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整体战略 日本：1937-1945
作者：Alessio Patalano
本文为翻译作品，仅代表原作者观点，与翻译者和武汉大学军事爱好者协会无关
现在正是我们热切期盼的那一天。也就是说，人们渴望期盼已久的战争爆发之日——“X日”到来了。
1941年12月7日，担任中佐的千草贞夫将这些想法写在他的日记中。他担任执行官的秋云号驱逐舰正与航母编队航行，准备在珍珠港上空释放其航空战队的全部力量。 三小时后，第一份简明扼要的战报传到了舰队：“我们的突袭成功了。 ……攻击了主力舰队。 效果很好。”的确，日军突袭珍珠港的效果“很大”。 接下来——用约翰·道尔的话来说——是一场“毫无怜悯的战争”，一场长达44 个月的冲突，从太平洋的公海延伸到东南亚的丛林和中国的平原。日本当局已将自己困在与盟国的全面斗争中。而其巨大的影响是他们没有料想到的：帝国海军与日本帝国的灭亡，以及日本人民精神和肉体的崩溃。
但是对于被部署在中国战场上的日本陆军指挥官和身在东京的战争策划者来说，海军深信不疑的“X”日并不标志着战争的正式爆发。在1937年和1938年，海军也已在上海的海滩和中国东部的上空行动了。这些经验对于海军航空学说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对于帝国陆军来说，在中国各地的主要战役和代理人战争以及在蒙古边境的几场战役中——最著名的是1939年在诺门坎的日苏冲突——共计约有100,000名士兵参战。这些陆海军士兵间的认知差异揭示了国家战略目标与实现这些目标方法的官僚性质的分歧。在日本，国家战略更像是一种掩盖了无法调和的不同组织立场与嵌入其中的愿景的折中。事实真是如此吗？如果是，那么这些分歧是关于什么的呢？为什么当局无法调和这些分歧？是什么因素推动了关于国家战略的辩论和对于国家资源动员以实行这种战略？而这种方法为什么且又是如何失败的呢？
本章节通过考察日本1937年至1945年整体战略的演变来解决这些问题。1972年麦克·霍华德将整体战略定义为“国家资源与财富、人力与工业资本的动员与分配，以及对盟友和可从状况下对中立国家的募集，以达成战时国家政策的目标。”这一定义重点强调将国家权力导向将武力视作工具并使用或威胁使用其以达成一系列政治目标的决策过程。正如同和平时期如何避免战争是整体战略的何新一样，战争是整体战略的核心——这就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根据这一侧重点，本章节探讨了1937年至1945年日本整体战略的制定过程中的因素。同时本章节也将着重探究塑造这一过程的组织、这些组织间相互作用的动态以及塑造这一行动的概念和物质因素。
战后，许多研究日本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的学者提出了日本是否在1854年至1945年之间拥有一个连贯的整体战略的疑问——其中一位学者指出1895至1905年这十年是唯一的例外。诚然，如果一个人仅仅从表面着眼陆军大将东条英机在1941年向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亲王提交的战争主张“有时一个人不得不闭眼从清水寺的舞台上跳下”的话，这些疑问似乎是合理的。但是1919年至1941年之间，在日本一个以陆军——海军官僚对抗为中心的互动决策过程解决了如何最好地动员国家资源以供战争的问题。关于一场战争要达成何种目标的不同看法推动了国家战略的制定。本章节借鉴了两个英国思想家朱利安·科贝特和J.F.C.富勒构建的知识框架，首次全面回顾了官僚竞争对整体战略的影响。虽然以往对战时日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在中国或者在太平洋的单一军中战略，本章节第一次尝试将不同的论述放在一起以揭示日本战略选择的深层逻辑。同时，本章节通过采用日本“主权线”和“利益线”两个概念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理解支撑该国竞争性整体战略的紧张局势，为更为广泛的战略辩论提供了一种原始的贡献。
科贝特认为，调动军事资源需要仔细评估海军和陆军行动之间的平衡，以及它们是否服从于更广泛的战争目标。海军战略的“首要关注对象”是决定在战争计划之中海陆军的彼此关系”。只有这样，“海军战略被才能够开始制定出舰队能够履行分配给它的职责的最佳方式。”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这场战争是为什么而打的？”整体战略的制定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科贝特来说，军事计划是“主要计划”或说整体战略的“次要部分”，根据这一整体战略，陆军和海军的行动必须协调一致。无独有偶，几十年后科林·S.格雷指出，“因为人类只能占据并生存在陆地上，海权的战略意义严格地受制于它对于陆地事件的影响。”本章的第一个主题涉及帝国军队之间的协作以及其对于决策的影响。
第二个主题涉及发动战争的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联系起来的关系。富勒强调，整体战略的核心功能是理解并且培养“公民的道德以及可支配的商业及工业资源”。“整体战略制定者”的责任是了“了解他的国家的商业和经济状况；发现他的国家的资源和债务是什么”以及“了解他的同胞的道德特征、历史、特色、社会习俗以及政府体制”。在富勒看来，“所有的这些素质与品质构成了职责是构建他的职责所要塑造的军事领袖”。因此，整体战略的核心是对生产军事力量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评估和开发，并且将和平时期的准备和战时的管制联系起来。在这一方面，本章节探讨了日本当局如何理解它们所控制的资源，从而在它们从涉及到许多“事件”的准和平时期向战时动员过渡时指定的整体战略。
地理因素、日本政府结构的天然特点和军事领导的特点都构成了整体战略的塑造方式。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日本的岛国地理环境推动了整体战略中“海洋”和“大陆”前景的发展。前者源自于已故德川幕府武士坂本龙马和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福泽谕吉的著作；后者首先由明治时期陆军寡头山县有朋元帅提出。本章节调查了日本地理在1854至1945年之间战略功能的变化的观点。同样的，它在解释了军事领袖地位是如何提升至最高权威的以及这如何影响了整体战略的形成。本章节进一步探讨了军事领导对于日本确定整体战略的能力的影响以及随着战争发展调整其整体战略的能力。总而言之，日本似乎从来没有制定出一个真正的整体战略；相反，“整体战略”只是简单集合了不同的军队驱动的“次要”因素——正如科贝特认为的一样——最初只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战术优势，但最终未能把握国家手段和资源的极限。
