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读书笔记 三、（一）
三、Che Vuoi？
(一)Identity
I.意识形态缝合(ideological quilt)
1.枢纽性的节点(nodal point)使众多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原始的意识形态因素:proto-ideological elements）组成了统一(united)的场域。它创造并维持了既定的意识形态场域的同一性(identity)。
2.枢纽性的节点就是拉康意义上的缝合点(point de capiton)，它阻止漂浮的能值（原始的意识形态因素）滑动，使它们的意义固定(fix)。
3.意识形态空间是由漂浮的能指组成的。
4.漂浮的能指的十足的同一性(very identity)是“开放的”(open)。
5.漂浮的能指被它们与其他漂浮的能指所组成的链条中自己所处的关节(articulation)所超定(over-determine)。也就是说，它们字面意义上(literal)的含义(signification)依赖于它们的隐喻性的(metaphorical)剩余含义(surplus-sig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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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个人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他可以是资产阶级式的女权主义者，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式的女权主义者，甚至可以是去政治化的女权主义者。若他是资产阶级式的女权主义者，他可以是通过争取女性议员在议会中的更高地位以及为女性公民争取更广泛普选权的女权主义者，也可以是呼吁政府改善女性教育、医疗、就业、养老总体情况的女权主义者。总之，根据每个女权主义者个体的不同思想主张和行动路线，“女权主义”这条能指链能够无限延伸下去。
不同的女权主义者之间可能对“女”、“权”、“女权”甚至“主义”的观念以及对应的行动姿态都大相径庭，但他们都共享“女权主义者”的身份——至少在自我认同以及用该身份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赋予正当性这点上来说。“女权主义”就充当了阻止不同个体、共同体对那些后来回溯性地被纳入“女权主义”这一统一的意识形态场域中的漂浮的能指继续滑动的“缝合点”，使它们的意义固定下来，围绕该缝合点组成了名为“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空间。
换句话说，字面意义上的“女权主义”的含义依赖于它的隐喻性剩余——被“女权主义”整合起来的其他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去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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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缝合发挥着总体化(totalization)的作用。作为原始意识形态因素的这些漂浮的能指通过总体化成为了结构化的意义网络(structured network of meaning)的一部分(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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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合点可以是相互作用的。以某个缝合点为枢纽所总体化的漂浮的能指可以被另一个缝合点所总体化。如此一来，之前充当缝合点的那个能指会在新的空间里重新成为被固定了的漂浮的能指。
在上个例子中，对于一个共产主义式的女权主义者，我们既可以用“女权主义”充当缝合点，也可以用“共产主义”充当缝合点。对于“共产主义女权主义”而言，女权主义必然反映出共产主义的特性，共产主义也必然反映出女权主义的特性，差别仅在于以何者为缝合点将漂浮的能指总体化。
同样的，用“共产主义”也可以缝合其他因素，如“生态主义”、“民主”、“和平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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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意识形态斗争(ideological struggle)的关键就在于把哪个能指当作缝合点/枢纽性节点嵌入它的一系列等价物(series of equivalence)之中，使得自由漂浮的能指可以被整合到一起。
8.一个既定的意识形态场域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是一系列等价物的隐喻性剩余的一部分。通过这种隐喻性剩余，该因素与其他所有因素联系在一起，并回溯性地(retroactively)决定了该因素的十足的同一性(very identity)。（参见4.，由于该因素的同一性不是同义反复的自我规定，而是与该因素所处场域的其他因素以及该因素在场域中所处位置密切相关，所以它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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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例子中，不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去政治化”等是“女权主义”的隐喻性剩余，而且“女权主义”作为一个因素，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去政治化”的隐喻性剩余的一部分。
某一种特定的“女权主义”——例如资产阶级式的呼吁政府改善女性教育、医疗、就业、养老总体情况的女权主义——它的隐喻性剩余就是“资本主义”、“建制派”、“改良主义”、“经济民生路线”等。这些隐喻性剩余回溯性地决定了该“女权主义”的同一性。
如果我们更换视角，把“改良主义”当作缝合点，那么呼吁政府改善女性教育、医疗、就业、养老总体情况这一“女权主义”主张就成了“改良主义”这一因素的隐喻性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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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某个能指（拉康意义上的“太一”：One）缝合整个场域并代表整个场域，并通过代表(embody)这个场域实现(effectuates)场域的同一性（如“女权主义”缝合并代表其他因素，这个场域就通过女权主义的“缝合-代表”实现了自己的身份——女权主义）只有这样，把这个因素（作为缝合点的能指）和其他因素联系起来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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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Laclau)和墨菲(Mouffe)的“激进民主方案”包括了许多具体的斗争方向：和平、生态、女权、人权等。但没有一个斗争方向被视作“最终的所指”(last signified)：其他能指的最终目的、真正意义。
