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5.18 《论衡》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18、《论衡》

  东汉前期法家主要代表、杰出的唯物主义者王充的著作。全书共八十五篇。这是一部尊法反儒，宣传无神论的战斗檄文。它向反动儒家和谶纬迷信展开猛烈进攻，把矛头直指儒家的祖师爷孔丘，提出“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1]的战斗口号，充分表现了王充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坚持革新、前进的观点，反对历史倒退论，这是《论衡》的鲜明特点。书中针对西汉儒家主要代表董仲舒“奉天而法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叫嚣，列举古代人“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衣禽兽之皮”，后世人却“饮井食粟”，有“宫室”、“布帛之饰”等事实，说明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它还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将汉朝和周朝作了比较，充分肯定“汉高于周”、汉“在百代之上”[2]，有力地反击了复古倒退的谬论。它还热情赞扬法家人物，如叙述了法家先驱少正卯在鲁国倡导革新、聚众讲学的盛况；高度评价了商鞅“为秦开帝业”的历史功绩；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作用，并据理驳斥了攻击这一革命行动的人是“不审燔书之实”。

  《问孔》、《刺孟》是《论衡》一书中最有光辉的篇章。它以孔孟的代表作《论语》、《孟子》为靶子，抓住孔孟言行中大量“相违”、“相伐”的事实，从逻辑上指出孔孟的叙述漏洞百出。它尖锐地揭露了“天命论”及“仁义道德”的反动性和虚伪性；大胆斥责孔丘为人是“佞”、“鄙”、“浊”，孟轲讲的尽是些骗人的“浮淫之语”。这种尖锐的批判，对以后的进步思想家批判孔孟之道，起了很大的影响。

  《论衡》总结了汉朝自然科学和生产斗争的实践，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有力地驳斥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它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3]，天地间的万物是由“元气”交感变化而产生的。“天道，自然也，无为”[4]，万物的发生、发展和灭亡都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根本不是神的创造和安排。书中还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了地震、雷雨等自然现象，从而驳斥了儒家宣扬天能显“灵”，降灾于人的“谴告”谬说。它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5]，所谓“雷为天怒”等说法，都是“虚妄之语”。它还进一步从政治上揭露，这种所谓“谴告之言”，是儒家在“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疑时至”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衰乱之语”[6]，是社会衰乱、危机加深的反映。书中还提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7]的著名论断，指出精神是不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从而否定了鬼神的存在。

  《论衡》还以“学之乃知”，“不问”则“不识”的唯物主义观点，反对“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它认为，人的知识必须通过感官接触外界才能获得，“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8]。它还指出，判断事物的是非，不能单靠耳目等感觉器官，还必须经过头脑的思考，“不徒耳目，必开心意”[9]，才能“意而得之”。它强调通过“效证”来检验是非，“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10]。书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世界上凡是有血气的生物，没有那个是“生知”的。“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有之也”[11]。

  但是，《论衡》的反儒思想是不彻底的，它未能从法治还是礼治这两条路线斗争上来反孔、批儒，并没有揭露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有些地方还受儒家“德治”的影响；对法家著名代表秦始皇和韩非不能正确评价。在哲学上，它从天道自然观中得出“自然命定”的错误结论，并且把社会人事也说成是受自然命运支配的，这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所致。

注：

[1] 《论衡·问孔》。

[2] 《论衡·恢国》。

[3] 《论衡·自然》。

[4] 《论衡·谴告》。

[5] 《论衡·明雩》。

[6] 《论衡·自然》。

[7] 《论衡·论死》。

[8] 《论衡·实知》。

[9] 《论衡·薄葬》。

[10] 《论衡·薄葬》。

[11] 《论衡·实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