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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格雷夫-拜占庭历史地图集(七)

2022-06-01 16:20 作者:神尾智代  | 我要投稿

上一章

四、教会

4-6世纪的政治、宗教和异端

          基督教会和基督教的发展对帝国的文化和政治演变至关重要。对于君士坦丁一世来说,教会是他稳定帝国和巩固自己权力的一个重要政治盟友。为此,教会保持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个在土地财产和政治计划中给予基督教会特权的皇帝来说,不和与分歧在政治上是有威胁的。但君士坦丁不得不处理教会内部的重大分裂,这次分裂是由阿里乌斯主义的出现所带来的,这是一个关于三位一体和基督地位的异端(主义)。阿里乌斯(250-336)是亚历山大教会的一名执事,他受过希腊哲学的训练,成为一名禁欲主义者,并在试图澄清三位一体的性质时,产生了一个对许多同时代人来说是异端思维的信条。他不能接受上帝可以成为人的概念:阿里乌斯教导说,耶稣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与天父同等的,而是由天父创造的。阿利乌斯在320年被亚历山大主教逐出教会,325年在尼西亚会议上被谴责和流放。不幸的是,君士坦丁本人后来也开始支持阿里乌派的立场,在他337年去世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康斯坦丁在帝国东部地区采用了这一立场。西部的康斯坦丁皇帝则支持尼西亚的立场。皇帝召开了许多次会议来辩论这个问题,直到350年康斯坦斯去世,尼西亚人受到迫害。但阿里教派自己也分成了三派:主张父与子不一样的人;认为父与子相似,但不是同质的人;以及认为父与子几乎是同质的人。这批人最终接受了尼西亚的立场。康斯坦丁斯于361年去世,362年亚历山大会议恢复了东正教,381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重申了尼西亚一事。

          五世纪初,景教的出现,加剧了基督论的分裂,其名称来自于安提阿的僧侣聂斯脱里,他曾在摩普绥提亚的西奥多门下学习。428年,他被狄奥多西二世任命为君士坦丁堡主教,但当他公开支持其牧师的说教,即玛丽不应被称为 "Theotokos"——上帝的承载者时,这在君士坦丁堡引起了相当大的敌意。景教发扬了一种神学,在这种神学中,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不是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共同运作的。他们的立场于431年被谴责(以弗所会议),随后脱离了教会,于486年在波斯的塞琉西亚-采西本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在那里他们站稳了脚跟,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在印度北部和亚洲中部直至中国成功开展了传教活动。景教今天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伊拉克北部,作为亚述人的正统教会。

          因此,这些辩论促使基督教内部出现了更为重大的分裂,即基督一性论运动,虽然从七世纪开始才以这个名称出现,但它代表了对景教一些观点的反应。其关键问题是围绕着神性和人性在基督身上的结合方式,演化出两个一神论的"流派"。最极端的版本认为,神性先于人的因素,并主导着人的因素——因此被称为"一神论":mono(单一),physis(自然)。449年在以弗所召开的会议支持一神论的立场。但在451年的切尔西顿会议上,一个隆重的会议拒绝了这种立场,并重新定义了传统的尼西亚信条,以明确基督论的立场。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政治和帝国不同地区的区域特性中可以看到政治结果。特别是在埃及和叙利亚,基督一性论主义在农村人口中得到了确立。相反,在宫廷里,帝国的政策因统治者的不同而相异,在整个教会中留下了一些混乱,并涉及到对双方的迫害。芝诺皇帝(474-491)颁布了一项统一的法令,即Henotikon,该法令试图掩盖分歧。阿纳斯塔修支持基督一性的立场,查士丁尼一世是 "卡尔西尼派",查士丁尼部分地受到皇后西奥多拉(548年)的影响,在两者之间摇摆。西奥多拉通过资助雅各布·巴拉迪乌斯主教(他的名字后来被认为是指叙利亚的 "雅各布派 "教会)领导的运动,向叙利亚的基督一性派提供支持;在埃及也有类似的 "影子 "教会,亚美尼亚教会也采取了基督一性派的观点。在这些案例中,传统信仰的形式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与帝国政权的疏远也起了作用。

4.1 第4-5世纪的政治、宗教和异端
配合上图使用

          这些并不是唯一影响教会并直接涉及皇帝的异端运动。多纳图派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北非异端,由一个清教徒教派领导,它声称迦太基的主教祝圣传统是不恰当的。由于教会当局得到了来自罗马的支持,非洲地区的情绪被煽动起来,异教蓬勃发展,尽管在七世纪之前当地一直是一个较小的少数民族。其他地区的异端包括梅萨利安主义,这是一个叙利亚的修道士异端,在第四世纪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播到叙利亚,但在431年被以弗所会议谴责了。伯拉纠主义主要是西方的异端,由英国或爱尔兰僧侣伯拉纠在四世纪后期开始,在411年和416-448年多次被谴责,最后,因为其主要发言人塞莱斯提乌斯与景教有关联,在431年以弗所被谴责。这些地方性的异端邪说没有什么长期的结果,但每次都直接涉及到皇帝,并巩固了教会的利益和帝国政府的利益之间的联系。