本章节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于文献的评估，重点是对于日本发动的战争命名的困难是如何限制对于日本整体战略的分析。第二部分则涉及监督整体战略发展的机制，探究是才是整体战略的制定者以及什么推动了他们之间的互动。第三部分研究了日本的军事领袖直至1942年底在战争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战略前瞻”。第四部分着眼于自1943年起陆军与海军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无法调整“整体战略”导致的失败——研究“战略失败”。这一章节是按照主题进行组织的，但是每部分内都遵从历史叙述，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45年战争结束进行了分析。
一、“整体战略”的名称
在英语世界中，除了少数研究探究了日本在战争的特定阶段中的战略之外，绝大多数文献倾向于将太平洋战场与中国战场分开进行研究。前者的叙述侧重于1941年至1945年间的帝国海军，而后者的论述更多集中在自1937年或者1931年起的帝国陆军。最近一段时间，跨学科多档案研究在进一步阐明日本战前和战时战略设计、政治野心、经济成就以及结构限制的具体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日本文件的翻译出版填补了这些作品的不足，使得更多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日本的国家决策流程。尽管如此，莎拉·派恩最近出版的《亚洲战争》是第一部从区域和全球视角讨论日本从20世纪30年代到1945年的整体战略的专著，其背景则是20世纪上半叶间塑造了该地区的更广泛的冲突。本章节通过着眼于日本国内政治和官僚紧张关系如何帮助日本的军事精英接近这些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冲突的性质，补完了潘恩的作品。
“太平洋战争”与“日中战争”的区分在日本标志着一种类似的认知分歧，日本的学者们争论战争的“名称”与整体战略无关，而是与使用特定名称的政治派系有关。日本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表明，占领当局在1945年12月禁止了这场战争的日本官方名称“大东亚战争”以作为拆解战时帝国机构和词汇的一部分，从而拉开了这场论战的序幕。取而代之的是“太平洋战争”这一名词的出现。尽管在地理范围上更加有限，但这个名称还是被认为争议较小。1946年3月，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公民信息与教育局通过出版《太平洋战争史：从奉天事件到无条件投降》巩固了这一选择。这部作品分发销售约10万册并迅速进入了学校授课之中。从1950年到1954年，权威的日本历史学会出版了一系列的《太平洋战争》系列丛书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趋势。在后续版本的前言之中对于继续沿用此名称的解释如下：
过分强调作为日美之间的战争的《太平洋战争史》的标题未必合适，而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或者《十五年战争史》更加贴切本书内容，但这些战争名称并未被广泛使用，更不用说不能使用《大东亚战争史》这样的题目来美化日本侵略。因此，为方便起见，我们选择沿用使用更加广泛的名称《太平洋战争史》。
截止到20世纪50年代末，尽管日本学者对恢复“大东亚战争”和“15年战争”这两个名称进行了辩论，太平洋战争这个名字在学术和通史写作中受到更多青睐。小说家林房雄和京都学派哲学家上山春平使用前者来挑战占领当局所宣传的历史观。出于对太平洋战争这一名称的概念和地理的边界的相似的不满，自由派哲学家鹤见俊辅和左翼历史学家家永三郎主张使用“十五年战争”作为这场战争的名称以更好地将日本与其自1931年以来的中国进行的军事活动的责任联系起来。正如家永所写的，从伪满洲事变到日本投降，所有的事件都是“不可分割的，同一场战争的一部分”，战时的命名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在紧接着的几十年里，太平洋战争这个名称的使用仍然没有什么争议，特别是在报纸和杂志上，尽管学术界考虑到这场战争在发生时的被使用情况以及它能够表达出的战争的地理范围，越来越多地认为大东亚战争是一个更为合适的战争。
这场辩论的政治属性忽略了一个整体战略的关键特征：和平时期的准备和战时行为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对于这些著作之中的大多数而言，对国家战略的调查不如对战争政治原因的探索重要。在战略问题上，日本战后的辩论类似与战时当局官方的辩论。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凌晨1点30分进入战争状态。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在中国、“满洲”和蒙古的边境引发了一系列“事件”。1941年12月10日，帝国战时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最近一次针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以及根据未来事态发展可能发生的战争，包括对中国的战争”将被命名为大东亚战争。两个因素指导了日本对于战争名称选择的讨论，即战争的地理因素和目的因素。作为对海军提案的强调主要战区（即太平洋战争）或者即将与日本作战的主要国家（即对美英战争）性质的反对，其他成员提议的名称更强调战争的广泛目的（即为了亚洲发展的战争）。最后，大东亚战争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既传达了战争的目的，又传达了战争的地理范围。关于如何优先考虑这些原则的紧张局势从未被完全解决。截至1942年2月，一位高级军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有些人强调战争的目的是自我存续和自我防卫，那些主张自主防卫和构建“大东亚新秩序“双重目的的人，以及那些把构建”大东亚新秩序“作为首要战争目的的人在思想上完全缺乏统一。
