”大受侵害。1907年英俄结成针对德奥的协约之后以沙俄为假想敌的英日同盟已无必要，随后英日两国又在关税问题上发生争执，特别是英国国内害怕日本借《英日同盟条约》把英国牵入日本与美国的战争之中，故而英国舆论界要求废除英日同盟的声音越来越高。1921年第三次英日同盟条约即将届满，因此在年底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英日同盟的存废成了列强争论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美国以及英联邦中加拿大、南非和印度的强烈反对，再加上英国此时已是帝国斜阳，在经济方面日益依靠美国，某些时候不得不看美国人的脸色行事。所以最后只好答应美国人的主张，用《四国条约》代替英日同盟，以体面的方式埋葬英日同盟。然而在近20年的英日同盟保护下日本已经从一个不起眼的岛国发展成为列强不能忽视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这个曾被英国豢养的“小弟”终于向昔日的“大哥”挥起拳头，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将英国在东亚的势力赶了出去，英国人20年前搬起的石头最终砸到自己的脚上。1945年8月15日中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后新加坡人民无不兴高采烈，放鞭炮以示庆祝。恰巧这一天又是华人的中元节，许多人索性将香蕉票当作冥纸焚烧，以祭在这场浩劫中死去的亲人们。在9月英军抵达之前新加坡仍由日军管理，但是日本的战败导致这些原本作威作福的士兵失去威信，新加坡已经差不多进入无政府状态。当年替日本人做汉奸的人大都遭到仇杀，商店遭洗劫一空，日本军营遭焚。最终在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厦举行投降仪式，代表新加坡的是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将军，日方则本来是由南方日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签字。虽然英军的回来仍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他们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在人民的眼里他们已经不是那么至高无上的了。英国于1945年9月5日恢复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实施军事管理，到1946年3月军管结束时海峡殖民地也正式解散。1946年4月1日新加坡成为直辖殖民地，而槟城和马六甲则于1946年成为马来亚联盟的一部分，1948年成为马来亚联邦的一部分。日本军用手票简称军用手票，是日本政府作为发放日军饷的货币。军票早于二十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已经使用，其后日本每次对外用兵时皆使用军票。但军票的全盛时期可算是在太平洋战争的时期，当时日本疯狂发行军票，日本军民的一切公私经济的收支完全使用“军用手票”，更逼令占领地居民兑换军票作为货币。由于军票发行时不会有保证金作为兑换支持，也没有特定的发行所，所以军票不能兑换日圆。基于这个缘故，日本政府以此作为支配占领地经济的一种手段。

（八）日军使用军票的历史由来已久，自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在每次侵略战争中日军都曾强制发行各种军用手票。在近代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发行军票的简要情况大致如下：甲午战争军票：1894年发行，为可当做白银使用的银两票，有五种面额。日军在旅顺、威海、天津等地登陆时带入中国，主要流通在河北省、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部分地区。战争初起时计划发行量为270万两，折合380万元日本银元。因战争提前结束，实际发行量约合100万日本银元。甲午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日本政府强迫清政府赔款白银23150万两，日本政府获得这批赔款后将所发军票全部回收。日俄战争军票：1904年发行，随着中国使用银元而改为银元票，有六种面额。总发行量达到2亿元，主要流通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战后截止1905年8月由日本正金银行正金纸币回收军票1.5亿元，使得设在中国东北的正金银行支店成为实际上的"满州中央银行"，从而占领中国的金融市场。出兵侵占青岛时的军票：1914年日本对德国宣战后即发行大正3年军票，有六种面额，总发行量为1181万余元，在中国山东境内行用，到1927年由正金银行用正金纸币回收1165万余元，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为出兵西伯利亚还发行三千万日元的“金兑换军票”。早期日本军票均为直型，图案大同小异，一般正面印有“军用手票”、双龙双凤图案、汉字书写的面额和“大日本帝国政府”字样。背面中间花团印有警示说明文字，下盖“大藏大臣”印章。上述几种军票因为发行量小、流通面窄让回收较为彻底，实物均难以见到。全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实施“以战养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11月5日日军柳川平助中将率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时携带着一批专门为在占领区内使用的“军用手票”，这批昭和12年版（1937年）由“日本内阁印刷局制造”的军票在日本史学界称其为“甲号票”。甲号票印制粗劣，没有印制数量编码，分拾钱、伍拾钱、壹圆、五圆、拾圆五种面额，属于早期型的竖式票，票面图案与早期军票大同小异。这批军票的总发行量约为300万日元，主要流通在浙江省沿海地区，这批军票因发行量不大、流通面窄而已不多见。从甲号票开始侵华日军所发的各号票都是用元为单位，票背面印有警示说明：“此票一到即换正面所开日本通货，如有伪造、变造、仿造或知情行使者均应重罚不贷。”最初军票只限于军事费用的支付，随着占领区的扩大，日本内阁决定将军票当作一般货币在中国的华中、华南等地区全面流通，并不断增大发行量。继甲号票后1938年又发行乙号票和丙号票，因军事急需，乙号票是利用日本国内行用的旧“日本银行兑换券”涂去行名，加盖“军用手票”字样，并印上与甲号票相同的说明，作军票行使。

