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

（一）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3月至5月中国国民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等）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作战，中军顽强抵抗、浴血奋战，但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长城沿线仍失守，平津危急。之后成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被迫由参谋部作战厅长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划定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军队不得进入，而日军退回长城以北。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也因此事实上以长城为界，伪满洲国更于长城各地树立“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的界碑。自1932年5月中日淞沪协定签订之后中日两国军事、政治形势都发生变化，1932年5月15日日本国一批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袭击首相官邸及警视厅等国家重要机关，杀死首相犬养毅，组成斋藤实新内阁。新内阁以确立所谓“国防国家体制”为宗旨，将日本政体的法西斯化推进一步，在此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决定“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热河省（1956年撤销）位于长城以北，连接东北、华北和内蒙，日军如占领该省既可随时进窥内蒙和华北，又可切断关内和东北义勇军的联系，巩固它在伪满的统治。早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后关东军就已在《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中将热河划入预定建立的伪满洲国版图，1932年2月关东军炮制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其所谓的《独立宣言》中说：“热河省与旧东北三省有不可分割之关系。”1933年1月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议会发表演说说：“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境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尤以热河省之属于满洲国之一部者，征诸该国建国之经纬，当可明了。”日本一面设法拉拢汤玉麟（1871年7月—1949年2月），一面开始筹划直接以军事行动夺取热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还是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在北方中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在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支持下制止汤玉麟降日，采取增兵热河和暗中接济义勇军等措施，以遏制日军的侵略活动。

（二）到1932年底在热河的军队共有步兵4个旅、骑兵3个旅及特种部队约1.7万人，部署在热河东朝阳、开鲁间及凌源、赤峰附近和承德周围地区。另外在河北境内和平津地区驻有步兵22个师另2个旅，还有骑兵4个师及特种部队。张学良于1932年10月组织以北平分会参事柏桂林及工兵人员组成的阵地构筑委员会，指导热河境内的阵地构筑。其阵地编成：第一线由赤峰经建昌营、建平、叶柏寿、大城子至界岭口内，线上共有6个据点，每个据点有2个支撑点；第二线由赤峰经楼子店、西桥头、三十家子至喜峰口，再于大城子、三十家子间筑成斜交阵地。但由于天寒地冻、土质坚硬导致开掘困难，且材料器具缺乏，工事构筑进展十分缓慢。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曾派代表参加伪满洲国建国会议，但畏于全国人民的义愤，不敢公开降敌，关东军见诱降不成乃决心以武力占领热河省。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及其正、副参谋长小矶国昭和冈村宁次等为了将华北方面中国军队的主力牵制于冀东地区，以使其进攻热河容易，并保障其进攻部队之侧背安全，从1932年夏季开始不断在山海关和辽宁与热河交界处制造事端。10月发生伪满警察非法进入山海关城，与东北军士兵冲突的第一次“山海关事件”，12月8日又发生日军装甲列车炮击山海关的第二次“山海关事件”。山海关又称榆关，位于燕山山脉及万里长城的东端，枕山襟海，地势险要，扼辽、冀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东北沦陷之后张学良为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任命独立步兵第9旅旅长何柱国为临永警备司令，统领该旅及独立步兵第12旅、骑兵第3旅和工兵、山炮兵各1个营，分驻于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等地。部署于山海关的部队为第9旅第626团的2个营，根据《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及英、美等11个国家在天津至山海关间的各要点上均驻有军队。九·一八事变后山海关、秦皇岛驻有日军守备队200余人，附近海面还泊有日海军第2遣外舰队的军舰10余艘。

（三）山海关以东至锦州间沿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关东军第8师团的第4旅团和骑兵第3旅团一部及炮兵第8联队，另外配属有关东飞行队的第1中队、铁甲列车3列和坦克10余辆，兵力共约4000人。1933年1月1日23时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甚九郎派人在营院内投掷手榴弹并鸣枪数次，却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即以此为借口向中方提出4项条件，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军队、警察及保安队撤出山海关的南关及南门，由日军进驻。遭到中方拒绝后日军于2日晨强占南关车站，并将中国警察缴械。上午9时开始攻城，被守军击退，日军第8师团即向第9旅送来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撤出山海关。10时日第8师团一部兵力乘4辆列车，在3辆铁甲车护送下到达山海关，10分钟后与其守备队在飞行第1中队5架飞机支援下共同发起进攻，守军沉着应战。战斗至17时许日军受挫退去，当晚武藤信义命令第4旅团长铃木美通：“一并指挥随着事件发生而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16旅团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3日晨日第8师团一个多旅团的兵力在15架飞机轮流支援下对山海关南门展开猛烈的攻击，日海军第2遣外舰队的舰炮亦从山海关以东的海面上对中国守军进行轰击。激战至14时东南城角被日军突破，团长石世安组织反击未能奏效，第1营营长安德馨及第2、3、4、5连连长先后战死，2个营的官兵已伤亡殆尽。石世安率余部于15时从西水门向石河西岸撤退，日军于当日占领山海关，4日攻占五里台，10日攻占九门口，控制关内外的交通要道。1月28日武藤信义下达进攻热河的预先号令：“命第10师团派部队接替第6师团的防务，命第6师团、骑兵第4旅团、第8师团、混成第14旅团、33旅团分别向通辽、彰武、打虎山、锦州、绥中等地集结，做好进攻热河的准备。”担任进攻部队的参谋于1月30日和2月1日乘飞机侦察热河地区的地形。

（四）2月10日关东军司令部召集各师团、旅团的主任参谋，传达进攻热河的作战计划，宣布：“进攻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进而确立满洲的基础。” 其兵力部署是：第6师团配属骑兵第4旅团，由通辽、彰武、打虎山西向进攻赤峰，而后以一部兵力向西南攻击前进，策应第8师团进攻承德的作战；第8师团由锦州经义县、朝阳、凌源、平泉进攻承德，而后以一部兵力向长城古北口进攻；混成第14旅团由绥中向西进攻凌源、平泉，策应第8师团，而后南下进攻喜峰口、冷口；继14旅团之后混成第33旅团由绥中向西转南，进攻界岭口、义院口；关东军飞行队的侦察第10大队进驻通辽、锦州、绥中，各1个中队并战斗机第11大队的2个中队进驻绥中，轰炸机第12大队进驻锦州，重点支援第8师团进攻承德，以一部支援第6师团。预定下旬开始进攻。在日军集结部队作进攻热河准备的期间国民政府于2月11日派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等至北平与张学良商讨保卫热河问题及为张军筹措军费，宋子文等还与张学良至热河视察部队。宋子文先后在北平和承德发表演讲说：“热河为中国完整之一部，与苏、粤各省无异，热河被攻即同于南京被攻。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与其周旋，日本已占我东北，但任何进一步之进攻，即将予以抵抗。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领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18日张学良又与万福麟、宋哲元等20多名将领发出通电说：“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张学良与何应钦等研究当前局势后由北平军分会制定保卫热河的计划。其作战方针是：“华北军以捍卫疆土、收复失地之目的，务需确保冀、热，巩固平津，以为将来进出辽河流域之根据。集中主力于冀、热东部及平津、察南一带，对由河北沿海登陆及自热河方面侵入之敌，预期各个击破之，并乘机东进，向辽西平原转取攻势。” 

（五）将华北现有驻军编为8个军团和1个预备军团，第1军团于学忠部防守津塘地区，第2军团商震部防守滦东地区，第3军团宋哲元部防守冀北地区，第7军团傅作义部防守察东地区，第8军团杨杰部和预备军团集结于北平附近。又将第4军团万福麟部第53军6个师、第5军团汤玉麟部第55军1个师4个旅、第6军团张作相部第41军3个旅及第63军、挺进军等共约10万人编为两个集团军，直接担任热河省的防守任务。两集团军的作战地域分界线为朝阳、建昌、凌源、平泉至承德的公路，公路以南为第1集团军，张学良自兼总司令；公路以北为第2集团军，张作相任总司令，汤玉麟任副总司令。2月17日武藤信义正式下达进攻热河的作战命令，定于23日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日本政府则使用其惯伎，于23日由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要求中国军队退出热河省，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中国政府予以拒绝。就在日驻华使馆送交备忘录的同时日关东军分3路向热河发起进攻，日军主攻方向为第8师团（师团长西义一），下辖步兵第4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第16旅团（旅团长川原侃）、骑兵第8联队、炮兵第8联队、工兵第8大队，配属的第1战车队、旅顺重炮兵大队、关东军汽车队及伪奉天省警备军于芷山部的伪独立第1旅李寿山部，共约1.5万人。以第4旅团为先遣部队，于21、22日先期占领第5军团防守的南岭、北票，掩护其主力展开。守军第4军团的防线为朱录科、叶柏寿、大城子、凌南、喇嘛洞、于沟镇、义院口之线，正面约400华里，构筑线式阵地。阵地工事简陋，后方交通困难，一线突破后全线即有瓦解之虞。该军团的兵力部署为：第130师防守叶柏寿至大城子间阵地；第119师防守大城子至凌南间阵地；第129师控制平泉、三十家子间地域；第108师防守凌南至喇嘛洞间阵地；第116师防守喇嘛洞至义院口间阵地；第106师控制叨尔磴、汤道河间地域；炮兵第11团配置于左翼凌源附近。

（六）日军于2月23日开始进攻，25日占领朝阳。3月1日日军挺进支队第16旅团乘汽车沿公路南进，下午进至叶柏寿时遭到第130师的阻击，激战至傍晚守军阵地被突破，第130师和前来应援的第129师第1团被迫向平泉撤退。3月2日日军继续攻击前进，于当日11时攻占凌源，与由绥中西进的混成第14旅团会合后向平泉进攻。第130师退至平泉与第129师会合后准备重新组织防御，但由于第4军团其他各师已全线动摇，该两师亦随之向喜峰口撤退。3日拂晓日军占领平泉，14时日军一部向承德迫近，19时进至承德以东约50公里的三沟，与第5军团守军接触。第5军团担任防守朱录科、建平镇、黑水镇至赤峰（不含）之线，正面约200华里。其兵力部署为：第36师及骑兵第36团担任北票、朝阳前线阵地和朱录科至建平镇间阵地，另以一个团控置于平泉、承德间作为军团预备队；第31旅防守黑水镇至赤峰间阵地；骑兵第1旅防守青沟梁地区；骑兵第9旅防守开鲁地区；骑兵第10旅防守天山（今阿鲁科尔沁旗）地区；炮兵第36团配置于建平镇附近。第5军团第一线阵地及前线阵地各部队在中路日军第8师团和北路日军第6师团进攻下一触即溃，在朝阳的团长邵本良和在开鲁地区的骑兵旅长崔兴武先后投敌，其余一部退往赤峰，一部退往承德。3月3日晚当日军进至承德以东的三沟时汤玉麟不仅没有组织防御，反而下令赤峰附近所属部队撤向半截塔，自己率承德地区的部队撤向滦平、丰宁地区，4日11时50分日军先头分队骑兵第8联队128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承德。日军由北路进攻的第6师团（师团长坂本政右卫门）下辖步兵第11旅团（旅团长松田国三）、第36旅团（旅团长高田美明）、骑兵第6联队、野炮兵第6联队，配属骑兵第4旅团（旅团长茂木谦之助）以及伪洮辽警备军张海鹏部、伪暂编第2军程国瑞部共约1万人。步兵第36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由通辽经开鲁、巴林向赤峰进攻，以第6师团主力分由彰武、打虎山西进，向赤峰进攻。