教会管理

          君士坦丁堡宗主国是基督教会在罗马世界的领土上组织起来的五个主要行政单位之一,其他几个是罗马、耶路撒冷、安提阿和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是最后一个被提升到大公地位的地方,它在381年举行的大公会议上首次正式宣称拥有大公地位,但一直被罗马所反对。每个教区都有一个使徒传统,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被关于优先权和权利的主张和反主张所严重影响。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地位因该城也是帝国首都(476年后是帝国首都)而得到加强,但罗马教区从未承认君士坦丁堡的同等地位。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发展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进行的,这种环境使它发展缓慢,但逐渐转变为一个"帝国"的教会;而罗马,除了少数例外,实际上是独立于皇帝的直接政治影响之外。其结果之一是,罗马有时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威出现,拜占庭教会内部的冲突可以提到罗马,另一方面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可能会有紧张关系,以及拜占庭世界内部,教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以及世俗权力和这些派别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之间的紧张关系,都可能进一步加剧。

          主教是教会在帝国内部精神上和制度上日益重要的典型代表。到了六世纪,主教们被认为是城市管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他们作为教区内教会土地的管理者,是经济资源的主要控制者,他们在帝国的整个历史上都保持着这种地位。到六世纪后期,教会积累了如此多的财富,有人估计,教会为维持其慈善机构、神职人员和主教团、公共仪式和公共建筑所消耗的资源甚至超过了国家的资源,当然,这不包括军队。这些财富主要来源于土地,尽管大量的财富被投资于金银或建筑。教会从其众多地产的租金中获得大量收入,这些地产的重要性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692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总理事会的教规或法律,即所谓的Quinisextum,包括关于主教留在遭受敌对袭击的地区以照顾其羊群的规定,以及教会的土地和财产。

4.2 第5-6世纪的政治、宗教和异端

          慈善基金会是教会慈善活动的一个重点,但它们必须得到支持,而且通常由大庄园的租金资助。例如,孤儿院、医院、救济院的建造和维护,有些是由私人在决定捐赠其土地后建造的,有时是由教会自己建造的——教会在国家中的重要性体现在皇帝建立的各种帝国慈善机构中,说明了这种承诺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几个世纪以来,大量的土地被赠予教会,有时是富人的大笔遗赠,同样,也经常是由不太富裕的人以小块土地的形式遗赠给教会。教会的土地在理论上是不能转让的,一旦献给上帝,就永远属于上帝,因此,这种积累只会越来越多。但事实上,使用emphyteutic租赁,即商定终身和经常是世袭的租赁合同,意味着土地实际上经常不受教会控制和监督。

          教会管理遵循罗马帝国后期的世俗组织模式。牧首之下有大都市主教、自封的大主教和主教。大主教是每个省的高级神职人员,由族长亲自任命。主教由所有主教参加的省级会议选举产生,直到六世纪,该地区的普通神职人员和教徒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至少在提名候选人方面。主教是其所在地区最高级别的教会官员,普通神职人员和任何修道院团体都在其管辖之下。主教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是他们社区的领导者:许多主教在三世纪末四世纪初的大迫害中殉教,主教的地位受到了相当大的尊重,但对其期望值也相应很高。主教以城市为基地,由于主教的管辖权延伸至其所在城市的领土,帝国的教会管理保留了罗马世界的晚期世俗行政模式。

          主教的任务有三个方面:寻找和打击异端,确保正统观念占上风;实施和适用教会法律。他也是教会土地的主要管理者,向穷人和有需要的人施舍;同时也是他所在地区的主要教会权威和法官。他主持教会法庭关于教士道德和正确性的工作;他在涉及教民和教会之间冲突的案件中进行仲裁——事实上,从七世纪初开始,神职人员就拥有特别优越的法律地位,以防止他们在世俗当局手中受到虐待。至少从四世纪中后期开始,主教一般都是从社会上较有特权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中选拔出来的,尽管这并不是唯一的途径。

          主教们对其教众的物质和精神福利负有责任,但他们也倾向于赞同他们所处的特权阶层的观点,因此,那些驻扎在外省的主教们在信中哀叹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贬到了文化黑暗和野蛮的地区。当然,这种形象往往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故意夸大的,许多省份的主教和高级神职人员完全致力于照顾他们的教众。腐败和不诚实的神职人员肯定是有的,但没有什么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问题的程度。

          整个帝国的教会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主教们发挥基本作用的一个方面,就是公共福利:主教们负责在其教区内组织慈善活动,特别是救济穷人。这些活动自然取决于个人的承诺和参与,因此整个帝国的做法并不统一。许多主教做得很少,但许多人也资助建造救济院、医院、麻风病人庇护所等。主教和高级神职人员也参与政治,包括世俗的和教会的。主教们经常被要求为特定的个人或其管辖范围内的某些群体说话——例如,一个极端是遭受重税的贫苦农民,或因政治受害而向皇帝寻求补偿的朝廷官员。

          主教的成功程度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关系——他们自己在宫廷和政府中的关系网、以及他们令人信服地陈述案件的能力,还有相关的背景和人物。高级神职人员,特别是主教,有权行使parrhesia,即 "言论自由",他们经常这样做,特别是对有权势的世俗人物——皇帝、帝国官员等,代表他们的羊群,或为了反对他们认为的非正统的信仰或行为而发言。这常常给他们带来麻烦,特别是作为一位元老,例如,试图在一些国家事务或高级教会政治问题上反对一位意志坚强或坚定的皇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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