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3《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才溪乡调查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
目录
第一卷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九三七年六月）
28、才溪乡调查
29、乡苏怎样工作?
3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31、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32、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给张闻天的信
3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
34、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
35、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
36、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37、给阎锡山的信
28、才溪乡调查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行政区划
中央苏区有名的上下才溪，属于福建上杭县的才溪区。才溪区自新划行政区后分为下列八个乡:上才溪、下才溪、岭保、同康、曾坑、文才、大地、下王。
上才溪:五百二十三家，二千三百一十八人。
分为四村:雷屋(人口约六百)、洋下(五百)、中兴(五百)、上屋(六百)。
乡苏[2]常驻人:主席、文书。
因是大乡，文书常驻，帮助乡苏工作。
下才溪:五百零三家，二千六百一十人。
分为四村:樟坑(人口约六百)、下坑(五百)、发坑(八百)、孙屋(七百)。
代表会议
一、代表数
上才溪:前五十三个代表。此次选举，工人家属算入工人成分，增至七十五个代表(新增二十二，本乡泥水工人多)。原五十三个代表中，工人十三人，加新增二十二人，共有工人代表三十五人，余四十是农民代表。全乡工人一百八十三人，属于一百六十三家，连家属平均每家以三人计，共四百八十九人，每十三人举一代表，故举代表如上数。
下才溪:前七十三个代表，现在九十一个代表，新增了十八个代表，也是因为工人家属的选举比例提高了。
二、代表团
代表在各村，每村有十多个的，有二十多个的，四村每村代表各自开会选举一人成为乡苏的“代表团”，故代表团是四人。比较小的工作即由主席召集代表团开会解决。每次代表会开会之先，召集代表团开会，预先准备(或在上午，或在先天)，代表会约五天开会一次。此办法，一九三一年开始的。(代表团应改称代表主任。)
三、代表与居民的关系
每个代表管辖的居民，有十多人的，二十多人的，三十多人的，四十多人的，以五十多人的为最多。工人代表管辖少些，农民代表管辖多些。此办法，一九三二年开始的。
四、代表的政治表现
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
最积极的，二十多个。
中等的，二十多个。
最差的，一个。
这个最差的代表，十次会只到三次，忙于找自己的生活，分配工作不上紧做，批评了多回，被代表会开除。
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没有最差的。
五、代表的调动与补选
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去年十一月选举的。到今年十月十四日再选举时，当红军的二十七人(去年十一月一回去的)，调动工作的十一人，共去了三十八人，剩下十五人。以村开选民大会补选，去的是工人补选工人，农民补选农民。有候补代表，则以候补代表充任。此补选会是去年十一月开的，后末开过。至今年十月再选举时，剩下四十二人，因陆续又调动了十一人。
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今年红五月，当红军的十一人，村为单位开了一次补选大会。七月又有当红军的十五人，又开了一次补选大会。前后调动工作的十八人，以候补代表充任。
六、女代表
去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十六个，占百分之三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二十一个，也是百分之三十。补选以后，至今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三十三个，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也是百分之六十。此次选举，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仍然是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女的五十九个，则占了百分之六十五。
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才溪乡，是同长冈、石水等乡一样，收得了很大效果的。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此次选举
一、选举委员会领导选举。
二、居民选民登记，发榜三张。
三、候选名单，下才溪一百六十多人(内应选九十一人)，一村贴一张，每张均写一百六十多个名字。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注两个字的，五六个字的，十多个字的，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受墙报批评的有二十多人，被批评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的。有诗歌。内有三张批评乡苏对纸业问题解决得不好。
四、乡为单位开选民大会，乡苏报告工作。
五、工人全乡为一单位，农民村为单位(四个)。
六、选举大会，选民到百分之八十。病的，放哨的，在合作社工作出外办货的，女子坐月的，共约百分之二十没有到。老人撑着棍子到会。
七、为着选举开的会很多: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与反帝同盟合开会员大会，儿童团、少队都开了会，党团员会先开。有标语，有小册子。所以今年的选举宣传，比去年普及得多，大多数人都了解选举的意义。
去年，十六岁以下的吵选举权，以为他们当红军的不少，工作也做得多，为什么没有选举权?今年，他们了解是年龄的理由，不吵了。
宣传队到各村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
八、选举大会上鼓动买公债，下才溪在会场中一天买了一千五百多元，上才溪六百三十元。
大地乡选民大会中，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全乡赤卫军模范营两班中去了一班。
九、新干部的当选: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前任代表五十三个，有二十一个再当选了，落选的三十二个，新当选的占五十四个。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前任代表七十三个，有五十个再当选，落选的二十三个，新当选的占四十一个。
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的。他们的选举宣传，他们的组织候选名单与发动群众对候选名单的批评，他们的联系选举于别项工作，他们的组织工人与女子当选，都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在选举大会上发动选民提案交新选代表讨论，这一方面则没有什么表现。这一方面的模范，应该让给兴国的长冈乡。
乡苏下的委员会
乡苏下有许多的委员会。举数例于下:
“拥护红军”。委员上下才溪均五人。四村各一个委员会，委员也是各五人。
“优待红军家属”。上下才溪均五人，村亦五人。
“查田”。两乡均十一人，村无。
“选举”。两乡均七人，村无。
“土地”。上才溪十一人，下才溪七人，村无。
“劳动”。即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两乡均五人。村无委员会，有小组。
“山林”。上才溪七人，下才溪十一人。
“逃兵归队”。两乡均十二人。
没有“春耕”、“夏耕”等委员会。只组织耕田队，五人为一小组，十人为一班，三十人为一中队，百人为一大队，上下才溪各有一个大队。耕田队主要为了优待红军家属。
乡苏维埃下许多委员会的组织及其领导，成为乡苏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才溪乡再一次证明了。中央政府已经采纳各地的经验，规定到地方苏维埃组织法里面。那里规定乡的委员会可以组织经常的与临时的共二十余个，依照各地工作情况，可以适当地给以增减。市区苏维埃，则须适应城市的特点，组织若干不同于乡的委员会。这一制度的明确的统一的建立，将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一个问题，就是村亦应建立某些重要工作的委员会(各种有广大会员的民众团体，同样应建立他们的村的领导机关)。因为如果只有乡的委员会，在有一千人上下的广大居民的乡，是无法周密地进行工作的。许多村的委员会的建立，即可保证这一点。
扩大红军
八、九、十三个月。
上才溪:六十人，动员了两排模范营。
另归队的十一人。还有两三个因病没有归队。
下才溪:六十五人，模范营一次动员了五十二个人。另一次个别动员，去了十三人。
另归队的十一人。还有十四人未归队。
全区十二个乡(未划分前)，八月十五日那一次，动员模范营二百七十三人。新划区八个乡，共尚有未归队的五十多人。
全区以上下才溪两乡扩大红军成绩最好。主要原因是优待红军家属、慰劳红军工作历来不错。红五月以前，八乡平均每乡每月可集中布草鞋五百双，近因封锁无布，稍减少了。但上下才溪还有如下成绩:上才溪，八月五百多双，九月一百多双，十月九十多双。下才溪，八月三百多双，九月二百八十双，十月三百双，十一月六百三十双。
这些成绩，主要是由于党团支部动员党团员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得来的:(一)党团员先开会，(二)妇女代表会开会，(三)妇女群众大会。
妇女代表会十天开一次，乡有主席团五人，内推一指导员，另四人分在四村，每村一人，即为村的主任。
