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何为大儒：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出自《周易·坤卦·文言传》，在宋儒的阐发下其意义始格外凸显。“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既强调向内，亦强调对外，若能实践敬义并能夹持二者，乃可为一大儒。

一、敬以直内

《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行己，内主于敬”，在二程这里，敬具有修养功夫的根源性。程子讲存养，主要讲达到一个以敬为主，也就是主敬的状态。“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则他事更不能入者，事为之主也。事为之主，尚无思虑纷扰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二程集》遗书卷十五）人心不可同时二用，如果一个人把心用在一件事上，那么其他事就很难打扰他的心，这就是“事为之主”，程子在这里用它来说明何为主敬。主敬就是要让“敬”这个字作为人心时时刻刻的主人，好比一个房间必须得有个人住，没人住的房子没了生气，只能荒芜。所以人心当有个“敬”时时存在，以敬做心之主人。朱子讲，“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朱子语类》卷十二）敬即是不放纵、不昏聩，但不是不做事情，成天想着敬这个敬那个的不是敬。敬是身心时时刻刻让心做身的主人，让身体和欲望受心的控制。“敬，只是收敛来”。我们常说敬畏，实际上就隐含了敬和畏相似的意味。但是这个畏不是害怕自己以外的他人，也不是害怕外在的某个东西，而是要害怕自己，害怕自己的耳目口鼻不听指挥，所以敬就是时刻保持一种警醒的状态。

主敬是要直内，《周易正义》解释说：“君子用敬以直内，内谓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内信”。所以“直内”即“直心”，直内的一个内涵可以说是“正心”。《大学》中说修身之所以先在正心，是因为“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朱子注曰：“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可见，敬以直内与正心是存在统一性的。提升人的修养不必远求，而是要近取诸身，敬即是反求诸己，是最根本的功夫。反求诸己的前提必须是自己保持本真的状态，反求虚妄之物必然是南辕北辙，所以直内的另一个内涵又是“诚意”。在《大学》的八条目中，诚意、正心也是顺序连贯的。诚就是不虚、不假、不妄，是真实的本然状态。从不诚到诚，是一个“明善”和“择善而固执之”的过程。虽然我们相信善皆人性之本，但此“善”仍需“明”，去除外欲之遮蔽。所以诚意的方法也是反身，反到自己身上去，由诚而明，再正其心。一切物象事理存于心中，由诚明理，求其安心，用敬持守，求其放心。一个人果真有诚和敬的态度，他就不会随心所欲，就不会为所欲为，就不会纯粹以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会时时努力发挥心的良知良能，不断地反省反思，持守心相本直，如此则富贵不会淫，贫贱不会移，威武不会屈。

二、义以方外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孟子又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孟子的这两句话有共同特点，就是把义比喻成道路，义是人走的道路。如果说敬以直内，持守一颗仁心是在讲一个人是不是好的人，那么可以说义以方外，行走一条正路是在讲这个人做的是不是好的事。朱子对这两条的注释是：“义者行事之宜，谓之人路，则可以见其为出入往来必由之道，而不可须臾舍矣。”“义者，宜也，乃天理之当行，无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义这条正路是人所必行之路，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即便是好的人也可能做的是坏的事。《中庸》里也讲：“义者宜也。”朱子解释说：“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所以这个“宜”可以理解为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说宜是一种“分别事理”的标准，实质上就是看合适与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最后一定落脚在具体的人自己觉得合适才是宜。另一个是说“各有所宜”，也就是合适与否一定是用具体的一件事情去衡量和对比，宜的这种合适的标准不是空演出来的，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就某件事情而言“宜”或者“不宜”。