如果某个斗争方向是“最终的所指”的话，其他的斗争方向就仅仅是这个斗争方向的附属品，所有的斗争方向均为该根本斗争方向服务。一旦该斗争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其他的斗争目的也将实现——能指-进行时(signify-ing)将被所指-完成时(signifi-ed)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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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激进民主”就具有把许多具体斗争连为一体的可能性。某项具体的斗争（在这里是“民主”）可以发挥枢纽性、决定性的作用，为其他所有斗争划定视域(horizon)。所有其他斗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都可以被视为民主方案的逐渐激进化(gradual radicalization)、扩展和应用，最后形成经济关系的新领域、两性关系的新领域等等。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本是“种”(species)，现在成了普遍的“种类”(universal kind)。
此时“民主”充当了缝合点而不是“最终的所指”。二者的区别在于，“最终的所指”会剥夺、压抑作为能指、因素的其他斗争的自主性、独立性；而“缝合点”则不会压制被它所缝合起来的场域中的其他作为能指、因素的其他斗争的差异性，反而保留了各项斗争的相对自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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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 analysis)的首要使命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场域中把缝合点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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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也是实践）难题：把某项充当“缝合点”的具体斗争所发挥的决定性、整合性作用与充当“最终的所指”的具体斗争所发挥的“支配权”(hegemony)作用区别开来。
拥有“支配权”的某项具体斗争（如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斗争）成为其他所有斗争的“真理”(the Truth)，其他所有斗争都只是这项斗争的表现形式：只有实现共产主义，女性才不会被资本主义-父权-男权社会压迫；只有实现共产主义，自然环境才不会因为资本的无序性、逐利性而持续遭到破坏；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核战争才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地缘冲突而升级而成的世界大战而打响……
换句话说，这种区别“缝合点”与“最终的所指”的任务就是让我们思考：如何阐明(formulate)某个特定区域(domain)的决定性作用而又不落入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陷阱。（本质主义之所以是“陷阱”，主要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以本质主义思潮所调动的人口、进行的大型政治活动无一例外地都走向了总体/极权主义悲剧(tragedy of totalitarianism)。一战、二战乃至冷战，彼此斗争的主要阵营都具有总体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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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齐泽克的看法是，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的“反描述主义”(anti-descriptivism)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概念工具。
II.描述主义与反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 and Anti-descriptivism)
1.克里普克的反描述主义建立在某种基本经验(basic experience)上：某物B异于A但具有A的所有特性，但B明确地不是A。这会使得B显得更加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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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用1950s的科幻电影《人体入侵者》来作比喻：入侵地球的人形生物与人类别无二致，具有人类的所有特性，这使得它们比起长相恐怖怪异的入侵者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纳粹德国的排犹主义、美国1950s麦卡锡主义宣扬的共产主义、现代的“蜥蜴人”、“共济会”阴谋论都在把他们要民众反对、排斥的对象进行这种“类人的非人生物”式的妖魔化。
比如排犹主义的口号就是：犹太人像“我们”（所谓“正常”的德国人）；我们很难在显在现实(positive reality)的层面上把他们与其他正常人类区别开来的“剩余”(surplus)、“回避性特征”(evasive feature:为了不被识别出来而刻意掩盖、回避的特征)识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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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描述主义和反描述主义分歧的核心在于：名称是如何指涉(refer to)它所意指(denote)的客体的。