妇女代表会讨论的问题，凡乡苏讨论的她们都讨论，除对慰劳红军、推销公债、发展生产极其努力外，本身利益如婚姻问题，也常讨论，解释婚姻条例给妇女听。
大数量地动员群众去当红军，依靠于:(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二)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三)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而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长冈乡、才溪乡的经验，给我们完全证明了。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经济生活
一、劳动力问题
上才溪:全人口二千三百一十八人(暴动时)中，男劳力五百五十四(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下同)，女劳力五百八十一，内当红军的四百一十九，调外工作的八十八(男六十六，女二十二)。五百五十四个十六岁至五十五岁有劳动力的男子中，共去了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四百一十九加六十六)，留在乡村的只六十九人，与女劳力五百五十九人(五百八十一减二十二)比较，男子仅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全乡有红军家属三百五十八家。
下才溪:全人口二千六百一十人中，男女合计有劳动力的一千二百零七人(男七百六十五，女四百四十二)，当红军的四百四十二，调外工作的九十八(男九十一，女七)。男子有劳动力的七百六十五人中，共去了五百三十三人当红军及做工作，留在乡村的只二百三十二人，与女劳力四百三十五(四百四十二减七)比较，男子也只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全乡红军家属三百五十五家。
因此，耕种主要依靠于女子。上才溪今年女子能用牛的约三百人，能莳田的六十多人。暴动前这三百人中，只有十分之一即约三十个人能用牛。数年来的努力，得此成绩。
同时，“老同志”精神很好，开山开岭多是他们，一部分还可莳田割禾。儿童又参加生产。因此，生产是在发展中。除了女子、老人、儿童参加生产之外，生产的发展还依靠于劳动力的互相调剂。一村中，劳动力有余之家，帮助不足之家。一乡中，有余的村，帮助不足的村。一区中，有余的乡，帮助不足的乡。这样，以区为单位调剂劳力，做劳动工。党团员又做“礼拜六”[3]。因此，生产得着更大的发展。
调剂劳动力的主要方法，是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其任务是帮助红属与群众互助。
帮助红属:带饭包(不带菜)，带农具，莳田割禾也是这样。
群众互助:议定每天工钱二毛，男女一样，紧时平时一样，一九三○年起就这样做。工钱，红属帮助红属，每天一毛半；红属帮助群众，每天二毛；群众帮助红属，不要工钱。
劳动合作社统筹全局，乡的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五人，主任筹划一乡。四村每村一个委员，筹划一村。要请工的，必经村委员，不能私请，否则混乱了劳动力的调剂。工钱，“雇”“佣”双方自理，不经委员。
本乡劳动合作社，一九三一年开始创设的。现在全苏区实行的“劳动互助社”，就是发源于此的。
委员手里有一个簿子，登记有劳动力的，无劳动力的，或缺劳动力的。有人请工，即刻可以分配。间有不知者，问耕田队的中队长(每村一个中队，五人为一小组，两组十人为一班，三班或四班为一中队)，中队长手里也有个簿子。“赞成将耕田队与劳动合作社统一起来。”
生产情形: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产低落约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复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杂粮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则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去年开发了一小部分。今年大开，开了一千三百多担。开山比开田更多，山占四分之三，田占四分之一，因田开尽，故进到开山。没有一片田塍没有种杂粮，能种番薯的田一概种下番薯了。开山开得女同志“争”起来，我要开，你也要开。竞赛的效力很大。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甚远(加以那时做粉干的多)，去年已够食，今年则已有余了。现在全区没有做粉干及“板子”的，没有蒸酒的。
二、消费合作社
全区八乡有十四个消费合作社。
上才溪两个:
一个油盐肉合作社。原股本七十四元，后增至一百八十五元，每股五角。一九三○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五角。办事常驻一人，圩日有两人帮助。
一个布匹合作社。原股本一百四十四元，后增至二百五十五元，每股一元。与前者同时起的。一九三三年九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一元。常驻二人，圩日帮助者一人。
下才溪三个:
一个布匹合作社。原股本一百二十元，后增至二百四十元，每股一元。一九三○年一月起的。一九三二年二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一元。常驻二人。
一个油盐肉合作社。原股本三十五元，后增至一百五十七元，每股五角。一九二九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三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五角。常驻两人，圩日帮助一人。
一个豆腐、糖果、猪子合作社。原股本一百二十五元，后增至一百八十元，每股五角。一九三一年一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分红，每股分五角。办事常驻三人。
合作社每月查账两次(查毕回家吃饭)，开社员大会一次(不吃饭)。办事人，每三个月于开社员大会时改选一次。调动到县社、区社去工作的，年壮当红军去了的(以较老的代)，不胜任的，均即改换。但实际连任的多，换动的少。只红军家属困难的可赊账，赊一圩的，两圩的，最多三圩(五日一圩)。还时，米、豆等等均可。圩期未收清的，每年七月、十月两期收清。
加入消费合作社的人家，上才溪百分之六十，下才溪百分之九十。
货缺时，红属先买，社员后买，非社员再后买。
货价，红属(有证章)照市价减百分之五，社员不减。别乡甚至别区的红属来买亦然，旧县、南阳、官庄等区的红属，均有来买货的。
“合作社第一好。”——舆论。
卖“外货”的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外，全区绝迹(逐渐削弱至此)，只圩日有个把子私人卖盐的，但土产如豆腐等，私人卖的还有。
三、粮食合作社
原名粮食调剂局，一九三○年开始创设，由群众募集股金。此种募集不是普遍募集，而是向生活较好的人家募集，每股大洋一元。每乡组织一个调剂局，全区八个局，共有股金一千八百一十元。
调剂办法:每年向群众买进谷米，比私人买的少收二升，如私人每元一斗七升，调剂局只收一斗五升。卖出时先卖给红军家属，后卖给困难群众。但群众是否困难，要经过乡代表会调查通过。卖出时，也不照当时市价，仅照买进价格略除耗失。例如买进每元一斗五升，卖出则为一斗四升五合，除去耗失五合。红军家属无钱的，群众特别困难的，可以借给，割禾后照数归还，不取利息。每年收谷出谷工作完了，由乡苏通知群众，举出代表，向调剂局负责人算账，并发公告。每年秋后收谷子量入谷仓，用乡苏长条标封。春夏出谷一次二次不定，由群众决定，群众需要了，即开仓出卖。大概每年三月莳田时与五月青黄不接时，均是出谷时节。
今年二月，改名粮食合作社，但组织如旧。自今年经济建设运动发起以来，各乡粮社都扩大了。例如上才溪粮社，原股二百一十五元，现增加二百零三元，共四百一十八元。下才溪，原股一百三十七元，现增加二百元，共三百三十七元。调剂局委员五人，主任一人常驻，支领伙食。
今年五月，上村、障云两乡(现划入通贤区)发生饥荒(两乡尽是竹山，每人仅分田一担，纸业又失败了)，全区各乡粮食调剂局合力救济。当时谷价每元八升，而调剂局借给此两乡的仍照去秋谷价每元一斗八升，秋后照数归还，全区共借给三十六担。另又募集杂粮(番薯干等)及钱去救济。结果无饿饭的。才溪区其余各乡，今年均未患荒，是调剂局调剂之力。
下才溪另有一个“贩米合作社”，股本一百三十元，每股五角。专为红军路过、行人来往、机关人员及被难群众买米而设。委员五人均不常驻，圩日有一人办事半天，平时托付消费合作社办理。除开支办米工人的工资、伙食外，不分红利。普通群众来此买米的极少，百人中仅一二人。米价照市。自从群众集股办了这个合作社，红军、难民等就不要向群众挨家办米了。
四、犁牛合作社
全区只上下才溪两乡组织了，各有三头牛。
两乡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家无牛，还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来。
五、日常生活
米: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年只有三个月吃米饭，其余九个月均是吃杂粮，青黄不接时要吃“羊蹄子”[4]，更有吃糠的。现在，有了六个月的米饭吃，配合六个月的杂粮，一年就够了。本地产米本来很少，故还需一半依靠杂粮，现在杂粮的生产也比前多了。以每餐说，暴动前不能吃饱，现在能吃饱了。并且自己吃外，还可卖给红军，完土地税，买公债票与兑换油盐。总之，吃饭改善了百分之一百(三个月米饭与六个月米饭之比)。
肉: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人每年吃肉约一元(大洋)，现在为二元，增加百分之一百。暴动前百家只有六十家养猪，现在百家有九十五家养猪。
衣: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今年情形又改变，因为封锁，布贵，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恢复到暴动前。暴动前一套单衣服值十八毛(十五毛布，三毛工)，去年每套二十一毛(十七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一元半，今年每套三十四毛(三十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二元四角。反革命使我们的衣服贵到如此程度!