这种思想上的多样性加强了“从1937年至1945年日本打了几场不同类型的战争，一些是同时进行的，另一些则是紧密相连的，并在战略术语中将其区分为独立的不同战争”的这一论点。反言之该结论同样支撑了从特定的海军或者陆军维度以及战争的不同名称来审视日本的战略这样一种战后的分析。对于日本人来说，从1937年至1945年日本在东亚军事行动的扩张有多个方面；这种扩张既是区域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它们形成了殖民扩张和帝国防御的野心。关于战争正确名称的争论植根于多方面冲突的政治影响。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日本的战略制定者是如何构想日本战略的？什么样的机制规范了他们之间的互动？
二、战略制定者
在回顾日本帝国的决策制度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日本的文武关系收到了“持续无序”的支配。他认为问题在于1889年明治宪法赋予了武装力量的自治权。在明治年间，结合了神道教的宗教戒律和中世纪武士阶级的道德准则的国家意识形态——武士道——促成了一个“权威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帝国导向的（对天皇的崇拜和日本帝国的荣耀感）、扩张主义的和高度重视武士及武士美德的好战的”日本。天皇是日本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参谋长只对天皇负军事责任，而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则可以通过他们与天皇的接触对预算的分配进行施压。被称为“统帅权独立”的军部不受文官监督的独立性允许军方对政府政策和国家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事实上，日本军队收到了某种形式的民间监督。当明治维新的改革者们构建新的政治制度时，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取决于地区关系和个人关系。特别是长州藩（山口县）和萨摩藩（鹿儿岛县）统治的政治版图，前者与陆军保持着紧密联系，后者与海军则保持着密切联系。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评论的那样，国内关于战略和资源分配引发的辩论往往是亲陆军或者亲海军立场引发的，而不是由文官和军方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引发的。另一方面，在危机时期，共同的武士血统和共同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允许文职和军事领导人将军事力量应用于更加广泛的国家议程之中。第一代领导人集团共有九人，包括了来自两个地区家族及每个家族的四名成员，后来组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年长的政治家团体，被称为“元老”。直至大正时代结束，他们都在努力平衡文官与军部的力量，以及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竞争。他们的存在有助于解释日本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争中的做法与昭和时代的战争有何不同：为什么1894年、1904年和1914年的行动与1931年、1937年和1941年的行动具有不同的的性质。
在这种背景之下，1878年参谋本部作为一个独立于陆军省的机构而成立，为统帅权的独立系统埋下了伏笔。陆军部和海军部成立于1872年，陆军全面负责国防——或者被叫做“国防”，海军较单一地负责海上安全。海军的规划和指挥由参谋本部负责，而参谋本部则有权直接向天皇进行汇报，并保持独立对于陆军省的独立。然而在1893年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明治时期海军的主要建设者——通过建设海军省来保证了海军的独立指挥链。对海军的控制并没有改变海军对陆军的总体从属关系，正如《战时大本营条例》——帝国战时大本营（IGHQ）——所定义的那样。最终，在1903年12月28日，在日俄战争爆发的数周前，山本海军大将成功地修改了《战时大本营条例》，将陆军和海军置于平等位置（图6.1）。
两个独立的省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军队参与国家政治，恶化了20世纪30年代形的军种关系，促使两个军种追求不断增长的政治影响力。事实上，一位见多识广的当代观察家指出，军队确实“对国家施加了决定性的好的影响”。相反，军队与文官的关系恶化取决于两个参谋部以及各自部门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在军队中参谋本部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并且在危机占据主导的时期能够凌驾于其部之上。截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参谋本部已经被证明为难以控制，尤其是在1918年，当时参谋本部决定在西伯利亚部署70000人，这大约是政府统一的军队人数的十倍。截止到1937年，这种行为——由于个别司令部和整个帝国驻军的主动性而家居——采取了不服从的形式，尤其是来自于不满的年轻军官群体。从1930年到1935年，陆军军官卷入了20起重大的国内恐怖事件、4次政治暗杀、5次暗杀计划以及4次未遂政变，1931年的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以及1936年的“二·二六”军事政变之中。在“二·二六”事件之后，军队参谋本部的职位进一步增加，因为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恢复了只有现役军官才能担任陆军大臣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选择是恢复军部内部控制的必要条件。
相比之下，在海军，参谋总长最初被置于海军大臣的权力之下。这种差异源于陆军采用普鲁士模式而海军采用英国皇家海军模式。直到1933年10月1日，这种结构依然没有受到挑战。然而在随后的和平时期之中，舰队的控制权从国防部转移到海军参谋部正如陆军所做的一样。直至1936年，陆军对现役军官的选拔规定也适用于海军部长的任命。用海军参谋总长伏见宫博恭王的话说，这是“帝国海军再生的伟大改革”。