（九）乙号票只有壹圆、伍圆、拾圆三种面额，3种面额均用黑色为票图主色，票面主图分别为日本历史人物肖像，乙号票主要在上海流通。丙号票是利用乙号票3种面额的旧钞版，挖掉行名，加盖“大日本帝国政府”红字所印制的军票，与乙号票的面额、票幅、图案、刷色完全相同，乙号票主要流通在江苏省和华南部分地区。侵华战争在扩大后军费猛增，日本政府只有滥印军票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1939年6月又印发一套用龙、凤为主要票面图案的新军票——丁号票，丁号票共7种面额。票面印“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票背印有与甲号票相同的说明警示文字。有茶褐色的壹钱票，伍钱为蓝色，拾钱棕色，伍拾钱黑绿色，壹元票为黑棕色，伍元为黑蓝，拾元黑青。丁号票全部没有印量编号。主要流通在中国华中地区。1940年又印发戊号票，也在华中地区流通。戊号票和丁号票的票幅、图案、刷色基本一样，只是去掉“军用手票”四字，只有“大日本帝国政府”，并在票面加印代表发行数量或批量编码，完全作为普通货币在占领区内行用。又在丁号票的基础上增发百圆大钞和直形小票“贰厘五毛”。成为9种面额。据1940年日本正金银行不完全统计显示从1937年杭州湾登陆起到1939年底止只甲、乙、丙、丁四批军票的总发行量已高达342959万元，回收销毁不足46910万元，可见这批军票散落中国民间数额之巨。1944年日本侵略军已是强弩之末，在战争后期日本侵略军为了应急，将旧钞版带到占领地印制一种面棕绿背红的百圆钞，为丙号异式百圆钞，史称为“现地刷”，这三种百圆钞图案上均为日本古代圣德太子肖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占领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等国，并在各国分别发行大量军票，这些军票也有部分流入中国的占领区，如1942年4月日军从缅甸入侵，占领中国云南德宏全境和腾冲、龙陵地区。沦陷期间日军为了“以战养战”，在腾冲成立“大东亚低利银行”，发行日军在缅甸期间所用的军用卢比纸币，面额为1分、5分、10分、1/4卢比、1/2卢比、1卢比、5卢比、10卢比、100卢比（1卢比=100分）9种。票型均横式，正面均有中文篆字“大日本帝国政府”和对应的英文、面额值及中文篆字“大藏大臣”印文等，加盖有代表缅甸的红色英文字母B及代表版别的其他红色英文字母。日军在东南亚国家及大洋洲发行的军票全是英文印刷，但其正面底部却印有中文“大日本帝国政府”和中文“大藏大臣”篆文印章，纸币图案多为热带丛林、水果、庙宇、椰树、佛像、纪念碑和爪哇人舞蹈图，有分币券、镑券、盾券、元券、先令券、卢比券和比索券。若区别属那个沦陷区国家使用，主要是看纸币正面上方或下方左右的英文字母和货币名称。

（十）这些字母有2个字母和3个字母之分，3个字母的为上面1个下面2个，前面的字母和上面的字母为使用国的代号，后面和下面的字母为纸币版别号。缅甸代号为“B”，菲律宾代号为“P”，印度代号为“S”，大洋洲代号为“O”，马来西亚代号为“M”。如日本在马来西亚发行的军票上的MT、MO、MP、MR、MD字母，其前面第一个英文字母“M”就是“马来西亚”代号。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军票给被侵略国家和地区造成的损失，以日本的军政统治一直持续到最后的香港最为严重。日军于1941年12月占领香港，翌年1月设立总督府开始军政统治。在货币方面开始时港币和军票同时流通，至1943年6月则下令禁止使用港币，强迫香港居民把自己所有的港币到香港的台湾银行分行或横滨正金银行分行全部换成军票。据日本专修大学教授坶井义雄的研究报告《崩溃时期的日本军政——香港1943-45》统计显示日本军政当局通过发行2500万日元的军票，把战前在香港流通的1.6亿港元中的1亿港元搞到手，还把香港上海银行保管的1.9亿港元据为己有，合计2.9亿港元，并使用这笔资金在澳门等中立地区采购战略物资。日本战败时剩余在香港的军票总额约为19亿日元以上，战后不久被日军销毁或被英军没收的军票估计约为7亿日元，因此估计在市场内流通的剩余额约为12亿日元，军票从此就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纸。以香港为例，当1941年圣诞日香港沦陷后日军即以军票作为货币，规定港币和军票的兑换率为一比二，其后于1942年7月日军又将军票面值贬至一兑四。日军更于1943年6月起硬性规定军票为香港唯一合法的交易媒介，港币和其他货币一概禁止流通，市民私藏港币属违法行为。日军对香港经济的掠夺程度可谓十分严重，单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香港有十九多亿圆的军票在香港流通可见一班。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全部军票顿变废纸，同时港币恢复成为香港法定货币。战后香港很多人一夜之间失去全部财产，而日本政府多年来亦未有任何实际行动向曾被占领国的人民换回军票，一些手持军票的市民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但多年来都不成功。1993年8月13日香港军票索赔委员会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偿还欠下香港百姓的军票债务，但是1999年6月17日东京地方法院虽然承认香港人在军票问题上的痛苦遭遇，但却以日本没有这方面的赔偿法为由拒绝作出赔偿判决。日本政府亦搬出旧金山和约为自己辩护，至今曾被占领国的人民分毫也无法从日本政府手上取回。香港现今有数个民间团体向日本政府索偿，当中最为人熟悉的是香港索偿协会，另外日本亦有专家认为日本应换兑军票按现时香港人拥有之军票货币之值额计算时总赔偿金额达最少五千亿港元。