（七）守军第6军团是由孙殿英的第41军和退至热北的东北义勇军各部组成，其兵力部署为：第41军防守赤峰、范胡屯地区；冯占海部防守奈曼旗、下洼地区；刘震东、李忠义两部防守开鲁地区；邰斌山、邓文、檀自新三部防守经棚地区。日军骑兵第4旅团及张海鹏伪军2个骑兵旅于23日首先向天山、林东、大板、林西方向迂回，经激烈战斗后击退第41军及东北义勇军的部队后转向南下，于3月1日推进至赤峰以北地区。第6师团其他各部亦于23日开始西进，虽然汤玉麟所部第5军团位于赤峰以东地区的部队一触即溃，但日军遭到冯占海等各部义勇军的抵抗和袭击。只是由于义勇军装备甚差，各部间又缺乏协同，所以难以遏止日军的攻势。日军于24日攻占开鲁，26日攻占下洼。3月1日日军进至赤峰以东哈拉道口地区，受到第41军第117旅的顽强抵抗。当夜守军派出一连精锐兵力，夜袭日第6师团司令部，日军集中参谋及勤务人员仓促抵抗，直至援军到达后夜袭部队方才撤离。3月2日骑兵第4旅团及伪军骑兵旅开始进攻赤峰城，激战至傍晚守军向围场、隆化转移，日军骑兵第4旅团占领赤峰城。但日军第6师团部队被阻于哈拉道口、炮营子地区，至3月5日方击退守军第117旅，进入赤峰城。日军占领赤峰后分兵南进、北上，于3月10日攻占乌丹和围场，中国军队撤至半截塔、丰宁地区，日军撤回赤峰集结待命。由南路进攻的日混成第14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下辖步兵第25、第26、第27、第28联队的各1个大队，野炮兵第7联队的1个大队及骑兵第7联队的1个中队；混成第33旅团（中村馨）下辖第10、第40联队，共1万人，归第8师团长西义一指挥。混成第14旅团由沈阳乘火车到达绥中后于2月24日开始西进，27日推进至纱帽山以东地区，当即向防守该地的第119师和第108师阵地进攻，战斗至28日10时守军西撤。

（八）日军追击，并于3月1日占领凌南，尔后分为两路，旅团主力向北于3月2日协同第8师团攻占凌源，一部（2个大队）向南于3月2日突破第116师阵地占领喇嘛洞。旅团主力从凌源南下，经叨尔磴、青龙，于4日占领冷口。旅团另一部占领喇嘛洞的一路，经要路沟向界岭口前进，于5日占领茶棚。6日混成第33旅团已从绥中出发，西义一命令在茶棚的2个大队改变任务，向喜峰口方向前进，令混成第33旅向界岭口和义院口进攻。由茶棚转进的混成第14旅团2个大队于9日到达喜峰口外，混成第33旅团分两路于11日到达界岭口和义院口外，至此日军进攻热河的作战结束，热河全省沦陷。热河的失守使全国大哗，在蒋介石示意下张学良引咎辞职。3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批准张学良辞去各兼职，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热河失陷后日军推进至长城沿线各口附近，其兵力部署为：第8师团位于承德、古北口外地区，混成第14旅团位于喜峰口外及冷口地区；混成第33旅团位于界岭口外和义院口外；第6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位于赤峰地区。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为阻止日军继续向长城各口侵犯，将参战部队重新进行部署：第1军团防守天津、大沽及警备津浦铁路；第2军团担任滦河以东和冷口附近的防务；第4军团在原地整训，并以3个师协助第57军防守冷口以东长城要隘；第3军团负责喜峰口、马兰峪方面防御；第8军团担任古北口方面作战；第6、第7军团担任察东防务；原第5军团汤玉麟残部在察东沽源整补。以上8个军团共14个军（含1个骑兵军）36个师（含6个骑兵师）19个旅（含8个骑兵旅、3个炮兵旅），约25万人。古北口、南天门战斗是长城抗战中历时最长（自1933年3月7日至5月23日）、双方兵力投入最多的战斗，1933年3月4日日军第8师团占领承德后以第16旅团向滦平方向挺进，师团主力在飞行队支援下全力向黄土梁及其以西地区进攻。

（九）为阻敌西进，北平军分会乃令驻古北口一带的第107师北上，在青石梁一带占领阵地，掩护后方部队集中。3月7日令第112师及附属炮兵营归67军军长王以哲指挥，向古北口推进、并令第25师向密云集中，骑兵第三师从沙河向白马关推进，第2师黄杰部向通县集中。当第107师北进之时因热河军溃败过快而致青石梁失守，该师乃在黄土梁附近进行抵抗。经过4天激战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官兵伤亡过多、弹药将尽于3月9日下午2时向古北口撤退，此时第112师张廷枢部已在古北口附近的将军楼、米窝铺、二道沟之线部署防御。自9日起敌步兵在炮兵和空中飞机的掩护下向守军阵地发起进攻，该师战到10日因伤亡过重不支，敌军冲入阵地，不得已向南天门撤退。北平军分会急令第25师北上，防守古北口，第17军第25师于3月5日抵达通县。由于第17军军部还在蚌埠一带，该师归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直接指挥，3月8日该师奉令进驻密云。这时古北口形势危急，军分会令其增援古北口。10日上午该师抵古北口，当第112师不支而退、阵地出现缺口时第25师第73旅即占领古北口镇南的东西两侧高地，第75旅集结在黄道甸附近，另以第112师1个团在第73旅右翼的将军楼担任防守。3月10日下午3时日军以一部兵力在炮火掩护下进行正面宽大的战斗侦察性进攻，数小时后撤退。11日拂晓日军第8师团主力向右翼阵地发起进攻，战至上午10时第112师不支而退，日军迅速占领古北口关口，并乘胜向第25师右翼包围攻击。防御该地的第73旅第145团因孤立突出被敌包围，师长关麟徵指挥第75旅驰援，出古北口东关不远与敌遭遇，双方短兵相接。关麟徵师长负伤，团长王润波牺牲，但终将敌击退，关麟徵负伤后第73旅旅长杜聿明代理指挥。

（十）12日4时日军再度发起进攻，战斗更为激烈，至午后3时右翼第145团伤亡殆尽。师属各部与师指挥所联络中断，形成各自为战的状态。守军各部不支而纷纷溃退，古北口被日军占领，到下午5时师属各部退到南天门左右高地之线，其防御任务由第2师接替。日军占领古北口后停止前进，中日双方暂时形成对峙。对峙期间日军不断以小部队对第2师阵地发动攻击，均被守军击退。第2师利用战斗间隙加构阵地工事，在南天门阵地右自潮河岸黄士梁起左到长城上的八道楼子止，在正面宽约5公里的中段以421.3高地为据点，纵深配置，并在南天门后方构筑6道预备阵地。4月5日军事委员会电令调第67军王以哲部增防滦西，由第83师接第110师防地，古北口方面全由第17军防守。4月11日为配合冷口作战，第17军令第2、第83师各编1个大队对敌后方古北口背面和巴克会营进行夜袭，杀伤日军多人。何应钦怕引起敌人更大的进攻，令部队停止袭击行动，但日军并未因此不再进攻，自4月中旬以来不断向古北口方面增兵。16日之后日飞机即向古北口、南天门一带进行轰炸侦察，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作准备。20日拂晓日第16旅团主力一部向八道楼子守军阵地发起进攻，另一部攻击南天门两侧高地，守军凭借险要地形打退敌人的进攻。当晚日步兵第32联队第3大队用汉奸带路，偷袭南天门左翼高点八道楼子。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守卫在这里的1个连的官兵麻痹而放松警戒，致使敌偷袭成功，8座碉楼全被敌人占领。4月21日第2师师长黄杰严令第6旅反攻，该旅虽给敌以杀伤，但地处低下导致仰攻不易，连、营长牺牲，负伤者甚众，终未奏效。又派第4旅旅长郑洞国率第7团，并指挥第6旅的第11团继续反击，因敌居高临下徒遭伤亡，阵亡官兵1500名，第2师被迫于22日夜将阵地变换到田庄子、小桃园一线。

（十一）24日日军又增加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南天门中央据点421.3高地连续冲击，守军第11团伤亡过重，至是日下午师长乃令第7团增援才将敌人击退。这时第2师战斗5个昼夜后伤亡甚大、疲劳已极，乃于当日黄昏后将阵地交予第83师刘戡部防守。第83师防守的南天门右翼阵地交予第25师防守，因第8军团总指挥杨杰他调，徐庭瑶代理总指挥。25日又将部署作如下调整：第25师接替第83师守备地区；第83师接替第2师守备地区，第2师进驻九松山一带整理；以骑兵第1旅接替骑兵第2师的警戒地区。26日拂晓日军集中兵力向南天门中央阵地421.3高地进攻，敌炮火将该高地工事夷为平地，尔后步兵在坦克车掩护下发起攻击。守军虽奋勇作战，但因兵力、火力悬殊，第83师2团又1营激战数日，最终阵地全毁，作战失去依托，因而于28日晚撤往南天门以南600米的预备阵地，经过7昼夜的血战后日军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占领南天门阵地。当古北口战斗正激烈之时日军以第8师团第4旅团第31联队的第3营大队为基干，附伪军5000余人，沿烧锅营、寿王坟、鹰手营子公路南进，企图威胁古北口侧背，掩护其主力作战。4月20日南进途中与守军骑兵第5师李福和部遭遇，该师败退。日军于21日占领兴隆，24日分向马兰、黄崖两关口进行战斗侦察，并以一部向墙子路方向活动，意在吸引中国军队的注意力，掩护正面进攻南天门。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为清除侧背的威胁，令第26军萧之楚部（仅2个旅的兵力）加强马兰关、将军关、黄崖关方面的防守，并于26日命其将兴隆之敌驱逐于远方，以便保持龙井关及南天门侧背之安全。

