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运城洞沟的东汉铜矿和题记
山西运城洞沟的东汉铜矿和题记
选自《考古》 1962年10期 安志敏 陈存洗
1958年在山西运城（旧安邑）的洞沟，发现了一处古代铜矿遗址。这里有古代的矿洞，还发现了铁鎚、铁针等挖矿工具和一块铜锭，证明这是一处采矿和冶铜的遗址。特别値得注意的是，在矿洞附近的摩崖上还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题记，对这处古铜矿遗址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I960年山西省博物馆和运城县文化馆曾先后派人到这里调查过，收集了已发现的铁器和铜锭等，幷拓了“光和二年”和“中平二年”的题记，但未发表过有关的报导。
1961年10月29日，我们作了一次调查。当时因适逢降雨，未能深入了解，不过在山西省博物馆所拓过的两条题记之外，另找到四处题记，还收集到一件铁鎚。后来由陈存洗作了两次复査，记录了古矿洞的结构，幷发现一处炼矿炉址和一些汉瓦残片。承运城县文化馆允许我们参考和发表他们所收藏的铁舒和铜锭，对了解这处古代铜矿遗址的性质上，也有很大的帮助，书此致谢。现将我柄调査的结果和对这处沽代铜矿遗址的看法报导如中，以供今后继续工作的参考。
洞沟俗称万人沟，位于中条山的一条沟谷中，面对着晋南著名的盐池。沟谷两旁山峰耸立，从谷口沿小溪崎幡回转，行约1.5公里即可到达，但交通颇为不便。古矿洞位于一座耸立山峰的腰部，山势较高而坡度陡峭，从谷底攀登到矿洞附近是比较困难的。由于矿脉的分布范围不广，所有的古矿洞都集中在一起。所出的矿石属黄铜矿，含矿量仅5%,也有微量的孔雀石（炭酸铜）。
古矿洞共发现了七处，都集中地分布在一起，最远的相距不过20米，近的只有2.5米:，由东向西再向南顺序编成1—7号洞。根据古矿洞的结构，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现各举一例加以说明。
第二号洞（图一,1）洞口向北，呈园形，直径3米。由洞口作10度的倾斜向内掘进。深至4米时，洞身逐渐扩大，成为高8、寛6米的大洞室，形状很不规则。在洞室的南边凿了三个直径1米左右的支洞（A、B；C）,各深3—12米不等；其中B、C两个支洞还各有两个分叉。在洞室的北边也另凿一支洞（D）,1958年在这个洞里，麦现了两个铁鎚和一块铜锭。
第三号洞（图一,2）洞口向东北，呈园形，直径3.4,洞深达15米。从洞「I约作50度的倾斜，转湾后逃直深入，至3.3米处向右掏一直径0.97-1.17米的小洞，然后扩大成直径2.5-3.1的竪洞，深约9米；左侧也另挖一竪洞，横断面呈:两园相切状，直径1.2-2.5米，因坑底已塞满碎石，深度不详。
第七号洞（图一,3）洞口向东，呈椭园形，宽10,高4,深15米。结构此较简单，由洞口到洞底约作45度的倾斜。与此洞结构相似的还有第一号洞（洞宽22,高18,深18米。1958年在这里曾发现一根铁针）、第四号洞（洞宽2.3,高4,深15.5米）、第五号洞（洞宽2.4,高1.5,深8米）和第六号洞（洞宽3,高4,深5.5米）。
这些古矿洞的洞壁都修凿得比较整齐，洞壁上多长有靑苔，含铜量高的地方，因和空气氧化常形成一片片的绿色。矿洞的开凿方向，都是按着铜矿脉的走向，可证明当时已经充分掌握了采矿的知识。在第二号洞内还发现大景的木炭和碎石杂在一起，据此可以估计当时是用“加热法”（fire setting）并突矿石的①,即在洞内燃烧木柴，利用热力使岩石松脆，,有时加热后还用冷水浇注，促使岩石崩裂，再用铁鎚、铁舒开凿，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纵然如此，在古代开凿这样规模的矿洞，还是需耍付出相当艰巨的劳动。
在古矿洞内所发现的铁器、铜锭等，也有助于解决矿洞的年代，今分别描述如下：
铁鎚共两件，都发现于第二号洞内。我们所收到的一件作园桶形，中腰略呈带状凸起，中间穿长方鎏。鎚身长15,直径8厘米.重6公斤（图二）。鎚身的两端均有崩落的痕迹，当是长期使用的结果。鎚身满遮铁锈，还沾有小部分的氧化铜。