新加坡特点总结

（一）新加坡共和国的城市基础设施排名世界第一，简称新加坡，旧称新嘉坡、星洲或星岛，别称为狮城。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政治体制实行议会共和制，首都为新加坡市。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由新加坡岛及附近63个小岛组成，其中新加坡岛占全国面积的88.5%。新加坡岛东西约50千米，南北约26千米，国土面积为733.2平方公里。新加坡总人口约564万，公民和永久居民约407万，华人占74%左右，主要民族为华族、马来族、印度族。新加坡以符合都市规划的方式将全国划分为五个社区（行政区），定名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和中区社理会，这五个社区分为31个选区，包括14个单选区和17个集选区。新加坡历史可追溯至3世纪，当时已有土著居住，其最早文献记载是3世纪东吴将领康泰所著的《吴时外国传》。据新加坡学者许云樵考证显示“蒲罗中”是新加坡岛最古老的名称，意为“马来半岛末端的岛屿”，比淡马锡（明朝把新加坡称作“淡马锡”）早1000多年。8世纪属室利佛逝王朝，1320年元朝派人到一个叫“龙牙门”的地方寻找大象，这或许指的是岌巴海港。1330年一名叫汪大渊的中国人到来，称这个居留地为“龙头”，并说已经有中国人在此居住，最早把新加坡叫做淡马锡（或海城）的称谓出现于1365年的《爪哇史颂》。新加坡岛开始受到重视是在14世纪来自室利佛逝的王子拜里米苏拉在该区域建立马六甲苏丹王朝，到14世纪末梵文名称“新加坡拉”（狮城）才成为通用的名字。1613年葡萄牙人焚毁河口的据点，此后的两个世纪内并没有关于新加坡的史料。18-19世纪新加坡是马来柔佛王国的一部分，新加坡近代史肇始于1819年1月29日，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登陆新加坡，与柔佛苏丹订约，开始在新设立贸易站。1824年两项新条约使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属土，成为英在远东的转口贸易商埠和在东南亚的主要军事基地。新加坡作为自由港，吸引来自周边各国的移民。新加坡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以华人为主，包括马来人、印度人和欧裔人等在内的多元种族的东南亚商贸枢纽。1821年首批移民的中国帆船自厦门开抵新加坡，到1836年新加坡的华侨人口增至13749人。1867年新加坡成为海峡殖民地，受英国直接统治。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对新加坡族群实行的是“分而治之”的种族隔离政策，殖民时期新加坡各族群团体间都有很明显的经济、劳工分界线，各自居住在彼此独立的空间区域。官吏、驻军和商贾主要是英国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包括富商、内地农民和劳工，马来人通常是渔夫和船夫，并担任巡逻警察。1820-1840年新加坡作为港口城市飞速发展，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大大提高其国际战略地位，1931-1947年本地出生人口开始超越移民人口。到19世纪末新加坡获得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的贸易增长8倍，经济的发展也吸引区域内的移民。“一战”结束后英国也在新加坡修建一个海军基地，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还称新加坡为“东方的直布罗陀”，可惜的是这个海军基地并没有任何战舰。

（二）1941年12月英国完全低估日军的战斗力，直到日军出其不意地攻击新加坡。从1942年1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日军侵占时期，新加坡由于华人人口密集，这里也是南洋华侨的抗日运动中心。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便发动东南亚800万的华人，筹集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巨额外汇支持中国抗战。经历3年多的苦难后随着日本的投降，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无不高兴。据不完全统计显示在日本占领超过3年期间有2-5万名华人惨遭杀害（新加坡大屠杀），战后多个地方相继发现被屠杀者的遗骸。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不忍让这些骸骨散弃在荒郊野岭，同年成立善后委员会，负责探查、发掘和安葬等工作。新加坡和平纪念碑于1967年2月15日落成揭幕，每年2月15日（沦陷日）这里都会举行悼念死难的平民。1945年9月英军回到新加坡，1946年3月军事管制结束后海峡殖民地就解散。1946年4月1日新加坡成为英国直属殖民地，战后的新加坡人民要求在政府中拥有发言权。在1948年3月20日新加坡举行第一次选举，1953年底新加坡修改宪法，享有较大的自治权。1955年新加坡举行选举，马绍尔成为新加坡第一位首席部长，由他所领导的劳工阵线，同巫统和马华公会组成联合政府。1959年新加坡进一步取得自治地位，成为自治邦，英国保留国防、外交、修改宪法、宣布紧急状态等权力。