盐:暴动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
油:暴动前平均每人每月吃油(从江西来的木油[5]，本地的猪油)六两，现在未减少也未加多。但因江西的木油来得少了，群众吃的多是猪油。
六、物价
谷——暴动前每担(一百斤)十元，一九二九年二元五角，一九三○年五元，一九三二年六元二角，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元，十月五元。
猪肉——暴动前有骨每元两斤半，现在无骨每元亦两斤半。
鱼——暴动后因封锁，九江(从武平县转)没有鱼苗来，塘是空的，无市。
鸡——前后价同，每斤八毛。
鸭——前后略同，每斤四毛。
鸡蛋——前后略同，每毛买三个。
鸭蛋——前后略同，每毛买三个。
猪油——与猪肉价同。
石灰——田里不用，用了做纸，前后略同，每元买一担(八十斤)。
豆子——暴动前每担(八斗)十元，一九三二年二十元，今年八元。
烟——暴动前每毛买二两，现在每毛一两六钱。
茶叶——前后略同，每元买三斤半。
菜油——暴动前每元三斤半，今春两斤半，今冬一斤十三两。
纸——暴动前每球(四十斤)草纸四元五角，一九三一年六元，一九三二年五元，一九三三年一元五角，因此无人造纸了。
木——不能出口，无市。纸、木是本地最大出口，今均失败。可恶的国民党的封锁!
木油——暴动前木油每元买三斤半，现在无甚货来，只得吃猪油了。
铁——比暴动前贵一倍。
布——棉布暴动前一元买一匹(二丈三尺)，一九三二年一元又四毛买一匹，今年二元又两毛买一匹。
盐——暴动前每元十斤，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春仍是十斤，此年夏贵至七斤。一九三三年每元买一斤，十一月每元仅买十四两。极大的问题是要打破封锁。
洋油——暴动前百分之五十人家点洋油，每元买七斤十四两，一九三三年每元仅买一斤五两，因此除机关办公外，无人点它了，均点“松光”[6]。
柴火——暴动前每斤两个铜片，去年三个铜片，今年五个铜片到九个铜片。
毛洋——前后同，每毛十六个铜片。
现洋——杂洋十三毛半；光洋十四毛，苏纸[7]同。现只有苏纸，现洋完全看不见了。又是国民党捣乱!
七、经济公债
新划的才溪区，八个乡，二千一百八十八家，八千七百八十二人，共承销公债一万三千六百元，现尚余约一千元没有销完。
上才溪五百二十三家，二千三百一十八人，销四千元。
下才溪五百零三家，二千六百一十人，销四千一百四十六元。
方法:
(一)党团员大会动员。
(二)各团体各自开会动员。
(三)乡苏代表会议动员。
(四)村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一次，专门宣传，不销。
(五)乡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一次，销债，两乡各销了一千五百多元，未完。
(六)乡代表、推销委员会(每村三人)、宣传队(乡组织的，每村五人)，挨户宣传。
(七)选民大会上，上才溪销六百多元，下才溪销一千六百多元。至此，上才溪销了二于多元，尚余一千多元，下才溪销了三千多元，尚余约九百元。
(八)嗣后由代表、推销委员、宣传队按户鼓动，概销完了，承认了数目。但公债还没有完全领到。
完全自动买，没有强迫。没有一次会不讲经济建设。因为县贸易局建立，有了盐布买，群众更加认识经济公债的重要了。
我们重复地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才溪乡在青年壮年男子成群地出去当红军、做工作之后，生产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荒田开尽，进到开山，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
劳动合作社(别地称劳动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这种经济战线上的成绩，兴奋了整个群众，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在两乡全人口四千九百二十八人中，男子出去当红军、做工作的一千零一十八人(上才溪四百八十五，下才溪五百三十三)，女子出去做工作的有二十九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我们郑重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文化教育
上才溪:
日学。四个，共一校长，各一教员。教员伙食，群众募集款子，每人一角三分计算。学生共一百四十一人，多是六岁至十岁的。十一至十四岁的多进区苏义务教育性的劳动学校(由儿童工作干部训练所改)。全乡一至十五岁儿童六百多人，内六岁至十五岁的三百二十三人，此数内入日校的一百四十一人，入区苏劳动学校的三十七人，尚有一百四十五人失学。
夜学。四个，无校长，教员由日学教员兼。学生共一百二十多人，多是女子。每月每校办公费五角，群众募集的。
识字班。二十四组，每组十人，共二百四十人，每五天由夜学教员发五个新字去认。每组一个组长，男女均有。因老，因工作，因小孩牵累，不能入夜学的，便入识字班。
读报团。设于俱乐部内，有一主任，逢圩日(五日一圩)读《斗争》、《红中》及“通知”、“阶级分析”[8]等。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
识字牌。六块，设置于通路处。
俱乐部。一个，任俱乐部工作的五十多人，内新剧团占三十多人。
墙报。四处，每村一处，在日校门外。文章，学生教员做得多，群众做的不过十分之一。
下才溪:
日学。五个，共一校长，各一教员。教员伙食办法同上才溪。学生共一百五十多人，入区校的六十多人，共二百一十多人。
夜学。八个，无校长，教员五个由日校教员兼，三个是另找来的。平均每校学生约三十，共二百四十人。办公费每月五角。
俱乐部。一个，工作人员五十多人。
识字班。二十六组，共二百六十人，识字办法同上才溪。
识字牌。五块。
墙报。五处。
读报团。一处，也是每五天逢圩日一次。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注释】
[1]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在正文前面毛泽东注有：
“才溪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卓兴华上才溪主席，任职半年。
阙绍光上才溪文书，任职半年。
王得清下才溪代表，任职半年。
下面的材料是从三个同志的口头报告收集的。”
[2]乡苏，参见本卷第244页注[5]。
[3]“礼拜六”，指当时革命根据地内实行的帮助红军家属、贫农、雇农耕种土地和帮助耕种红军公田的义务劳动，来源于苏联十月革命后开展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4]“羊蹄子”，山野里一种草的根茎，形状似羊蹄，可以用来充饥度荒。
[5]木油，参见本卷第244页注[9]。
[6]“松光”，即松明，点燃用来照明的油脂多的松木条。
[7]苏纸，这里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
[8]《斗争》，即《斗争》报，当时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中》，即《红色中华》，当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通知”，指当时上级机关发的关于各项工作的文件。“阶级分析”，指查田运动中印发的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问题的文件和材料。
29、乡苏怎样工作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
乡苏维埃(与市[1]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在国内战争环境内，战争动员工作十分紧张，群众生活需要更加改善，因此极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健全乡苏的组织与领导，使它能够完全适合发展革命战争与改善群众生活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事。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现在我们的苏区，已经有许多乡苏工作能够适合这样的原则，创造出许多好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了。但还有许多乡苏的工作违反这样的原则或者没有完全适合这样的原则。因此根据这种原则明白具体地规定乡苏怎样工作，使每个乡苏工作人员有一个一般的标准去进行他们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了。
乡苏究竟应该怎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呢?应该依照下面的规定。
(一)乡苏主席团的工作
(1)主席团人数大乡七人，小乡五人，他们是代表会议选举出来的，应该选举出最积极最有工作能力的分子。
(2)主席团是代表会议闭会后的全乡最高政权机关，它应该坚决执行代表会议和上级苏维埃的决议与指示，它应该积极领导全乡的工作。
