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时期马格里布史》导论上——马格里布：其土地与人民
翻译自《伊斯兰时期马格里布史（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Introduction：The Maghrib: land and people
概要：本文主要概述了马格里布的民族、语言、地理等方面，其中地理占主要部分。虽然讲的可能会比较枯燥，但如果有志于马格里布史的话，就必须得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主要山脉河流地貌这些。大凡这类通史著作，前言导论十有八九是讲述当地的地理环境，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注意结合地图阅读，太多地理名词。（地图放在文章中部）
这篇轱辘话太多，我用了机翻+润色
本书概述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四国自七世纪末以来的历史，至于为何选择了“马格里布”这个名字，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解释说明。这个名字比“北非”好，因为北非这个概念包括了埃及，而埃及历史又脱离了本书的写作目的；法国人则用与之相对应的术语“非洲北部（Afrique du Nord）”，由于是用来指代他们在地中海南岸的前殖民地，从而将埃及和利比亚【这两个英国殖民的地区】排除开来，使得这个术语会让人产生误解。马格里布，意为“日落之地”，它被阿拉伯人用来指代他们从埃及出征、一路向西扩张征服的地区，不过这些地区当中也有不少差异。利比亚东部的昔兰尼加地区（Cyrenaica，包括在这里使用的术语的内涵中[1]），在前伊斯兰时期便是归属埃及管理，即使在伊斯兰时期也不时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差异，马格里布之名仍用于指代埃及西疆至大西洋沿岸的整个地区，一方面是图方便，一方面也是承认了伊斯兰教对此地宗教与文化方面具有主导性影响。
马格里布的地理位置对其有重大影响，因为这使其受到地中海地区诸强权之觊觎。二战之前诸多征服马格里布的势力无不来自地中海区域，同时都想着将其政治霸权（political hegemony）与制度强压于当地民众身上，并剥削其经济资源与劳动力。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德普瓦（Despois，1958，p543）[2]的断言，即“在地中海诸政权里，马格里布地区是意外的对其文明没有原创贡献的一片地方。”[3]但可以说，它不断接触到征服者在其境内建立的更先进的文化，这意味着其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外部。
[1] 原文为Cyrenaica, the eastern region of Libya, which is comprised i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rm as used here, was annexed administratively to Egypt in the pre-Islamic period and intermittently also during it.
[2] 让·德普瓦（Jean Despois，1901-1978）法国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马格里布史专家。
[3] 原文为……that the Maghrib 'is one of those rare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which made no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civilization'
公元前二千年末，腓尼基人（Phoenicians）来到了马格里布海岸，马格里布首次进入历史的视野，当时居住在这里的是柏柏尔人（Berber）。“柏柏尔人”这个名字来源于拉丁语barbari，这个称呼相当于英语的“barbarian”。罗马人用它来称呼那些既不讲拉丁语也不讲希腊语的人。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这样的殖民者不同，早期的希腊作家将“Libyan”作为指代马格里布原住民的一个通用名称。他们从“Libu”中衍生出的这个名字，当时的埃及人用Libu来称呼他们西部边境的一个部落，并广泛应用各处（Law，1978，p141）。到了公元前三世纪，希腊人开始使用Libyan来专门指生活在迦太基（Carthaginian）国家内的非腓尼基人，而把其他柏柏尔人称为努米底亚人（Numidians），意为“游牧民族”，这个名字反映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牧民。尽管柏柏尔人将自己描述为Imazighen（单数为Amazigh），意思是贵族或生来自由的人（free born），但人们一直用拉丁语名称Berber来称呼他们。阿拉伯人也采用了这一名称，并从它衍生出一个形容词barbari【罗马阿拉伯同源说.jpg】，意为原始和外来的。