3.描述主义的观点：每个单词起初都是某种意义(certain meaning)的传播者(bearer)。指涉某物的某个单词起初表示(means)的并不是它后来所意指的那个客体，而是客体所具有的一组描述性特征（descriptive features：具有某种形态，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等）。这个单词后来能够指涉现实中的某些物体，是因为这些物体具有这个单词起初表示的那组描述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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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桌子”举例：在描述主义看来，人类首先从许许多多大同小异的桌子（还没有被“桌子”这个词指涉的、作为客体的桌子）中提取了一些基本印象（绝大部分是知性活动所拆解的无意识内容）。这些基本印象反映了桌子的一组描述性特征——材料：牢固的固体，木头、金属、石头等；形状：结构稳定的支架（桌腿）支撑一块板子，桌腿有一定高度，可以让人在坐下时自由、舒适地活动，板子有一定面积并且要保持水平和平整，可以让人随意地放置物品而不歪倒、倾斜；用途：置物、办公、写作等……
以上描述性特征大多数不是符号化地出现在意识中的。但由于桌子有明确的物质形态和具体的用途，以及它与其他相似物体间具有可分辨的差异（如“台子”、“椅子”等），桌子的描述性特征仍然能够让人们形成稳定的共同印象——一个前符号化的公约数（有些词语的“公约数”则没有稳定的界限，显得模棱两可，如“灵魂”、“梦想”等没有明确物质形态、不够具象化的抽象词汇。但在描述主义看来这些词形成的逻辑是一致的）。
这时，当有某个身处共同体当中的人用某个词（比如“桌子”）来指涉拥有上述描述性特征的某个客体（即被我们日常地称为“桌子”的那个物体）后，这个词就能在共同体内通行，因为共同体对桌子的描述性特征已经形成了“公约数”。这样，当共同体内的某个人看见某个拥有桌子的描述性特征的客体时，他可以立刻识别并用“桌子”来指涉它。但当他在对着这张桌子言说“桌子”时，他实际上意指的不是桌子本身，而是桌子的描述性特征。“桌子”表示桌子，是因为桌子具有“桌子”一词的意义指定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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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因此在描述主义看来，内涵(intention)比外延(extension)更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外延（一个单词指涉的客体的集合(set)）取决于内涵（包含于客体意义的普遍特性：universal properties comprised in its meaning）。
4.反描述主义的观点：单词是通过“原初洗礼”(primal baptism)这一行为与某个客体以及该客体的集合联系起来的。即使最初决定单词意义的那组描述性特征发生了彻底的变化(change completely)，单词与客体的这种连接(link)也能维持(maintain)它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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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普克的例子：
普通民众对“哥德尔”的识别性描述(identifying description)往往会是：“第一个证明了算数的不完备性（incomplete:不是所有真命题都存在证明）和不一致性（inconsistent:不是所有真命题都不会产生悖论）的人”。【算数的不可判定性（undecidable:不可判断所有任给陈述句是否可以从公理中推导出来。）则是被‘图灵停机问题’所证明的】
我们假设历史上达成这一成就的人不是哥德尔而另有其人（设为X，他的名字设为x）。哥德尔（下文简写为“G”）窃取了X的成就，并让真相永远消失以至于后世没有人知道。那么当我们言说“哥德尔”（下文简写为“g”）这个名字时，它所对应的描述性特征就会发生变化（或者说变回“原本的样子”）——“一个窃取了算数不完备性和不一致性证明成果的人”（下文简写为“B”）。
但这只是我们预设的“上帝视角”中的“事实”。对于所有使用g这个名词的人来说，它指涉的对象G的描述性特征之一仍是“第一个证明了算数不完备性和不一致性的人”（下文简写为“A”）。而该描述性特征永远不会属于X。
在事实上，G与A之间的联系是虚假的联系，但g这个名词已经深入人心，它所表示的就是A这个描述性特征，g已经通过克里普克式的“原初洗礼”永远与A联系起来了。而G在他拥有A这一描述性特征之前就已经被g这一名词指涉了，所以“g-G-A-g”这个链条仍然不会断裂，尽管事实上应该是“g-G-B-g”与“x-X-A-x”。
就算我们的描述主义立场不那么僵化（僵化的描述主义会走向宿命论，认为名词指涉的客体所拥有的描述性特征就像柏拉图的“理念”那样预先决定好了。也就是说，当G被称作g起，G和A的关联就是注定的。客体的描述性特征的“库”不会因为客体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出现“库”因为客体的变化而回溯性地扩充这种情况。换句话说，某个客体具有的描述性特征已经在“库”中预先编写好了，人们只是“发现”某个尚未被发现的特征而已。那么一切客体都被这套“理念”式的“库”编排好了——A早已写入了G的“库”中。这就会导致决定论和宿命论。我们在此不把描述主义作如此僵化的理解。），而是承认描述性特征的“库”可以随着客体的变化而回溯性变化：G一开始没有A这一特征，他后来的成就让A回溯性地与G相连接。
即使这样，描述主义仍然会在克里普克的这个假设下丧失自洽性。因为描述性特征的前提是“实在性”——客体真实地拥有该特征。但假设中，G始终没有A这一特征，因此按照描述主义的观点，人们在用g指涉G时，g不会表示A而是会表示B。但在假设的情况中，g就在表示着A且不会表示B。这就说明了，指涉客体的词汇完全可以不表示该客体所拥有的真实的描述性特征。这与描述主义坚信的“词语-客体-性质”的稳固的“强关联性”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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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描述主义者强调固有的、内在的“意向内容”(intentional content)；反描述主义者则认为，决定性的在于外在的因果连接以及词汇在传统链条(chain of tradition)中从主体到主体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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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两个例子（桌子和哥德尔）涉及两种不同类型的名称——“桌子”意指普遍的、种类的通用概念，“哥德尔”意指专有名称(proper names)。当我们看到一张桌子时，我们可以因为它拥有被“桌子”这个词所表示的那些描述性特征而被“桌子”指涉；而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时，我们找不到一组被“哥德尔”这个名词所表示的描述性特征来说这个人是否能被“哥德尔”指涉。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对描述主义和反描述主义作一种（庸俗的）“综合”：用描述主义的方式解释普遍的种类（比如“桌子”），用反描述主义的方式解释专有名称（比如“哥德尔”）。