(3)主席团要懂得抓紧每一时期内的中心工作，把这些工作提到代表会议上去讨论，而不应该只忙一些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掉了。
(4)主席团会议要开得好，常驻人员的工作要很紧张很切实地做，松懈懒惰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强迫命令主义要完全废掉。
(5)主席团要明白各村的情形，要了解各村的特点，要注意各村群众中间的困难问题，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形与特点去推动各村的工作，解决各村群众的困难问题。
(6)要使各村的工作很快进步，就要注意推动各村正副主任注意各村的代表会议、群众大会与各个代表领导之下的小单位群众会，都能够按时开，开得好。
(7)主席团要注意团结全体代表、各种委员会、各个群众团体于自己的周围，推动代表、委员会与群众团体去动员全乡群众执行各种工作。而不应该离开代表、委员会与群众团体，只是少数人忙着干。
(8)主席团要极力注意代表会议时的领导，每次代表会议事先都要有好的准备。
(9)主席团会议应该五天有一次，即在前后两次代表会议的中间主席团要开两次会。村主任可以要他来参加会议。
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头一次，主要是讨论督促各村的主任副主任及代表同志们怎样执行上一次及以前代表会议的决定，最好在上一次代表会议之后两三天内开。第二次，主要收集近几天各个村里的工作经验，准备下一次代表会议的议题，最好在下一次代表会之前两三天内开。
主席团会议还要解决一些比较小的问题，不要把这些小问题都提到代表会议去。还要解决那些有时间性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不要把这些紧急问题拖延到下次代表会议才讨论。
主席团会议最好在吃晚饭后，开会时间不要多过两点钟。
(10)主席团要有一种分工，要给不常驻的那几个主席团同志一些工作做，比如要他们督促某些村里的某几项工作。
主席自然是主持全乡工作，主席团会议上当主席，出席上级召集的会议，处理日常事务。他应该抓住每一个时期中上级指示的几件中心工作(如扩大红军，查田运动，选举，修路，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发展合作社，春耕运动等)，应该注意那些经常的工作(如赤少队训练，赤色戒严，粮食，教育，卫生，优待红军家属等)，还应该注意本乡发生的特殊问题(如饥荒，瘟疫，水灾，反革命活动等)。他应该把这些工作或问题时常地想一想，看这些工作在各个村里怎么样做的，哪一村的工作比较落后要加紧对哪个村里的突击和帮助。他应该与副主席、文书分工，出席各村的会议，收集各村每一件工作上好的经验和坏的现象，提到主席团会议上或代表会议上作报告，供给会议讨论的材料(当着讨论那个问题的时候)。主席还应与别人分工，担任出席几个委员会及群众团体的会议，出席各村的群众大会。
副主席要与主席、文书分工出席各村的会议，对于自己担任一个村或两个村的工作，要能够切实督促，收集材料，回来作报告。对全乡工作，也要求得明白，以便主席不在时代理主席处理工作。副主席常驻的要帮助主席处理日常事务，并且经常担任出席几个委员会及群众团体的会议。
文书的工作是办理人口册、土地册、婚姻生死登记、各种调查表，写对区苏的报告，派交通，下通知于各村，经手打路条，帮助红军家属写信，主席副主席不识字的读上级的文件给他们听，在主席团及代表会议上读文件中的重要地方，会议时写记录，主席副主席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告诉主席副主席。文书也应该担任出席几个委员会及群众团体的会议。文书如果是代表，应该参加主席团。
(11)主席团应该注意于代表的考察与教育。如果代表中有些是积极工作的，又有些是消极怠工的，那便要将积极分子的模范工作表扬出来，给那些消极分子看样。对于消极分子要有批评，有些要在代表会议上提出他们的名字来引起大家向他们斗争，这样来教育全体代表，使消极分子积极起来。有些是初次当选为代表不知道工作怎么样做的，那便要好生告诉他工作的做法。那些经过了几次的批评斗争教育还不改变不进步的，如像经过一两个月全不能完成交代的工作，或者简直连会也不到，接连五六次故意不到代表会议，那就应该提到代表会议通过开除他出去，把候补代表补上来。如果对于这种坏得很的代表还不开除不补充，那是不对的。调动了工作的代表，也要即刻补充。
还要考察有无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混当代表来破坏我们的苏维埃，如果有，应该即刻开除他。如果是反革命，更要即刻捉起来惩办。
(12)乡苏的交通与哨口检查员可在下列三个办法中选择一个:或者找人经常担任，吃自己的饭，但免除他们的各种勤务，并派人帮助他家耕田。或者是从少先队中轮流派出，先日下午通知他们，次日来做工作，饭回家里吃，但不派人帮他耕田。或者是由居民出钱米供给伙食，经常住在乡苏。这三个办法由各地自己决定，但以第一个办法为最好。交通与哨口检查员都须选用青年同志，哨口检查员更要精干分子，并要认得字。他们的工作须加以训练。
(二)代表会议的工作
(1)乡代表会议是全乡最高政权机关，经过代表会议的讨论，实行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政策，完成苏维埃的各种任务，所以对于代表会议的领导是十分要紧的。
(2)代表会议通常是十天开一次。农忙时候应在晚上开。开会时间通常以两点钟为好，最多不要超过三点钟。
每次会只分报告与讨论两项，主席与区苏参加人各报告十分钟，多的话到讨论时再讲。在讨论每个曾经在本乡进行过的工作问题时，各村主任可以每人报告几分钟，多的话也在讨论时再讲。其余都是讨论的时间。但在专门检查工作的会议上，各村主任报告的时间要多些。报告的内容要有切实的材料与意见，只讲空话的报告要取消。
(3)每次代表会议只应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此外，可以有一个两个次要的问题。讨论主要问题的时间要多些，讨论次要问题的时间要少些。倘若每次提出好几个大问题来讨论，就会使会议得不到结果。
(4)讨论的问题要实际化。比如讨论春耕问题，要分出“发展劳动互助社”，“发展犁牛合作社”，“耕田队怎样优待红军家属”，“增加肥料”，“多犁多耙”，“开荒田荒山”，“修理陂圳池塘水车”，“种棉”，“多种黏谷少种糯谷”，“多种杂粮蔬菜”等项。要按照各村的实际情形来讨论。每项要规定切实办法，比如“发展劳动互助社”一项，要估计全乡现时还可以发展多少人，定出一个总数，然后按各村的实际情形定出每村要发展多少，再交代各村主任副主任回去按照各代表管辖居民的情形去作更实际的分配，并要规定完成的时间。讨论时要一项一项讨论，第一项得了结果，再讨论第二项。讨论的结果成为决议，写在记录簿上，下次好考查，主席团好督促。讨论不完的下次再讨论。第二次讨论春耕，要按照上次的决议逐项加以检查。检查某一项时应由各村主任报告实行情形，完成与未完成的原因，主要是找出经验教训来供给代表和群众的学习。检查之后再讨论春耕中新发生的问题。在检查时对于没有完成任务的代表与村主任，要按情形给以适当的批评，唤起他们的注意。以上举一个例子，讨论其他问题，都仿这个办法。
许多乡代表会议讨论问题不切实，不分出大问题中的小项目。或者把许多项拢总讨论一顿，不是一项完了再来二项，使人带不到一个明白的结论回去。讨论时不按照各村的实际情形与特点，又不规定各村应该完成的数目(指那些应该规定数目的问题说)，又不规定完成的日子，又不责成村主任回去再行分配与督促各个代表去完成他们一定的任务。或者对于按照某村特点规定的任务(如规定某村要开几眼塘，而别村则不须开)，又不特别提出来问某村的代表们一声“你们觉得这样规定好不好”，使他们切实负责，而只是一般的通过。有些乡苏则只有讨论决定，不在以后相隔不久的会议上提出来检查，即检查也不能指出各村各屋的特点，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又不对于怠工的代表与村主任加以批评。那末这样的讨论与检查有什么用处呢?这种讨论检查是空洞的，官僚主义的，白费去时间，不能完成苏维埃的任务。对于消极怠工的人采取和平主义，代表会议就缺乏生气，不能激发落后村子、屋子(小村子)的代表们，领导群众努力工作，赶上先进的村子、屋子。这些都是不对的。
(5)要使代表会议开得好，一定要主席团准备得好，所以前头说的主席团要在代表会议之前开一次会，好好准备下次会议的报告与议题，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准备工作，特别是主席要负责任，副主席、文书要帮助主席。
(6)代表会议开会时会场上的主席，许多地方是临时推举，有些地方还规定不要推举主席团里头的人，这是不好的。会场主席一定要是常驻的工作人员，最好就是乡苏主席充当，因为只有他们才熟悉全乡的情形，明白前后的经过。
(7)代表会议开会每次都要点名，没有到会的在他的名字上打个记号。主席团要有一张代表名单，分村分屋写出各个代表的姓名、性别、年龄与成分。
(三)村的组织与工作
(1)乡的工作重心在村，所以村的组织与领导，乡苏主席团应该极力注意。
(2)一切没有分村的乡，都要实行划分，有些乡可只分两村，有些乡可分三村，有些大乡则可分为四村五村，按照实际情形划定。但一般以划得小为好，村划大了不便领导工作。
(3)村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由乡代表会议在代表中推举出来，要推举各村代表们中间最积极最有工作能力的人充当。在有几个屋子的村，主任副主任不要选在同一个屋子里头。