关于柏柏尔人起源的学说互相十分矛盾，且往往是推测性的。可以肯定的是，柏柏尔人是一个混合性民族，显示出不同的形态特征。据推测，柏柏尔人中仍然可以看到不同的种族元素，这是在史前时代（各地）向马格里布地区多次移民的结果。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西亚，尽管考古发现表明他们与西南欧也有接触（McBurney，1960，p84、p212-228）。由于柏柏尔人没有构成一个同根同种的民族群体，也没有形成作为一个民族的统一意识，个人最终会效忠于一个部落，但基本不会效忠于整个民族，我们把柏柏尔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谈论的唯一依据是语言学（Bousquet，1957，p8-13）。因此，柏柏尔人可以被描述为在腓尼基时期讲某种语言的人，古典作家称之为“利比亚语”，如今则被称为“柏柏尔语”。
这种解决柏柏尔人身份问题的方法出现了三个困难。首先是“现代柏柏尔语是旧利比亚语的延续”这一假设还没有被语言学研究所证实。但这一假设还是可以被接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地区曾使用过另一种本土语言，也因为在努米迪亚（阿尔及利亚东北部）发现的公元前二世纪的利比亚铭文与图瓦雷克人（Tuareg）仍然使用的提菲纳字母（Tafinagh alphabet）[1]相似（Bynon，1970，p67-68）。
[1]古代北非撒哈拉地区的游牧部族图瓦雷克人（Tuareg/Touareg）所采用的文字，用来书写当时亚非语系柏柏尔语族的分支——塔玛舍克语（Tamasheq）。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发明，公元3世纪广为通行于北非及加纳利群岛。
其次，柏柏尔语言被分为几种方言，而这些方言互相不能理解。古代可能存在一种共同的柏柏尔语用法，其形式是旧利比亚语，后来则是迦太基和罗马时期的努米底人和毛里塔尼亚人的用法。但是，由于缺乏可用的字母与共同的文献，不利于共同语言纽带的保存。提菲纳字母表由点、方、线、十字和圆等几何字符组成，其书写与阅读都很不方便。因此，柏柏尔人先后采用了如迦太基语、罗马语、阿拉伯语和法语等不同征服者的语言用于文学和政府办公。
第三，在阿拉伯征服和柏柏尔人的伊斯兰化之后，柏柏尔语言被阿拉伯语所覆盖。与伊斯兰教前时期只限于少数人采用外来语不同，阿拉伯化的过程影响了大多数柏柏尔人。如今，讲柏柏尔语的民族主要集中在群山之间或沙漠边缘：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奈富塞山（Jabal Nafusa）南部；突尼斯西北部的克鲁米尔（Khrumir）[1]；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卡比利亚（Kabylia）[2]和奥雷斯（Awras/Aures）山区，还有胡加尔（Huggar）[3]；摩洛哥则主要分布在苏斯（Sus/Sous）[4]、德腊（Dra’a）[5]二河流域，高、中阿特拉斯山区（High and Middle Atlas）与里夫（Rif）。在马格里布四国中，使用柏柏尔语作为常规交流语言的人都是少数，在突尼斯，其人数基本不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1] 亦作Kumir，Khoumir， Akhmair。但具体位置不知
[2] 意为诸部落的土地（Land of the Tribes）
[3] 具体位置不详
[4]摩洛哥中南部的河流，总长180公里，发源自高阿特拉斯山脉，流经奥卢兹、塔鲁丹特、乌拉德泰马、伊奈兹甘、阿伊特迈卢勒，在阿加迪尔附近出海流入大西洋。苏斯河流域土地肥沃，其冲积平原称为苏斯地区，其南端以小阿特拉斯山脉和撒哈拉沙漠相隔开，地位举足轻重，是摩洛哥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
[5]摩洛哥最长的河流，河道全长约1,100公里，发源自该国中部的高阿特拉斯山，其后往东南和西南方向流入大西洋
柏柏尔人的阿拉伯化是他们与阿拉伯人之间更广泛的民族文化共生过程的一部分，它影响到居住在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征服马格里布的战士虽然是以伊斯兰国家的名义行动的，但他们并非从阿拉伯核心地区调来的职业士兵，也不是为了实现统治者确定的具体军事目标。虽然总的目标是扩大伊斯兰教的领土，但指挥官和战士们的动机是希望在他们征服的领土上获得财富和影响。当阿拉伯战士征服一块领土时，他们通常会留在那里，而伊斯兰国家没有任何兴趣、往往也没有权力阻止他们永久定居。尽管马格里布地区的阿拉伯定居者对柏柏尔人表现出种族优越感，同时后者反对阿拉伯人的统治，但这两个群体之间还是产生了大量的融合。