因此截至1937年，陆军和海军的作战部门已经获得了对国家政策的至关重要的独立影像。影响力的使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无限制地接近天皇，另一种则是政治胁迫。1936年改革后，参谋总长和大臣们都是在职军官，可以直接向天皇提出他们对军备、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意见，而不必征求政府的意见。同时，通过威胁不排出将官担任大臣，军方实际上控制了内阁的命运。这种新的国内政治的平衡的第一个影响是在1936年8月被察觉到的，当时政府宣布其预算的69%多一点将运用在军事之上，1936年11月军队预算比前一年显著增加了31%。直到1944年，历任陆军大臣，包括杉山元。板桓征四郎、畑俊六、东条英机等人都来自参谋本部。他们更关心的是军队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与政党的互动或文武关系的协调。
在海军中，这些结构性修改并没有立刻驱逐所有与参谋本部观点不同的军官。1937年2月至1940年9月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吉田善吾是抵抗海军参谋部要求加入陆军的“最后堡垒”。来自参谋本部的压力不断增加，以至于吉田海军大将指出：“没有可靠的人来帮助我，但是形势非常严峻，如果我们走错一步很可能就导致战争。”当海军大将及川古志郎取代吉田善吾成为海军省的掌舵人时，陆军参谋部和海军参谋部对于政策的控制业已完成。
军方掌权解释了日本文武关系的撕裂和军方的接管，但是不能解释其动机。在他们的基层和中层的队伍中，对更多权力和控制的追求时由预算限制造成的缓慢现代化的挫折感和对20世纪30年代国家安全要求之间日益扩大差距的焦虑以及军事能力的现实共同促成的。由陆军大臣宇桓一成领导的陆军追求现代化以适应陆战理论、作战和战术的变化，同样反对二十世纪20年代的财政收缩。同样的，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和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这样的国际制度也限制了海军重整军备。直到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军事开支的限制在海军和陆军参谋部之间引起了激烈的斗争。两部的少壮派均认为这些限制扼杀了日本的野心、权力和地位。1936年后，军队内部的分歧伴随着他们之间的竞争，这种情况在1940年9月得到了部分解决，当时及川海军大将成为海军大臣，正是为了顺利与陆军的互动。
在陆军中，一个强大的“皇道派”在二十世纪30年代产生，质疑正在破坏“日本武器的辉煌传统”的现代化进程。从1928年到1930年出版的手册阐明了这一观点——强调日本士兵精神的中心地位高于物质的能力。“传统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通常也被成为“统制派”之间的分歧也反映出对战争性质演变的不同理解。统制派认为苏联是日本的主要威胁，而皇道派则专注于日本在中国的利益。统制派也认为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至关重要，但由于担心下一次战争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们认为全面“控制”国家资源，包括华北、蒙古和伪满洲的资源对于支持陆军对抗苏联军队的威胁至关重要。1936年2月26日的军事政变使陆军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媒体报道了对相泽三郎中佐设立的军事法庭，这是一位皇道派成员，他试图通过刺杀统制派领导人永田铁山少将来解决剑拔弩张的意见分歧。截止到1937年，陆军实施了一系列清洗和强迫退役，并通过扩大在中国的行动来调和内部分歧，以寻求为日本军事器械提供资源。陆军乐观地策划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短暂、决定性的战争。陆军大臣杉山元告诉天皇，一切将在一个月内被解决。在内蒙古、华北和长江流域的初步胜利似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然而在这些目标没有实现的三年后，在中国的行动正在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现役军人从1937年的950，000人增加到了1940年的135万人，1937年至1939年间，在中国各地战场上部署了150，000人的新部队，并计划到1942年时部署65各师团和200个空军中队。到1940年，欧洲大陆上的战争解决了陆军内部的危机，但其代价是把国家资源与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捆绑在一起。
自1934年废除海军条约以来，海军也因为类似的争吵而划分派系，然而中国战场上陆军行动的扩张为预算分配增加了额外的一层担忧。对于海军来说自1907年以来日本主要的潜在对手是美国，但在陆海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高级官员看来，海军防御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截至1937年2月，持温和观点而在1934年没有被海军大臣大角岑生清洗掉的高级军官由海军大将、“行政派”或被叫做“条约派”的长期成员米内光政领导。同年二月，米内被任命为海军大臣。他认为避免与盎格鲁-撒克逊势力开战的外交姿态加上足以威慑日本竞争对手的能力是保持日本海军在东亚优势地位的最佳选择。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和井上成美海军大将等军官完善了这一观点。他们呼吁修改现有的海军学说，应当把重点放在追求水面舰队决战之上，强调航母和陆基航空力量。直到1940年9月，海军大将米内和他的继任者吉田善吾都拒绝公开战争计划。针对他们的反对压力来自“指挥派”、或被称为“舰队派”的军官。他们支持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结盟并对美英开战。“舰队派”可以依靠担任关键职位且具有影响力的中高级官员，例如末次信正海军大将和給油艦「知床」特務艦長（敷設艦「厳島」艦長？）石川真吾。以及海军参谋总长伏见宫博恭亲王的支持。
