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说德云】再说九辫为什么不说《三节拜花巷》
九辫不仅是不说《三节拜花巷》,九辫是压根就不使板子活。
从根儿上倒腾,是老郭和于谦这老两口就不使板子活。

2011年,谦儿哥说,他的师父石富宽是高凤山的徒弟,于谦拜师后,知道自己是高门弟子,就去找石富宽,说您给我一副板儿,石富宽说我也没有啊!石富宽说:“别学这个了!我都不说了,你还说它干嘛!好好说相声。”
谦哥说自己也买了副板儿,在家练来着,但是实在是没感觉、没灵性、没坚持,“你要说真不会,打上几个点儿也成”、“虽然会点儿,但是上台的标准还真是不够”、“如果高老师、郭老师一个劲撺掇我,这回、今儿是不行了,等我在练一段时间,等我真的犯了大错误,等适合的场合吧!”
2021年了,适合的场合还没有到来。
真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一样都是逗哏撺掇、捧哏不肯,一样都是逗哏打板,捧哏勉为其难说几句,一样都是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老的不喜欢,小的也不见得喜欢。杨九郎肯定是没有在台上打过板,张云雷11年重回德云社,13年8月和杨九郎搭档,这两年时间里,除去单人打板唱莲花落,有和梁鹤坤频繁地使过板子活吗?(不说频繁了,不频繁的有吗?)

快板在相声里,本来就是很小的一部分。
关于相声的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有说相声是相貌之相、声音之声,有说相声是口头文学,不管哪个说法,快板都不在这个概念内。
相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秦汉,经历了两汉南北朝的演变,到了唐代参军戏,基本固定为参军仓鹘二者配合戏谑的模式,参军为逗,仓鹘为捧。
清道光同治年间,出现了唱八角鼓的丑角张三禄;咸丰驾崩“国孝”期间,相声创始人朱绍文撂地卖艺,弃京剧改唱太平歌词。
相声第一代有三人,朱绍文、阿彦涛、沈春和。其中朱绍文花脸出身,乐器是唱太平歌词的竹板;阿彦涛是朱绍文的代拉师弟,唱八角鼓;沈春和是评书演员,春评两吃(既说相声也说评书)。
相声和京剧的血缘很近,而快板的产生就是为了沿街乞讨,两者不是一个发源,从艺术的厚度上来说,也是有差别的。

很多曲种都对相声产生过影响,历代笑话、部分戏曲、拉洋片等民间技艺、货声叫卖。相声讲究“万象归春”,快板只能算“万象”中的一象而已。
到了撂地时期,数来宝成了相声演员的功课之一。
这个阶段,说相声的打快板和唱什不闲的打架子、唱鼓书的先弹弦子一样,都是为了出点动静,招聚观众,也就是所谓的“圆粘儿”。
老郭常说的“十冬腊月,大栅栏连条狗都没有”,他和李菁等人打着板在街上招揽观众,就是实打实地靠响器圆粘儿了。
九辫的师爷侯宝林总结过明地相声艺人必须掌握的12门技艺:开场诗、开门柳、白沙撒字、太平歌词、单口、群口、要钱、捧、逗、双簧、数来宝、口技。
相声从明地进入茶社以后,因为是室内表演,就不再白沙撒字,多是群唱什不闲开始。德云社在零几年也是这个表演模式。
自此,数来宝、口技的表演频率大幅降低,相声的重点依旧是捧逗之间因斗而逗,重视文学性和表演性。
快板在相声的历史和内容上,就这么多。
事实上,观众对快板的兴趣也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大。
德云社有的是嘴皮子利索快板打得好的演员,那不也没红么?不是观众不识货光去捧有脸的,而是快板这种形式,不利于演员塑造人物传递感情。观众没有被调动起情绪、没有被激发起感情,也就不能和演员共情,只能听到的时候喝一声彩,听完就没事了。
艺人的地位本不应因曲种分高低,但是艺人当然有权因自己的喜好选择业务偏向。
老郭尊观众一声“衣食父母”,然而,就算是亲爹娘也得尊重孩子的喜好、尊重孩子的自我发展,不见得你花点钱(还有没花钱的)就能有权规划艺人的人生了。

九辫从一开始,相声走的就是最正统的路子:塑造有残缺的人物、因剧情矛盾产生喜剧效果。
九辫的过人之处在于人物塑造、舞台张力,一句话:剧情好,演得好。九辫是从戏剧高度去演绎相声,他俩的舞台表演,一副快板是远远承载不了的。
老郭说相声是最与时俱进的,这话对。万象归春嘛,只要是好东西,相声都会拿过来,融为己用。
九辫的相声里没有快板,但是九辫的相声里有滑稽京剧和默剧,不排除还有别的我没辨认出来的艺术形式。
九辫是有眼光有水准的,吸纳什么不吸纳什么、融合什么不融合什么、表演什么不表演什么,他们比粉丝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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