同年5月举行第一次大选，6月5日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职，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1961年5月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公布想把新加坡、马来亚、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联合起来组成联邦，对此李光耀决定举行全民投票，最后71%的人投了赞成票。1963年9月与马来亚、沙巴、沙捞越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9月与马来亚、沙巴、沙捞越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但在两年后分家。新马合并后新加坡开始和联邦政府发生矛盾，对治国方针也有不同的看法。两地政府第一次发生公开的矛盾是在1963年12月，李光耀批评马来西亚的年度预算案没有给予提升社会状况足够的预算。双边经济的矛盾在1964年12月联邦政府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成增加到6成后升温，同月联邦政府宣布关闭新加坡的中国银行的分行。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有主权、民主和独立的国家，同年9月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同年10月加入英联邦。同年12月22日新加坡成为共和国，伊萨克出任首任总统，新加坡于1967年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组成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称东盟）。新加坡政府为弥补因低生育率而导致的人口数量不足、平衡种族结构和发展高新产业，采取大规模引进高素质移民的国策，从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不断提出吸引优质劳动力的计划，1977年新加坡推出国外人才居住计划。1987年政府实施统一源流的教学，推行以英文为教育媒介语、母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教育政策，并且让唯一的中文大学“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1990年11月28日吴作栋接替从1959年开始执政的李光耀，成为新加坡第二位总理。

（三）1993年8月28日新加坡举行第一次民选总统选举，王鼎昌出任第一任民选总统，纳丹于1999年9月1日出任新加坡第二任民选总统。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由新加坡岛及附近63个小岛组成，其中新加坡岛占全国面积的88.5%。新加坡岛东西约50千米，南北约26千米。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陆地面积为581.5平方千米，经过多年填海造地后已增加25%，现在国土面积为733.2平方公里，政府计划到2030年再填海造地100平方千米。新加坡地势低平，平均海拔为15米，最高海拔为163米，海岸线长193千米。新加坡属热带海洋性气候，长年受赤道低压带控制，为赤道多雨气候。气温年温差和日温差小，年平均温度在23-35℃之间。12月是一年中最冷的月份，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及低压带的南移，平均气温在23-24℃左右，6月到9月则吹西南风最为干燥。新加坡降雨充足，年均降雨量在2400毫米左右，每年11月至次年3月为雨季。受较潮湿的季风影响，雨水较多，每天平均相对湿度介于65%到90%之间。新加坡共有32条主要河流，最长的河道是加冷河。新加坡资源比较匮乏，主要工业原料、生活必需品需进口，岛上保留有部分原生植物群。新加坡建有17个蓄水池为市民储存淡水，其中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位于新加坡的地理中心，占地约3000公顷。新加坡约有23%的国土属于森林或自然保护区，而都市化缩小雨林面积，森林主要分布于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以及3个保护区、西部地段和离岸岛屿。新加坡是一个城邦国家，故无省市之分，而是以符合都市规划的方式将全国划分为五个社区（行政区），由相应的社区发展理事会（简称社理会）管理。5个社理会是按照地区划分，定名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和中区社理会，这五个社区分为31个选区，包括14个单选区和17个集选区。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原意为狮城。据马来史籍记载显示1150年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王子那乘船到达此岛，看见一头黑兽，当地人告知为狮子，遂有“狮城”之称。新加坡是梵语“狮城”之谐音，由于当地居民受印度文化影响较深，喜欢用梵语作为地名。而狮子具有勇猛、雄健的特征，故以此作为地名是很自然的事。过去华侨多称其为“息辣”，即马来语“海峡”的意思，也有因其小而将之称为星洲、星岛的。新加坡总人口数约564万，公民和永久居民约407万，华人占74%左右。人口密度为7810人/平方千米，性别男女比例为957 : 1000。年龄中位数为41.5岁，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2%。劳动力人口为371.39万，占总人口的65.3%，其中居民劳动人口为234.55万，大学以上居民劳动力占居民劳动力总数比重为39.1%。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19世纪前半期中国、印度、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移民进入新加坡。华族在新加坡经济社会中地位较高，其经商表现突出，有“中华总商会”等规模大、影响广的商会组织。