起初，征召柏柏尔战士加入阿拉伯军队是吸收柏柏尔人加入阿拉伯社会的一种手段。后来，当伊斯兰教开始在柏柏尔人中拥有大量追随者时，宗教便成为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纽带。自八世纪以来，柏柏尔人开始以伊斯兰教的公平、正义理想之名义反抗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他们似乎开始区分（腐朽的）阿拉伯统治阶级和捍卫、监护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custodians of Islam）。柏柏尔人逐渐将自身与定居其部落的阿拉伯宗教领袖二者视为伊斯兰教的真正捍卫者，反对（当时的）阿拉伯统治阶级【Arab political establishment，倭马亚王朝】。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时可以在阿拉伯宗教领袖的领导下同阿拉伯哈里发作战。通过以伊斯兰教的名义与阿拉伯统治阶级的斗争，柏柏尔人的领袖成为了麾下部落民众伊斯兰化的代理人（agents）。但他们的宗教灵感来自马什里克（Mashriq）[1]的伊斯兰社会。马格里布的学者们，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柏柏尔人，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发生在马什里克的宗教争论，并试图以在那里获得认可的学说作为他们社区的生活模式。这样，柏柏尔社会就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从内部发生了转变。
穆斯林改革家阿卜杜勒·哈米德·本·巴迪斯（Abdul-Hamid b. Badis，1968年，Ⅲ，p483）出身柏柏尔名门世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便申明：阿尔及利亚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宗教语言特征，这是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通过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结合而形成的。伊本·巴迪斯此举是为了反驳当时一些阿尔及利亚领导人提出的主张——阿尔及利亚没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因此它的政治前途只能是与法国联合。他对主张与法国同化的虫豸所作的回应证明了与其说他在谈论一个独特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倒不如说是在谈论对马格里布的文化认同。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民族文化融合构成了文化认同的主要因素，它不仅使马格里布社会区别于欧洲社会，而且也区别于马什里克的伊斯兰社会（尽管程度要小得多）。
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的文化差异体现在语言和伊斯兰宗教机构（Islamic religious institutions）两个领域，但并不局限于这些。柏柏尔语言不是在文学性的阿拉伯语出现之前消退，而是在马格里布的阿拉伯语方言出现之前退去。马格里布特有的阿拉伯语形式的出现在十世纪就有记载（佐沃多夫斯基[Zawadowski]，1978，p15）。至于14世纪的写法，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历史绪论（Muqaddima）》 p558-559）记载，阿拉伯人与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的混杂，导致那里的阿拉伯语发展成一种不同的混合语言，其中外国元素占主导地位。现代语言学家区分了马格里布阿拉伯语使用中的不同方言，但与伊本·赫勒敦意见相左，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方言构成了与阿拉伯语不同的语言。正是这些方言在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互动中产生，同时也吸收了其他语言元素，在牺牲柏柏尔语的情况下获得了大部分地位。即使在最能直接感受到阿拉伯人存在的城镇，阿拉伯的文学知识仍然只限于知识精英。此外，尽管马格里布的穆斯林不断受到马什里克和西班牙的主要宗教思想潮流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在马格里布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至少可以部分追溯到柏柏尔环境的影响。马立克伊斯兰法学派（The Malikite school of Islamic law）起源于麦地那，但它在马格里布的发展情况（后文第二章将简要讨论）使它获得了教条式的严谨，而这在马什里克是没有的。苏菲主义（伊斯兰神秘主义）从马什里克传到马格里布，但它在马格里布成为圣人崇拜的基础，与农村社区的社会政治结构紧密相连，与它在马什里克的发展有很大不同。