既然义是“人之正路”，那么如何以义来“方外”便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孟子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敬兄是也。”（《孟子·离娄上》）朱子注曰：“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可见，孟子所强调的义的表现方式就是敬，敬就是反省自己、克制自己。朱子继续说：“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盖良心之发，最为切近而精实者。”我们对于外界和他人的感受都是首先从离自己最切近的人物之上得来的，这些感受构成了我们对世界认识的基础。孟子讲义为羞恶之心的开端，实际上讲的是我们说一件事做的合不合适，符不符合义，最初并不是用理智或者利益来权衡，而是有一个专注于内心的发端，这种发端是一种自觉式的。不同于恻隐之心把感受专注于外界的对象，羞恶之心从外界转到了人的内心，从而对自己产生直觉式的判断。也就是说，先产生了羞愧或者厌恶，然后对此进行自我反思，而不是仔细考虑之后认为不合适、不义所以才羞愧。由此，这种羞恶之心才是可以扩充的，因为他人做的事自己同样可以进行反思和判断，自己感到羞愧或厌恶，那么这件事轮到自己时就一定不能去做。所以义为体，敬为用，“人之正路”就是要有所敬畏，有所敬畏就是有所克制，有所克制就是知道有所不为。义强调的重点是对自己的要求，自己觉得不好的不要做，这是前提和根本。同时义也包含着对他人的面向，但这个面向是从对自己的要求生发出来的，也就是自己觉得不好的事情至少自己不做，如果他人做了，在合适的时候、有条件的时候，要阻止他人做。这是一个人对自己有所不为的要求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而然地生发和转向的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有所为，也就是从在有所不为上敬畏扩充到了在有所为上敬畏，这是义的扩充义。

三、敬义夹持

儒家不仅强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理解社会，而且强调要身体力行，在躬行中理解社会，一个自我中心和个人主义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儒的。除了对于敬以直内和义以方外本身的理解，还有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定位。朱子讲：“须是彻上彻下，表里洞彻。如居仁，便自能由义；由义，便是居仁。‘敬以直内’，便能‘义以方外’；能‘义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内’。”（《朱子语类》卷十五）由此可见，敬以直内和义以方外二者是不分的，必须做到敬义夹持。在朱子看来，敬以直内是持守工夫，义以方外是讲学工夫，前者是涵养，后者则是致知，这也是伊川先生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因此，在心性修养和涵养工夫上，宋儒对佛教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因为佛教没有义以方外的工夫，其直内的工夫也是有问题的。朱子说：“释氏只要空，圣人只要实。释氏所谓‘敬以直内’，只是空豁豁地，更无一物，却不会‘方外’。圣人所谓‘敬以直内’，则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方能‘义以方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在儒家看来，敬以直内和义以方外与纲常伦理是一致的。因为直内万理具备，所以自可方外，敬中有义，义中亦有敬。而佛教所谓的“敬以直内”本身就是空无一物的，所以其工夫也是不究竟、不圆满的。因此，敬义二者须夹持一体，做到内中有外，外中有内。

对于内外相同、敬义夹持，朱子提供了一种理解的注脚：“盖‘敬以直内’，而喜怒哀乐无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义以方外’，而喜怒哀乐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义夹持，涵养省察，无所不用其戒谨恐惧，是以当其未发而品节已具，随所发用而本体卓然，以至寂然感通，无少间断，则中和在我，天人无间，而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朱子在这里用《中庸》的中和来理解这两句话。《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子把敬以直内理解为“中”，因为未发，所以就没有偏差，是“寂然不动”，万事万物之理皆出于此，所以是天下之大本；义以方外则理解为“和”，因为生发出来为情，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不是由辩论而通，也不是由思虑而通，而是“感遂而通”，自然流行，所以是天下之达道。有“中”做底子，才有“和”的可能性，“和”又是“中”的最高境界。所以朱子强调，“有敬而无义不得，有义而无敬亦不得。只一件，便不可行，便是孤”（《朱子语类》卷六十九）。朱子还强调，敬有“死敬”和“活敬”，若是只是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辨其是非”，那么就只能是一个“死敬”；若“静则察其敬与不敬，动则察其义与不义”，则是敬中有义，义中有敬，才是“活敬”，由此才能循环无端，内外透彻。