（十一）萧之楚随即进行部署：将骑兵第5师编成骑兵支队，以骑5师师长李福和为支队长，向兴隆县东北龙潭沟、杨树沟之线搜集前进，掩护第1纵队右侧；将独立第4旅（欠1个团）和师属山炮、骑兵各1连编成第1纵队，以独立第4旅旅长王金镛为纵队长，向兴隆县荞麦岭、土城头一带挺进，并相机截断兴隆敌人北退之路；将第132旅（欠1个团）、独立第4旅1个团及另师属工兵、炮兵各1连编成第2纵队，以第132旅旅长于兆龙为纵队长，向兴隆攻击前进；第3纵队以第132旅的第264团编成，以该团团长郝奇为纵队长，主要任务是协助第2纵队攻击兴隆之敌。4月27日凌晨2时各队向指定目标攻击前进，第1纵队和骑兵支队分别于晨5时和8时占领预定位置；第2纵队于4时到达兴隆，迅即抢占有利位置，向敌发起攻击；第3纵队随后赶到，即投入战斗。经激战后将兴隆县署和兴隆山之敌予以分割，日军利用工事顽抗。到8时日军飞机六七架飞来轰炸，攻击部队未构掩体而无险可据，官兵伤亡300余人。下午敌机3架又来投弹，被中国军队击伤1架，降落于兴隆山麓。是日黄昏日军在县署300人、山上80人被包围，兴隆县四周高山林立，日军突围不成、增援不得，粮食全赖空投。但中国攻击部队既无重武器，又无后援，无力歼灭被围的日军。4月29日何应钦命令中止围攻，第26军主力退守墙子路长城一线。日军混成第14旅团一部于3月9日到达喜峰口外后立即向防守该地的万福麟部进攻，守军一触即溃，当日日军占领第一道关口。此时第3军团第29军第37师的第109旅增援到达，立即投入战斗，稳住形势。第29军原集结于三河、玉田等处，准备占领义院口至叨尔磴之线，阻敌西进。当热河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向长城线逼近时宋哲元部于3月2日开始从集结地向喜峰口方向增援，喜峰口为冀东长城上的一个关口，口外群峰耸立，险要天成。

（十二）长城蜿蜒，为华北之屏障，为冀、热之咽喉。喜峰口之左为潘家口，临滦河扼长城，右为铁门关、董家口。第109旅展开后迅速占领喜峰口及其左右的董家口、铁门关、潘家口各要点，此时喜蜂口东北制高点已被日军占领，旅长赵登禹急派王长海团长率部反攻，激战数小时后肉搏数次，守军将制高点夺回。3月10日双方爆发争夺关口的战斗，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喜峰口及其两翼阵地猛攻，赵登禹旅与前来增援的第113旅英勇抵抗，但因中国守军装备差，虽给日军以杀伤，但自己损失亦极大。此时第29军主力已进抵遵化城，为争取主动、消灭入侵之敌，宋哲元决定进行夜袭，其行动计划为：第109旅赵登禹旅长率特务营及所属第217团（团长王长海）、第224团（团长董升堂）和第218团（团长童瑾荣）的1个营与第220团（团长戴守义）的手枪队出潘家口，绕攻敌右侧背；第113旅佟泽光旅长率第226团（团长李九思）和第218团一部出铁门关，绕攻敌人左侧背；第110旅王治邦旅长率第219团（团长刘景山）、第218团（加强第220团第3营）与各特种兵共守本阵地，并相机出击，以为牵制。11日夜12时赵登禹将部队集结到潘家口，命王长海团长率一个营外一个连于12日凌晨分两路向蔡家峪、小喜峰口等处日军发起进攻。夜袭队手持大刀，奋勇冲杀，时日军还在梦中，不少未及清醒即已身首异处。次日4时夜袭队与敌肉搏十余次，接连攻占小喜峰口、蔡家峪、西堡子、后杖子、黑山嘴等十余处敌据点，趁势破坏敌装甲车、大炮、给养车、弹药车等，缴获机枪20余挺和一批战利品。摧毁驻白台子的敌指挥所及炮兵阵地，毙伤日军五六百人。右翼佟旅夜袭队出铁门关，连歼跑岭庄、关王台之敌，在白台子与左翼夜袭队的王长海团会合，而后南攻喜峰口东北高地之敌。

（十三）担任正面防守的王治邦旅在夜袭队攻击的同时跃出阵地攻击当面日军，但由于所处地形在敌瞰制之下，守敌负隅顽抗、死守待援，加之冰雪坚滑导致中国官兵攀攻不易，未获夹攻之效，激战到下午3时夜袭队和正面攻击部队方撤回原防。日军混成第14旅团在喜峰口遭第29军反击后于11日夜急向关东军司令部请求增援，于是武藤信义决定命驻赤峰的第6师团及独立守备队一部增援兵力薄弱的混成第14旅团和混成第33旅团，援兵未到之前双方未发生大规模战斗，处于对峙状态。日军第8师团长西义一侦知罗文峪无重兵把守，遂调第4旅团及骑兵第8联队附伪军2个旅向罗文峪方向进攻。罗文峪地处喜峰口西南50公里，南距遵化十多公里，长城自西向东在这里向南拐个弯，为喜峰口后方联络线之侧背。两侧山势陡峭，隘路纵横，其西的隘口名“山楂峪”，长城碉楼均尚完好。日军如果将该地占领，第29军主力阵地喜峰口将受到严重威胁，日军如果继而长驱南下遵化，部署在平东（北平东部地区）的中国军队均将被断绝后路，中国军队在华北的防线势必全线崩溃。守卫罗文峪的部队是第29军暂编第2师刘汝明部，该师守备龙井关到马兰关长约50公里的地段，正面过大，兵力薄弱，仅赖长城之险。3月14日日军开始迫近罗文峪，宋哲元命令第37师第219团刘景山部、第38师第228团祁光远部增援刘汝明；令第38师第224团董升堂部向四十里铺集中；令第106师沈克部由蓟县以东向长城外兴隆方面前进，夹击南侵日军。3月16日从兴隆沿半壁山南进的日军遭到守军的顽强阻击，战至晚9时日军退去。17日上午8时日军步炮兵联合，分向山楂峪、罗文峪进攻，并以飞机20余架轮番轰炸。守军奋勇死拒，多次肉搏，敌进攻1日亦未得逞。是日晚刘汝明抽调王合春营自左翼夜袭敌后正面防守部队全面出击，激战至18日晨日军伤亡甚众，被迫暂退待援。

（十四）当晚师长刘汝明命李金田旅长率步兵第1团乘夜潜出沙坡峪，向敌后进袭；祁光远团亦乘机从右翼潜出于家峪，奇袭马道沟、南场，日军全线动摇。李金田部因日军多日被偷袭而被提前发现，两军交火，刘汝明遂令全线出击。激战到19日晨将古山子、三岔口、快活林、马道沟附近之敌全部肃清，部队向前推进10多公里，沉重地打击日军的侵略气焰，振奋全国人民。3月19日日混成第14旅团集中兵力向冷口发动进攻，守军顽强抵抗并多次组织反击，经反复激烈的争夺战斗后于22日将日军驱逐至口外十余公里之线。3月23日由赤峰增援的日军第6师团及配属的独立守备队一部到达喜峰口、冷口以北地区，27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下达首先向长城各口实施全面进攻，而后越过长城向滦东地区进攻的作战命令。4月8日日军首先对冷口进行试探性攻击，三四百名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北刘家口进犯，被中国守军击退。4月9日日军第6师团及混成第14旅团开始向冷口守军阵地发起猛攻，千余名日军向白梨山、樱桃园方向进攻，双方战至拂晓在日军猛烈炮火下樱桃园守军全部阵亡，樱桃园失守。接着白梨山阵地也落入敌手，全军撤退至滦河西岸。日军跟踪追击，向纵深发展，占领建昌营及迁安地区。在冷口作战的同时界岭口、义院口战斗也已展开，防守界岭口的是万福麟第53军的缪澄流第116师。日军第33旅团于3月11日从绥中向界岭口挺进，16日拂晓发起攻击。由于日军兵力多、火力强，第116师稍事抵抗即后撤，日军占领关口，进到长城以内郭家厂、石家沟一带，而后又退守界岭口。第116师调整兵力部署，于17日乘日军后撤之机实施反攻，经过激战后占领界岭口两侧长城上的敌楼，并从正面迫近日军。日军重新部署，于24日晨5时发动第二次进攻，守军再度后撤。日军越过长城再进到郭家厂、468高地一线，尔后又退守长城沿线，嗣后两军转入对峙，直到4月中旬。

（十五）义院口方面原由第116师的1个团防守，15日一度为日军侵占，尔后又克复，嗣后交由第115师姚东藩部1个团防守。3月21日义院口左翼守军义勇军郑桂林部不战而向石门寨西北撤退，致使正面守军陷于孤立，姚师长乃令该团撤退，义院口失陷。3月27日武藤信义下达向长城各口进攻的命令后占领义院口的日军混成第33旅团协同新增加的第6师团一部兵力首先于4月1日向滦东发起进攻，先后攻占石门寨和海阳镇，守军何柱国部退守秦皇岛。4月11日日军攻占冷口、建昌营和迁安后滦河以西守军的侧背受到威胁，为避免腹背受敌，宋哲元第29军、商震第32军、何柱国第57军和杨正治第53军只得撤到滦河西岸，沿滦河布防。第6师团展开追击，先后攻占滦东的卢龙、抚宁、昌黎各县，滦河东部、长城以南全部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滦东之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当日军攻占冷口时蒋介石向西方列强寻求支持，希望国联出面干预，制止日本的侵略。虽然此时的英、美、法极不愿意卷入中日冲突，但华北毕竟不是日本的“传统”势力范围，在冀东的唐山和秦皇岛中英、美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理由作出登陆的姿态。这时的日本虽然退出国际联合会，但在与中国交战之时日本当权者对与西方列强对抗是有顾虑的，因此4月19日日本天皇出面敦促军方停止在滦东的攻击。4月21日关东军只得将进入滦东的第6师团等部队又撤回长城以北，此时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命令何柱国派第57军少数部队渡过滦河，谨慎跟进，到4月底滦东地区又回到中国军队手中。长城战役进行到4月底中日双方都有结束作战的想法，只是在达成什么目标和以什么手段结束的问题上不同而已。日本关东军以第6、第8师团及一个混成旅团守备从古北口到山海关400公里的长城线时兵力显然不足，处于不遑应战的状态，且屡以小部队越过长城线进行反击致使官兵疲惫不堪。因此关东军参谋部内产生莫若进行一次短暂的大规模作战的设想，企图越过长城线结束长城战役，为此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于4月12日到东京寻求军部的支持。

