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 第五章 五代两宋时期史学

概说 五代两宋时期（907—1279），中国古代史学在思想上和学术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历史进程和社会面貌来看，五代两宋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政治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门阀地主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庶族地主阶层兴起，成为政治权力的中心。第二，在民族关系上，周边民族发展壮大，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一方面又形成民族矛盾激化的局面。 五代两宋史学在理论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大盛，在若干理论问题上有重大发展，影响深远。在北宋衰亡和政治纷争的刺激下，南宋史家注重本朝史撰述，成为宋代史学的突出特点。 第一节   时代变迁与史家的历史思考 一、天人关系的理性认识    “天人之际”是中国史学史上贯穿始终的重大理论问题，两宋思想家和史学家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探讨，达到了新的思想境界。 •作为北宋儒道复兴的领袖人物，欧阳修对“天人感应”的灾祥说、天谴论作了全面批判，影响非常重要。 •理学的兴起发展到了二程的时候，重新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即“天理”世界观。 ·宋代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一面破除了对“天命”的迷信，一面重建了对“天理”的信仰。 二、“正统论”的兴起    两宋的史学家、思想家提出“正统论”，并进行了长期的、热烈的争论，这是宋代史学在历史思想方面又一个重大的成就，对其后中国史学、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宋朝建立之初，仍然沿用“五德相生”说，认为周禅位给宋，周为木德，木生火，则宋朝应为火德，色当尚赤。当时，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历史观和政治理论去说明宋朝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具有根本不同于五代诸朝的正当性。 ·欧阳修的“正统论”提出之后，立即引起热烈争论。 三、史论与史评的发展    宋代史学注重理论思维，思想成就较高，还突出地表现在史论和史评著作大量涌现，呈现繁荣局面。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特立“史评”类，以著录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两方面的撰述，从此“史评”成为史部一个很重 要的门类。 •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其撰述旨趣在于“仰师《春秋》”进行“议论褒贬”，拨正五代以来发生混乱的价值标准，重新使人们的思想恢复应有的秩序。 ·北宋著名史论著作有范祖禹《唐鉴》、孙甫《唐史论断》等。 第二节   撰述前朝史与修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五代宋初的官修史书 •北宋由宋祁、欧阳修编撰的《唐书》行世之后，此书被称为《旧唐书》。一部《旧唐书》凝聚了唐代以至后晋数代史家的心血。 •五代时期撰成的另一部唐史著作是王溥编纂的《唐会要》。 •《旧五代史》 北宋四大部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 二、《新五代史》和《新唐书》 •《新五代史》由欧阳修撰成。《新五代史》之“新”意，在于欧阳修师法《春秋》，把一套“褒贬义例”贯穿于对五代历史的记述之中，并重视史论，用以表达自己的历史思考和社会政治思想。 ·《新唐书》主持修撰者为欧阳修。《新唐书》本纪、志、表之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出自欧阳修，列传为宋祁所撰，范镇作志，吕夏卿制表。《新唐书》同样贯穿着欧阳修师法《春秋》的思想旨趣，他所撰写的本纪，如同编年大事记，并有一定书法以寓褒贬。《新唐书》编修时得以参考的唐朝文献以及后人撰修的唐史著作要远远超过《旧唐书》。 三、国史纂修及其成就 •宋代官修国史，形成了一套环环相扣、完备有序的从史料搜集到史书修撰的制度和程序，且所修史书种类、名目繁多。 •宋朝继承唐代制度，新皇帝即位后，即诏修先朝《实录》，《实录》的史料来源大致是《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私人记录、墓志行状以及史官采集的见闻。 •在宋朝，本朝史的撰修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动和党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除了“实录”“国史”之外，宋朝还设立专门机构编修“会要”，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 四、史学批评的发展与史家修养论的深入  •《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代表了宋代新兴的一股史学思潮。 •针对史学效法《春秋》刻意褒贬的思潮，苏洵则辨析经学和史学的区别及其关系，从而阐明“什么是史学”的问题。 •郑樵十分尖锐地批评以褒贬为事的史学风气，指出其有悖于史学传统。 •两宋理学家将史学当作“穷理”“格物致知”的重要途径，他们强调史学要以“大义”“明道”为先，热衷进行史学批评，对史学的认识颇有可取之处。 ·曾巩也论述了史家所应具备的修养，在理论上具有较高价值。 第三节   编年体史书的代表性著作《资治通鉴》 一、司马光主修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司马光主持编修的《资治通鉴》，是一部伟大的编年体通史，代表着宋代史学的最高成就。司马光与司马迁合称“两司马”，成为中国史学史上并峙的高峰。 •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制订了一套严密合理的方法和步骤，为史书撰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代表了宋代史学在编纂方法上达到的水平，被后世称为“长编之法”。 ·与《资治通鉴》同时完成的，还有《资治通鉴目录》30卷。 二、《资治通鉴》的“资治”思想  •“资治”的撰述思想决定了其书的内容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为主。 •司马光认为，历史上盛衰治乱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君臣”的政治见识、能力和举措。 •在司马光看来，决定“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首要因素是君主的修养和能力。 •司马光特别强调“官人”即选用人才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 ·司马光认为，维护“礼治”秩序是进行政治统治的根本原理。 三、《资治通鉴》的叙事艺术 •首先，《资治通鉴》善于叙写战争，有不少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其次，司马光对重大历史事件及其过程的叙述也堪称典范，具有鲜明的特点。     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疏而不露，简而扼要；言必有据，没有空话；事皆可征，没有臆说；文字精炼，没有费辞。——翦伯赞《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 四、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以事件为中心，按照《资治通鉴》原来的年代顺序，分类编辑，标以醒目的题目，抄上原文和司马光的史论。 •袁枢对《资治通鉴》的改编，创造了中国史学史上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即纪事本末体，这是其书最大的贡献。 ·袁枢之后，多有仿作，纪事本末体史书蔚为大观，成了与编年体、纪传体三足鼎立的史书系列。       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之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第四节   纪传体史书的“会通”之作《通志》 一、通史撰述理论的发展 •通史撰述的重大成就使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得到了理论上的总结和阐发，主要反映于郑樵在《通志》中提出的“会通”的史学思想。 •郑樵“会通”思想的理论价值，反映在历史观方面，是强调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是提出广搜博览，然后能成一家之言的原则。 ·马端临《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又一部典制体通史巨著。马端临将历史的“会通因仍之道”分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两个层面。 二、典制史范围的扩大 •继《通典》之后，宋代史家郑樵《通志》、元代史家马端临《文献通考》都在典章制度史的撰述上作出重要贡献，合称为“三通”，成为中国典章制度史的三大经典。 •郑樵《通志》虽然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其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二十略》即典制史部分。