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秦望山【史料】

前言:本文作者谢真，宣传养成所学员，安那其主义者。文章来自知乎Amigo 毒草。

 

1970年1月12日望山先生不幸在福州逝世了，那时候我不在福建，几年之后才知道这噩耗。“四人帮”垮台后，福州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十多年来许多事勾起我对他的怀念，心情久久难于平静。

 

望山先生生于1896年8月20日，那正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之时。他青、少年时家境并不宽裕，在私塾念过几年书，在钱庄当过学徒。1915年他与王泉笙、桂华山同时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斗争中，许卓然追随孙中山并在其直接领导下成立福建护国军统筹部和护法运动靖国军兴时，他投笔响应、揭竿而起，以凤巢山为据点从事革命活动。二十年代他与许卓然先生关系密切，泉州人每提秦望山必提许卓然，许秦并称，彼此互为心腹，事业上彼此不分也。许胸怀旷达而有远见，秦对他以兄长尊称。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划时代大事。1922年中共党领导设立上海大学，培养革命干部，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出现的新事物之一。于右任、邵力子分任正副校长，中国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著名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在“上大”任教授。当时“上大”有旁听生制度，可以不经考试入学，望山先生于1924年即以“上大”旁听生入学听课达一年多之久。他追求的是从事革命的真才实学而非学历文凭。就在他人学这一年即1924年7月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了，这给他影响很大。总的说，在“上大”一年多，胜读十年书，对他的一生思想和工作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阶段(“上大”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氏党政府封闭)。1925年间，他回闽南筹备成立国民党晋江临时县党部，1926年筹备设立宣传养成所，招收闽西、南青年入学。当时许卓然和江董琴，一在闽南、一在闽西都是孙中山生前直接领导下彼此合作进行活动的。

 

我是1927年2月宣传养成所开学后迟到的一批闽西学生之一。先是得到介绍知道厦门中山中学附设有宣传班，到厦门后学校布告说，宣传班停办了，并介绍我们到泉州宣传养成所来。和我同时来的有龙岩、上杭、长汀、连城、永定各县学生，如袁国钦、袁继热、曾左亭、谢宝贤、谢宝儒、李苑豪……等。我当时15岁，年纪最少，个子也最小，发给我的是一枝短的马枪。关于中山中学停办宣传班，而又把我们转介绍到养成所来这个谜，以后才知道:中山中学的负责人罗扬才是共产党员，已不幸被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从而也知道宣传养成所与中山中学之间当时的微妙关系。

 

养成所有学员一百多人，军事总队长是李良荣，他是许卓然介绍进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在北伐战争中任营长时负伤，伤愈后来养成所的。政治教官是陈文总，北伐军到泉州后的监察使，据说他是共产党员，不久他不再兼职改由黄哲真担任。

 

“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时，我们听说监察使署已关闭了大门，人员都跑了。但泉州却很平静，未听说抓人，也未听到枪声。

 

养成所设总队，下属三个区队，区队长也都是黄埔第二、三期毕业的。李良荣几乎把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军事课程全搬到养成所来了。军事学科的教材是把原教材翻印的。政治课不多，也没有课本和讲义，但三月间全体师生就上街、下乡进行破除封建迷信、反对旧礼教宣传；下乡的集中在新门、南门外一带农村，宣传、组织农民协会。我们发传单、贴标语，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等。

 

“四、一二”政变后，大约在五月间我们就迁到厦门中山中学旧址。到厦门时，中山中学已经停办，学校领导人早已被捕了。当时听说(或在报上看到)有所谓“清党委员会”，一些反革命刽子手、民军头子坐上了“清党委员会”的交椅。还听说养成所离开泉州迁往厦门是由于陈国辉、高为国一些民军、土匪要进泉州城了。 到厦门以后，养成所的军事训练、野外战斗、演习的课程增多了。政治课方面，黄哲真没有去厦门，新来的几位教师有刘抱真(不久在鼓浪屿被暗杀)张谦弟、柳絮、于关等。由于政治形势向白色恐怖发展，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几乎是每课必讲，民主主义的各种政治思想，特别是安那其主义思想在新形势下由于探求真理的热情得到了传播。这时候，真可谓西欧的、日本的新文化潮流滚滚而来。

 

秋季，李良荣到上海劳动大学学习去了。年底养成所学员结业，我们经同安步行回泉州。接着，秦望山任泉永民团编练处特派员，我们被分发到各县民团当了排长。

 