但这是“和稀泥”的庸俗做法。因为这并没有确立指涉功能(referring functions)的一般理论，而是在逃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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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描述主义认为专有名称是简化或伪装了的确定描述(definite description)，反描述主义认为通用概念（至少是指涉自然的通用概念）的指涉同样被外在因果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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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人们对于黄金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从直接的感觉性质到理论化的物理、化学性质，并且仍在不断扩充。假如未来某天，黄金被证明它此前为人所知的全部属性完全是错误的，过往的所有人都错了。这种情况下，“黄金”这个词会一如既往地指涉同一物体。我们会说：“黄金不具有到目前为止一直归之于它的那些性质”，而不会说：“到目前为止一直被我们称为‘黄金’的物体并不是真正的黄金”。（坚定的描述主义者可能会采取后一种说法，因为“黄金”这个词就该意指真正的黄金，只有真正的黄金才有黄金的描述性特征。“黄金”已经绑定了黄金的描述性特征，它不能指涉此前一直被人们当成黄金的“伪黄金”）
如果情况相反，黄金还是黄金，但我们可以假设存在一种实体，它具有我们用来识别黄金的所有特征，但它与黄金不是同一种实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该实体被识别出来不是黄金时，它的描述性特征“库”才会与黄金的描述性特征“库”有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存在，但它却是不可识别的；虽然这种差异不可识别，但我们就是知道有这种实体、有这种差异。
依据同样的机制，如果有一天人们发掘出一种动物的化石，这种动物具有神话中独角兽的全部描述性特征，但我们仍然不能说这动物就是“独角兽”这一名称最初指涉的客体——它拥有独角兽的全部属性，但它不是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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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猎巫到清代“叫魂”，再到近代排犹主义、现代蜥蜴人等阴谋论，乃至现代爱情中的“理想型”，性化秩序的核心“女性性”(femininity)都遵循上述机制。
通过这种“无法识别的差异”，某个客体会产生一个鬼魅般的影子——一个具有该客体全部属性却不是该客体的客体。这种“已被幻象化的欲望客体”必然会调动人的力比多(libido)，让人不停地尝试寻找它却又每一次都无功而返。因为这一客体并不存在，它只是幻象。欲望的结构就此建立了：“寻找这种客体”这一活动本身比找到它更重要。
如此一来，结构倒置了：客体的影子（幻象）反而比客体本身更具有优先性。当一个陷入这种爱欲结构的人在现实中找到了一个拥有该幻象的全部属性的客体（比如上述例子中现实的独角兽）时，他会反而会失望地说：“这不是那个”(this is not it)（比如上述例子中神话里的独角兽），然后随即继续去寻找，因为他遇到的真实客体不是欲望的指涉(reference of desire)。他永远也找不到，但寻找的过程本身给他带来了快感，包括那一次次失望的否定：“这不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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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两个神话（two myths）
1.不可能的“欲望客体”显示了描述主义和反描述主义的纠纷(dispute)被欲望经济学(economy of desire)的潜流(undercurrent)所深深地渗透(permeated)。
2.拉康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澄清(clarify)这种纠纷中所使用的术语(term)。不是在对两种观点进行庸俗的“综合”(synthesis)的意义上进行澄清，而是通过指出双方都未能意识到的关键点——命名的绝对偶然性——来澄清。
3.描述主义与反描述主义为了给自己的立场辩护而发明各自的神话。描述主义的神话是塞尔(John Searle)的“原始部落”神话，反描述主义的神话是唐纳兰(Donnellan)的“无所不知的历史观察者”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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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的神话：
背景：
(1)有一个假想的原始部落，人们彼此相识，新生儿要在仪式上接受“原初洗礼”。
(2)随着年龄增长，儿童通过“明示”(ostension:一种显示交流意向性的行为，该行为能够将交流对象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事物上。如姿势、动作等。)知道了人们的名字，以及山川、湖泊、房屋、街道等的名称。
(3)部落有严格的禁忌，一旦人死去，他的姓名不准再被提及。
目的：
(1)该部落有一套专有名称(proper names)的制度。专有名称用于指涉的方式与我们的名字用于指涉的方式完全一致。
(2)该部落中没有能够满足交流理论的因果关系链(casual chain)的某个名称的单独使用(a single use of a name)。（在该部落中，哥德尔死后，“哥德尔”这个用来指涉哥德尔这个人的名称就被永久封存了。因此“哥德尔”对应的描述性特征就是哥德尔这个人所具有的描述性特征，不会有别的被“哥德尔”所指涉的哥德尔来扰乱描述性特征的“库”了。）换言之，在该部落中，名称的每一次使用都满足了描述主义的主张：指涉只取决于指涉对象的一组描述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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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塞尔所要表明的是，命名发挥作用的方式在逻辑上是原初(logically primordial)的；反描述主义的反例则在逻辑上是第二性的(logically secondary)、寄生性的(parasitic)，暗示了描述主义功能的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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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某个被“史密斯”一词指涉的史密斯先生的了解只限于“他叫史密斯”，那么“史密斯”一词在此时（对于我而言）的意向性内容(intentional content)只是“这个人被人们用‘史密斯’一词指涉”（“史密斯”所表示的描述性特征“库”只把库名传输给我）。
塞尔认为，这种情况逻辑性地预先假定(logically presuppose)了至少有一个别的主体存在，他对“史密斯”一词指涉的史密斯先生所知甚多。对这个主体来说，“史密斯”一词与一整套描述性特征相关联：（一个正在开设色情文学史课程的老胖子……）