[1] 与马格里布相对，意为日出之地，即东部伊斯兰世界，包括中亚、波斯等地。倭马亚时期还专门有“东部世界与伊拉克总督”官职，哈查只便曾担任此职。
虽然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通过伊斯兰教团结在一起，提供了马格里布社会的主要民族和文化元素，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数个世纪以来，马格里布一直是许多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大熔炉。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汪达尔人和拜占庭人都曾在马格里布进行殖民统治，并为其民众的民族构成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阿拉伯人征服后，融合新的民族和文化元素的过程并没有减少。来自马什里克的穆斯林主要是阿拉伯人，但不止阿拉伯人。在776-910年间统治今阿尔及利亚地区的鲁斯塔姆王朝（Rustamid）由一个波斯人家族（Persian dynasty）执掌，在其首都塔哈尔特（Tahart）可以看到数量相对较多的波斯人；基督徒从穆斯林手中“收复”了西班牙，导致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迁移到马格里布，他们在种族和文化上是一个高度复合的群体。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在十六世纪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后，驻扎在那里的土耳其军队和“土耳其化”的欧洲士兵兵团，直到十九世纪初还在吸收来自地中海地区各个地方的冒险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被当地城市社区（local urban communities）所吸收；自十七世纪开始，大量来自欧洲的犹太人加入了马格里布的犹太社区，这些社区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就已经存在；与苏丹（Sudan）[1]的贸易给马格里布带来了大量的黑奴，直到19世纪初；从九世纪开始，我们便能从马格里布的穆斯林统治者处寻到黑奴军队的身影【艾格莱卜王朝都有训练黑奴禁卫军的传统】，而且由于伊斯兰教允许与女奴纳妾，马格里布人的种族构成中便增加了非洲黑人的成分。H.-H.【原文如此，不知道啥玩意】 阿卜杜勒·瓦哈布（Abdul-Wahhab，1970，p169）曾提请注意突尼斯一些牧民群体的做法，他们会在自己的额头、下巴，有时还会在颧骨上纹上十字架，尽管他们是穆斯林。他认为，这种习惯将那些在前伊斯兰时期便信奉基督教的部落与那些没有信奉过基督教的部落区分开来。这只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文化特征即使失去其原有意义，还能在几个世纪里继续存在。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知道非伊斯兰文化元素在马格里布社会成为伊斯兰教后有多少被保留下来，以及它们在适应马格里布社会的宗教-社会规范的过程中是如何被改变的。
[1] 全称比拉德·苏丹（Bilad al-Sudan），意为黑人的土地，通常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此处应是指撒哈拉以南的西非地区如马里帝国、阿斯基亚王朝等
上述定义的马格里布地区，沿地中海南岸延伸了约4200公里的海岸带。从气候上看，人们可以在其中认识到三个平行的、东西走向的区域：北部的地中海沿岸区域、南部的撒哈拉区域以及中间的过渡区，过渡区的大小因地而异，但在利比亚的一些地方则完全没有。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系及其向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西部的延伸山脉，标志着这三个地区之间的界限。它们的气候条件决定了几个世纪以来居住在这里的人的职业。反过来，气候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地形和来自大西洋（特别是在摩洛哥）、地中海和沙漠三者气团的产物。