村主任担负督促全村工作之责，副主任帮助主任督促全村工作。
(注)村主任副主任如果是家中缺乏劳动力的，当农忙时候，可由乡苏规定发动群众酌量帮助他们一些工，以补充他们因努力苏维埃工作而费去的(比较别的代表要多些的)工作时间。如果得到群众同意，可以完全优待一个村主任，使他能把全部时间用在苏维埃工作上，为全村群众谋利益。
(4)村主任通常每十天召集全村代表开会一次(比如某村有代表十五人，即召集此十五人开会)，工作忙时可以五天开一次，检查各代表的工作，按照各屋子各人家的特点，讨论怎样完成乡代表会议交给本村的任务，解决本村居民中间互相救济问题及小的争执问题，准备开村群众大会时的报告，推动村的委员会工作。
(5)这种村代表会议的日子，由乡苏主席团排定，最好在前后两次代表会议中间而比较接近后一次代表会议的日子开会。比如某乡有三村，乡代表会议是逢五开会，便可将第一村排在逢一，第二村排在逢二，第三村排在逢三开会，以便乡苏常驻人员特别是主席到各村去参加会议。如果是五天开一次，便可一次排在上次乡代表会议之后几天，一次排在下次乡代表会议之前几天。这种会议主要是检查与督促工作，并将检查的结果由村主任到下次乡代表会议上做报告。
(6)实行每个代表分工领导居民群众的制度。比如某村有代表十五人，有居民五百人，即将此五百人按家屋接近划分为十五个单位，分配每个代表管一个单位的群众，但不应该平均分配，而应该按照家屋的位置，代表能力的强弱，适当的分配人数，多的可以管至五十人六十人，少的可以只管三十人四十人。
这个代表分工的办法，是使全体代表都负起责任来，每个代表要在一定范围内去领导居民群众执行苏维埃工作(例如督促所管的几十个人努力春耕，宣传几十个人中间的积极分子当红军，宣传各人加入合作社，督促儿童进日学，督促大人进夜学，督促各家扫屋通沟讲究卫生，带领几十个人去开群众大会，监视地主富农的活动等等)，很快吸收群众的意见提到村代表会议及乡代表会议上来，很快去解决群众中间的困难问题，真正有莫大的利益。但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实行这个代表分工制度，一定要立即实行起来。
(注)村主任手里要有一本簿子，上面登记本村人口数，土地数，赤少队数，粮食数(共有几多，几家有余，几家不足)，以及其他必要事项。每个代表也要有一张开列所管几十个人的名单。
(7)每个代表要召集所管的几十个人开会，检查各家执行苏维埃工作的情形，讨论现在要做的工作，报告竞赛条约，报告乡苏的决议，征集群众的意见向村乡代表会议做报告。这种会议用谈话的方式，代表就是会议的主席。时间有一个钟头就够了。要在大家得闲的时候开。
这种会议应该规定每十天开一次，全村各代表所管的单位，可以在同一天内开。如果某个代表因为有事而未开会的，责成他另日补开。由乡苏主席召集各村主任排定日子，使他不同乡的村的其他会议时间相冲突。在这种会议上，要引导群众发展相互间的批评，例如某家收留逃兵不归队，某家春耕不努力，某家帮助红军家属耕田不上紧，某家孤老应该帮助而大家不注意，某家不督促子女读书，某家不讲卫生等等。经过这种会议能够使苏维埃的决定很快传达到群众中去，使苏维埃工作争取更快的速度，使群众生活迅速改良，使群众斗争情绪很快提高。
每个代表在这种会议以外，还要拿出一些时间到所管的个人家去访问，看他们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看他们实行了苏维埃的决定没有，首先是到红军家属与最贫苦人民家中去访问，地主富农家里也要去看一看，看他们有什么不对的行为没有。
各代表的小单位会议与按家访问，村主任负了督促之责，各代表工作的好坏，可以在这些上头考察出来。
(8)村的群众大会，是极能够教育群众、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应该把它看作一种重要的动员与教育群众的方法。许多地方不注意开这种群众大会，那是不对的。
在这种村的群众大会上报告乡苏的决议，报告本村与别村、本屋与别屋的革命竞赛项目，解释上级苏维埃提出来的革命任务，使群众在完全明白之后努力迅速地执行起来。
这种群众大会，应该每半个月开一次，由乡苏主席团排定各村开会日期，通知村主任，不要与别的会议相冲突。各村群众大会日期不要同在一天内开，以便乡苏派人去参加。
这种群众大会，在人口集中只有一个屋子的村，自然全村作一个单位开，村主任即是会场的主席。但在目前苏区多数村是有两个以上屋子的，这些村里就应该分成两个单位开，使男女老幼大多数都能到会，村主任与副主任各在一个会场作主席。对于这种群众大会，事前应该好生准备。怎样推动各代表邀集大多数群众到会，会场上报告些什么，怎样引导群众发表意见，都要在村的代表会议上预先商量好。开会时间不要超过两点钟。要在多数群众得闲的时候开。
至于全乡群众大会，没有重要问题，不是纪念节日，不应随便召集。主要要利用村的群众大会与每个代表的小单位群众会去进行动员与教育工作。
(四)乡与村的委员会
(1)乡苏之下，应该组织各种辅助乡苏管理各种专门工作的委员会。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为委员，每个乡代表都要加入一个或者两个委员会，在里面起领导作用。要把委员会制度看作联系广大群众推进苏维埃工作的一种重要方法，没有组织委员会的要很快组织起来。
(2)有些委员会是经常组织的，如像扩大红军、优待红军、慰劳红军、赤色戒严、防空防毒、农业生产(春耕、夏耕、秋收秋耕、冬耕)、生产教育、山林、水利、调查登记、教育、卫生、桥路、粮食、国有财产(有国有财产的乡)、工农检察这些委员会，它们都有经常的工作。
有些委员会是临时组织的，如像查田、没收征发、土地税、公债、开荒、选举这些委员会是临时性质，工作做完了委员会就不要了，等到下次再做这些工作时再去临时组织起来。查田与没收征发委员会在土地问题彻底解决后也就不要了。
(3)有些委员会只有乡的就够了，但有些委员会村还应该有组织。如像扩大红军、优待红军、生产教育、春耕、山林、水利、教育、卫生这些委员会，村里有了组织，工作才更容易普遍深入。
(4)委员会人数，按它们的性质，少的五个人，多的七个或者九个人，不要太多了。凡是乡、村都有的(春耕委员会等)，乡的村的各有五个委员就够了。村委员会的主任，即可以作乡委员会的委员。
(5)委员会的主任及委员，乡一级的，由主席团准备名单提在乡代表会议通过。村一级的由村主任准备名单提在村代表会议通过。
(6)各委员会都要找得一个最积极的同志当主任。主席团要教育各主任怎样去做工作，要督促各主任按时召集他们自己的会议，要检查各主任的工作。主任怠工的要撤销他，换过一个新主任。
(7)主任对于自己委员会的开会，事先要有准备，才使每次会议都能得到结果。会后要分配每个委员一份工作，告诉他们如何做法，下次会议要他们做工作报告。怠工的委员要撤销他，换过新的。
(8)委员会通常六个月改选一次，改选时留下积极分子，去掉消极怠工分子。
(9)乡苏主席团要分工参加乡一级的各个委员会的会议。这种分工最好在一个时期内固定起来，每个人分管几个委员会。例如主席管军事、财政方面(扩大红军，慰劳红军，赤色戒严，防空防毒，土地税，公债，没收征发，国有财产等)，副主席管生产、经济方面(优待红军，春耕，山林，水利，粮食，桥路，生产教育等)，文书可管其他方面(教育，卫生，工农检察，调查登记等)。在主席团会议上商量分定，各有专责，收集材料，好到主席团及代表会议上做报告。
村的委员会开会，乡委员会主任各要出席自己的下级那个委员会(例如乡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出席村教育委员会的会议)，村的代表主任与副主任也要分工参加。
(10)乡的村的各个委员开会日期，由乡苏主席团按照各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缓急去规定，例如春天，春耕委员会开会要多些，但到冬天，冬耕委员会开会就可以比较少一些。每次开会时间不要多过两点半钟。
(五)乡苏与群众团体的联系
(1)乡的各种群众团体(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反帝拥苏同盟，互济会，儿童团，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消费、生产、粮食、信用各合作社，托儿所，消灭文盲协会，识字运动委员会，俱乐部等)，要加紧对于他们的注意与帮助，依靠他们的努力去动员广大群众完成各种革命工作。
那些没有上级组织的团体，如像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托儿所等，乡苏更负了完全领导的责任。要按期检查他们的工作，如果发生了不好情形，要赶快讨论改正，不论什么群众团体，如果他们发生了困难问题，乡苏要帮助他们解决。
(2)当着主席团及代表会议讨论同某个群众团体有关系的工作时，应该邀那个团体的负责人来参加。各团体开会时，乡苏也应派人去参加。村代表会议与村群众团体的关系也是这样。乡苏主席团应同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商量，排定他们的会期，使不同乡的村的其他会议时间相冲突。
(3)乡苏应该注意对于赤卫军少先队的领导，要使全体男女青年成年都加入赤卫军少先队，要使他们的村操乡操都有大多数人到操，使他们的训练天天进步。他们的干部会议要派人去参加。
(六)革命竞赛与突击队
(1)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质量与速度，使工作做得好又做得快，革命竞赛的方法与突击队的组织，应该在各乡各村实行起来。