按这件铁鎚的形制和安徽寿县安丰塘发现的“都水官”铁鎚③完全一致，可证明它也是东汉时期的遗物。另一件，现藏于山西博物馆，形制不详。
铁钎仅一件〈图三，1）,发现于第一号洞内，现藏于山'西运城县文化馆。方柱尖锥形，顶端由于不断敲砸而致边缘卷长20.5,宽3厘米；重0.7公斤。
铜锭仅一件（图三,2）,发现于第亍号洞内，现藏于山西运城县文化馆。园柱形,顶端突出一周凸棱,两侧各有一条明显的镜棱。锭身浑园平整，唯中下部加粗，表面也比较粗糙。长32,径4一5.6厘米；重3.75公斤。从形制上观察，它和山西侯马的东周铜锭③、河北兴隆的汉代铜饼国、陕西西安汉城的铜锭⑤均不相同。但这一件出在矿洞内，又不像任何工具，姑作铜锭处理，它的用途还有待进一步硏究。
东汉题记是缱刻在第五号与第六号洞之间的一块摩崖的上面（图版伍,3）。摩崖长6.5,高2.6米，面向东南，表面平整，但风化比较严重，以致有的字迹湿漫不淸，甚至于完全磨灭（图版伍,5）。现存的题记共有七行，按由右向左的顺序叙述。
“甲子”在最北端的右上角。
里司马胡生”距上行题记约0.5米。
“光和二年河园”距上行题记约2米。
“正月”紧靠着上行，疑属于同一个题记。
“太口口口口”与上行题记相距约0.1米。
“中平二年□口”距上行题记约1米。
“甘露”与上行题记相距0.1米。
在距古矿洞约800米的谷沟里，有一处比较平坦的台地，据说1958年曾在这里挖出过烧土和炼渣等遗存。我们在台地断崖上距地面4米的地方，发现暴露着一处“却'形的红烧土槽，宽2.8,残高1.5,厚0.12米，内壁呈深灰色，外壁呈淡红色，可能是一处焙烧矿石的炉址（图版五，4）。在炉址西面约7米的地方，还发现了成层的木炭渣层，厚达10厘米。这些遗存充分说明这里是当时冶炼矿石的地点，为古代在矿洞附近进行冶炼的事实，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此外，在附近的断崖上还暴露着瓦片层，我们曾采集到板瓦和筒瓦各四片。板瓦的表面印有交错的粗绳纹,里面印有麻点纹。筒瓦有两片比较完整，表面印有排列比较整齐的绳纹，但有的部分往往被抹平，里面则遗有泥条筑成的痕迹。其中的一件带有圆形的钉孔和素面瓦当。瓦当比较粗糙，已残缺过半，但据两侧所遗留的痕迹观察，当属于圆形瓦当。这里的板瓦、筒瓦及瓦当等，基本属于汉代常见的形式，其年代可能与题记相去不远。
这里所发现的东汉摩崖题记，是十分値得重视的。过去认为在山西境内不见汉晋石刻⑥，但是三门峡栈道⑦和这里的发现，就完全打破这种说法。尤其重要的是，这里的发现给古矿洞的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题记的年号主要属于东汉末叶灵帝时期，如“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甲子”则应相当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最后一行的“甘露”似应属于魏末的年号（公元256—259年），而不可能属于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53—51年），因为前者的年代和“光和”“中平”等年号是比较接近的。其他无年号的题记，也当属于东汉末叶，而不会距离得过远。这些题记纯系汉代所习见的题名，惜多磨灭不能窥其全貌。如“图阳口里司马胡生”中的“平”字尙依稀可辨。.按汉代平阳属河东郡，《后汉书•郡国志》」“平阳俟国有铁”。博邑家鼎铭作“河东第10期平阳造”⑧。地望在今焰汾南，所题的平阳当系指此。“口里”虽不可辨，当系指平阳的乡里而言。按汉代习俗多籍贯姓名幷称，在居延汉简中便有不少的例子⑥，汉碑或题记里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鹿孝禹碑作“平邑侯里腐孝禹”⑩，和平元年（公元150年）的三门峡栈道题记作“平阴李倪”⑪，故司马胡生显系题名者的姓名，而“图阳口里”则当为其籍贯。“光和二年河固”之下已经磨蚀，“内”字虽不甚淸晰，当系指河内郡。这些仅存记年而不见县里姓名的题记，恐怕由于文字磨灭的缘故。从题记的位置上来看，它显然与采矿有关。不仅因为它处于第五号和第六号矿洞之问，更重要的是摩崖之下即为通往矿洞的小路，很可能这些题记与当时修筑这条山路有着某些联系。