除了朱子的理解，我认为还有另一种理解的注脚，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儒家所谓的仁是一种心志，就是这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心志。正如阳明先生著名的精金之喻，人和人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做出了什么事业，而在于他是否具有仁之心志。阳明先生说：“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也就是说，仁之心志在质，而不在量。前面已经谈到，仁之心志需要明，需要守，所以首先是“立己”，然后推广扩充而“立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先，只有“立己”才能“立人”，只有“达己”才能“达人”。立和达的源泉就是“立己”，立人和达人是由自己欲立、欲达而来的，不可能舍掉自己的立和达去立人、达人，后者根本的动力来自于自己的欲立、欲达之志。钱穆先生说“立是站起身，达是迈开步”，较为贴切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人首先要自己立得住，才能迈得开步，立得住所需要的就是敬以直内，而迈开步所需要的就是义以方外。在由己到人、推己及人的过程中，关键是如何“及”的问题。推己及人不是说自己的欲望过于指向自己而不指向他人，也不是过于指向他人而自己很少，真正的“及”是由自己有欲望而知道他人也有这个欲望。这是人自身欲望的本来特点，而不是通过理性的推理得出来的。所以人的欲望蕴含着一种感受到他人的欲望的潜在倾向，并在生发膨胀的过程中与人“感遂而通”。其次，不能“立人”则不能“立己”，不能“达人”则不能“达己”。立和达一定是在人和人的关系中的立和达，不与他人产生关系本身就不是一个仁的态度。事实上，人也无法割裂同社会和他人的联系，人站起身、迈开步一定要思考和顾及他人是怎么站、怎么走的。我们所在的不是鲁滨逊的荒岛，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走路，我们要在人群中能走路，才能在人群中立得住。所以立和达一定是在你来我往、彼此致意的过程中才能做到的。最后，己与人为一体。前面两层分别从正面和反面讲，似乎最后落脚点在己上。实际不是如此，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己和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通过立人、达人，当然有为己考虑的部分在其中，己中实际也就包含了他人，他人的一部分相应地也就会包含到己当中。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感应，而不是理性逻辑的推导。由此，己与人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分明，自己与他人之间息息相通。其最高境界就是程子所说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己与人浑然一体。如果人人都能立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地间万事万物虽然非常复杂，但万人万物都安其所，遂其生。由上述来看，敬以直内就是要“立己”“达己”，而义以方外就是要“立人”“达人”，敬义夹持则是要推己及人。

四、结语

在这个世风浇漓、道德虚无乃至价值扭曲的时代，大儒的人格与精神离我们十分遥远，大儒的教导我们似乎也已经充耳不闻。缺乏一颗敬畏之心，既无法直内，亦不能方外。从前我以为我们可不求善，但不必作恶，做到这样即可。但是疫情的照妖镜映射出了每个人可能潜在的恶，那是一种平庸之恶，每个人都可能是道德自抑和盲视的官僚体系的一环，也可能是冷漠和不干涉的旁观者，每个人与恶的距离没有那么遥远。生活中出现的那些仁和善不容否认，但那只是那些极少数善行者道德的脚注，而不是对大多数冷漠旁观者所组成的时代道德滑坡的辩护。任何研究、任何制度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生存和生活的基本伦理需要而且必须被尊重，处理生活中的而非制度中的人面临的问题才是研究和制度的目的。现在，在了解了些许大儒们为人为学为政之后，我以为我们不仅不能作恶，而且必须求善。每个人不仅不能与恶同流合污，也不能在面对恶时束手就擒，不能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里的“我们”，而什么时候又会成为“代价”。大儒留下的教导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尽责的公民，每个人都应该做到敬以直内，如朱子所说的“无纤毫私意，胸中洞然，彻上彻下，表里如一”，都能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每个人都应该做到义以方外，如朱子所说的“是见得是处决定是恁地，不是处决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都能为他人的幸福拓展纵深。夹持敬义，始终把维护人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作为我们的至高追求。当然，这一切最终都需要“切己行之”，正如朱子所言，“若实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八个字，一生用之不穷！”（《朱子语类》卷六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