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之小传

                      “侠” “缘”

金庸武侠小说瑰丽奇幻的世界定义了许多中国人对武侠的认知，它是武侠迷们梦想的乐土，也是不灭的成人童话。不少读者尝试着去发现虚构世界中的真实历史。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侠”的存在，“侠”的形象及文化演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正史记载中的侠

历史上的“侠”，大致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从 “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不稳定，士人地位逐渐动摇，内部自然发生了分化。士人原本是文武兼具 ，分化之后，“文者为儒，武者为侠”，“文者益文，武者益武” 。“侠”就起源于武士，但是并非所有的武士都是侠。“武侠”中包括“武”和“侠”两个要素，显然是“侠”重于“武”。

       但是最开始“武”的暴力特征，却使得“侠”游离在社会秩序之外，并不为正统文化所承认。韩非子最早将“侠”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加以论断，在他看来： “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 此所以乱也。 夫离法者罪， 而诸先生以文学取 ，犯禁者诛 ，而群侠以私剑养。” -- （《韩非子·五蠧（dù》) 韩非说的“五蠧”就是五种社会蛀虫，而蠧就是蛀虫的意思。以上引子的意思是：儒家利用文章扰乱法纪，狡辩颠倒黑白，侠士使用武力欺人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扰乱社会秩序。正因此，他反对人臣将侠当作刺客豢养起来，否则就长了人臣的威风，威胁君主统治。

        有学者认为“侠”的起源与春秋战国盛行的墨家哲学有关。墨家主张“兼爱”与“非攻”。

      “兼爱”有意对抗儒家以家族为主的私利垄断，提倡超越家族、以人性为基础、无阶级的、平等的社会，近似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信仰。

       “非攻”是指责强凌弱、众暴寡的社会掠夺，墨家哲学更以实际行动参与春秋战国国际间的和平与制衡。

        墨家的“实际行动”包括了拥有武力，拥有精英的救援团队，在霸权的侵凌跋扈时，以实际行动救助弱小者。

 

        墨家的成员多是一代有热血、有梦想，追求社会平等、助弱扶贫的社会有志之士，也多为工匠农民。

        他们不甘为统治者驱使，不甘为功名富贵出卖自己，宁愿走向民间，独来独往，或隐姓埋名，或不求回报。惊世骇俗，无视家法国法，特立独行，视权力财富如粪土。

        墨家的生命理想，墨家建立的人格典型，隐隐然已经具备了“侠”的雏形。

       墨家的信仰在战国曾一度盛行，所谓“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

       孟子曾强烈批判流行的墨派哲学。孟子认为墨家思想导致“无父”、“无君”。

      今日看来，“无父”正是家族的颠覆；“无君”也隐含着对抗统治者、还政于民的最初期民主理想。

 

        墨家塑造了“侠”的雏形，在乱世替天行道。但是，秦汉统一，中央集权，“侠”的特立独行自然不容于统治集团。

      “侠以武犯禁”，墨家哲学急速消失，墨家分子被解散为隐匿民间的“游侠”。

——《（节选自蒋勋《侠的生命美学》，有删改）

        到了西汉，司马迁最先为游侠作传。不同于韩非子，司马迁更为关注 “侠”的品行。在他看来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记·游侠列传》)

        即为“但是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做事一定果敢决断,已经答应的必定实现,以示诚实,肯于牺牲生命,去救助别人的危难.已经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却不自我夸耀本领,也不好意思夸耀自己功德,大概这也是很值得赞美的地方吧。”

        显然司马迁十分赞扬侠信守诺言、舍身为人的精神。不过他同样认为侠的行为“是不轨于正义”的（意即不符合法律准则）。

        司马迁之后，东汉班固在《汉书》中也作了一篇《游侠传》，班固肯定了少数游侠“不矜其能”，舍身助人，但认为更多游侠是不遵守礼仪纲常和等级制度之徒。自《汉书》后，正史中就再难见到游侠的身影了。但侠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反而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这便与后世的文学创作关系密切。