在闽南，长期以来土匪=民军=军阀=政府，彼此是可以划等号的，在人民眼里他们都差不多。那时候，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或在报上看到杀人和抢劫的消息。农村、乡镇自发的办起了民团，自建炮楼防匪，枪枝弹药很多是华桥购买偷运回来的。很明显，闽南的民团不同于其他地方地主武装的性质。

 

望山先生自“上大”回来后，深感没有民众武装就会没有一切。在白色恐怖下，组织农民协会成为不可能的事了，他认为在闽南的环境里，争取华桥的支持，编练各县区乡民团是唯一可行的路。早先向海外华桥募捐创办宣传养成所的意图也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然而，1928年春，编练处的牌子挂起来后不到几个月，当时的省政府下令停办民团编练工作，并撤销了他的特派员职务。

 

二、兴学

 

编练处解散了，这对望山先生是一次很大挫折，但他没有泄气和灰心。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生从来没有表示过失望和悲观。挫折、失败只能使他更加坚定，使他经验更加丰富。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他深感“教育救国”的深远意义。那时，适逢教育家蔡元培、马叙仑来泉州，认为泉州有设立高级中学的迫切需要。因此，他立即与许卓然先生合计着手向海外华桥募捐筹办黎明高级中学，并于1929年春黎明高中预备班开学。同时又得到苏秋涛先生的赞助，1930年设立了平民中学；在石狮得到当地人士和海外华侨的响应设立了爱群小学。梁龙光先生首任黎明高中校长，教师中有许多著名学者如:吕展青(吕骥)、郭安仁(丽尼)、卫惠林、杨人梗、陈允敦、柳子明、邵惟、张庚、王鲁彦等；在平民中学的有:陈范予、汤文通、叶非英、伍禅、吴朗西、陆蠡等。1930年起，巴金也几次来学校居住、写作和讲演。两校初期校舍都很简陋，只有庙宇和稻草盖的房屋。学生多数家境贫寒，学校收费较低，穷学生可以申请减免学费，也有由学校供应伙食，每学期衣服一套的“工读生”，我在学校学习一年半，就是“工读生”之一。工作就是每天为学校刻写钢板、油印讲义等等，每天工作时间约一、二小时。

 

黎明和平民两校的教师工资都很低，遇到学校经费困难时，也有只供膳食、欠发工资的情况。记得有一次数学和日语(选修科)教师许烈秋(即郑剑光、朝鲜人)在一个炎热的夏季要去厦门，向总务赵祖培先生借两块钱想买一顶麦草编织的草帽，赵确实拿不出钱，弄得很尴尬。最后许烈秋先生还是一笑置之，拿把雨伞走了。

 

学校经费虽然困难，但并不影响教师的教学热情。有许多门课是靠教师编讲义、学生做笔记、看参考书进行学习的。我们提倡知行合一、学用结合教学方法和二十年代在欧、美各国所创行的“道尔顿制”的教学制度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强调学生自学，对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有一定意义。

 

当时黎明高中的学生思想比较活跃。教师的思想也是各种各样的，有共产党的，安那其主义的，也有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等等。学校图书馆由学生管理，有各种参考书，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国文学译著、人物传记等等。学校有各种不定期的演讲会、辩论会，由学生自己主持。我们提倡大公无私，“自私自利”成为骂人最重的话。学校提倡勤俭好学、朴实向上的校风，小姐气、少爷气、书呆气成为众矢之的。

 

学生的校外活动，主要是团结泉州各校学生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反对独裁统治和妇女解放方面的活动。

 

“九一八”以后和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的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失败，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醒，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呼声更加高涨起来。1934年黎明高中学生演出话剧《出路》刺痛了反动政府，学校随被封闭；平民中学也以没有获准立案为名被取缔停办了。

 

在此之前，1930年5月许卓然先生在厦门不幸遇刺身亡，这给望山先生带来极大的悲痛。然而这一切，依然没有停止他前进的步伐。他和周围的朋友商量决定:把黎明高中的旧址改办卓然小学；把教学设备非小学可用部分拨给平民中学停办后改办的民生农业职业学校使用。一面扩充校舍增收学生，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民生农校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叶非英先生的带动下办得有声有色，高素质的农校学生为本地区和本省农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解放

 

记得是于右任的关系，望山先生当过几年参政员和国民党的监察委员。

 