因此塞尔认为，反描述主义所主张的“指涉通过外在因果链传输”只是对某种“寄生性”功能（在逻辑上是第二性的）的外在描述。这种外在描述忽略了“意向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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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的观点解释一下就是：所有被“史密斯”一词指涉的史密斯们的所有描述性特征共同组成了一个描述性特征“库”（包括隐秘的、不会在外在交流中显现的特征）。这个“库”里的“数据”以不同个体为单位“封装”成“块”。每一“块”里的数据在交流中只会部分传输给另一主体（对这位史密斯先生一无所知的“我”，就只知道“库”名；而另一个对史密斯所知甚多的人就知道这位史密斯先生:(1)是胖子；(2)年纪老；(3)是教师；(4)正在开设色情文学史课程……）
某一词的不同意向性内容就相当于“调取”它对应“库”中某个“块”当中的某一部分数据。虽然每一次“调取”获得的数据都不完全，只能反映“史密斯”一词对应的“数据库”当中某个“数据块”当中的某一部分“数据”，但“数据库”、“数据块”、“数据”是客观的、实时更新的。不同主体在外在的交流活动中只是“调取”数据，而交流活动本身（外延）并不能向数据库“写入数据”。数据的“更新”完全取决于数据块对应的个体的变化，随个体的内在性质（内涵）的改变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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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看到这种理论的疏漏：
1.我们能从数据块里调取数据，却不能根据数据还原并定位某个具体的数据块。比如那个对上述史密斯先生所知甚多的人，他能从史密斯数据库中对应到这位史密斯先生的数据块，并从中调取他的数据——一个正在开设色情文学史课程的老胖子…… 上述操作没有问题，但问题是：
(1)我们却不能根据这些数据确认某个符合这些特征的人是否被“史密斯”指涉，我们不能对着某个同样开设色情文学史课程的老胖子说：“你太‘史密斯’了”，尽管这个人可能叫“哥德尔”。（无法从普遍到特殊）
(2)我们也不能根据不同的史密斯的描述性特征求得一个如同“桌子”对应的描述性特征那样的“公约数”。因为这位史密斯是个老胖子，而另一个史密斯可能是个年轻的瘦子。两个史密斯的描述性特征完全可能互相矛盾，无法被统一到一个“史密斯性”(Smith-ness)中。（无法从特殊到普遍）
(3)甚至我们不能通过这位史密斯的描述性特征的数据块中的数据定位到他本人。正如“拥有全部属性但不是”那样，即使我们能掌握这位史密斯先生对应的数据块当中的所有数据（在实际情况中这无法做到，因为这样的数据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无穷多的），也无法证明这些数据对应的个体就是这位史密斯先生。在逻辑上，我们不能否认“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这种可能性。(无法自我同一)
总之，描述主义的一个症结在于：在专有名称所指涉的对象中，不同个体被同一个名称指涉完全是偶然的，完全是外在的同一性。换言之，这些数据块完全不能出于内在普遍性而被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数据库。我们可以通过桌子的共性把不同的桌子普遍化为一个数据库，并用“桌子”指涉，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通过史密斯的共性把不同的史密斯普遍化为一个数据库，并用“史密斯”指涉。描述主义过于强调客体固有内涵（描述性特征）的客观性、独立性，忽略了有些指涉不同客体的相同名称完全是出于外在的、偶然的因素才相同的。
2.数据块里的数据也不是独立的、固有的、客观的。撇开某客体在外在的时间中发生的内在变化而导致的“数据更新”，即使在同一时刻，数据块里的数据也是不确定的。我们不能脱离在主体间网络中某客体在不同事件中呈现给不同主体的不同侧面来笼统地谈论一种形而上的“综合”——不能脱离外在的、主体间的“判断-实践网络”来空谈一种“内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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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不仅可以在经验上，而且可以在逻辑上驳倒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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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式的研究会证明：语言的“寄生性”应用总是在一开始就已经腐蚀(corrode)了纯粹的描述性功能(pure descriptive functioning)。（描述性特征在刚被符号化、在一开始进入语言体系的时候就已经扭曲了。因此“描述”和真实的“特征”之间没有这种无缝衔接的关系——当你要“描述”特征时，该特征就失真了）
塞尔的神话中的部落只不过是“完全透明社会”(totally transparent community)的另一个版本而已。在完全透明社会中，指涉不会因为缺失(absence)和匮乏(lack)而模糊不清(bl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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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会强调塞尔在描述该部落时所遗漏的东西：
严格意义(strict sense)上的“语言”只能是作为社交网络的语言（意义只有在社交网络中被主体间地识别才会存在）。根据定义，语言不可能是“私人语言”，它必须是每个名称的意义的一部分。每个名称指涉某个对象，因为它就是该对象的名称，因为他者(others)也用这个名称指涉同一对象。每个名称只要还是共同语言的一部分，它就会暗示这种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循环(circular)运动。
这里的“他者”当然不能化约(reduce)为实证的他人(empirical others)；更准确地，这里的“他者”指的是拉康意义上的“大他者”(big Other)，指的是符号秩序(symbolic order)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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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主义忽略了大他者的维度。那个对史密斯先生一无所知的人在言说“史密斯”时逻辑性地预先假定的那个对史密斯先生所知甚多的“别人”，其实并不存在。没有人能够在内容完全不失真、不扭曲的情况下“了解”一个人，包括他自己。
所以这里的“别人”——那个能在我言说“史密斯”、“哥德尔”时调取数据库里不同数据块里的尽可能多的数据并不失真的“别人”——不是实证的、具体的某些人（史密斯先生的太太，哥德尔的兄弟等等），而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大他者。