（四）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的祖先源自于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广东和海南省，其中4成是闽南人，其次为潮汕人、广府人、莆仙人（莆田人）、海南人、福州人、客家人，还有峇峇、娘惹等。新加坡居民中华族占74.3%，马来族占13.5%，印度族占9.0%，其他民族占3.2%。新加坡宪法规定：实行议会共和制，总统为国家元首。1992年国会颁布民选总统法案，规定从1993年起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改为民选产生，任期从4年改为6年。总统委任议会多数党领袖为总理，总统和议会共同行使立法权。总统有权否决政府财政预算和公共部门职位的任命，可审查政府执行内部安全法令及宗教和谐法令的情况，有权调查贪污案件，总统在行使主要公务员任命等职权时必须先征求总统顾问理事会的意见。2017年2月新加坡国会通过总统选举修正法案，修改民选总统制度，实施保留选举机制。在该机制下若华族、马来族、印族和其他族群中有任何一个群体历经五个总统任期都没有代表担任总统，下一届总统选举将优先保留给该族候选人。新加坡已注册的政党共30多个，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地位稳固。1963年9月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后颁布州宪法，1965年12月州宪法经修改成为新加坡共和国宪法，并规定马来西亚宪法中的一些条文适用于新加坡。新加坡议会实行一院制，任期5年。国会可提前解散，大选须在国会解散后3个月内举行。国会议员分为民选议员、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其中民选议员由公民选举产生；非选区议员从得票率最高的反对党未当选候选人中任命，最多不超过6名，从而确保国会中有非执政党的代表；官委议员由总统根据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的推荐任命，任期两年半，以反映独立和无党派人士意见。现共有议员103人，其中民选议员有92人，包括人民行动党83人、工人党9人，另有非选区议员2人、官委议员9人。新加坡设最高法院和总检察署，最高法院由高庭和上诉庭组成。1994年废除上诉至英国枢密院的规定，确定最高法院上诉庭为终审法庭，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总理推荐、总统委任。新加坡政府共设有16个部，分别为：通讯及新闻部；文化、社区与青年部；国防部；教育部；财政部；外交部；卫生部；内政部；律政部；人力部；国家发展部；社会和家庭发展部；总理公署；永续发展与环境部；贸易与工业部；交通部。此外新加坡设有65个法定机构，这是根据国会通过的法令，以法律程序设立的具有特殊功能的半官方管理机构，由除国防部和外交部以外的各政府职能部门分管，如贸易与工业部下属科技研究局、经济发展局、企业发展局、裕廊集团、新加坡旅游局、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能源市场局、酒店执照局、圣淘沙发展集团等9个法定机构和新加坡统计局1个政府事业局。新加坡属外贸驱动型经济，以电子、石油化工、金融、航运、服务业为主，高度依赖中、美、日、欧和周边市场，外贸总额是GDP的三倍。经济曾长期高速增长，1960～1984年间GDP年均增长9%。1997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但并不严重。

（五）2001年受全球经济放缓影响，经济出现2%的负增长，陷入独立之后最严重衰退。为刺激经济发展，政府提出“打造新的新加坡”，努力向知识经济转型，并成立经济重组委员会，全面检讨经济发展政策，积极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商签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金融、贸易、制造、旅游等多个产业遭到冲击。新加坡政府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努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提升投资者信心并降低通胀率，并推出新一轮刺激经济政策，2010年经济增长14.5%。2011年受欧债危机负面影响，经济增长再度放缓，2012年至2016年经济增长率介于1%-2%之间。2017年2月新加坡“未来经济委员会”发布未来十年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经济年均增长2%至3%、实现包容发展、建设充满机遇的国家等目标，并制定深入拓展国际联系、推动并落实产业转型蓝图、打造互联互通城市等七大发展战略。政府债务占GDP的147.3%，政府无延缓债务偿还或债务重组情况，政府未借外债。新加坡的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1%左右，产值占国民经济不到0.1%，绝大部分粮食、蔬菜从马来西亚、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进口，新加坡有50个蔬菜农场、三个鸡蛋农场以及126个陆地及沿海养鱼场。新加坡的工业主要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制造业产品主要包括电子、化学与化工、生物医药、精密机械、交通设备、石油产品、炼油等产品，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电子工业是新加坡传统产业之一，其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5.7%，主要产品包括半导体、计算机设备、数据存储设备、电信及消费电子产品等。