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与孝顺||《男性妥协》读书笔记6

一、城乡迁移对照护老人传统的影响

在1949-1970年间，中国农村老人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子女是满足养老需求最可靠的保障，于是从孩子的童年便开始培养一种“终生的相互依赖和互惠”的关系。虽然男性农民工认同照顾年迈的父母，但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儿子只是肩负养老的道德责任，儿媳妇才是提供实际照料的人。例如，一个男人的父母生病时，妻子被视为“理应”提供看护的那个人。

随后的城乡迁移让农民工接触到西方价值和现代文化，让他们弱化对孝顺的接纳程度，弱化回馈父母付出的义务感。在农村地区，孝顺规范的延续和快速变迁的亲子互动模式越发地格格不入。。城乡迁移强化了代际间交换照护和支持的不平等，代际支持主要是从父母向成年子女的单向流动。农村生活的父母通常不需要从孩子那里得到很多的经济支持，因为农村的生活成本很低。不过，如果生病，交通和住院费用等都能够轻易地给一个农村家庭造成经济困境。当农村老人生大病后，很多人会觉得绝望，且在家庭分配中，资源优先给儿童和年轻人，因为老年人被认为生命离尽头更近一些。男性农民工会提到自己未来赚钱供孩子读书“很努力”，但却没有发现他们谈及照顾父母义务时有这份拼搏。不难发现，当农村父母将全部生命投入到孩子的未来中时，得到的回馈是微不足道的。

城乡迁移虽然将老人和小孩留在了农村，但是孩子终会长大离开，只剩下一个个“空巢”老人。于是，城乡迁移创造出了反常的代际机制：一方面使得成年男性无法履行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年迈父母被动员起来解决年轻一代的照料难题（照顾孙辈）。

二、男性农民工对变化的应对

在中国社会中，代际依赖和互惠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年儿子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在文化中渐渐失去支持，而是履行该责任的路径被拓宽了。男性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采取了多样化的策略解决照顾老人的问题，老年照护的定义被扩展和延伸，比如通过电话、偶尔探亲为父母提供情感支持，通过节日汇款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农民工主要通过合作照护和危机照护解决照顾老人的问题，合作照护是在家庭中按照具体情况做出有关照护责任的决定，如谁的时间更多、距离更近便需要进行更多的照护。但也有一些农民工难以在现实中找到机会去合作照护老人，于是便产生了危机照护，当年迈的父母非常老、行动不便、生病或卧床时照护父母。

男性农民工还会通过几种合理化过程调和照顾老人的观念和实践中的差异，合理化无法满足亲子照顾父母的文化期待：成年儿子对家庭的义务由照料年迈父母的中心转移到了供养子女，不再强调成年儿子应直接为年迈父母提供照护。传统的孝顺包含照顾双亲的“孝”和听话服从的“顺”。但当男性农民工因外出而无法照顾侍奉年迈父母时，他们重新定义了孝顺，将孝顺界定为服从父母，表现为听从父母建议、不与父母争论等。比如一些父母将让儿子结婚视为自己的职责，孩子便将满足父母的愿望——结婚当做孝顺义务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会放弃在城里发展的浪漫恋爱关系而回到农村老家和父母选择的女孩结婚。男性农民工重新阐释孝顺，强调其中能够给予父母的顺从，而不强调无法给予的实质关怀和照顾。

来源：

《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

蔡玉萍，彭铟旎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