塞尔并没有意识到为自己的理论辩护的“别人”就是大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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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这种自我指涉的循环运动是能指所特有(proper to)的“教条式愚蠢”(dogmatic stupidity)。它呈现(assume)出同义反复(tautology)的形式：某个名称之所以指涉某个对象，是因为这个对象被称作这个名称。“被称作”这种非人格化的形式(impersonal form)显示(announce)了超越其他主体的“大他者”的维度。
7.与此相反，塞尔用作“寄生性缩影”(epitome of parasitism)的例子（言说者对其正谈论的客体一无所知，他唯一可能的意向性内容可能是，他正在使用这个名称指涉别人也用这个名称所指涉的客体）暗示出，在作为社会联结(social bond)的语言中，同义反复是名称的“常态”使用之必不可少的构成性因素(constituent)——即拉康意义上的“主人能指”(master-signifier)：无所指的能指(signifier without sign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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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匮乏已经以禁令(prohibition)的形式刻进了塞尔的神话内容中（不允许提及死者的名字）。因此塞尔描述的原始部落是由精神病患者(psychotics)组成的。这种禁忌(taboo)阻止了(foreclose)“父之名”(the Name-of-the-Father)发挥作用——阻止把死去的父亲转化成父之名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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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描述主义遗漏了“大他者”的维度，而反描述主义遗漏了“小他者”(small others)的维度。
9.小他者即拉康意义上的“作为实在界的客体”(object as Real)，是实在界/现实(Real/reality)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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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反描述主义遗漏了小他者，所以它要在现实中寻找那个（未知数）X(that X)，寻找描述性特征完全改变后仍能保持某个指涉的同一性的那个特征；正因为这样，反描述主义必须发明与塞尔的神话相对立的神话，即唐纳兰的“无所不知(omniscient)的历史观察者”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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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兰的神话：
(1)有一个言说者(speaker)，他对泰勒斯(Thales)的了解，或他认为自己对泰勒斯的了解只限于：“曾经说过‘万物皆水’的古希腊哲学家”。
(2)假设根本不存在这位哲学家。真实情况是有一位掘井者，他在工作时说：“我希望万物皆水，那么我就不用再挖这些该死的水井了。”这句话恰好被人记下来，并且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变成了“万物皆水”，而这位掘井者本人也被“泰勒斯”这个虚构的人物形象所代替，隐没在历史中了。后世的历史记录者不知道真实情况，于是将“泰勒斯”和他的“万物皆水”记录了下来。（我们的视角是“无所不知的历史观察者”的视角，所以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
(3)那么当这位言说者言说“泰勒斯”时，“泰勒斯”实际上（在“无所不知的历史观察者”眼中）指涉的是那个不为人知的掘井者。
(4)假设还有一位从不与人交往的隐士(hermit)，他在思想上真的坚持“万物皆水”，但当我们言说“泰勒斯”时，“泰勒斯”显然并不指涉这位隐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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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有很多历史细节在传播过程中失真。很多词语事实上的“原初指涉”(original reference)我们无法得知，正如神话中这位可怜的掘井者一样。
唐纳兰所假设的“历史观察者”就是那个可以把词语和它的最初指涉完全不失真地对应起来的超历史视角，他的行为可以持续地将因果关系链(casual chain)追溯至“原初洗礼”(primal baptism)这一行为。
在这个神话中，反描述主义也设定了一个“想必知道”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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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反描述主义的基本问题是：
(1)是什么构成了被指称物体的同一性，使之不受不断变化的描述性特征的影响而能始终保持自我同一(identical-to-itself)？
(2)如何设想“刚性指称词”(rigid designator)的“客观关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
(3)如何设想某个名称的客观关联物，使得该名称在所有可能的世界里，在所有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情况下都指涉同一客体？
这三个问题是同质的。
11.至少对于标准的反描述主义而言，它忽视了：保证客体在所有反事实的情况下都保持同一性（即使它的全部描述性特征都发生了变化）这一行为只是“命名”的回溯性效果(the retroactive effect of naming itself)（而不是真的有一个超出命名之外的“自在的”客体超然地维持自己）:是名称、能指在支撑着客体的同一性。
12.使客体在所有描述性特征都发生变化后仍能保持同一性的是客体中的“剩余”(surplus)。
13.“剩余”是“在它之内而超出它自身”的东西(something in it more than itself)，即拉康意义上的“客体小a”(object petit a)：我们在显在的现实中寻找它但终究一无所获，因为客体小a不具有积极的一致性(positive consistence)，它只是某个“空洞”(void)、某种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的客体化(objectification)。这种“空洞”、“不连续性”是由能指的出现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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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黄金：