(2)每一项革命工作的竞赛，不管是上级指示的或本乡发起的，都要经过乡代表会议的讨论，村群众大会上与各代表小单位群众会上的报告。同某个群众团体有关系的还要提到那个团体的会议去报告，得到每个代表每个民众的明白与承认，只有在大家完全明白了承认了之后，才能使大家负起责任来，才能激发大家的革命热情努力去做，才能使工作做得好又做得快，按期或更提早完成竞赛的要求。在这个上面，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的方法。
(3)每一件工作的竞赛，不只是讨论了报告了就可以完事，还要紧紧跟着去检查。每个代表检查各家，村主任副主任检查各代表，乡苏主席团及代表会议检查各个村主任与副主任。没有这种检查，有些人家，有些代表，有些村屋，就会马虎过去，到期不能完成要求，或者数目上有了而工作内容不好。检查制度是争取苏维埃工作质量速度极其要紧的办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
(4)每一工作的竞赛，到了期满，一定要在村的乡的代表会议上做出结论，分出优劣，对优胜者给以奖励，劣败者给以批评。
(5)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质量、速度，可以每村组织一个五个人至七个人的突击队，在代表中群众中，依照自愿的原则，挑选最积极会做工作的同志充当，每村一个队长，队员不要选在同一个屋子里头。
突击队工作的方法分两种:一种是在村内，各个屋子的队员互相到别个屋子去突击(甲屋的到乙屋，乙屋的到甲屋)，但主要是使先进屋子的队员到落后屋子去突击。一种是在乡内，各村的突击队互相到别个村里去突击(甲村的到乙村，乙村的到甲村)，但主要是先进村里的突击队到落后村里去突击。去突击不是去骂人，而是去帮助那里的工作，把好方法告诉那里的同志们，使那里的工作很快进步，使那里学到先进村子屋子里头的工作方法。
在乡苏主席团之下设一个管理全乡突击队的队长，他有权调动各村的突击队。主席团要按时召集乡队长村队长开会，检查他们的工作，告诉他们的工作方法，队长再去召集队员开会训练队员。主席团还应该每半月或每月召集全体突击队员开一次大会训练他们。
(七)区苏对乡的领导
区苏要按照前面所说各项切实指导乡苏完全实行起来，要把前说各项好生解释给乡苏同志们听，使他们完全明白，要随时检查各乡苏是不是都照着前说各项实行了，特别对工作落后的乡苏要给与多次的解释和帮助。上级政府检查区苏的工作，就看区苏是不是切实指导所属各乡都实行了前说各项办法，争取了各种苏维埃工作的最快速度与最好成绩。
(注)本文件一般适用于市、区苏维埃。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出版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单行本刊印。
【注释】
[1]本篇中的“市”，指市镇。
3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
继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出卖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在出卖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以维持他自己对于全中国人民残暴的法西斯的统治。
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现在形势更加紧迫了。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的十大纲领。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
(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拥护我们这一主张，并立刻互派代表协商具体进行办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协力实现这一主张，则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七十六期刊印。
31、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一、直罗战役
(一)此次敌人进攻的严重性:
劳山、榆林桥两次胜利[2]后，敌主力由西边进，企图构成葫芦河东西封锁线，然后北援甘泉、延安，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如果没有直罗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
(二)我们胜利的原因:
1.两个军团[3]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
2.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
3.战斗准备的充足；
4.群众与我们一致。
这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的胜利与敌人的失败。没有第一个条件，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不能使董英斌[4]五个师(西边四师、东边一师)在其先头百○九师消灭后，主力即溃退，我军又于追击中消灭百○六师一个团，使百○八、百十一两师不得不退到甘肃境内，东边侵入羊泉之百十七师，也不得不退回富县城。没有第二个条件，就不能取得这次胜利，而让敌人占去了葫芦河与直罗镇。没有第三个条件，则部队没有休息训练，士气与战斗力不能提到这样高；张村驿、东村等五六个民团土围子不消灭驱逐，便不能荫蔽主力与便利战斗；没有团长以上的地形观察与地形图测绘，便不能布置得这样适当，打得这样漂亮。没有第四个条件，则荫蔽主力，搬运伤兵，供给粮食，都不能做得这样好。这四个条件是造成这次大胜利的原因。而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冬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地实现了。这次胜利的战斗告诉我们，对于以后作战亦必须争取这四个条件:(1)两个军团更加团结；(2)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3)要争取在战前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的充分准备；(4)努力地方工作，争取居民群众与我们一致。这四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三)这次胜利与下次胜利的关系:
这次胜利，最后地解决了第三次“围剿”，敌人非重新调兵重新部署，不能向我们进攻了。这就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围剿”的条件:时间与地区。时间与地区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利用已经取得的每一点钟时间与每一方里地区来进行我们处在两次“围剿”之间的一切基本工作。
(四)这次胜利的影响:
1.使刚刚会合的南中北三支红军[5]得到进一步的团结。到现在人人都相信这种会合与团结是很好的，是必要的，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
2.使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去猛烈扩大红军。这是目前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在胜利影响之下，当红军的也更多了，指导扩大红军的同志们也更起劲了。
3.巩固了苏区。苏区群众人人高兴，群众拥护红军帮助战争的积极性必定更加提高起来。“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真不错”，这种舆论是在沸腾着。
4.容许我们猛烈扩大苏区。洛川、中部[6]、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游击区与白区，都可以变成苏区，这些地方的群众在胜利影响之下，必会更加积极起来。
5.日本帝国主义正用炮火进攻华北，并吞全国，国民党正在南京开卖国大会[7]。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和全国的，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万恶的国民党卖国到底的，卖国的国民党请滚开，全国人民的救星——红军与苏维埃要同人民携手，用我们的枪炮与热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国民党，打倒卖国贼总头子蒋介石。全国人民，尤其是华北五省与海边各省的人民，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炮火威胁之下，正在国民党用刺刀用鞭子用欺骗宣传强迫去当亡国奴而没有援助的时候，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同胞们，不要怕，我们是援助你们的。”我们把捷报发出去，你道他们听了高兴不高兴?