《通志》和《文献通考》在《通典》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典制史的撰述范围。 ·郑樵《通志·二十略》突破了典制史主要记述政治方面典章制度的藩篱，将范围扩展到了社会、文化、自然的重要方面，极大地开阔了历史视野，为发展新的专门史提供了途径。 三、郑樵《通志》的史学价值  •首先，《通志·总序》批评班固断代为史，表彰和阐发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通史撰述理论，《通志》集中反映出郑樵以“会通”为主的学术思想。 ·其次，郑樵在《通志》中一再提倡“实学”。 第五节   两宋史学的其他成就 一、本朝史的撰述 •关于本朝的撰述，除官修者外，南宋时期涌现出大量的私修本朝史，数量之多，水平之高，都令人惊叹，这是宋代史学一个突出的特点和成就。 •宋代本朝史撰述主要有两个重点：一是北宋史，以探求、总结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一是南宋初期“中兴”历史的回顾和总结。 ·在蔚为大观的本朝史撰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三部巨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二、吕祖谦和朱熹的史学 •南宋时理学家一方面继承了二程的史学思想，以读史为“穷理”“致知”之学，并主张“先经后史”，一方面致力于历史撰述的实践，成果斐然，成为宋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对其后的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推吕祖谦和朱熹。 ·在南宋，最有影响的学派有三支，一是以朱熹为宗的朱学，一是以陆九渊为宗的陆学，一是以吕祖谦为宗的吕学，而各有特点。 三、民族史观和少数民族史记述 •宋人的民族历史观，将传统的“夷夏大防”，与《汉书》区分汉与新莽的“正闰论”相结合，来区分宋朝与北方诸强邻不同的现实和历史地位，强调夷夏正闰观，在所撰史书中，更竭力对历史上和现存民族政权的鄙视和批评。 ·关于两宋的少数民族史记述。两宋史家对诸民族政权在言论上的藐视与在史著中的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毕竟因其对两宋政权的军事威胁太甚，为现实应对计，也需要了解其历史与现实情况，以供朝廷决策和军事外交参考。宋朝始终重视对北方诸民族政权和境内各民族史的著述。 四、历史笔记、地理书和出使记  •中晚唐兴起的历史笔记，在宋代获得迅速发展，数量激增，作者众多，历史笔记的撰述有了更加自觉的史学意识。 •宋朝史家承继唐代全国地理总志的编纂，相继编修了几部重要的全国地理志，以反映和颂扬“大一统”社会、政治理想，并下启元、明、清三代“一统志”的编纂传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两宋先后与辽、金订立条约，互派使节，也不断派出行人出使高丽、西夏、蒙古。使者回国后照例要作《行程录》上呈朝廷，并著有纪行诗、文，载之文集，这些出使行记以当时人的亲见亲闻反映了边疆、境外史地，记录了民族和对外关系。 五、金石学与考史之学 •中国古代史家之留意于金石铭文者甚早，但对其进行比较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并用于证史、考史，则开始于宋代，并得到迅速发展，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是具有标志性的著述。 •宋代的考据学十分繁盛。针对他人史书所作的纠谬，代表性著述首推吴缜《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 ·宋代学者因精于考史而受到清朝考据学家之尊崇者，当首推王应麟。  问题： 1.试论宋代史学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上的重要成就。 五代兩宋史學在理論上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歷史評論和史學批評大盛，在若干理論問題上有重大發展，影響深遠。 ①在撰寫前朝史方面，前後出現了《舊唐書》《舊五代史》和《新唐書》《新五代史》四部“正史”； ②史書編撰體裁的創新是宋代史學的一個重要成就，其中綱目體和紀事本末體是最重要的兩種； ③歷史筆記和地方誌在宋代尤其是南宋的迅速發展，反映了宋代社會歷史意識的深化和普及； ④通史撰述在兩宋時期達至極盛，會通思想在理論上得到總結和提高，出現了司馬光《資治通鑒》、鄭樵《通志》等鴻篇巨制； ⑤在北宋衰亡和政治紛爭的刺激下，南宋史家注重本朝史撰述，成為宋代史學的突出特點。 ⑥兩宋史學的發展是全面的，儀理與考據並重，同時獲得重大進展。 ⑦司馬光在撰述《資治通鑒》的同時，又撰成《資治通鑒考異》，系統總結了《資治通鑒》搜集、考證史料的方法； ⑧金石學創立于宋代，對歷史文獻的刊誤、糾謬、辨偽皆有重要成果。 凡此，說明宋代史學在思想性和學術性上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2.