对于舰队派来说，外交和威慑政策终结了海军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特别是在身处中国战场的陆军要求增加军费的情况之下。与条约派政策相反的是，舰队派强调准备一场短暂的、决定性的水面战斗，以在战争爆发的开始就压倒以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即美国）。这一战略既是指挥太平洋战场的关键，也是阻止陆军不断扩大的资源分配的关键。1940年中期，欧洲战场的演变有利于陆军计划在中国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缅甸与香港的新的行动——特别是针对东南亚的行动可以切断对于中国的补给并为陆军在东亚大陆上的战争带来胜利的情况之下。这一行动会促使美国进行干预，使帝国海军措手不及；舰队派军官不愿意接受海军无法获得战胜这一威胁所需的资源的事实，他们敦促海军进行战争准备并且与陆军达成协议以确保物资需求。这一观点同时阻止了那些不愿意对美国进行敌对行为而支持南进的计划。1940年年末，海军参谋部的作战部告诉他们的陆军同行截止到1941年4月海军将做好打击美国在太平洋资产的准备。意识到物资短缺却依然如此冒险行动的海军就政策上而言得到了回报。在1941年10月30日，新任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海军上将结束了与陆军长达数月的谈判，同意了陆军提出的战略并以此换取了额外的钢铁。根据1942年的动员预算，海军将接收110万吨钢铁而陆军接收79万吨钢铁（表6.1）。海军通过对战争的支持换取了与陆军的钢铁协定，并以此来解决自己的内部矛盾。
官方层面上陆军与海军寻求调和意见分歧的主要平台是于1937年11月27日重启的帝国战时大本营。首相和其他文官内阁成员被排除在被排除在了审议之外。相反，军事政策问题首先由海军与陆军进行商定，然后在帝国战时大本营会议上寻求天皇的授权。1937年11月至1943年5月共召开了8次这样的会议。陆军的行动主导了关于国家战略的辩论方向，海军则不断寻求对于陆军议案的反驳。军部在涵盖了海陆军总参谋长、海陆军大臣、首相以及外交大臣的特别联席会议上与文官政府进行协调。这样的联席会议会在天皇在场的情况下举行以得到对于重大国家战略的批准。自1938年1月至1945年8月共召开这样的联席会议15次，通常其也被称之为“御前会议”。帝国战时大本营在制定战略和政策方面保持其核心作用，同时使陆军与海军能够在掌控文官政府当局的同时相互牵制。由于其性质和军队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战争决策是通过复杂的制度竞争和服务需求的视角来审查的，而行动自主性决定了国家战略的条款。
三、战略前景
日本军中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政治影响和预算之上，其基础更深的根源在于理解日本地理与国家战略之间关系的两种方式之间的根本知识鸿沟。早在1867年，武士领袖坂本龙马就提出一项八点计划，概述了以海洋为贸易和经济安全的来源以及抵御入侵的盾牌的强烈海洋色彩的国家战略。坂本的信念与明治军阀山县有朋的信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作为首相，在1890年的国会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一个以东亚大陆为中心战略展望。他明晰了两个地理概念，一个是主权线，对应日本的国家地理边界；另一个是利益线。在山县元帅演说时，日本对于利益线安全的承诺意味着参与维护朝鲜半岛不受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帝国的影响。到了1937年，朝鲜和伪满洲国成为了日本“主权线”的一部分而中国被纳入了日本的利益线。在日本出现的关于泛亚主义的思想简介改变了这一观念。到1945年，中国已经成为日本主权线的一部分。在整体战略方面，直到1943年，关于日本整体战略的争论都是围绕着国家主权线和利益线落脚之处以及该如何防卫它们而展开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陆军和海军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愿景来满足利益线的安全。即所谓的“北进论”和“南进论”。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国家当局从未调和过这两种理论。1907年、1918年和1926年的帝国国防政策文件指出 俄罗斯以及后来的苏联是日本陆军的主要威胁，美国是海军的主要威胁。然而，在实践中1931年后军队在伪满洲的逐步扩张为关东军的统制派军官如石原莞尔上校为北进论赋予了新的使命。自1929年以来，石原一直设想将伪满洲置于经济自给自足项目的核心以收集资源来对付苏联。满铁（南伪满洲国铁路公司，成立于1906年）等大公司的经济利益为日本计划对该地区的牢固掌握提供了机会和动力。1936年石原坚定地强调“在未来的十年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国家影响力扩张到伪满洲之外的任何地方”。卢沟桥事变后，在天津-浦口和北平-武汉两条平行线轴上展开的行动取得了战术上的成功，但是没有取得战略性的胜利。蒋介石得以在1939年获得国外支持并且后日东山再起。截止到1940年中期，中国境内的行动陷入了僵局，在诺门坎的失败暴露了日本后勤的局限性，“南下”以切断来自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南部的剩余补给线看起来是唯一有吸引力的选择。针对苏联的敌对行动因此被推迟，陆军在转身向北之前选择南下。
虽然山县的在日本国会撰写了日本北进的蓝图，但海军在19世纪70年代发展了南进论，向日本人宣传向南中国海扩张的“天命观”以对抗陆军的论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主动占领了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属地——包括马利安纳群岛、加罗莲群岛、马歇尔群岛——体现了这一愿景。当海军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时，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与美国关系的恶化以及对石油短缺担忧的加剧，海军指示一个由海军副总参谋长、海军大将嶋田繁太郎领导的南方政策委员会，准备对东南亚的石油资源进行第一次全面调查。中原义正舰长——也被称为“南洋之王”——起草了1936年关于帝国防御政策的辩论和决定原则。他们强调了接收荷兰东印度群岛资源的重要性，这加强了对一支必须要面对英美的舰队的资金需求。1936年9月，一名日本国民在北部湾中国海岸的北海被杀，使得参谋本部得以拟定入侵海南的计划草案并以海南作为在南中国海行动的跳板。中原负责监督该项目，海军少将近藤信竹批准了该计划。随着战争在中国的扩大，海军实行了该计划——截止到1939年3月，它占领了海南和整个南沙群岛。