根据题记和古矿洞内所发现的遗物，至少可以证明这些矿洞应属于东汉末以至于魏晋时期。晋南从古代起，便为我国产铜地区之一。虽然在《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缺乏有关的记载，但在汉代铜器铭文中却有不少的线索。如斗者高铠为“河东安邑造”⑫，博邑家界为“河东平阳造”⑬，馆陶釜、甘泉上林宫行镒、⑭敬主家铫、李游鎌、冯久饥、河东鼎等⑮则是“河东所造”或署名“河东”。甚至于还有明确地提到河东设有“铜官”的铭文，如永元八年河东铜官所造四石鎌……”⑯。这些都说明河东郡是汉代产铜地区之一，至少这里应是当时的一处矿区。
这里矿洞和盛行采矿的时期，大体如题记所揭示的那样，系属于东汉末叶。至于在这里开始采矿的吋间，也可能还要早一些。到汉魏以后，这些矿洞似乎已经被废弃了，因为我们幷没有找到汉魏以后仍在继续采矿和冶炼的证据。
从文献记载上，可以看出晋南一带以唐代产铜为最盛。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时铸钱：“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腊三千七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如此规模的铸钱,是必须以丰富的矿产作为后盾的；同时在《新唐书•地理志》里记载晋南的产铜地点尤为详备,可证晋南是唐代产铜中心之一。特别是《新唐书•地理志》还第_次提到解县:“有铜穴十二”，可见唐代在解县一带也开采过铜矿，但不久都废掉了。如《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百五十四：“按……《唐书•地理志》，解州有铜穴十二。……今幷无闻。”《读史方舆记要》卷五十“又紫泉监在州南，唐志干元年置监。有铜穴十三，后麝”。以上的记载，可能是比较符合事实的。至于洞沟的古矿洞附近，还没有找到唐代的遗物，也说明这里不是唐代开采过的“铜穴二由于这一带铜矿的埋藏量不大，含矿量不甚丰富，所以开采的时间一般是不长的，像洞沟的古矿洞都集中在一起，采矿和冶炼的时间也比较短，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最后，値得特别提出的是，远在两千年以前便掌握了开凿矿洞和冶炼黄铜矿等进步的方法，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标帜着我国东汉时期在铜矿的采掘和冶炼技术上，已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里的发现对我国古代冶金技术发展史上也作•了有意义的说明。我们知道古代早期的冶铜，是开采埋藏不深的孔雀石。这种炭酸铜在摄氏750-800度的较低温度下便可以得到还原，加工也比较容易，因而在靑铜时代初期，一般都是以炭酸铜作为冶铜的主要原料。由于炭酸铜的埋藏量有限，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就逐渐转移成以硫化铜为原料。属于硫化铜的黄铜矿，虽然埋藏最较炭酸铜丰富，但必须深掘采矿，因此就发展了矿洞的开凿技术；同时硫化铜的冶炼也远比炭酸铜要困虽得多，必需经过多次焙烧才能提炼出精铜因此，从世界范围来讲，硫化铜的开采与冶炼都开始得比较晚。据推测古埃及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但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在欧洲也不是那么淸楚，一般认为开始于罗马时期⑱。至于我国从甚么时候起采冶硫化铜，目前还难以确定，根据这里的发现，至少可以说明在东汉末期已经掌握了硫化铜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当然它的开始应该更早一些。我们相信如果在今后的调査和发掘中充分注意这些间题，是不难获得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