（十六）当滦东和南天门战斗进行之际蒋介石继续在南昌督师剿共，而请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代替宋子文主持国民政府。汪精卫上任后即起用黄郛为未来的华北政权首脑，目的是寻求与日本停战谈和的途径。从4月19日开始中日双方在上海进行秘密谈判，日本提出4项停战条件并坚持中方先从长城前线撤军，否则不予停战，使谈判进展缓慢。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认为：“战争的扩大与不扩大要对时间、地理、兵力三方面进行考虑，如时间能缩短，地域和兵力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于是陆军省与小矶国昭重新制订“以迫和为主”的沿长城线作战计划。武藤信义遂于5月3日下达作战命令，其要点为“决续予敌以铁锤的打击，以挫其挑战的意志”。此时日方对谈判已不感兴趣，而着手准备以更大规模的作战来夺取整个冀东地区，为此将在黑龙江的第14师团之28旅团调至长城一线。在长城一线参战的中国军队已坚持两三个月，人员、弹药消耗都很大，战斗力已经下降。何应钦也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增派援军和增加财政补助，以利作战。但蒋介石坚持不再增兵华北，尤其不允许参加剿共的中央军北调，这时国民政府的中上层中枢机构特别是军委会北平分会已对长城抗战失去胜利的信心。到4月下旬何应钦已作收缩兵力，确保平津的部署。5月7日日方中断中日秘密谈判，在西起古北口、东至山海关的长城全线向中国守军发动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进攻。日军进攻开始后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首先从山海关到冷口一线突入关内，守军第57军何柱国部迅速后退到滦河以西的既设阵地，滦东再次沦入敌手。5月10日日军第8师团主力夜袭新开岭（古北口南11公里）第17军阵地，经过3天的战斗后重镇石匣（密云东北30公里）被敌占领。第17军的3个师损失惨重，无力再战，遂下令后撤，日军于19日晨占领密云。

（十七）当守军溃退、日军向密云追击的时候北平军分会急调集结于昌平地区的傅作义第59军进到怀柔布防，协助第26军萧之楚部保卫北平。由于北平危急，蒋介石急令冯钦哉第42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北上，保卫北平。在滦河地区中日军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第14师团的第28旅团等先后从迁安的高台子、忍子口等地渡过滦河，从第29军和第67军的结合部突破，使滦河西岸的守军纷纷后退。第29军顽强抵抗到15日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向西撤退，16日日军占领滦西的丰润、遵化。当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中日间在北平的秘密谈判也到了关键时刻，为了使日军答应停战，何应钦命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到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部撤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这样日第6师团在滦西的进攻如同旅次行军，未遇到中国军队的任何抵抗。这时新成立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到达北平，派出密使与日方人员谈判。日方获悉北平军分会已经准备屈服，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关东军命令所属各部继续进攻，以抢占更多的地盘。到22日日军又相继占领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第6师团全线推进到蓟运河一线，已兵临平、津城下。5月23日在北平怀柔、顺义一带构筑工事的傅作义第59军与日军第8师团进行长城抗战以来的最后一战，给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当天在北平城内黄郛连夜与日方代表达成协议，决定中日双方在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全线停火，正在与日军交战的傅作义军只好遵令停止战斗，向后撤退，至此历经近3个月的长城战役的战火逐渐平息下来。5月26日北平军分会派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与日本第8师团长西义一面洽停战，日方除原提出的4项条件外又增加“随时派飞机侦察及用其他方法以视察中国军之撤退状况，中国方面对此须予以保护及一切之便利”的条件。

（十八）何应钦表示接受，并于5月31日通令各部队：对阵地工事之构筑，即日停止工作；凡第一线之突出部队均撤回预定之线内；对敌飞机停止射击。5月30日北平军分会中将总参议熊斌等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等在塘沽谈判停战条件，5月31日上午11时10分签字，产生《塘沽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处在日军的武装监视和支配之下，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平津和冀察。5月25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与日军和谈，双方停止军事行动。31日国府代表熊斌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华北门户洞开。长城抗战断断续续5个多月，中方总伤亡4万余人，日方公布死伤2400人，战绩远不如同时期的淞沪抗战（上海中国军队伤亡1.4万，日军伤亡3100人）。日军战报数字存疑，肯定有缩水之处，单单古北口抗战日军在关前就遗尸上千具，总损失肯定超过5000人。该战争给山海关城内百姓带来深重灾难，死伤近4000人，毁于炮火的房屋达500多处。在日军攻城前山海关内很多古建筑的保存还是相当完好的，在日军轰炸机、迫击炮、平射炮和机关枪的轰炸、扫射中关城的很多古建筑物也遭受到致命的袭击，在城墙上还残留着战争中留下来的弹孔。南门、东南角城墙是榆关抗战中日军瞄准地两个突破口，是战争较为激烈的地方，位于南门附近的望洋楼被日军的炮火击毁。东南城角的魁星楼建于清朝，是一座类似阁楼的建筑，战争中被完全击毁，无法修复。东南城角附近的城墙也被日军炮火轰出一个缺口，城墙外侧砖土坍塌。

（十九）此外日军占领山海关后还大肆劫掠和破坏文物古迹，原收藏在魁星楼内的“天下第一关”匾牌就被盗运至日本，该战争阻止并延缓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兵力对比：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指挥先后调集14个军20余万人，企图保卫热河和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张学良任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一、二、三军团（第三军团司令万福麟），共5个军1个师兵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作相辖四、五、六、七、八军团共9个军1个师，分布在长城各口，固守御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关东军第6、第8师团、混成第14旅团、第33旅团、骑兵第4旅团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4万余人及伪军3万多人，企图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长城抗战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援，纷纷捐款、捐物，并组织各种团体上前线慰问官兵。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进行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己也做出重大的牺牲。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也阻止并延缓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尤其是通过长城抗战表现中国广大爱国官兵为反抗侵略而具有的高尚的抗战热情和顽强的抵御能力。而如此丧权辱国之卖国条约《塘沽协定》的签订遭到国内部分人士的强烈抨击，更加激发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但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人士认为长城战败后华北已经无险可守，华北若再陷落敌手后国家损失更大，因此支持华北停战，认为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与上海停战同样可以谅解。

华北事变

（一）华北事变是指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1935年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1933年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即企图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这样继东北之后华北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侵略的下一个目标。在日本的既定世界霸权方针下中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熟悉形势的世界各国观察家都非常清楚，日本绝不会满足仅仅占据东北的现状，华北必将成为东北之续。日本侵占华北的具体谋略使用“华北分离”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方法则和炮制伪“满洲国”的手法如出一辙。即收买小部分汉奸，强奸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但日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掩人耳目，缓和国际干涉。日本法西斯的阴险狡诈不可谓不恶毒，但是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得逞，对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斗争。然而面临如此紧迫的态势时南京政府当局竟继续对日妥协退让、丧权辱国、步步撤退，导致日军得寸进尺，越发贪得无厌，华北和中华民族产生空前严重的危机。1935年1月中旬日军首先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至7月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今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今北京）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世人所称的“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签定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察东事件是日本为侵占华北而制造的两起事件，察哈尔省长梁、乌泥河为热河丰宁县辖境，属伪满洲国境。1935年1月日本侵华军指使伪满自卫团进攻驻守以上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二十九军将40余名伪军缴械。

（二）日本关东军遂以中国军队侵犯伪满“国境”为名令第七师团谷寿夫旅团兵分两路向察东进攻，1月22日日军1000余人、伪军2000余人在飞机配合下向察东独石口地区进攻，察哈省地方当局却一再表示愿和平解决。此时伪满军队在北面与外蒙军队发生武装冲突，日军遂在察东停止军事行动。2月2日中日双方在热河丰宁县大滩（现河北省沽源县内）进行谈判，中方代表为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等，日方代表为第七师团十三旅团长谷寿夫等。最后达成《大滩口约》，其主要内容：察东事件原出于误会，现双方为和平解决起见，日军即返原防；二十九军亦不侵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所有前此第二十九军所收枪支子弹发还热河民团。同年6月日军再次制造察东事件，11日热河日伪军进犯东栅子及小厂，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日方以此为借口，关东军令土肥原少将在最短时间内使守军撤退至黄河以南。后日本陆军部恐将第二十九军逼过黄河，过份刺激有影响平津地区之虞，遂于13日电令土肥原暂时放弃逼迫第二十九军撤过黄河的决定。河北事件是日本侵略华北的事件，1935年5月2、3日日本华北驻屯军指使特务暗杀两个亲日的中文报社社长，事后反诬中国人所为。5月29日日军又指责中国军队进入河北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日本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无理要求：罢免河北省主席及其他指定官吏，省府迁保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撤出河北，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停止活动；逮捕严办暗杀新闻社长人犯；取缔反日团体及活动等，并从东北调兵入关以武力要挟。6月初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开始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全部承诺日军要求，即所谓《何梅协定》，自此河北省的主权大部丧失。1935年6月6日四名潜入中国察哈尔省境内偷绘地图的日本特务，在张北县被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扣留八小时后放行。

（三）6月11日日方藉此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无理要求，6月27日国民政府指派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为代表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损害中国主权的“察哈尔协定”，又称“秦土协定”。国民政府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聘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这一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冀察两省进一步落入日本的控制中。“何梅协定”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的丧权辱国的秘密协定，又作“梅津·何应钦协定”“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和“何梅换文”等。1933年5月31日中华民国和日本帝国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之后日本着手全面实施分离华北。1935年5月胡白被杀事件和孙永勤事件先后发生（二者合称“河北事件”），日本方面随即借河北事件对中国方面施压。同月29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开始与中国方面的何应钦交涉，之后在日本步步紧逼之下国民党政府屡屡退让，中日双方经过4次交涉而达成一致意见。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签署致日本天津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通知，“何梅协定”正式达成并生效。内容上“何梅协定”包括《觉书》（《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各一份，主要内容有：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禁止抗日活动等。1933年5月31日中华民国和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为了实现日本帝国主义侵吞华北进而独霸中国的既定国策，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着手全面实施分离华北，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但由于准备不充分，日本采取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在经济上加紧掠夺华北资源，在政治上制造分裂，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防共自治运动”，旨在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方式而达到完全占领华北目的。