在此背景下，陆军于1940年7月向海军递交了一份政策草案。拟定了进军法国殖民地的战略。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帜下的经济自给自足推动了日本生存空间的确保，将日本、伪满洲和中国作为其新的主权线，并将东南亚作为其主要利益线。海军指出，该计划低估了美国海军对于该政策威胁的紧要程度。该政策在1940年4月27日的联席会议上得到了修改，作为日本未来的国策准则得到了通过。鉴于美国批准第三次文森法案和斯塔克计划——大幅增加美国海军舰艇吨位——日本海军的主导者面临危机。在七月的新国家战略谈判中，近藤坚持确保陆军在战争物资中的份额以便海军能够应对美国的挑战。随着美国人准备在三年之内建立一支规模为日本海军两倍的舰队，海军参谋本部内部利用现有优势取胜的压力越来越大。9月，随着日本加入三国同盟条约，海军获得了更大份额的钢铁保障，这使得海军对打败美国的能力绝不可能抱有任何疑问。现在海军站在了南进的第一线上但成功的几率似乎很小。
随着日本陆军于9月22日进入印度支那，参谋本部的作战课支持海军的计划以求进一步推进印度支那。美国通过限制日本获得初级资源，特别是铁和废金属来对日本人的行动进行威慑，但适得其反，激怒了向上层施压要求战争的中层海军军官。1940年12月，英国关于战争事务政策的秘密文件被日本缴获，进一步增强了海军掌握主动权的勇气。1941年4月，中原和石川完成了一份内部文件，概述了向南推进以确保该地区行动基地并摧毁美英对帝国威胁的必要性。南进理论是海军强硬派对解决日本战略僵局的解决办法。永野修身海军大将在1941年7月21日的联席会议上表明了这一立场，并28日和29日一支40000人的军队被派往印度支那。英国美国与荷兰立刻做出反应，终止与日本的贸易。对日本实施的全面禁运——海军最担心的事情现在成为了现实。
“没有石油供给的战列舰不能出航”。8月，这一不言自明的评估充分反映了海军省的关切。如果没有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资源，石油储备将在18月之内耗尽。随着美国海军的大规模集结，永野海军大将在9月6日的帝国会议上表示，“快速遭遇，快速摊牌”是海军确保太平洋战场指挥的最佳原则。这一战略在南部地区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海上堡垒，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物资匮乏地影响。高级军官中，海军中将井上成美对这一计划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当他在8月调到第四舰队时，他发现在密克罗尼西亚只建了最低限度的防御工事。1941年夏天，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也表达了深刻的保留意见，但他意识到，面对美国的军事集结时，时间很快就会被耗尽。作为联合舰队的总司令，他必须为联合舰队提供最好的胜利机会。1941年1月，他指示大西泷治郎海军大将准备空袭停泊在夏威夷的为了确保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安全的美国舰队的计划。处于这个原因，直到1941年10月，他向海军参谋部提出挑战，要求批准海军长期演习的拦截美国舰队的战略，因为美国舰队正在驶过太平洋，保卫美国在菲律宾的资产。
在11月5日的帝国联席会议上，为了全球战争搭建的舞台已然就绪，但似乎还缺少一个整体战略。帝国陆军似乎没有“美国”专家，对美国及其军事情报知之甚少，而且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在西南太平洋的海上战场开展大规模行动。事实上直到1940年底陆军依然没有在马来亚或对新加坡的战役计划，也没有该地区的精确地图。然而陆军参谋长杉山大将认为，只要能维持海上航道以支持后勤运转，陆军就能在南部地区建立一个牢固的阵地。会议结束时，陆军和海军对南进的作战意义似乎有着截然相反的理解。对于陆军策划者来说，目的是在国家的主权线周围设置一个将消耗和疲惫作为作战设想核心的防御圈。对于海军来说，征服东南亚的领土是为了核心的作战假设，以确保海军能够迅速取胜。为此，设立在南中国海和密克罗尼西亚的前线空军基地扩大了“决战”的半径——从战前的马里亚纳延伸到了马绍尔群岛和俾斯麦群岛。他们既没有明确什么是胜利，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达成胜利。陆军加入海军版的南进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在伪满洲和中国的主权线安全，而在陆军看来，南进不能成为一个整体战略，因为这根本没有解决利益线和主权线的安全问题。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了现代军事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战役之一。在空袭真珠湾之前首先是在泰国和马来半岛登陆，随后不久对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威克岛进行轰炸，并进一步直接登陆关岛。至1941年12月中旬，日本军队占领了婆罗洲重要的荷兰油田，到1942年3月8日，马尼拉、拉包尔、新加坡、马来亚和缅甸全部沦陷。在“1942年的前5个月，日本占领的领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而且没有损失一艘船”。战术上来说，运气、有效的执行和盟军的弱点相结合，使得日本人能够在东南亚确保他们的战略目标。12月，与其在东亚大陆上的主要战略目标一致，自信的日本军队发起了コ号作战（存疑）/五号作战（存疑），这是一次在长江以南进行的大规模行动，旨在粉碎国民党的军队并且确保华中地区的安全。3月，海军——被其成功的规模所震惊，仍然机遇完成摧毁美国舰队的任务——试图将日本的防御范围扩大到包括莫尔兹比港、巴布亚新几内亚、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这些都在6月底完成。1942年德国的春季攻势似乎缓解了日本战略的局限性：将苏联赶出战争，日本可以专注在通过切断殖民地的支持来压制英国，为美国在战争中保持孤立创造条件。然而1942年5月（？）中途岛的灾难以及在瓜达尔卡纳群岛和所罗门群岛战役中花费的大量资源特别是空中战力，很快使得日本的战略主动权被剥夺，结束了其向南推进的态势。事实上到1943年9月，新的帝国战时大本营政策是守住“绝对国防圈”。日本战略的伊卡洛斯之翼上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四、战略的失败