我们在黄金的显在性、物理性的特征中寻找那个使黄金成为“财富”(richness)化身的未知数X，却空手而归。
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商品（例证来自马克思）：
我们在商品显在性的特征中寻找构成其价值（不只是使用价值）的特性，结果一无所获。
【
反描述主义忽略了小他者的维度。反描述主义认为词语和客体通过“原初洗礼”得到了一种“量子纠缠”式的强关联性：一旦词语和客体建立了这种关联，词语就成了所谓“刚性指称词”，客体能就通过这种对应关系始终保持其同一性，成为“刚性指称词”的“客观关联物”。
反描述主义没有意识到，此时不是“黄金”所指涉的客体黄金保持着自己的同一性，而是“黄金”的指涉行为产生了黄金的剩余：<黄金>，这个<黄金>就是黄金的客体小a。
于是，“‘黄金’-黄金”这一所指就产生了它的能指：“‘黄金’-黄金-<黄金>”。指涉确实由外在因果关系链传输，但指涉的客体能够始终保持同一却是由能指造成的。而且始终保持同一的也不是客体本身，而是它如影随形的“剩余”——客体小a。
】
}
14.反描述主义认为存在一条外在的(external)因果交流链，指涉就是通过这条交流链传输的。反描述主义的这一观念：
(1)没有看到命名的绝对偶然性(radical contingency of naming)；
(2)没有意识到命名的必然性是在事后回溯性地构成(constitute)的——当我们彻底的“在它之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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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神话的作用都是限制、约束命名的绝对偶然性，所以都要建构(construct)各自的“代理”(agency)来保证命名的必然性。
对于描述主义，指涉是由客体内在的“意向性内容”保证的；对于反描述主义，指涉是由主体间外在的因果关系链保证的——因果链的起点是“原初洗礼”，“原初洗礼”将词语和客体连接起来。
【
对于“词语-客体-性质”的关系链条，描述主义强调“词语-性质”的强关联性；反描述主义强调“词语-客体”的强关联性。而拉康强调“客体-性质”的关联是由大他者维持的；“词语-客体”的关联是由小他者维持的。
】
}
15.如果说在两种语言学流派之争中，“真理”站在反描述主义一边的话，那是因为反描述主义的错误是另一种错误(another kind)：反描述主义用自己的神话使自己无视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造成”的结果。
16.反描述主义的主要成就在于，它使我们意识到（它自己没有意识到）应该把小他者（客体小a）设想为“刚性指称词”的“实在界-不可能的客观关联物”(real-impossible correlative)。即把客体小a设想为作为“纯粹”能指的“缝合点”（point de capiton as“pure”signifier）的“实在界-不可能的客观关联物”。(参见三.(一).I.9)
IV.刚性指称词与客体a(rigid designator and object a)
1.若缝合点是“枢纽性节点”，是一种意义之结(a kind of knot of meanings)，它也没有凝结(condense)它所缝合的场域中全部意义的丰富性。相反，“缝合点”只是一个在能指的层面上(on the level of signifier itself)统一一个既定场域、构成该场域同一性的词语。它所指涉的“事物”(things)会因为它们的统一性(unity)而识别出自己。（缝合点没有涵盖、统摄它所缝合的能指的意义，它只是联结、代表，没有破坏被缝合能指各自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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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万宝路(Marlboro)香烟的广告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广告图片上，有古铜色皮肤的(bronzed)牛仔，广阔的大草原(prairie)等等。当然，全部这些内容“暗示”(connote)了一个关于“美国”的确定形象（一片拥有努力、诚实的人民的辽阔无垠的(limitless horizon)土地……）
但是只有出现某种“倒置”(inversion)，缝合才会有成效；只有“真实的”美国人以万宝路广告上的形象（在他们的意识形态自我体验(self-experience)中）认同他们自身——只有美国自身被人们体验为“万宝路国家”——“缝合”才有成效。
也就是说，当人们真的把万宝路广告上的“美国”和“美国人”的形象认作美国和美国人的“真正”形象时（“原来真实的美国、真实的我们是这样的！”），这种“缝合”才起效。（万宝路广告上的美国/美国人形象充当了“缝合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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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对于 所有所谓的“大众-传媒符号”(mass-media symbols)都是一样的。
以可口可乐为例：关键点不在于可口可乐“暗示”了一种对美国某些意识形态性的“体验-幻想”(experience-vision)（刺激性的新鲜感、凉爽的口感，等等。即把美国也幻想成具有和可口可乐同样性质的国家）；关键点在于美国在把自己与“可口可乐”这一能指同一化(identify)的过程中得到了自身的同一性——“美国，这就是可口可乐！”(America,this is Coke!)。
不是美国已经预先有自身的某种同一性——新鲜、刺激、清新（凉爽）等，而可口可乐只是通过自己与美国的这些相似性暗示、调动了人们对美国的这种“体验-幻想”（像描述主义的“意向性内容”那样）；而是并不预先存在这种“美国精神”，甚至并不预先存在一个同一的“美国”，是人们把对作为大众传媒符号的“可口可乐”的“体验-幻想”投射到“美国”这一观念上，“美国”才回溯性地拥有了这些和可口可乐相似的性质（美国把自己与“可口可乐”这一能指同一化）。美国，或者说对于“美国”的想象，就是部分地通过诸如可口可乐等符号建构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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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
“美国（在这片土地上的全部多样性(diversity)中的意识形态幻想），这就是可口可乐（这一能指）！”
倒置为
“可口可乐（这一能指），这就是（这表示(means)了）美国！”
(在一般看法中，后者才是正向的，前者反而是一种“倒置”。这就是万宝路香烟例子中所说的“倒置”。)
}
{
“什么是可口可乐？”
这个问题唯一可能的答案就在可口可乐自己的广告中出现过：可口可乐是非人格化的“它”（“可口可乐，这就是它！”(Coke,this is it!)），是“实在界之物”(the real thing)，是触不可及(unattainable)的未知数X，是欲望的客体成因(object-cause of desire)。