（四）在河北方面日本利用的阴谋事件主要是孙永勤事件和胡白被杀事件，因为二者均发生在河北省，所以二者又被合称为“河北事件”。孙永勤事件指孙永勤所领导的救国军进入遵化县大屯、侯家寨一带（属于《塘沽停战协定》规定的“停战区域”），日军侵占热河后自幼习武的河北兴隆县黄花川人孙永勤在家乡组建“民众军”，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打击日伪势力，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934年2月中共冀东特委派特委委员王平陆会见孙永勤，民众军从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冀东特委选派一部分优秀党员加入这支队伍，经过整编后改名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任军长，下辖4个纵队，队伍发展到5000余人。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救国军击退日伪多次“围剿”，在拔除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军方面战绩卓著。1935年5月初部分救国军活动在攻打承德附近的日军据点，日军驻承德第七师团长杉原应对救国军的攻打而调古北口日军及察东伪军李守信部到承德附近上下板城驰救，救国军遂撤出承德，到兴隆县东部青杏子沟一带集结。日军随即调集各路兵力进行包剿：松井部出洒河桥西进，奔遵化东北部；石井部500多人自古北口经石匣出长城墙子路口东进；川岸部两个联队进占罗文峪洒河北山一带，设司令部在罗文峪。总计有日军5000人、伪军1000人从西、东、北三面包围救国军，形成逼救国军入关的态势。5月5日下午3时驻清东陵日军警备队队长岩永通知国民党驻遵化保安队王队长谓：“日军对孙永勤部残匪决定铲除之，唯恐发生误会，请该队转移长城以南25华里，罗文峪方面防务交日军担任。”因25华里已在遵化城以南，双方交涉后改为撤离长城以南15华里。保安队于当日晚即撤回遵化城，数日后日军将司令部由罗文峪移到洒河桥北三道河而未通知国民党战区保安队接防。此前就河北省战区保安队换防等问题时中日双方曾多次交涉，4月15日国民党战区新保安队改编完竣，定名为河北省特种警察队，5月10日起国民党战区新、旧保安队开始换防。

（五）5月15日救国军乘虚入关，直抵遵化县的大屯、侯家寨一带。按照《塘沽停战协定》的规定这一带地区属于“停战区域”，中方不得派军入驻，地域内之治安维持只能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救国军入关时国民党正派员与日军司令部接洽填防，国民党战区新保安队一部分也尚在开拔，在5月14日时仅有保安队李宝如三个中队换防到遵化，人数稀少，而听闻救国军人数在1000以上且枪械颇多后保安队因此对救国军无可奈何。5月17日除李连贵所部四纵队外救国军各纵队都已相继入关，并于当日下午驻于遵化城东15华里的西小寨一带，18日李连贵所部四纵队也成功入关。20日上午遵化县县长何孝怡派人给救国军送来大米约2000斤，肉少量，子弹2箱，步枪数支。21日殷汝耕拜访日本武官高桥坦，担保中国当局竭力剿匪。25日救国军在茅山沟一带遭到日军川岸部5000余人和近1万名的新编特警夹击，此时孙永勤身患重病，仍坚持指挥抵抗，不幸中弹牺牲。余部1400余人突出重围，退到迁安县，之后陆续撤到长城外。日本方面镇压救国军的反抗斗争，在孙永勤事件上等大作文章，对中国政府施压。胡白被杀事件指胡恩溥、白逾桓二人被暗杀一事，又称“胡白暗杀事件”等。胡恩溥、白逾桓二人均系亲日派人物，经常往来于伪满地区及日本，二人所办报纸受日本驻天津军事机构资助，并为日本侵华政策作宣传辩护。1935年5月2日晚11时天津亲日的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在住处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被人枪击，日租界巡捕闻声赶到，未获凶手，将胡恩溥送至租界盐谷医院，胡恩溥因伤重毙命。5小时后（5月3日凌晨4时许）天津亲日报社振报社社长白逾桓也在日租界须磨街22号自宅内被人枪击，当日本警署人员赶到现场时白逾桓已身死。对于这一事件时当时许多人认为并指出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校是事件的操纵者，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会见美国大使詹森时便说：“亲日记者被杀害应该说是日本为设置（侵略）口实所为。”而天津驻屯军参谋石井嘉穗则在战后透露称：“白逾桓之暗杀实即出酒井隆之唆使。”

（六）胡白暗杀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5月11日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声称：“此次日租界暗杀白、胡事件，日方认为紊乱日租界治安，情形严重，万难漠视。”又称：“暗杀白、胡案与蓝衣社、宪兵特务队及青红各帮均有秘密关系，然省府当局知之有素，事后则佯无所闻，若不严加制止，恐引起事态之扩大。”此后日本天津驻屯军不断骚扰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日本军官池上还诬指天津市市长张廷锷等为主凶而于学忠为指使者，日本武官左祯昭、关东军副参谋板垣征四郎甚至要求逮捕张廷锷和于学忠。河北事件发生后华北驻屯军就以事件为借口向中国方面提出种种苛刻要求，进行分离华北的活动。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在与关东军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和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商议后于1935年5月25日向日本陆军中央部报告华北驻屯军的处理方案，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贯彻对华北工作的既定方针，逐步从根本上驱逐旧东北系及中央系势力，以达分离华北的目的。5月29日梅津美治郎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身份发表通告说由于发生“孙永勤事件”，日军便有理由进入长城，并单方面擅自宣布把北平和天津也并入所谓的停战区内。同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偕同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到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的住所居仁堂会见何应钦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第一次以口头的形式提出日本方面的通告和要求，基本内容为：由于中国官宪方面的责任，发生对付满洲国的阴谋，中国方面给予长城附近的中国义勇军援助，还有实行对日恐怖等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其发动的根据地在北平和天津。如此看来日本军队已经需要再度越过长城线而进行新的发展，北平、天津两地也应在实际上包括进停战区域；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是践踏在天津订立的交换公文，是对日本的挑衅行为，今后如有类似事件发生，日本将依据条约所规定的权力，采取自卫上所必要的行动。

（七）同时日本方面还提出3个具体要求：中国宪兵队第三团、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治训练处和与事件有关系的国民党部及排日团体从平津撤退，罢免字形团体的负责人员；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希望事项有驻平津地区的第51军（于学忠军）及中央军移驻保定以南，禁止平津地区党部及蓝衣社和其他秘密团体所策动的反满抗日活动。30日梅津美治郎调集装甲车、小炮及机关枪队等在河北省政府主席办公楼前的路上展开武装游行，并请求关东军也应其请求而派飞机在北平和天津低飞示威，向于学忠施压。31日南京政府电令河北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并命令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举行谈判。6月4日酒井隆和高桥坦再次到居仁堂会见何应钦，询问中方对日方要求的执行情况，何应钦答复称已经罢免蒋孝先等3人，解散宪兵队第三团特务处等7项。酒井隆当即又提出将于学忠免职，从天津撤走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调走北平的宪兵第3团，解散抗日团体及调走驻天津的第五十一军这5条要求。6月7日关东军调兵至古北口、山海关等长城一线，显出向平津推进的势态。6月9日酒井隆和高桥坦第3次会见何应钦，何应钦对二人称：“日方所希望之点截止昨日为止已经完全办到：于学忠、张廷锷已他调；军分会政训处已结束，宪兵第3团已他调；河北省党部已移保定，天津市党部已停止工作；日方认为有碍两国国交之团体（如励志社、军事杂志社）已结束；第51军已决定他调。”酒井隆当即又提出四点要求：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第51军撤退，并将全部离开河北日期告知日方；第2师、第25师他调；排日行为之禁止。”次酒井隆等人将日方要求的缮写件一份交给中国方面，限中国于12日中午前答复，并一再声称中央军调离河北是日军军部的决议，绝无让步可言。对酒井隆的最后通牒时日军全力配合：关东军出动步兵1个大队及骑兵一部到山海关；独立混成旅团和第1旅团主力到古北口；航空兵2个中队到锦州；天津驻屯军从天津、唐山各抽调1个中队向北平推进；驻旅顺港的日本海军也派出两艘驱逐舰驶向塘沽。

（八）10日南京政府发布《申儆国民对友邦务敦睦谊令》（《敦睦邦交令》）称：“凡我国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同日下午6时何应钦第4次约见酒井隆和高桥坦，根据国民党中央的训令以口头形式答应日方的全部要求，停止国民党部在平津区域的活动，中央军关麟征部第25师开始移驻洛阳，黄杰部第2师移驻豫皖。在此前的6月6日国民党政府已令于学忠率第51军经保定退避陕西，再以孙永勤入境问题令遵化县县令何孝怡辞职，宪兵第3团调走。6月11日高桥坦携带一份由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到北平军分会，要求中国方面照抄一份，并由何应钦签章后送交梅津美治郎，该备忘录即《觉书》（或称“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备忘录的第一部分将何应钦在6月4日、9日、10日的三次答复内容全部记录，还新增三项“附带事项”，要求中方抄录一份，再由何应钦签署后交还梅津美治郎。12日南京政府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和国防会议，决定不应在《觉书》上留下文字根据而不让何应钦签字，何应钦于是在13日凌晨秘密回到南京。14日高桥坦找到南京政府外交部特派员程庚锡，威胁称：“日军对于如果中国方面拒绝签署，因而发生严重情势已有所准备。”同时表示可不再提“附带事项”，但要求中国方面至少给予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15日何应钦抵达南京，然后向国防会议汇报河北事件的交涉经过，国防会议随即对河北事件的处理进行讨论，最后决定：“此事始终口头交涉，且酒井隆参谋长、高桥坦武官一再声明，由中国自动办理。现中国均已自动办理，且必能如期办妥，是日方意见已完全达到，实无文字规定之必要。我方难以照办，应请日方原谅。”亦即拒绝在《觉书》上签字，何应钦随即电令北平军分会办公厅照此答复高桥坦。收到答复之后日本方面不再坚持要求何应钦在《觉书》上签字，转过来要求中国方面给一个书面通知，6月21日和7月1日高桥坦连续到何应钦住所将拟好的一份要求何应钦具名的通告交给何应钦。