作为一个互动的过程，任何整体战略都需要一定的适应性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战争环境。到1943年中期，作为对冲突的提醒，两个基本问题影响了日本。第一，没有出现任何协定的目标可以代替北进和南进两个方案。第二，日本人没能掌握盟军的战略以适应它。日本的前进变成了一种“既是战术胜利又是战略失败”的前进。海军坚持不懈地追求与美国进行战略性决战，却未能察觉美国海军专注于摧毁日本战争机器的经济基础的影响，这一点尤为如此。由于资源过度扩张而无法保证其利益线，于是日本开始寻找在冲突中保护其主权线的方法。1942年4月杜立特空袭东京，刺中了帝国的心脏，证明了它的弱点，说服日本海军进一步扩大它的行动以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1943年下半年，来自盟军太平洋反击的压力限制了陆军重组和恢复防御的能力。到1943年2月，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防御显示出日本空军力量的极限。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沦陷前的几个月里，日本陆基航空兵的伤亡率为87%，而舰载机飞行员的伤亡率是98%。1943年下半年这些数字分别下降为60%和80%，但是训练有素的老兵和熟练的航母海军熟练技术人员的损失削弱了日本的空军力量。人力的损失伴随着工业产出和创新的急剧减少。仅仅在1944年，日本就失去了7000架前线战斗机，总损失大概在12000架飞机。其生产的约1.8万架飞机可以弥补损失，但是和海陆军要求的5.5万架飞机相差甚远。当盟军生产出更好的飞机的时候，日本的装备却停滞不前。
因此，随着资源的减少，陆军在太平洋的战略从消耗战转变为了对前进中的敌人进行战略决战。1944年塞班岛陷落后，日军计划在那些具有战略意义上的、人力可以不及损失地对抗技术上更优越和后勤更加完善的盟军部队的岛屿上建立防御。陆军设想了四个可能最后发生战斗的地区：菲律宾群岛（捷一号作战）、台湾和琉球群岛（捷二号作战）、日本本岛（捷三号作战）和北海道（捷四号作战）。尽管山下奉文大将在莱特岛和吕宋岛为战胜盟军的决定性战斗付出了努力，一旦失去了比岛，陆军的最佳选择显然是给敌人造成尽可能多的伤亡，以迫使其达成和平谈判。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战斗旨在实现这一目标。南部防线已经崩溃；它不再是利益线的一部分，这是一条不断后退以阻止盟军入侵日本本岛的前线。
1942年12月，日本从中国沿南部防线重新部署部队，减缓了コ号作战的攻势。直到1943年6月，尽管陆军在中国保留了其总兵力的30%，但是作战收益依然有限。军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人力在两个地区进行重大行动。1943年，南方作战的成本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而在中国的作战成本也出现了类似的大幅增长。一年后，随着南部列岛陷入混乱，日军重新集结，发动了战争中最后两次主要攻势，旨在确保欧洲大陆上的主权线。三月时，日军发起了对印度的ウ号作战。4月，陆军最大的陆上作战“一号作战”部署了20个师团，包括510000人，将近800辆坦克，15500辆汽车和240架飞机与国民党的70万部队作战。一号作战的目标是通过陆路连接包括日本、朝鲜和伪满洲在内的主权线以及中国被侵占的领土，并阻止盟军从中国国民党的基地空袭日本。直到1944年12月，日军在河南、湖南、广西和广东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占领了长沙、桂林和南宁等大城市。直到1945年初，国民党的整体伤亡人数超过10万人，约有10个基地和36个机场被占领。日军重创了蒋介石的许多基地，但这场战役并没有改善日军的整体局势。ウ号作战是一场灾难，另一方面，它也是日本军事史上最严重的失败之一。更重要的是，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的机场意味着自1944年11月24日起，对日空袭行动的开始，日本本岛被置于了巨大的压力之下。到1945年4月，日本只有在日本群岛的主要岛屿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才能够防御盟军的进攻。
当日本海军于1941年参战时，海军派出了一支“精锐的夜战战队”，在1943年10月之前的13场舰对舰水面战役中赢得了10场。然而人员消耗造成了损失，这种情况在随后的几个月后得到了扭转。日本人无法取得与美国海军之间的任何战斗，而美国人则赢得了八场战役的胜利。一项研究解释说，情况确实如此，因为舰队不适合日本不得不发动的那种海军的长期战斗。至关重要的是，资产涵盖了其他的战时功能，例如用于舰队后勤的油轮和护卫舰从来没有被建造过足够的数量，也完全没有融入日本的作战体系之中。用一位已经退役的日本海军大将的话来说，战时舰队是“震撼与敬畏”信条的产物。在这一方面，日本海军不同于它的任何竞争对手，尤其是英国皇家海军，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英国海军部开发了集成战斗系统的护卫舰，如反潜探测系统ASDIC和高平两用高射炮，以反击潜艇和空中的威胁。1943年之前的帝国海军没有任何主要的军舰被用来专职保护航运。只有海防舰被指定执行这些任务，即使这些舰艇不适合反潜战（ASW）。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日本海军的战略适应性。日本人为实施这一战略而指定的理论体系太过注重舰队与舰队的决战，以至于如果敌人的舰队没有被一击击沉，部队和指挥结构就没有多少空间来适应其他行动。海上护卫总司令部是专门负责护航活动的指挥部，与1943年11月才成立。在纸面上它包括四艘护航航空母舰（CVE）和第901航空队；实际上直至1944年7月，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能够执行任务。且日本海军航空兵没有经受过反潜训练的人。雷达、声纳和通讯系统也没有或者使用有限，反潜的训练和准备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但是到那时这些都太少了也太晚了。正如一位海上护卫高级军官所指出的，日本已经不可挽回地——失败了。盟军越来越意识到这一弱点并加以利用。到1943年底，日本已经损失了超过200万吨地航运货品，与前一年相比散装商品短缺了300万吨。1944年和1945年情况急剧恶化，日本石油进口量从1943年地高峰740，000吨下降到现在17.8万吨的微薄水平（1944年第三季度）。1945年，从东南亚运来的石油只有9%到达最终目的地日本（表6.3）。日本南部的利益线已经成为了帝国的墓地。海军最大的战略失误是它没有适应——更不用谈预测——避免这一戏剧性的事件。