抗战前夕，他曾为学校筹集经费去了南洋。日本南侵时陷于敌占区，在菲律宾潜伏一段时间之后，几经转折，回到重庆。在那里办了一家化工厂生产电石。日本投降后移居上海并设立福建建设公司任董事长，该公司的股东多半是在上海的福建商人和海外华侨，也有民生农校等一些“红股”股东。

 

1947年10月我从台湾回来，他立即要我担任以他为理事长的泉永水利协会安海围垦工程处主任，和财务赵祖培、工程师林奋一起在安海东西桥两侧海滩筑堤养淡工作。1948年2月工程告一段落，他要我列席在上海举行的建设公司股东年会，并通过任我为公司总经理，许书亮为上海公司经理，厦门设公司、泉州、福州分设办事处，由我主持。实际上，我没有再去上海，总经理职务由许书亮先生担任。

 

建设公司的资产不多，主要有可航行内河和外海的大马力拖轮一艘，当时航行于上海、武汉、沙市之间，经营运输和贸易业务。

 

1948年3月国民党政府的总统选举闹剧在南京开场，接着解放战争东北战场酝酿巨大战役，法币急剧贬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在各省大中城市不断兴起。面对当前形势，望山先生曾几次对我说:“政府大失民心，失民心者必败!”还说:“战争拖久了，国家失元气，百姓多遭殃，希望早日结束战争。”这些话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说的，他的神情变得严肃愤慨!

 

七、八月间他回福建，当时福建粮价高涨，闽南各县有赖进口粮食接济供应，而传闻福建军粮将北运南京、芜湖一带，对此，他提出以下举措:即要求省政府改军粮北运为在福建内销，然后在芜湖购米抵交军粮。这样既可缓解福建飞涨的粮价，使福建民食口粮可由福建应交军粮项下补充；另一方面可以增加长江南北军粮的紧张。而反动当局为避免军粮运输的麻烦，害怕未能及时交粮，担当不起贻误戎机的罪责。所以，这件事很快达成协议，由建设公司负责承办。当时我们清楚知道，公司缺少流动资金，因此必须先售粮而后购粮，在粮价早晚不同的情况下公司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我们开始在福建售粮、芜湖购粮时，济南战役已近尾声，淮海大战屈指可待了。芜湖虽然是我国当时粮食重要集散地之一，但长江南北军需民食很大部分仰给于此，时局的发展使其可能出现的紧张程度不难想象。我们公司由上海经理许书亮亲自坐地抢购，并采取高价收购的办法，一方面达到购粮任务；另一方面也很自然地造成长江中下游的联锁反应，各地粮价高涨，市场混乱。据许书亮兄对我说，他曾看到军粮接收人员曾因交不出粮畏罪投江自杀的。数十年后，我见到许书亮尚谈起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他津津乐道由于我们购粮增加了市场压力和军需的困难，加速蒋军士气的崩溃。

 

望山先生事后也说，我们只不过为新中国的诞生做了一点点“催生”的工作。

 

这一件不同寻常的生意，公司也得到了一些盈余，我们把它全部捐献给民生农校建筑校舍。这就是民生农校1949年新建成的一座楼房的经费来源。

 

淮海战役结束以后，我们把航行在长江的拖轮驶往厦门；当百万雄师渡长江以后，又把它驶往香港。这样，逃避了被蒋军征用的危险。

 

以后，公司在香港、广州分设机构，在广州沙面的福源船务行于广州解放后，广州食盐紧张时为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从汕尾抢运食盐来广州。据经理庄骏声说，曾因运盐著有成绩得到广州军管会的奖励。

 

新中国成立，望山先生在香港，他首先在公司上空高高悬起五星红旗，并把轮船船籍从香港转移到广州。

 

以后很久我才知道，拖轮抢运食盐数十航次之后，在广东东部海面被国民党海军拦截挟持驶往台湾。当时因对船只未投保险，公司随即倒闭。事后台湾方面要公司迁往台湾或秦老亲往台湾作为发还轮船条件，秦老泰然置之，不予理睬。大有视荣华富贵如粪土，美味佳肴不值一顾的凛然之气!他面对当时的香港社会情况，知道台湾方面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数月后，他得到港、菲一些老朋友的资助，带同家人南迁沙捞越。

 

1956年他返北京出席国庆观礼。1957年夏，他带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同家人回福州。旋即被聘任福建省政协委员、常委。

 

望山先生一生为国家、社会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长，以上所说的只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他给我留下刚正不阿、临危不惧、百折不挠的深刻印象，他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可以说，他是紧紧地跟着时代前进的人，因此，他的生命力始终是强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