（九）7月6日南京政府急忙给梅津美治郎送去《何应钦复函》，至此由《觉书》（《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形成的“何梅协定”正式出笼。“何梅协定”的主要内容有：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禁止抗日活动；约定事项，即“觉书”中的“附带事项”三项。“何梅协定”使得整个河北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中国在河北的主权全部丧失，国民党在河北的党政军势力，削弱河北的其他抗日军事力量。同时使得日本在华北的势力得到极大的加强，为日本进一步制造“冀察特殊化”和分割华北创造有利条件。秦土协定亦称《察哈尔协定》，由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6月27日签订。规定：撤换与张北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向日军道歉，并担保日本人今后可在察省自由来往；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从该区撤出；中国方面停止向察省移民等。它使察哈尔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1935年6月5日有未带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部属员四名到张北旅行，当地检查后因无护照，扣留查询后经宋哲元批准放行。为此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借口日本军宫被恐吓，向中方提出多次交涉，最后于1935年6月27日举行正式谈判，日方代表为土肥原贤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高桥、松井，中方代表为秦德纯（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天津市长程克、陈觉生。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此即秦土协定。最后中方被迫接受日本所提的条件，签订“秦土协定”。在该协定中日方首先要求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解散排日机构，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对日表示遗憾，并惩办事件相关负责人，将张北县城北门守备团长和第一三二师军法处长免职；以上各点自6月23日算起在两星期内完成。

（十）此外日本还要求：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对察哈尔的移民，停止对蒙古人的压迫；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多伦之间以及其他满洲国—华北之间的汽车和铁路交通加以援助；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察哈尔省（从日本）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台的设置等）；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所使用的方法予以维持，以地方保安队维持秩序。在“秦土协定”签订前后日本华北驻屯军还以汉奸白逾桓（《振报》社长）、胡恩溥（《国权报》社长）在天津日租界被暗杀和遵化县县长帮助义勇军孙永勤部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种种要求，蒋介石担心日军借机进逼平津，对日方所提要求立即应允并自觉实行。《秦土协定》签订后宋哲元部从长城以北撤出，向北平方向集结。《秦土协定》的签定使中国丧失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也丧失察省疆土的70%-80%，这一协定与《何梅协定》一起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大开方便之门。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发生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某和《振报》社长白某被暗杀的“河北事件”，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密谋挑起事端，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向国民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调兵遣将，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5月3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6月国民党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达成所谓的《何梅协定》。按协议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内的国民党部；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禁止河北省内的一切反日活动。《何梅协定》的签订使日本帝国主义实际取得对华北的控制权。

（十一）“河北事件”一波未平又发生“张北事件”，5月30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由于日方借口提出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至此中国在冀、察二省主权大部丧失。10月20日日军继“丰台夺城事件”后再次收买汉奸、流氓发动“香河暴动事件”，并同时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香河事件是日本为实现“华北自治”而策动的暴乱事件，1935年10月22日在日本天津待务机关长大迫通贞策动下日本浪人勾结香河、昌平、武清、三河等地的汉奸地主武装和流氓无赖发动暴乱，在日本宪兵掩护下闯入香河县城，县长出逃，县警被缴械。暴徒自推县长，实行“自治”。日军借口该县在《塘沽协定》所划定的“非武装区”，不许中国政府派兵进入，28日河北省政府接纳叛民“要求”。丰台事件是日军在抗日战争前夕进行的两起滋事事件，结果导致丰台陷入日军手中。丰台镇位于北平西南，卢沟桥东面。丰台自建火车站后客货运输畅通，北宁、平绥、平汉等线路均以此为枢纽，交通四通八达，客货运输畅通，被称做平津的南大门。抢占军事、政治上的战略要地的丰台自然成了日本侵略者侵占北平乃至控制华北的重要步骤，《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政府的中央军和党政人员即由平津冀察等地撤走，1935年夏的白坚武叛乱失败后日本人便开始策划占领丰台，在“七七事变”前约两年的时间内丰台一带由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驻防，当时正值侵华日军积极推进所谓“华北自治”。

（十二）1935年11月12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到北平，企图以二十九军宋哲元（1885年10月30日－1940年4月5日）为中心来策划与华北五省自治相关的建立新政权的工作，并企图禁止华北的白银南运，破坏南京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为配合土肥原的行动，日本关东军命令大批部队集结山海关，然后分批乘火车南下，以对二十九军进行武力恐吓。1935年11月28日由山海关开到北平的日兵67人由队长戒大尉率领，于清晨6时许到达丰台火车站。了戒到站后当向北宁、平汉两站站长提出要求称：“近日来北宁路货车车皮由丰台转往平汉路后多被中方扣留，不予放还，日军此来系监视北宁、平汉两路货车车皮不准过轨。”此后了戒等人在丰台站北的大兴货栈看定房屋9间，限下午2时前让出，并称日给租金4元，几经交涉后该货栈允将临街铺面房6间让出驻兵。1936年5月日本为了进一步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决定以“防共”、“保护侨民”为借口大规模向平津增兵，而日本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坚持将增兵一部部署在丰台。从6月21日到30日日军分批进入丰台，并开始在丰台构筑兵营，与二十九军驻丰台部队相距只有约300多米。1936年6月26日一列满载中国士兵的列车开进丰台站，火车汽笛声惊动二十九军的军马，其中一匹军马跑进日本兵营的建筑工地。中国士兵来到日军营房门口，要求他们放还军马，遭到无理拒绝，双方争吵起来。这时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几名军官闻讯赶到现场，要求大家采取克制态度，一场争端才告结束。然而第二天一群日军闯进三十七师驻军的马厩进行挑衅，与中国守军发生械斗，中国士兵被迫奋起自卫，双方都有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日方要求宋哲元道歉、赔偿并撤出丰台，宋哲元答应道歉，但拒绝从丰台撤兵，只将与日军发生冲突的官兵调往北平西郊颐和园，将三十七师一一跂旅的部分官兵调往丰台，此为“第一次丰台事件”。8月31日日侨森川太郎闯入二十九军驻丰台军营无理取闹，与卫兵殴斗，被刺伤。日军立即以驻丰台日军感受到二十九军的威胁为由要求二十九军撤出丰台，宋哲元只是派人前去交涉有关赔偿、道歉、惩办打人者了事。

（十三）此后丰台日军更不断向二十九军寻衅，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甚至发布命令宣称：“在华北万一发生有关帝国军队威信的事件，中国驻屯军应立即断然给以惩罚。”9月18日下午二十九军丰台驻军的第五连孙香亭部在营房外铁道附近演习，回营途中与日军中队相遇，日军小队长岩井带领两名日本骑兵冲入孙香亭连行进的队列中，孙部士兵以枪托击马。日军以此为借口将孙香亭连包围，并要解除其武器。孙香亭上前交涉，遭日军扣押，双方对峙。此时日军队长牟田口廉也闻讯率一个大队从北平赶来增援，行至大井村与二十九军展开枪战，日军趁机将丰台通北平的电话线切断，强占丰台重要地点，威逼二十九军。双方对峙一整夜，此为“第二次丰台事件”。事后日军要求：“在丰台地区之中国军队最后应撤至南苑或西苑。”但宋哲元只答应中国军队移防到丰台东南方赵王庄、新林庄。此后日军用卑鄙手段非法占领丰台后以宛平城、卢沟桥为攻击点的“军事演习”日益频繁地举行，面对日军的疯狂挑衅时二十九军也积极调整部署，尤其加强卢沟桥等地的戒备。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限20日前宣布。25日土肥原见宋哲元未如期宣布“自治”，转而先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继续对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

（十四）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汉奸）举行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实际上是成立汉奸政权。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政府特派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当时兼任滦榆、蓟密两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0余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这就是“冀东事变”，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而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策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威胁，在日军的压力下南京政府于1935年11月26日取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2月18日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扶植的傀儡政权，11月24日河北蓟密行政区督察专员殷汝耕（1883年—1947年12月1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被捕，以汉奸罪被判处死刑，1947年被枪决）受日本特务唆使，在通县宣布“独立”，翌日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管辖冀东22县，后又包括延庆、龙门、赤城3县，人口500万。以池宗墨、王厦材、张庆余、张砚田、赵雷、李海天、李允声、殷体新、殷汝耕等9人为委员，殷汝耕为委员长。伪政府机关设于通县，下设民政、财政、外交等厅，并统辖伪政府军5个师、4个保安总队。各厅及伪军各部队都安置有日籍顾问，掌握实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后该政府名义上归其领导，实际上仍是一个受日本控制的独立伪政权。

（十五）“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日本在扶植伪满洲国以后在关内地区最早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1931年9月18日日军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在1932年3月扶植建立伪满洲国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5年4月起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10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鼓励华北自治案”，分离华北、分裂中国成为日本侵华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一开始日本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把策动华北自治、分离华北的目光瞄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和晋绥（山西、绥远）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企图把这四个华北实力派拉拢在一起，组成一个“华北自治政权”，但这四人都不愿出头，日方的策动工作宣告失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特务土肥原贤二（1883年8月8日－1948年12月23日，1945年战败后接受审判，在审判中采取一言不发的龟缩策略，但是最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经抽签第一个被处以绞刑）派到华北，土肥原贤二决定先策动掌控冀东军政大权的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宣布自治，然后再推向整个华北地区。1935年11月24日殷汝耕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动下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联合冀东各地批亲日分子在通县召集会议，通电全国，发表《自治宣言》，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召开“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该委员会成为继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卵冀下的伪政权。一个月后1935年12月25日殷汝耕发表《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大纲》，正式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通县为政府所在地。殷汝耕自任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主席），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管辖区域为通县、滦县、临榆、遵化、丰润、昌黎、抚宁、迁安、密云、蓟县、玉田、乐亭、卢龙、宝坻、宁河、昌平、香河、三河、顺义、怀柔、平谷、兴隆，计22县，和察哈尔的延庆、龙门、赤城3县，此外还管辖唐山市、塘沽、大沽、秦皇岛港等地。统治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统辖约600万人口，财政收入占当时河北省的22%。