         古代侠义小说中的侠

中国古代有很多涉及侠的文学作品，唐代被公认为是“侠义小说”发展的成熟时期。

        唐之前自然就算是一个 “侠义小说”的萌芽阶段。东晋干宝所著的《搜神记》中有一篇《三王墓》，可算作这一时期的代表。故事讲到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楚王因剑三年才铸成大发雷霆杀了干将。干将、莫邪的儿子赤比长大后报仇受阻，遇到了一个无名侠客，侠客最终舍弃生命替赤比报了仇。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一直都是武侠作品的精神内核。

        好打抱不平的侠客自中晚唐起成为唐传奇作品中的常客。但一开始他们并不是主角，只能算是推动故事发展的辅助性配角。比如《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故事开始时男主角李益背信弃义抛弃了女主角霍小玉，霍小玉抑郁成疾想见李益一面，身着黄衫的侠客愤然带负心汉来见了霍小玉。这个侠客同样没有姓名，但比有名有姓的李益可要强多了。

        到了晚唐，侠客转而成为了故事的主角，他们武功出神入化，惩恶扬善，为人主持公道，保卫正义。许多侠客都自带神仙感，给人一种变幻莫测的感觉。比如说裴铡所作的《昆仑奴》中的侠客昆仑奴摩勒，背着两个人还能轻松地在空中飞行，十年过去还容颜不老。又如裴铡《聂隐娘》中的聂隐娘不仅剑术高超，还会使法术……

 

        但不管怎么说，唐代侠义小说都为后世相关作品树立了典范。唐以后，从五代至宋，侠义文学小说并没有取得很大的发展，侠客身上的神秘色彩一度更为浓厚。自宋代开始，文学由“雅”向“俗”转变，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更容易受到欢迎。侠的“仙气”消散变得更接地气，武术打斗的细节也有了较为详细的展示，《水浒传》中“武松醉打蒋门神”等名场面的描写便颇为细致。



        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中的侠也有了同时代人的价值观——“忠”、“孝”、“节”、“义”、“信”等等，这些都是侠客需遵守的道德准则。渐渐地侠客不再是社会游离分子，他们虽然“以武犯禁”，但是并不会真正地反对最高统治者。清代的“公案侠义小说”中的侠客更是给人一种“卖与帝王家”的感觉。

       所谓“公案侠义小说”其实就是将公案故事同侠义故事相结合，清官同侠客一起破案。石玉昆所著的《三侠五义》就是这类小说的典型代表，清官包拯带着江湖侠士平反冤狱，济难救危。侠客们依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侠客归属于官府”的设定多少减少了侠客的魅力。

        小说到底是给人看的，小说的人物形象会跟随大众审美潮流而改变。20世纪20年代，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和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同时在报纸上开始连载，两人共同开启了武侠小说的新时代。

                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侠

30年代，崛起了名为“北派五大家”的北方武侠小说作家群体，包括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朱贞木、王度庐五人，分别代表着“奇幻仙侠派”、“社会反讽派”、“帮会技击派”、“奇情推理派”、“悲剧侠情派”等五个武侠风格流派。上世纪50年代港台兴起了新派武侠小说，代表人物为“新派三杰”即金庸、古龙、梁羽生。一代代武侠小说作家塑造出新的侠形象，也是我们现代人最熟悉的侠形象。

         这些侠客大都既“为友为邻”又“为国为民”。侠客忠于个人，更忠于民族、国家。金庸《射雕三部曲》中的杨过、郭靖、张无忌就是典型的代表。侠客身上的草莽气息也少了很多，这一点在作为主角的侠客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梁羽生所著的《萍踪侠影》中的张丹枫白衣飘飘，充满文人气息甚至是贵族气息。《天龙八部》中的段誉、《楚留香传奇》中的楚留香也是风度翩翩。至于女侠，大多武功高强，样貌姣好，惹人疼爱，甚至可以同男性平起平坐。

        另外，侠客的情感也更为细腻。比如张无忌在情感上优柔寡断，难以确定心意。性格的全方面展现拉近了虚拟人物与现实读者的距离，读者更能“感同身受”。

         新时代的武侠文学在保留了侠客好打抱不平的人物设定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侠客形象，升华了侠客精神。历史记录、文学想象联同正义崇拜共同构成了人们崇敬的——“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