随着降雨量的减少，马格里布的植被从北到南逐渐减少。地中海沿岸区域约占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这包括摩洛哥北部的里夫山区、面向大西洋的中阿特拉斯山坡；阿尔及利亚的高阿特拉斯山与突尼斯的High Tall地区和多萨勒山（Dorsale，法语为backbone）。而利比亚主要是一个沙漠国家，地中海气候条件只存在于沿地中海边上的一条狭长地带，它被向南凸入沙漠地带的锡尔塔湾（Sirte）分隔成两个地带，分别是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奈富塞山和昔兰尼加北部的绿山（al-Jabal al-Akhdar）。的黎波里两侧沿海边缘地区的降雨量比奈富塞山区多，但山脉周围的杰法拉平原（Jaffara）的降雨量不足以满足定居生活，因此主要是半游牧状态。在昔兰尼加，大多数居民点都在绿山的沿海山坡附近，那里的平原仅限于班加齐（Banghazi）和阿贾达比亚（Ajadabiya）附近。绿山左侧的达尔纳（Darna）和埃及边境之间的马尔马利卡（Marmarica）地区，比较干旱。
在马格里布的其他地区，地中海和沙漠之间有一片草原作为中间地带。地中海山区的降雨量充足，主要在冬季：某些地方超过1000毫米。其南部的草原地区，降雨量要少得多，主要在春季和秋季，而且降雨量不稳定，在没有灌溉的情况下耕种很危险。属于这一中间地带的主要地区有位于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东部的高原地区[1]和突尼斯的高草原（High Steppe）。第一个地区从西边中阿特拉斯山的边缘一路延伸到东边的奥雷斯山区，距离约700公里。该地区的平均海拔约为900米，由半干旱的冲积平原组成。枣树和矮小的棕榈树沿水道两侧生长，但在其他地方，低降雨量只足以支持草原植被。位于突尼斯多萨勒山以南的高草原的降雨量也很稀少。从多萨勒流下的雨水在到达大海之前大部分都被蒸发了。上高原和高草原的一个重要产品是细茎针茅（esparto grass），用于制造高级纸张。
[1] 国内地图册称为“上高原”，后文使用这一称谓
阿特拉斯山脉是形成上述各种地区中前两个地区的气候条件的重要因素。在摩洛哥，它们被分成三条山脉，与北部的里夫山脉一起，决定了该国各地区的降雨量。高阿特拉斯山脉在苏斯的对角线洼地上突然升起，向东-北-东方向延伸了约750公里，直到它在摩洛哥东部的上平原方向变得平坦。其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最高峰图卜卡勒峰（Tubkal）高达4150米。在高阿特拉斯中部的北部延伸出中阿特拉斯，其地势只有在高穆尔维耶（Mulwiyya /Moulouya）北部才变得高耸宽阔，并在那里形成了一片高耸的山峦，一直延伸到塔扎山口（Taza pass）。中阿特拉斯山脉的一些山脉高于2500米，其中布·伊布兰峰（Bu Iblan）和布纳赛尔山（Bin Nasir）两座高峰分别达到3157米和3354米。高阿特拉斯山脉和中阿特拉斯山脉都起到了集水区的作用，其向海的山坡享有丰富的水源，其东部和东南部则有近撒哈拉的特点。高原地区的西部落在中阿特拉斯山脉的雨影中，比东部地区更干燥。摩洛哥最适合耕种的地区，也是大部分人口居住的地方，位于这两条山脉的北部和西部。这些地区分别是西布平原（Sibu/Sebou）、里夫山南麓、大西洋边的梅塞塔高原（Meseta plateau）和高阿特拉斯山的西坡。苏斯平原（Sus plain）位于高阿特拉斯山脉和内阿特拉斯山脉（Anti-Atlas）之间，距离阿加迪尔（Agadir）约120公里，由于其封闭性和偏南的位置，其气候与撒哈拉类似。
撒哈拉与阿尔及利亚的其他地区被撒哈拉阿特拉斯山脉（Saharan Atlas mountains）分开。这些山脉上升到高阿特拉斯山脉的东部，该山脉的最后部分在到达阿尔及利亚边境之前分散开来。这条山脉向西南/东北方向延伸，距离约700公里，包括卡素儿山（Ksur）、阿穆尔山（Jabal Amur/Djebel Amour）、奥拉德·纳尔仪山（Awlad Na'il）和齐班山（Ziban/Zib）。在奥拉德·纳尔仪山东侧，在舒忒·胡德纳盆地（Shutt al-Hudna）里出现了高原地貌，胡德纳和南部的绿洲之间仍然可以通过欧塔亚盆地（al-Wataya/el-Outaya）进行便捷的沟通。胡德纳的竖井和比斯克拉（Biskra）南部的竖井都在海平面以下。紧挨着它们的上方耸立着厚重的奥雷斯山，阿尔及利亚最高的山峰沙勒亚峰（Jabal Shalya）就是从这里升起的，海拔2329米。突尼斯的多萨勒山是阿尔及利亚山脉地形的延伸，主要是由撒哈拉阿特拉斯山和高阿特拉斯山脉交汇形成的。