1945年2月，日本的局势正在恶化，但是军事精英们并不觉得一切都失去了。在被占领的中国，主权线的防御是摇摇欲坠的，但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人力来发动强大的防御——这种防御将任何入侵对美国的人力来说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日本可能在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和平。1945年1月2日天皇批准了这场“最终决战”。在三周内，陆军和海军同意对本土进行联合防空，并同意一项150万人的大规模动员计划，旨在使国土防御力量达到2903000人，292000匹马和27500辆机动车。4月8日，在帝国海军最后一次主要水面行动“天一号作战”以大和号战列舰沉没数小时后，日本本土决战最后一战计划已经完成，被称为“决号作战”。当这些准备工作即为认真地开始时，第62师在冲绳对首里城的防御证明了每一寸被征服的日本领土将要花费多么大的代价。日本人对其防御是如此自信，以至于直到8月9号，即第一颗原子弹袭击广岛之后，战时帝国大本营的军部政府，首相铃木贯太郎和外交大臣东乡茂德都拒绝无条件投降。然而，长崎的第二颗原子弹表明盟军拥有不需要入侵日本的武器，否定了决号作战的相关性。这种情况再加上苏联在伪满洲国的大规模攻势促使天皇进行干预无法保卫日本本岛的灾难。战争的持续造成了两大风险——在国内，社会结构面临内部瓦解，或者正如天皇的一位助手所说，日本人民正处于“极度疲惫和困惑”的状态；在军事上则是指挥链的断裂危险。为了防止这一情况发生，8月17日，天皇下达了一道特别诏书，确保在东亚作战的帝国陆军投降。它表明，在目前的国内外情况下继续战斗只会不顾后果地为我们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并且导致危机帝国存在的基础。
结语：不存在的整体战略
1945年8月12日，海军大臣米内海军大将向海军少将高木惣吉承认：
我觉得这个词可能不合适，但是原子弹和苏联参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天佑）这样我们就不用说因为国内情况而退出战争了。长期以来，我一直主张控制我们的危机，但既不是因为害怕敌人的袭击也不是因为原子弹和苏联参战，主要原因是我对国内局势的焦虑。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在不泄露国内情况的状态下掌控事态，这是相当幸运的。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日本军方也没有将外部对手视为其首要关注点——其战略重心。相反，对“国内形势”、对日本内部脆弱性的担忧推动了整体战略。不确定能否拥有足够资源来保护国家的主权线，引发了叛乱，最终以1936年2月的军队政变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海军内部动荡而告终。反过来，军事领导人采取更有力的往往是冒险的行动来恢复军队内部的秩序并获得更多资源。在军队中，统制派和皇道派为使日本的单个经济体适应于苏联的全面战争而进行斗争。于是他们开始了与中国和苏联的战争，并获得了心痛和屈辱。对有限资源的总体担忧损害了海军的远见，使得它逐渐变得不可能设想战争之外的其他选择，但仍要寻求它。从1938年的美国海军造船计划到1940年的经济制裁——这暴露了军事弱点——国际行动既引起了这种“围攻心态”，又加剧了这种心态。相反地，旨在威慑日本的举措始终产生相反的效果，进而促进外国升级。日本的战略使敌人在投降、战争或压倒性优势之间别无选择。
两个主要因素推动了军队接管对于整体战略的控制。首先是1922年后元老的消失：在1922年之后，元老的地位下降到一个影响力较小的人，即前首相西园寺公望。元老们作为调和文官和军队利益领域、陆军和海军议程、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调解人的政治职能从未被取代。随着元老被排除出日本唯一掌握军队的方式，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军队直接接触天皇的权力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专属的渠道和权力。他们利用这一地位向裕仁天皇施压并通过裕仁天皇推行他们的政策，并用其他形式干预帝国政策。通过招募皇室成员担任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1年至1940年在陆军，伏见宫博恭亲王1932年至1941年在海军这两个部门利用日本最高权力来源巩固他们对于决策的控制。第二个因素与日本军队精英自身性质的变化有关。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中层军官不再是从小就经历战争与政治的武士，认识到每个人都必须为国家行使不同的职能。日本军队和职业化是得军官们更加精通狭窄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更广泛的政治和战略问题。日本关于陆军海军战略的辩论越来越受到不能将有关行动的考虑和舰队配置联系起来的影响，在外交和政策使用武力。相似地，和平时期的准备工作也受制于官僚体制。
海军和陆军在目标和手段上各执一词，却未能形成一个整体的战略。军种之间的竞争和内部对部队构建和能力的担忧阻碍了海军理解和应用科贝特关于海上策略和整体战略之间协调的思想。事实上，当陆军在1940年提出“南方作战”时，海军出于狭隘的官僚主义原因海军将针对美国的敌对行动纳入其中，尽管许多高级军官担心这种前景。直至1942年中期，在东南亚取得的惊人的战术胜利并没有帮助陆军和海军调和他们在南进战略如何取得胜利的分歧。对于陆军来说，既是部队从东亚大陆重新部署到东南亚以防止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所罗门群岛的防御圈被攻占，中国依然是主要战场。对于海军来说，东南亚是与美国进行终极大战的舞台。这两个愿景都没有实现。中国依然是泥潭；决战也没有实现；协调作战计划的结构性无能阻碍了两个军种对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的理解。截至1945年1月，日本军方领导人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整体战略设想使在群岛海岸进行最后一战，只有牺牲数百万日本人才能取得胜利。军事领导人的举止就像一个受伤的浪人——封建时期没有主人的武士，独自一人、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他们选择了一场他们知道可以开始但是不知道如何结束的全面战争——冒险又鲁莽但却符合他们的价值体系——战士的价值体系，而不是战略家的价值体系。
社员@令和二羽 翻译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