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和石油贸易枢纽之一，也是亚洲石油产品定价中心，日原油加工能力超过150万桶。化工行业和精炼石油行业产值各占制造业总产值的13.2%和7.0%，石化企业主要聚集在裕廊岛石化工业园区。新加坡精密工程业主要产品包括：半导体引线焊接机和球焊机、自动卧式插件机、半导体与工业设备等。生物医药业是新加坡近年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5.9%，就业人数为2.44万人。海事工程业产值占制造业总值的4.3%，就业人数为5.53万人，新加坡主要的海事工程主要产品为造船、石油钻井平台等。新加坡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零售与批发贸易、饭店旅游、交通与电讯、商业服务等，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加坡商业服务业产值占GDP总额的12.8%，新加坡批发零售业产值占GDP总额的17.4%。新加坡是全球第二大财富管理中心、亚洲美元市场中心，也是全球第三大离岸人民币中心。新加坡金融保险行业GDP占GDP总额的15.0%，据金管局名单显示有207家银行、1670家证券公司、597家财富管理公司、370家保险公司和429家支付公司（共计3273家）金融机构在新加坡持证经营。新加坡运输仓储业产值占GDP总额的5.1%，新加坡资讯通信业产值占GDP总额的4.9%。新加坡主要景点有滨海湾、圣淘沙岛、植物园、夜间动物园等，前5大客源地依次为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其中中国游客占外国游客总数的19%。

（五）中国游客消费额（不含观光、娱乐和博彩）占新加坡旅游业收入的16.8%，为新加坡旅游业收入第一大来源国。酒店有410家，平均房价每间一晚为152新元。贸易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主要进口商品为电子真空管、原油、加工石油产品、办公及数据处理机零件等，主要出口商品为成品油、电子元器件、化工品和工业机械等，主要贸易伙伴为中国、马来西亚、美国。新加坡非石油类主要出口商品为机械及运输装备（占59.8%）、化工产品（占15.8%）、杂项制品（占10.6%），主要进口商品为机械及运输装备（占61.3%）、化工产品（占10.0%）、杂项制品（占9.9%）等。推行“区域化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向海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1.24万亿新元（约合8985.5亿美元），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主要直接投资对象国为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共吸引海外直接投资2.44万亿新元（约合1.77万亿美元），多集中在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主要直接投资来源国为美国、日本、英国、荷兰、中国。根据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排名第4，此前新加坡连续6年排名第1，是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新加坡日用消费品齐全，主要依靠进口，中国商品较多，多数消费品价格比中国高。马来语为国语，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英语为行政用语。新加坡官方使用与中国大陆一致的简体汉字，但在1969年至1979年间曾短暂拥有自己的汉字简化标准。民间以简体字为主，但偶尔也会出现繁体字与简体字混用的现象。新加坡的官方文字为英文，因此公函、商务往来和其他经济业务性质的书信通常以英语为主。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拥有多民族的城市国家，华族、马来族、印度族等各民族虽风俗习惯各异，但相互间友好相处、团结和睦。华人的传统教育比较严格，伦理道德观念强，重视家祖宗舍，保留着过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的习惯。马来族宗教思想较浓，风俗习惯与宗教息息相关，回教法律和苏丹制度维系生活和团结。作为宗教禁忌，马来人不吃猪肉，不喝含酒精饮料，待人接物多用右手。小孩的头被视为神圣，除长辈父母外他人不可触摸。印度族生活比较简朴，文化也与宗教关系密切，对庙宇建筑十分讲究，大部分印度族家庭设有祭坛或祷告室。印度人视牛为神的动物，不吃牛肉，不能赠送以牛皮革制成的礼品。新加坡的法定节假日为11天，新加坡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周六、日为休息日。新加坡提倡宗教与族群之间的互相容忍和包容精神，实行宗教自由政策，确认新加坡为多宗教国。新加坡确实称得上多宗教融汇的大熔炉，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宗教建筑，许多历史悠久的寺庙已被列为国家古迹，而且每年都有不同的庆祝活动。新加坡人信仰的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等，佛教是全国第一大宗教。佛教信徒占人口的33.19%，基督教占18.81%，伊斯兰教占14.04%，道教占9.96%，印度教占4.96%，其他宗教占0.59%，无宗教信仰者占18.45%。