高阿特拉斯山脉崛起于摩洛哥东北，偕里夫山脉隔开了高原。其邻近阿尔及尔的山区西部由山脉、洼地和纵向平原等多样地形组合而成。这片沿海山区总体上属于地中海气候，它被瓦塞尼斯山脉（Warsanis/Ouarsenis）这座屏障与马特马塔镇（Matmata）隔开，其中最高峰为瓦塞尼斯峰，海拔约2000米；高阿特拉斯山脉东部从米利亚纳（Milyana）和麦迪亚（Midya）处升起丘陵，比西部更为崎岖。在这座山脉中可以看到大卡比利亚（Grand Kabylia）、小卡比利亚（Little Kabylia），以及高达2308米、足以摩天碍日的朱尔朱拉峰（Jurjura）。高阿特拉斯山脉唯一重要的平原是奥兰和阿尔及尔周围的米蒂亚（al-Mitija）。然而，瓦塞尼斯山脉以东——上高原西部片状地形的边缘，延伸出塔弗纳（Tafna）、马喀拉（Makarra）与穆尔阿斯卡尔（al-Mu'askar/Mascara）等内部平原地区（internal plain）。这些平原实际上是乌季达（Oujda/Wujda）内部平原的延伸。
突尼斯与与阿尔及利亚之间没有地理上的边界将其分隔，其主要河流马贾尔达河（Majarda）发源于阿尔及利亚东部的高原地带。突尼斯北部的气候条件与阿尔及利亚海岸相似，和阿尔及利亚一样，突尼斯在多萨勒山以南也有一片草原地区；但与阿尔及利亚不同的地方是，突尼斯拥有肥沃的沿海平原，统称为撒希勒（Sahil，阿拉伯语意为滨海）。虽然萨希勒只是草原向海岸的延伸，但它的沙质土壤和地下水的存在使它与后者形成鲜明对比；其气候温和而规律，降雨量从北部地区的500毫米到南部地区的200毫米不等。从哈马马特（Hammamat）到斯法克斯（Sfax），该地区的深度约为40公里。该地区盛产橄榄树，特别是从苏萨（Susa/Sousse）到斯法克斯的路段。
德普瓦（1958，p542-543）在给他那本关于马格里布的主要地理著作作结论时，指出了马格里布地理的三个特点，这些特点再结合它的位置，对其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三个特点是：（1）气候不稳定，在某些地区导致土地产出的极大不确定性。（2）存在广泛的草原土地，限制了可用于农业的地区，利于游牧业。（3）主要地理区域的纵向特点和地形的细分，使得群体从西向东的迁徙“几乎没有用处，而且往往十分艰难”。土地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牧民在有限的农业区游荡的大片草原的毗连性，都不利于大型农业社区的出现。消息灵通的法国旅行家亨利·杜维耶（Henri Duveyrier，1881，p17）在其著作中估计，在法国占领时期的突尼斯，牧民（les nomades）的数量不到突尼斯人口的一半。由于突尼斯相比马格里布的其他国家有更成熟的城市化传统，而且（当地的）马格里布部落一直在经历一个持续的定居化过程，因此可以假设，在（19世纪）前几个世纪，牧民构成了马格里布人口的绝大多数。“部落结构是确保牧民群体凝聚力的最有效方式，因为他们在空间中的移动使得他们不可能参照永久占领的精确领土来定义自己”[1]（Lacoste,1974, p7）。由于牧民在数量上优于定居的农业社区，因此部落主义直到现代仍然是马格里布地区政治组织的主导形式。
[1] 原文为The tribal structure wa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ensuring the cohesion of a pastoral group whose movement through space made it impossible to define itself with reference to a precise territory permanently occupied
部落主义对马格里布政治生活的意义将在本导言的第二部分中讨论。在此只需指出，牧民与定居的农业社区之间的不断互动意味着后者也经常被纳入部落结构中。部落成员在季节性迁徙到他们习惯的牧场时，经常与农民村社接触，用他们的动物产品换取农民提供的谷物和其他物品。农民村落社区有时也是某个部落里的一些人在其经常出没的地区定居而形成的，随后与原来的部落群体保持联系。在绿洲，经常出入绿洲的部分部落群体构成了长期定居的社区，他们照看棕榈树并从事其他形式的农业活动。定居的农民社区——特别是那些在孤立的山区的农民社区，往往有他们选出的长老会（councils），根据自己的习惯规范管理自己的生活。但即使在这些群体中，村社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各自部落忠诚度的影响。
马格里布的地理条件为部落群体从南到北的迁徙提供了动力，在某些情况下是从山区到平原，但不是从西到东；牧民在春季从沙漠边缘或从草原南部向北部更丰富的草原迁徙。如果不受其他部落群体或国家的制约，牧民在某些情况下会永久地迁移到他们世代经常光顾的牧场。马林王朝（Marinid）的建立（见下文，第103-5页）表明，在有利的情况下，牧民的季节性迁移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在12世纪阿尔摩哈德王朝（Almohad state）建立的背景下，部落群体从山区迁移到肥沃的平原开始具有了政治意义。至少在十八世纪末之前，它一直是摩洛哥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