（十六）“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在军事上与日本及伪满洲国、伪蒙疆政权先后订立军事性质的政治同盟，商定冀东海防由日本海军舰队负责；冀东接近东北的长城沿线由伪满政权负责治安；冀东与伪蒙边境防务由双方共同负责；各方实行军事上的共同防共。在各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驻守日军，所属伪军聘用日本教官，乡村实行五家连保制度。在政治上分裂中国、出卖主权，在各机关、各县市都聘用日籍的顾问与秘书，军政大权均被目本人操纵。多次派人或考察团赴日本和伪满等地，作亲善访问和其他活动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1936年8月殷汝耕拨款5万余元在通州公园建造大规模的“亲善公寓”，专供日本侵略者居住。在经济上大肆出卖国家经济主权，勾结日商，对日本的走私活动予以掩护。对日本运来的砂糖、石油、杂货与鸦片只征收象征性的进口税，使得日货源源不断地由冀东流入内地，这对于天津海关的收入与中华民国的贸易造成极大的冲击，很快摧毁华北的关税璧垒。据海关统计仅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10月4日间经由冀东偷运入境的日货计有9000多万吨，偷漏关税合国币3460多万元，由此造成三分之二的工厂倒闭、三分之二的店铺停业，导致物价飞涨，失业人数与日俱增。日商还大量掠夺冀东地区的物质财产，据不完全统计掠夺长芦盐上亿吨、开滦煤2862万吨、粮食166亿斤等，致使冀东地区的宝贵资源大量流失，冀东人民祖祖辈辈者积累的财产被洗劫一空。在文化教育上推行奴化教育，冀东各类学校的教科书删去一切带有民族意识的内容。增设日语，鼓吹“中日满亲善”和“王道文化”。伪政府还大力推行吸毒、赌博、娼妓“三毒”政策，冀东各地片乌烟瘴气。“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亲日卖国行为使得华北政局更加动荡不安，中华民族危机加深，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与谴责，殷汝耕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

（十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热潮高涨，1937年7月29日驻守通州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的伪军冀东保安队官兵数千人在第一总队长张庆余和第一总队长张砚田的带领下宣布反正，举行起义，对通州日军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汉奸发动攻击，活捉殷汝耕。不久日军发起反攻，数十架飞机狂轰滥炸，起义部队被迫经北平向西转移。此次事件沉重打击日军，殷汝耕后虽侥幸逃脱，却失去日方的信赖，被日方关押三个多月。1938年2月1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日本当局并入新成立的伪政权——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殷汝耕本人在汪伪政府成立后应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之邀，赴南京先后担任伪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伪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等职，直至日本投降、伪政权崩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在华北占领区建立的汉奸傀儡政权，又称“华北临时政府”、“北平临时政府”。1937年7月底日军占领平津后策划建立统一的华北伪政权，12月13日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汤尔和、王克敏、董康、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为委员，下设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以五色旗为“国旗”，继续用中华民国年号，北平为首都。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两个市政府，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改组成“华北政务委员会”。汪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6日）又称汪伪政权，是抗日战争期间以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等投靠日本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为首建立的政权，其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实际上则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托词到昆明进行演讲，按预先策划好的叛国降日路线先飞到“云南王”龙云管辖的昆明，再转飞越南河内，12月18日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

（十八）1939年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等进入上海，1940年3月30日南京举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仪式，正式成立傀儡政权。汪精卫担任该政权的“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李士群为主要成员。“汪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车祸身亡后渝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同时在南京“转正”。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病死，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继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汉奸头目先后被处决。1945年8月陈公博在日本投降后解散伪国民政府并出逃日本，不久被押解回中国。1946年4月12日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3日被执行枪决，终年54岁。1937年12月14日日本侵略者扶植汉奸王克敏（1876年5月4日－1945年12月25日，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王克敏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5年12月25日于狱中自杀身亡）、王揖唐（1877—1948，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揖唐在北平被捕，被关进炮局监狱，1948年9月10日王揖唐以汉奸罪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被处以死刑）等在北平成立伪政权，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并吞和控制华北，即着手在华北沦陷区策划建立伪政权。1937年7月底在北平（北京）成立以北洋军阀余孽、汉奸江朝宗为主席的“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8月初又在天津成立以直系军阀、政客、汉奸高凌蔚为首的“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10月日本政府派喜多诚一为北平特务机关长，扶植汉奸筹建统一的华北伪政权，以王克敏、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为“政府筹备处”成员。12月14日华北伪组织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合并，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山西、河北、河南、山东4省及北平、天津两市。这个伪政权标榜“三权分立”，责任内阁设行政、议政、司法3个委员会，分掌行政、立法、司法权。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为议政委员长，董康为司法委员长，以王克敏、王捐唐、江朝宗、齐燮元、朱深等为临时政府委员。伪政府下设6部：行政部总长王克敏，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教育部总长汤尔和，赈济部总长王揖唐，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司法部总长朱深。

（十九）伪政府采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同时发表《政府成立宣言》，声称要“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义”。“临时政府”成立后日本政府与之签订《政治技术指导协定》，用所谓日本进步的行政、法制、军事的技术由侧面来指导华北的政治。1938年4月日本政府派行政、法制和军事高级顾问3名常驻“临时政府”，并派辅佐官15人分驻各部，“临时政府”的一些重大施政措施及人事调动完全受日本控制。5月王克敏去东京与日本商定以“分治合作”的办法，成立一中介机构，作为统一的伪政权成立前的过渡。9月22日“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在北平成立，“临时政府”派王克敏、王揖唐、朱深为委员，“维新政府”派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为委员，以王克敏为主席。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平的“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下属各部改称总署，原各部负责人改称督办，名义上隶属南京汪伪政权，实际上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华北临时政府”同时在北平成立“大东亚联合银行”来发行“联银券”，“华北临时政府”组建的“华北治安军”又名华北绥靖军，俗称“皇协军”、“伪军”，是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华北方面军扶植的一支中国武装。华北政务委员会是抗战时期的汉奸机构，1940年3月30日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名称废止，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大汉奸王克敏出任委员长。同日汪伪国民政府发布《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政府为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境内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国民政府委内各项政务，并监督所属各省市政府，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并设最高法院华北分院。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归汪伪国民政府管辖，在汪伪政权中享有极高的自治权，拥有直属的“华北治安军”，并全权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日本沦陷区及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的政务。河南省的豫北、豫东地区也归华北管辖，承担所谓防共、治安、资源开发及调节物资供求关系等方面的任务。

（二十）除对外关系外在内政各方面实际不受汪伪政府统制，是由日本实际控制的一个傀儡政权。在政务委员会下设省和特别市，省以下设道、市、县，省长、道尹、市长、县知事由政务委员会任命。华北政务委员会下设内务、财务、治安、教育、建设五总署，各置督办一人，分掌政委会的政务。并设政务、秘书两厅，为政委会内部机构。设常务委员7人：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王克敏、财政总署督办汪时璟、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实业总署督办王荫泰、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建设总署督办殷同，政务厅长朱深，委员为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江朝宗、赵琪、马良、潘毓桂。在筹建汪伪中央政府时王克敏与汪精卫争权夺利结怨甚深，日本为安抚汪精卫于1940年6月把王克敏赶下台，任命王揖唐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王揖唐就职后成立“华北防共委员会”和专为日本掠夺资源服务的“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并自任这两个组织的委员长。在不到三年任期内王揖唐搞了5次强化治安运动，屠杀无数爱国志士和无辜百姓，抓捕大量民供日军役使。并开发矿藏、强征粮食，竭尽华北物力以支援日本的侵华战争，在日本侵占的8年中华北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屠杀、搜刮、掠夺要以这一时期最为残酷。汪伪国民政府在华北仅徒具虚名，“华北特殊化”是日本的既定“国策”，在华北沦陷区甚至于连五色旗还照旧悬挂，只是把它改为新民会的旗帜。日本对于华北的方针是政务工作受陆军大臣的直接领导，统治、监督占领地区内的行政。即对华北有关全面的重要事项，可直接指导华北政务委员会或“根据需要”（主要指有关经济事项）由“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担任幕后指导。日本“华北派遣军”统治、监督全部华北伪政权的行政，河北、北平、天津、山西、山东、河南由当地日本驻军负责“政务指导”。华北和省级，日军派设“顾问部”。各地具体事务由日本陆军设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门、邢台、邯郸、太原、崞县、阳泉、临汾、运城、长治、济南、德州、济宁、益都、烟台、新乡、开封、商丘、徐州、海州等地的特务机关负责,道、市、县派驻“联络员”。

（二十一）1938年1月23日日本首相宣布日本政府对华北伪政权处于监护地位，日本“兴亚院”驻北平的“华北联络部”担当华北伪政权的“外部监督”，1942年11月兴亚院联络部由日本使馆事务部取代。至于汪伪插手华北，“华北派遣军”警告说：“勿过于采取急剧的中央化，使华北妨碍帮助大东亚战争。”汪伪在华北也得到一些表面上的东西，华北方面取下“五色旗”，于1943年2月9日挂上与汪伪国府直辖区域完全相同的旗帜。在“淮海省”（即前“苏北行政区”、“苏淮特别区”）停用“联银券”，使用汪伪政权的“中储券”。汪伪国府设立一个“军事委员会驻华北办事处”，派了一名上将“委员”驻在北平。“华北治安军”改称为“华北绥靖军”，更换成与汪系相同的军旗和军徽。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10月10日日本“华北派遣军”在北平签降。10月11日华北政务委员会为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接收，历时近8年的华北伪政权彻底覆灭。冀东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策动的在河北省东部建立汉奸傀儡政权的事件，1935年10月日本侵略者唆使河北香河汉奸武宜亭等以反对加税，召开所谓“国民自救会”为名占领县城，实行“自治”，随后河北三河、宝坻、武清、安次等县也先后发生在日本人操纵下的“自治运动”。11月24日日本侵略者唆使国民党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发表宣言，宣告冀东停战区脱离中央、自治独立，在河北省东北部22个县成立傀儡政权，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又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政务长官”，统辖冀东22县，从而使冀东大片领土脱离中国政府的统治，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早在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就批准将冀东划分为两个区，在通县和唐山分别设立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殷汝耕、陶尚铭分任公署专员。