6.配合了全国红军与游击战争的胜利。“你们看:我们在北方最后地粉碎了第三次‘围剿’呢!二万五千里远征的中央红军同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战场上会合了，并且活捉了牛师长[8]呢!你们勇敢地向前吧!”
7.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8.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灭亡中国，并且还想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和灭亡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假如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你们的话，我们是要打它的侧翼和后路的。我们是你们的弟兄，我们担任打一条火线!”
同志们，这次胜利的影响是大得很的，我们要发挥这些影响出去，要向每个红色战士说明，要向前方、后方、苏区、白区一切工农群众与一切白军的兵士、官长解释清楚，使他们了解与同情我们。
二、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一)在世界:
——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走向大战(东方、西方)。
——无产阶级及民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大战(法国七月十四日的四十万人大示威，今年美国的空前大罢工，西班牙与希腊的民主革命，各国的革命形势)。
——殖民地的反帝运动(阿比西尼亚[9]的民族战争，中国的高涨的革命运动，英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
——苏联的强盛(生产赶上与超过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又一个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红军的新任务——“胜利是定了的，现在只是用小的牺牲去换得大的胜利的问题，红军要进行技术与战术的突击”。
——世界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是摆在我们面前了。
(二)在中国:
——日本的行动(独霸中国的严重局面)。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斗争(英美与日本)。
——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蒋系与反蒋系的酝酿与展开)。
——以陕甘红军为领袖的三个主力红军(我们，二、六军团，四方面军)。
—一恢复了及发展了的游击战争。
——新的反帝高潮(潜伏着与爆发着的)。
——中国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新的大革命的形势是摆在我们面前了。
(三)在西北:
1.在敌方
——张学良[10]三个主力军的击破(王以哲军、董英斌军、何柱国骑兵军)。
——于学忠、万福麟[11]两军的徘徊。
——刘多荃[12]的孤军。
——杨虎臣[13]的防御地位。
——阎锡山[14]是辅助作用。
——蒋介石在待机位置。
所以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了。
2.在我方
——红军不可侮的力量(莫以为队伍比过去小)。
—一游击战争的发展(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工农群众的积极性(表现着与蕴藏着的力量)。
——党的正确领导(中央)。
——白区群众的同情。
一—白军士兵与下级干部的同情。
一—少数民族的同情。
所以我们是有良好阵地地有广大群众基础地向前发展着。
(四)第四次“围剿”的问题
——我们的发展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大威胁。
——我们的发展对国民党的卖国政府是大威胁。
——我们的发展使张学良下不得台。
——我们的发展使杨虎臣、阎锡山、马鸿逵[15]寝食不安(特别是阎锡山，他同张学良是我们当前的两个主要敌人，第四次“围剿”中阎锡山必从山西向陕西打来)。
三、新的任务是什么呢?
(一)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
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16]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北方红军与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未有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把抗日战争掀起到最高的程度。这是我们的总任务。
(二)猛烈发展游击战争
——使游击战争向晋陕甘绥宁五个省内广泛地有力地发展去。
——四个月内游击部队扩大一倍。
——使游击战争的发展增加计划性。
(三)一方面军的任务是:
1.继续消灭困守苏区境内的敌人，并调动可能来援之敌而消灭之，以求得人员武器的补充与苏区的巩固。
2.猛烈扩大自己，争取四个月扩大一倍(各兵团从居民中扩大，中央局军委会从后方扩大，俘虏兵中大量争取)。我重复地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
3.切实训练自己，提高方面军的战斗力到很高的程度。一方面着重射击教育与战术教育，一方面着重基本的政治教育与识字教育。我们的射击和射击指挥还有严重的缺点，我们的战斗指挥还非常之不精熟，一定要求得一个彻底的转变。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应该努力提高一步，指挥员要做到能写能看，战斗员要做到认得三百字，要懂得许多革命问题的普通道理。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红军在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
4.猛烈扩大苏区，造成有利的战斗环境。这有地方党政力量与我们配合去做。红军指挥员战斗员要尊重地方党政领导机关，拿命令的甚至骂人的态度去对付地方同志是完全不对的。
5.猛烈破坏敌军，把破坏工作变成红军与居民的群众运动。改变对待俘虏官的政策，一经缴了枪，不但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捆绑(除必要时)，不剥衣，不打骂，经过保卫局政治部大批地放出去，影响白军官长同我们联合抗日。至于俘虏士兵则要十分优待，不论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弟兄看待，严禁报复行动。所以，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今后时期内一方面军的五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这里提出消灭敌人的任务，不会妨碍也不应使它妨碍其余工作(尤其是扩大红军)的完成，即不去追求不可必得的战斗，不跑到很远的白区去求战斗。提出的这些任务与工作，虽然是红军经常的任务与工作，但处在两次“围剿”之间的目前时期内，是有它的特殊的内容与意义的。
四、我们拿了这些去粉碎敌人的新进攻，我们拿了这些去取得对于全国红军游击战争与抗日反蒋战争的领导，我们拿了这些去具体地准备着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直接作战——我们领导着用武装制止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并吞全国与进攻苏联。我们的神圣的责任，要求我们的同志们拿出异乎寻常的努力去进行自己的工作，只要我们这样做，伟大的胜利是我们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油印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陕西富县东村召开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直罗镇战役总结和目前形势与任务报告的提纲。直罗镇战役，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富县直罗镇及周围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2]指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第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县劳山歼灭国民党军第一一○师大部和在榆林桥歼灭第一○七师四个营这两次战斗的胜利。
[3]两个军团，指当时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红军第十五军团。
[4]董英斌（一八九四——一九五○），辽宁沈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5]指从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和在原地坚持斗争的陕甘红军。
[6]中部，旧县名，今陕西黄陵县。
[7]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8]牛师长，指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九师师长牛元峰，在直罗镇战役中毙命。
[9]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
[10]张学良，一九○一年生，辽宁海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副总司令。
[11]于学忠（一八九○——一九六四），山东蓬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二路军总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万福麟（一八八○——一九五一），吉林农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军长。
[12]刘多荃（一八九八——一九八五），辽宁凤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五师师长。
[13]杨虎臣，即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4]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15]马鸿逵（一八九二——一九七○），甘肃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防守区司令。
[16]绥，指绥远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32、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给张闻天的信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洛甫:
二十号及二十五号信均到。
甲、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2]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
乙、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宣言[3]请立发。
丙、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4]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
丁、这里已经实行对俘虏官一律不杀、优待释放的政策。我给董英斌的信[5]已普遍发表，现正进行广泛瓦解白军的工作。
戊、我或于数日后回后方一行。
泽东
一号二十四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又名洛甫，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内负总责。
[2]绥远，见本卷第371页注[16]。
[3]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见本卷第360－362页。
[4]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5]指毛泽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给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的信。信中申明：（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3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之积极侵略，中国沦亡之危迫，全国工农及爱国志士均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斗争，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蒋介石辈；又因蒋介石等的卖国贼统治，陷中国经济于万劫不复之域——特别是农村经济，全国农民均群起反抗与暴动，富农已改变其仇视苏维埃革命而开始同情于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斗争，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为扩大全国抗日讨蒋之革命战线，特决定改变对于富农之政策。
(甲)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之高度佃租出租于佃农者，应以地主论而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均一概不在没收之列。
(乙)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之高利贷出借以剥夺农民者外，均不应没收。
(丙)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征发及特殊税捐。
(丁)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
(戊)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乡、区)，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
(己)富农在违反苏维埃法令时应依法惩治之，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应按暂行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之。
(庚)富农仍无权参加红军及一切武装部队(包括赤卫军在内)，并无选举权。