（六）新加坡武装部队组建于1965年，总统为三军统帅。实行义务兵役制，服役期为2～3年。新加坡军队主要在国外训练，1971年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组成“五国联防”。重视全民防卫教育，致力于建设第三代“智能”军队。新加坡总兵力约7.25万人，另有预备役约25万人、准军事部队约10.8万人。新加坡是世界重要的转口港及联系亚、欧、非、大洋洲的航空中心，新加坡地铁有5条线路，分别是东西线（绿线）、南北线（红线）、东北线（紫线）、环线（橘黄线）、市区线（蓝线）。它们互相交叉，连接各交通要道，通往主要观光地。地铁运营时间一般为早上5时30分至凌晨，节日期间通常会延长运营时间。新加坡轨道交通发达，轨道交通线路总长232.3千米。其中地铁总长203.5千米，设122个站点（地铁转换站不重复计算）；轻轨总长28.8千米，设42个站点。新加坡15%的土地面积用于建设道路，形成以10条快速路为主线的公路网络。新加坡公路总里程为3520千米，其中高速公路总长164千米，占比4.7%。为缓解道路拥堵，新加坡政府实施车辆配额及拥车证招标制度，并于1998年开始实施电子道路收费（ERP），共设有78个电子收费闸门。机动车保有量为97.3万辆，新加坡道路交通规则与中国有所不同，机动车驾驶舱位于右侧，车辆靠左行驶。新加坡为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和亚洲主要转口枢纽之一，是世界最大燃油供应港口和第二大货运港口，有200多条航线连接世界600多个港口。根据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新加坡港集装箱吞吐量名列世界第二位，从燃油销售上来看新加坡是世界第一的加油港，新加坡港集装箱吞吐量占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的5%。新加坡主要有新加坡航空公司及其子公司胜安航空公司，新加坡樟宜机场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最佳机场，自1981年运营以来樟宜机场共获得560多项“最佳机场”奖项。2018年3月19日新加坡国会三读通过航空（杂项修正）法案，让新加坡民航局实行新的机场客容量管理计划，遏制航空公司滥用当局分配给航班起飞和降落的时段，确保客机按时起降，否则将面对最高10万新加坡元的罚款。新加坡十分重视教育，每个儿童都需接受10年以上的常规教育（小学6年，中学4年）。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强调识字、识数、双语、体育、道德教育、创新和独立思考能力并重，双语政策要求学生除了学习英文外还要兼通母语。政府推行“资讯科技教育”，促使学生掌握电脑知识。学校绝大多数为公立，其中包括186所小学、152所中学、22所初级学院和8所理工学院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管理大学和科技设计大学、新加坡理工大学和新跃社科大学等6所公立大学。15岁以上国民中具有读写能力的占97.3%，教育预算占预算总支出的15.9%，占GDP的2.8%。新加坡的大学学费一般专业为7650-15300新元/年，法学专业为11000-24000新元/年，医科专业为23000-46000新元/年，生活费为500-700新元/月。

（七）新加坡高度重视科技发展，以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科技创新是新加坡未来经济委员会在2017年初制定的七大战略的重要内容。新加坡在生物医药、环境与水技术、互动与数字媒体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上居于世界前列，科研人员总数达3.6万人。贸工部下属科技研究局主要负责促进新加坡科学研究和培养以知识为基础的人才，提高新加坡科技水平。2020年12月新加坡出台“研究、创新与企业2025计划”，计划5年内投入250亿新元，比之前5年再增加三成，以强化科技创新和研发能力，重点支持领域包括先进制造技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以及用于科研机构、企业及人才培养。新加坡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排名第13，并跻身亚太城市产业可持续性指数前三。新加坡公民享受良好的基本医疗服务，新加坡共19所综合性医院、9所社区医院、1所精神病院，1107家牙医诊所和259家药房，共计3.1万张病床、8.7万名医护人员。据世界银行统计显示新加坡全国经常性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4.46%，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时人均经常性医疗卫生支出2823.64美元。新加坡人均寿命为83.9岁，新加坡每年6-10月是登革热疫情高峰期，每年有上万起感染。新加坡的医疗保障体制系储蓄基金型，主要通过政府补贴和强制性储蓄积累满足公民的医疗需求，其核心内容为“3M”计划，即保健储蓄计划（Medisave）、健保双全计划（Medishield）和保健基金计划（Medifund）。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4万新元（约合8.3万美元），政府统一修建公共组屋，居民住房拥有率达91%。人均寿命为83.2岁，识字率为97.5%（15岁以上），每万人拥有24名医生，每千人拥有私车110辆。新加坡的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良好，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无反政府武装组织，新加坡法律规定私人不得持有枪支。2016年新加坡警方与印尼警方合作挫败伊斯兰极端分子计划炮击新加坡滨海湾地区的恐怖袭击阴谋，伊斯兰极端势力渗透以及极端分子利用新加坡过境的风险有所上升。新加坡政府和民众对此高度警惕，根据国内法逮捕、驱逐部分涉嫌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活动的人员，并在全社会加强反恐宣传和演练。近年来商业犯罪率亦有所上升，截至目前未发生直接针对中资企业或公民的恐怖袭击及绑架案件。