试论宋代的通史撰述及其“会通”思想。 在《史記》以後的數百年間，通史撰述甚為寥落，而斷代皇朝史撰述則久盛不衰，但是，自中唐以來，這一局面就發生了顯著變化，通史撰述日漸興起，成為重要的史學發展趨勢。以杜佑《通典》為代表的一系列通史著作在中唐時期相繼問世。這樣突出的通史撰述成就，在中晚唐以前的史學發展史上是不曾有過的。這一通史復興的史學思潮一直延續到兩宋，結出了豐碩的果實，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紀傳體通史《通志》、典制體通史《文獻通考》都是中國史學史上的偉大經典，至此，中國史學的“通史家風”得到極大發揚，成為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的精彩一章。 通史撰述的重大成就使中國史學的“通史家風”得到了理論上的總結和闡發，主要反映于鄭樵在《通志》中提出的“會通”的史學思想。《通志·總敘》對“會通之義”的闡發，是論說通史撰述之必要性的一篇宏文，繼承、發揚了中國史學的會通之旨，在理論上有重要的價值。他提出，通史之作，一方面要彙總全部的文獻史料而能融會貫通，一方面要能“極古今之變”，不但在時間上要貫通全部的歷史過程，而且要具有對於歷史的通時。 通觀《通志·總敘》，鄭樵所謂“會通之義”，其主旨在於：一是重視古今“相因之義”，意在貫通歷史的聯繫；二是重視歷代因“損益”而帶來的不同，意在揭示“古今之變”。在鄭樵看來，如果只有斷代史而無通史之作，所造成最嚴重的問題將是無法認識、呈現歷史的連續性，無法真正解釋歷史的變遷。 要之，鄭樵“會通”思想的理論價值，反映在歷史觀方面，是強調重古今之相因，極古今之變化；反映在歷史文獻學方面，是提出广搜博覽，然後能成一家之言的原則。 不過，正如劉知幾推崇斷代貶抑通史乃是一種片面的見解，鄭樵之大張“會通之旨”而排斥“斷代為史”，同樣也是一種偏見。會通與斷代，反映了史家兩種不同的歷史視野，在歷史撰述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3.为什么说宋代史学兼重“义理”和“考据”？ ······ 4.试论宋代史学的时代特点。 ······ 5、簡要論述《資治通鑒》 司馬光主持編修的《資治通鑒》，是一部偉大的編年體通史，代表著宋代史學的最高成就。司馬光的創作目的就是寫一部比較簡明完整的通史著作，集中地從政治角度呈現出歷史上盛衰治亂之跡，使統治國家的“君臣”們得到有益的經驗和啟示。 在編修《資治通鑒》時，司馬光制訂了一套嚴密合理的方法和步驟，為史書撰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也代表了宋代史學在編撰方法上達到的水平，被後世稱為“長編之法”。 《資治通鑒》的編修分為三個步驟： 第一步是把收集的史料，按照年月日的順序，一一標明事目，排列起來，叫做“叢目”。 第二步是把“叢目”中編排的史料，進行初步整理，經過選擇，決定取捨，然後重新組織，從文辭上加以修正，同時，要求對記載不同的史料進行初步考訂，並說明取捨理由，作為附註。這樣修成的初稿叫做“長編”。 第三步由司馬光刪定勒成，進一步考訂、剪裁史料，對全書的體例、思想進行整齊和貫通，潤色文字，錘鍊敘事，使全書渾然一體，如出一人之手。 《資治通鑒》的撰述思想就是“資治”二字，它以極其豐富的歷史事實證明：政治統治的存在、鞏固和發展，離不開對於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這集中表現在司馬光所說的“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資治通鑒》的思想價值也主要在此。 “資治”的撰述思想決定了其書的內容以政治、軍事、民族關係為主，而典章制度、學術文化和不關於政治的歷史人物，都沒有作為重點來記述。 由於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之中善於從主體角度考察政治統治上的得失成敗，故能將讀者帶入具體的歷史處境中，使之能設身處地地考察、分析時勢，以抉擇去取，這對於培養讀者的政治見識和能力很有用處。後人往往貶稱《資治通鑒》一類的史書是“帝王將相教科書”，事實上，正是因為《資治通鑒》善於從政治主體的角度考察、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歷代的統治者才能從中切實地學習治道和治術。 《資治通鑒》的敘事藝術也非常高明。《資治通鑒》取材廣泛，據清朝學者統計多達322种之多，駕馭如此豐富的史料，以呈現一千三百余年、十六朝的歷史過程，而能線索明晰，扼要不煩，可見司馬光的敘事之才。首先，《資治通鑒》善於敘寫戰爭，有不少是膾炙人口的名篇。“淝水之戰”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以弱勝強並從此改寫了歷史局勢的重大戰爭，《資治通鑒》對這次戰爭的敘寫充滿懸念，險象環生。其次，司馬光對重大歷史事件及其過程的敘述也堪稱典範，具有鮮明的特點。如“安史之亂”歷時七年，經玄宗、肅宗、代宗三朝，頭緒複雜，人物眾多，事件頻發。而司馬光以唐皇室、主要戰場、安史集團為主要線索，按照時間順序，交叉敘述，繁而不亂，歷歷清晰，引人入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