（二十二）陶尚铭（1889-1967）不归附日本，为日方所排斥而辞职。1935年殷汝耕则由日本侵略者推荐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冀东地区的大权实际上完全被殷汝耕一人掌握在手中。殷汝耕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勾结，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1935年11月15日殷汝耕为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韩复榘，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11月23日殷汝耕又在日本指使下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有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等人参加的会议上密商非军事区“自治”，翌日殷汝耕在通州召集非军事区各县及宝坻、香河、昌平县县长，召开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临时会议，并于当晚发表脱离国民党中央政权宣言，决定：“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之和平。”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12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政务长、主席，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成为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伪自治委员会”宣布非军事区所属18县以及昌平、宝坻、香河和察哈尔省的延庆、赤诚、龙门均属“委员会”管辖，这样使冀东22个县沦为日本控制区。12月伪保安队又占领塘沽并强行将塘沽、大沽划入辖区。殷伪冀东政权成立后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在军事方面与日本及伪满、伪蒙疆政权先后签订军事性质的政治同盟，商定冀东海防由日本海军舰队负责；冀东接近东北的长城沿线，由伪满政权负责治安；冀东与伪蒙边境防务由双方共同负责；各方实行军事上的共同防共。在政治方面殷伪政权各部门大批聘请日本顾问，为了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殷汝耕还多次派人或考察团赴日本和伪满等地活动。

（二十三）在经济方面一方面寻求日本和伪满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又大肆出卖华北经济主权，使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蒙受重大损失，华北事变表明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空前严重的程度。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虽一时得逞，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作为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积极策划其所谓以“华北特殊化”为目的的“华北自治”运动，并公开摆出一副武力外交的架势。之前日军已在华北各地制造一系列事件，压迫中国退让、撤兵，为其开展“自治运动”创造条件。首先是谋划建立“蒙古国”，在察哈尔制造两次张北事件等多起事件，最后在1935年6月27日逼签《秦土协定》，割让察东6县于“满洲”，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地区，国民党党部也撤出察省。1935年7月6日制造河北事件，南京政府竟与之签订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承诺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换平、津两市长，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并且凡是日本认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势力都不得重新进入。这样日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为傀儡，实施其“自治”阴谋，这无异于将河北平津拱手让与日本。这时却突然发生一件中日都未预料到的事件，即原受日本极力压迫排斥的驻察哈尔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突然利用丰台事件开进北平，成为中国在华北平津的主要军事力量，给“华北自治”事件造成曲折。日军因宋哲元不是中央嫡系认为可以利用，转而以宋哲元为胁迫“自治”的主要对象。但是宋哲元并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无援，无力独自抵抗日本，故而态度非常暧昧。日本以军事讹诈为后盾，紧锣密鼓地开展“华北五省自治”（五省为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运动，企图先从它处入手最终胁迫宋哲元“自治”。1935年10月日本制造“香河事件”，煽动河北省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占据香河县城，并成立由汉奸组成的临时维持会。接着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以之作为促进宋哲元“自治”的榜样。

（二十四）日军还开列“反日分子”名单，在平津大肆滥捕。同时大批日军进入关内，威胁北平、天津，一时间华北空气极其紧张。经过宋哲元、日本及南京政府之间紧张的三角交涉后南京政府虽也曾力争保留主权，但在妥协退让政策下提出并得到日本的勉强同意。12月下旬在北平成立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除了名义上隶属南京政府外实质已经成为变相的自治，但也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华北平津地区包括中国北方大片地区，尤其北平是中国的历史古都在当时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华北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生死危机。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终于爆发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活动，迅速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促进民族觉醒，打击南京政府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对华北政策随之发生新的变化，总体上则暂停军事侵略，采取“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采用其惯用的阴谋手法，先由交通经济入手，企图使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然而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宋哲元受到鼓舞，逐步采取一些抵制日本的措施，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如此日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更猛烈的骤雨就要落下。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使华北的局势处于危机关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影响重大。首先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华北事变充分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变后日本准备把战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1936年8月广田内阁确定“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海洋发展”的侵略方针，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其次华北事变使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国共两党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运动促进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二十五）在此影响下发生的西安事变，反映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说明抗日救国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事变和平解决揭开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的序幕，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第三华北事变改变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可能。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于1936年9月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将“反蒋抗日”的总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第四华北事变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在对日政策上发生分歧，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英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最后华北事变加深美、英与日本的矛盾，华北事变后日本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华北。他们扶植汉奸、买办拼凑许多经济机构，使华北经济日益殖民地化。日本在华北经济势力的扩张损害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于是英、美就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亲英、美派来抵制日本。华北五省自治是1935年间由日本特务机关幕后策划的独立于中华民国政府、投靠日本的运动，亦称“华北特殊化”。1935年7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亲日派首领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内容主要是取消河北境内的国民党组织，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之后日本侵略者及大小汉奸开始大肆鼓噪“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10月22日日寇在河北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发表所谓“自治宣言”。河北的安次、庆云等数十县也先后发生类似事件，并由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不久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1935年11月24日日本指使原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大汉奸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24日在通县发表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宣言，25日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华北自治”的“榜样”，提倡华北特殊化，将冀东十二个县独立与国民政府管治之外，由日本幕后操控。与此同时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又奔波于保定、太原、济南等地，企图利用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等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

（二十六）1935年9、10月间土肥原正式向宋提出建立辖有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华北防共委员会”，并允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11月又抛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宋在20日前照其方案首先宣布“自治”。天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则声言：“土肥原的要求必须实现，无商量余地。”为此多田骏亲飞济南引诱韩复榘，派人去保定诡称宋哲元、韩复榘对“华北自治”已表同意，以胁迫在医院治疗的河北省主席商震返平“协商”事宜。日本外相亦在各种外交场合上宣扬：“对华北自治运动，无理由取消。”日本驻华大使有吉奉命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如果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日益恶化的危险。”在日军的压力下南京政府被迫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于1935年12 月18日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对华北政策随之发生新的变化，总体上则暂停军事侵略，采取“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采用其惯用的阴谋手法，先由交通经济入手，企图使“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为日本于抗日战争期间扶持成立的傀儡政权，由梁鸿志（1882年—1946年11月9日）等人于1938年3月28日成立于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主要支持力量为日本华中派遣军，管辖苏、浙、皖三省的日占区和宁、沪两个特别市。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成立“新民会”进行反动统治，还勾结华北临时政权头目王克敏、王揖唐等汉奸利用汉奸组织“大民会”进行大量投敌卖国的活动。他们聘请日本侵略者陆军少将、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为“大民会”首席顾问，在日本侵略者的监护下“大民会”越发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得力工具。汪伪政权成立后梁鸿志任汪伪政权监察院院长，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后梁鸿志改任立法院院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梁鸿志躲在苏州，同年10月2日梁鸿志在苏州被捕，随即被解押上海。1946年6月21日梁鸿志以汉奸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1月9日枪决。

（二十七）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华中派遣军的直接操纵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定北洋政府时期的《卿云歌》为国歌。根据日本政府决定的《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的规定华中新政权是一个地方政权，原则上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尽快使其合并统一。“维新政府”虽为地方政府，却设有类似中央政府的行政、立法及司法三院。但因司法院长找不到人选，仅设行政及立法两院，以温宗尧为立法院院长，梁鸿志为行政院院长。另设设议政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议政委员会设常务委员由梁鸿志、温宗尧及内政部部长陈群3人组成。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以梁鸿志为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温宗尧为立法院长，陈群为内政部长，陈箓为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王子惠为实业部长，陈则民为教育部长，任援道为绥靖部长，胡礽泰为司法部长。以上阁僚多为过去北洋政府中的要人与官僚，社会号召力并不大。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所有政务由特别设立的日本顾问部控制，未经与顾问协议时“维新政府”不得施行其政务。行政院会议内容及决议案均由顾问事先按日方意见定调，连伪政权这群汉奸的生活起居也要受到日本顾问的监视。至同年8月相继在吴县（今苏州市）、杭州及凤阳县蚌埠镇（今蚌埠市）成立江苏、浙江、安徽各省伪政府，1938年10月16日和翌年3月3日相继将原伪上海和南京两市政公署改称上海和南京两特别市政府，这也是“维新政府”的管辖范围。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立即与日本签订《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纲》等一系列卖国条约，出卖华中资源，使日本得以迅速控制华中经济，掠夺中国的资源和物资等。它还发行伪钞，掠夺人民财产，对沦陷区人民犯下累累罪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因此成为日本经济掠夺的重点地区。维新政府其最大的罪行就是在经济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掠夺，为其扩大侵略战争服务。首先梁鸿志等汉奸以“政府”的名义劫收上海海关和中国政府在苏、浙、皖地区的税收机关，这些机关名义上由伪政权管辖，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的御用机关。

（二十八）其次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一系列出卖经济利益的卖国协定。1938年10月30日在上海成立“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由日本著名资本家儿玉谦次任总裁。从此华中地区的交通运输、电力、通信、矿产、水产、煤气等基本上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再次1939年5月开办华兴商业银行（名义上是商业银行，实际上享有发行货币及代理伪维新政府“国库”与“公债”事务等特权），发行”华兴商业银行券“，作为流通货币与法币等价流通，破坏中国金融。维新政府规定所有的税都用华兴券交纳，在买卖、债券及债务转移中不得拒绝华兴券，并在上海海关强制使用华兴券，攻击国民政府和国外商人的出口垄断，处罚拒绝使用华兴券者。为了向日本主子献媚和自身的挥霍，维新政府公开实施烟、赌、娼三大毒化政策，丧心病狂地毒害同胞，榨取钱财。在伪政权统治下沦陷区一片乌烟瘴气，不知有多少人倾家荡产，有多少家庭惨遭拆散，有多少良家妇女沦入火坑。梁鸿志（1882年－1946年11月9日）字众异，晚号迂叟，福建长乐人。近代中国的政治人物，日本扶助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梁鸿志出生于1882年，清末著名楹联大师梁章巨的孙子。自幼饱读诗书，喜好搜集古籍。擅长诗文，著有《爰居阁诗集》，其诗低徊多感，颇有独到之处。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加入同盟会，1905年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任山东登莱高胶道尹公署科长、奉天优级师范学堂教员，参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成为安福系的重要人物，与王揖唐与段祺瑞颇为友好，并曾出任充当北洋政府陆军部长、京畿卫戍司令秘书长。1920年皖系（段祺瑞）战败后被列为十大祸首之一遭通缉，避居天津。1925年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时出任政府秘书长，倒台后先后闲居天津、大连、上海、杭州。抗战前他再度居沪，因为藏得36件宋代古物，因此号称“三十六宋斋主”。1938年梁鸿志出任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1940年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转任监察院长，汪精卫于1944年死后改出任立法院院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梁鸿志躲在苏州，同年10月2日梁鸿志在苏州被捕，随即被解押上海，送到楚园里作了“楚囚”。次年6月21日梁鸿志以汉奸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结束其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