新加坡固定电话用户有189.2万户，移动电话用户有842.8万户，其中4G用户有765.8万户。宽带用户有1136.6万户，其中无线宽带用户有984.9万户。新加坡发电以火电为主，天然气占95.6%，石油占0.35%，其他能源占4.03%。总装机容量为12582兆瓦，全年总发电量为530.7亿度。新加坡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主张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所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但却将自己看作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盟友。新加坡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发挥重要作用，是该组织的5个发起国之一，迄今新加坡共与180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八）主要外交思路是：立足东盟，致力于维护东盟的团结与合作、推动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面向亚洲，注重发展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日、韩、印度等重要国家的关系；奉行“大国平衡”原则，主张在亚太建立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战略平衡格局；突出经济外交，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倡议成立亚欧会议、东亚-拉美论坛等跨洲合作机制。立足东盟，致力维护东盟团结与合作、推动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高度重视发展同中、美、日、韩、澳关系；突出经济外交，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已与多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同新西兰、智利发起《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倡议成立亚欧会议、东亚-拉美论坛等跨洲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亚洲地区政府间反海盗合作协定（ReCAAP）》的签署，根据协定时设立的信息共享中心于2006年11月正式在新成立。共与193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和新加坡于1980年6月14日签署互设商务代表处协议，次年9月两国商务代表处正式开馆，1990年10月3日两国正式建交。自建交以来两国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成果显著，签署“经济合作和促进贸易与投资的谅解备忘录”，建立两国经贸磋商机制，双方还签署“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漏税协定”、“海运协定”、“邮电和电信合作协议”并成立中新投资促进委员会等。中新建有4个副总理级的双边合作机制，分别是涉及两国各领域合作的双边合作联委会（JCBC）以及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和（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协调理事会。新加坡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第五大贸易伙伴，新加坡是中国最大新增投资来源国，新加坡是成为中国累计最大外资来源国。1966年4月4日新加坡与美国建交，重视同美国的关系。美国长期以来都是新加坡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和外资投资国，美资银行在新加坡开设的分支机构多达30多家。2000年11月新加坡与美国宣布展开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经过近两年的谈判磋商后于2002年11月宣布达成实质性协议。2003年5月6日美国总统布什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这是布什总统自2002年夏天获得“贸促授权”（TPA）以来第一次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是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以来美国签署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也是美国与亚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2003年7月先后获得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并经布什总统签署后于2004年1月开始生效。1966年4月26日新加坡和日本建交，同日本关系密切。日本是新加坡第三大贸易伙伴，进口方面日本是新加坡的最大进口国。同时日本是新加坡外来投资的主要来源，投资重点是化学和电子业。1965年9月1日新、马两国建交，新加坡重视同马来西亚的传统关系。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第六大国外投资者，仅次于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法国和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