(辛)以前颁布之土地法及一切其他法令，凡与本命令有抵触者悉废除之。
(壬)本命令自公布日起实行之(在未联系一片之区域，文到之日实行之)，在本命令实行前依以前法令施行者仍属有效，不得翻案。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根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红色中华》刊印。
34、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甲战略方针
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之下，在中国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状之下，党的军事策略即战略方针应有如下各项:
(一)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这即是“抗日联军”，“红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队”，“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全国同胞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打倒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汉奸卖国贼”，“打倒帮助日本灭中国的卖国头子——蒋介石”，“打倒侵入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卖国贼”，“反对汉奸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巩固抗日后方”，“扩大抗日根据地”，“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做抗日军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做抗日军的经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到最后一滴血”，“民族革命战争万岁”等等的口号及行动。
(二)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2]，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3]方面)。
(三)猛烈扩大红军，一九三六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有二十万人，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
(四)为坚决而有力地执行(一)(二)(三)项所述之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
(五)第一方面军以外之红军(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对于南京卖国贼军队之削弱与牵制，有极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行动应适当地指导之。
(六)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指导原则应如下:
1.一切游击队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出现(日本占领区、自治区及其附近省份称中华抗日义勇军。其他地区——华中、华南，称中华抗日游击队，在这些地方——华中、华南游击队壮大起来时，称中华抗日人民革命军)。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与策略之下执行。
2.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河北，山西，热[4]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甘)。在大江南北原有苏区变为游击区域的地方，使之从恢复形势迅速地提高到发展形势。
3.地方党对于游击战争，在白区是唯一的指导者，在苏区是主要指导者。
4.大量地吸引卷入反日浪潮中的白军士兵与青年学生到游击战争中去。
5.游击队应有根据地，但反对保守主义(这容易给游击队以损害)。
6.游击队同当地革命民众密切地结合起来。
7.提高游击战术。
8.使游击队变为正规的革命军。
9.游击队是苏区的创造者。
10.使游击战争增加计划性。
(七)使白军士兵革命运动在民族战争旗帜之下，同抗日红军抗日游击队结合起来，注意如下的指导原则:
1.没有士兵的援助(中国的，还有日本的)，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2.士兵的援助是可能的(亡国奴境遇，饥寒交迫，不得休息)。
3.把运动放到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去，从关门主义解放出来，公开运动同秘密工作相结合。
(八)把蒙回两族(首先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
(九)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
(十)把苏联红军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首先是技术条件的结合。
乙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
(一)战略防御时:
1.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
2.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一般的)。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宁都会议[5]及其后)，而是内线作战的正确原则。
(二)战略进攻时:
1.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当由战略防御中的反攻转到战略的进攻时，以及在整个战略进攻的过程中，均应为扩大战略上的战果而奋斗)，为夺取先机而奋斗。
2.反对冒险主义:
(1)适可而止，保证已得的胜利(已得胜利是可能丧失的)。
(2)把阵地转到新的方向去，使处在两个大战斗间的红军得着暂时的休息，使苏区得着扩大，并把扩大苏区的任务同创造战场迎接新的战斗的任务联系起来。把两个以上的苏区打成一片和消灭苏区中间及其附近的白色据点(打土围子)，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党报[6])，而是执行了正确的方针。
(3)发展形势中的推进政策，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即是所谓“巩固地发展苏区”，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反对冒进政策(敌我对比许可时是例外)。
(4)打城市及敌人巩固了的阵地是有条件的，过去反“上山主义”反“东北路线”[7]是错了的(一九三二年)。
(三)一般原则(不论防御时或进攻时):
1.反对只“打”不“走”的拚命主义，又要打，又要走，自然走是为了打的。战争方式的游击性，即没有固定战线，这是由于技术条件落后而决定的中国红军作战的特点，也正是过去军事指导的长处。在这里反“游击主义”是错了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企图建立固定战线是失败了。拿这一战线的暂时失利(地方被占)换得别一战线的胜利，这一战线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地方是可以恢复的)。
2.争取这种可能，迅速改变红军的技术条件，使没有固定战线的状态改变为一般有固定战线的状态，运动战还是运动战，但大大减少了游击性。没有这个现代的条件，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能的，对于改变技术条件的消极是不对的。
3.运动战是基本原则，反对“不让寸土”的保守主义的阵地战，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
4.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
5.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拚消耗”。
6.要有充分的休息训练，反对无益的急，学习必要的慢。
7.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
8.依情况决定指挥方法，统一决心下的分割指挥是容许的、需要的。
9.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10.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决议的前两部分。
[2]这里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控制的地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河北省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二十二个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
[3]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察，指察哈尔省，当时的辖区是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4]热，指热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辽宁和内蒙古自治区。
[5]宁都会议，指中共苏区中央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为贯彻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错误地批评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和他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认为红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会议要求红军在国民党军合围之前主动出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后，毛泽东被调做政府工作，接着又被撤销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6]党报，这里指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该报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上发表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
[7]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毛泽东在赣县江口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打赣州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打赣州是错误的，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会议多数人的否定。这个主张被要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称为“上山主义”、“东北路线”。
35、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为布告事:照得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1]，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地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地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抗日民族战争万岁!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特此布告。
总司令 彭德怀
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根据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九十六期刊印。
注释[1]阎锡山，见本卷第371页注[14]。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山东乐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36、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自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1]氏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臣[2]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根据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红色中华》刊印。
【注释】
[1]阎锡山，见本卷第371页注[14]。
[2]张学良，见本卷第371页注[10]。杨虎臣，即杨虎城，见本卷第371页注[13]。
37、给阎锡山的信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百川先生: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电[2]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3]带回，即祈审览。
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4]，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专此。即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阎锡山，字百川，见本卷第371页注[14]。
[2]指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见本卷第385—386页。
[3]指郭登瀛。原是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征中被俘。
[4]参见本书卷第475－476页《给阎锡山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