}
2.我们并不是在这种“倒置”中一无所获。正是因为这个剩余-X，“缝合”操作(operation)才不是“循环-对称”的(circular-symmetrical)。（“循环对称”即双重倒置关系均能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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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首先暗示“美国精神”，而这些“美国精神”（假设用来表达“美国精神”的一组描述性特征）已经凝结在可口可乐之中，可口可乐成为了“美国精神”的能指，成为了它的符指化代表(signifying representative)。
我们可以从这种简单的倒置中得到“剩余-X”、“欲望的客体成因”、“触不可及的某物”——它“在可口可乐之内又超乎可口可乐”(in Coke more than Coke)。
而且根据拉康的公式，它（可口可乐的剩余-X）可能会突然变成粪便(excrement)，变成不可饮用的泥浆——对于可口可乐而言，提供热量(warm)和尿液(stale)（利于排尿）就够了。（warm对应cold、stale对应freshness）
}
{
“倒置生产了剩余”这一逻辑可以在排犹主义(anti-Semitism)中清晰可见。
作为能指的“犹太人”暗示了一组假定“有效”的特性，如贪婪(greedy)、诡秘(intriguing)等，这是正向的第一层关系；
要认识到排犹主义的全貌，我们必须看到倒置的第二层关系：他们之所以贪婪、诡秘，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Jews)。（Jew这个词就具有“守财奴”的含义，这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妖魔化所赋予这个词的含义）
初看起来，这种倒置不过是纯粹的同义反复。或许有人会对这种倒置反驳(retort)道：“犹太”(Jewish)不就是这样吗？“犹太的属性”不就是贪婪、诡秘、肮脏……吗？
但这种同义反复的表象是虚假的：“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并不暗示一系列有效的特性，它只是再次指涉触不可及的剩余-X，指涉“在犹太人之内又超乎犹太人”的东西，指涉纳粹主义拼命地(desperately)尝试把握、测量，并转化为显在特性(positive property)的东西。（民族意义上的犹太人并不具有上述“犹太性”，这是上述倒置生产出来的剩余-X，是欲望的客体成因）这种显在特性能够让我们以客观-科学的方式把“犹太人”(作为剩余-X的<犹太人>)识别出来。
}
3.“刚性指称词”指向(aim)“实在界-不可能的内核”(real-impossible kernel)，指向“在客体内又超乎客体”的东西，指向“符指化操作”生产的剩余。
4.我们要把握以下两者至关重要的联系：(1)命名的绝对偶然性；(2)刚性指称词出现所遵循的逻辑——给定的客体通过遵循这一逻辑获得了它的同一性。
4-1.命名的绝对偶然性意味着一个在“实在界”与“实在界符号化的模式”(mode of its symbolization)之间的断裂(gap)：某个历史性星丛(constellation:来自阿多诺的术语，意味着一种非同一、非统摄的结合——就像星座与星星一样。与齐泽克所说的“缝合”类似)可以以不同方式符号化；实在界本身并不包含它的必然的符号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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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为法国在1940年的战败所造成的创伤进行了成功的符号化处理。他将法国的失败归咎于“民主传统的长期退化(degenerate)”、“犹太人的反社会影响(antisocial influence)”。因此战败能让法国冷静(sober)下来，能为法国提供新机遇。法国得以在全新的、社团主义的(corporatist)、有机的基础上重塑自己的社会机体(social body)。
这样，前一时刻被体验为创伤性的、不可思议的(incomprehensible)的失落(loss)，在下一时刻就变得清晰可辨(readable)，赢得(obtain)了意义。
但关键点在于：符号化并没有被刻(inscribe)进实在界，环境(circumstance)并没有自己“开始说话”，语言并没有发挥“实在界的语言”的功能。贝当的符号化所取得的支配地位(predominance)只是争夺意识形态霸权的结果。（贝当的符号化只是历史性星丛不同符号化方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实在界必然的符号化模式）
}
5.实在界不支持对它自身的直接符号化，每次符号化最终都只能采取偶然(contingent)的方式。
6.既定历史现实的体验要想获得统一性(unity)的唯一方式就是以一个“纯粹”能指为代理(agency)。“纯粹”能指可以作为“参照点”(point of reference)来确保某种意识形态体验的统一性和同一性。
7.历史现实总在被符号化，我们对历史现实的体验总是以不同符号化模式来中介(mediat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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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不存在描述主义意义上固有的、内在的“意向性内容”一样，同样也不存在一个固有的、客观的“历史内容”。“历史内容”永远要经过主体意识的中介才能回溯性地生成。
因为人永远只能在相对于“过去”而言是“未来”的“当下”把握过去发生的事，所以这种对“过去”的把握永远是滞后的、断裂的，充满了内在不一致性。你永远无法把握到所谓的“历史的全貌”。你若幻想某些其他经历此事的主体，觉得他们对这段历史的体验和你的体验能够“拼凑”出完整的历史，这时你想象中的“他者”其实就是大他者。
就算我们秉持康德主义的立场，认为有所谓自在的、自我同一的“客观历史”，这段历史也是不可知的，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正如客体的“描述性特征”会不停发生改变一样，历史的内容（哪怕是它最纯粹的外在内容）也会不停地发生更新。与其说这是“客观历史”向不同主体呈现的不同面向，不如说是不同主体的体验回溯性地“创造”了历史。
总之，历史的被腐蚀、被扭曲是持续的、不可避免的——历史以“过去”的时态呈现在主体的视域中，是第一层扭曲；历史的一部分显现在主体的意识中，另一部分在无意识中被压抑，是第二层扭曲；在主体意识到这段历史并加以反思前，主体的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初次“加工”（根据主体这一时刻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把历史的某些意向呈现给主体）是第三层扭曲；主体对历史的意识体验（转化为内视觉、内听觉）是第四层扭曲……
此外，对历史的符号化把握（转化成文字、语言）；对历史的多时态性联想；对历史的隐喻、象征性把握（所谓“历史的伏线”）；符号化的历史内容在主体间的传播、交流；主体自身意识形态的变化；主体无意识内容的回归（“被压抑物的回归”）等等都会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持续地腐蚀、扭曲历史。
与其说是这些“腐蚀”、“扭曲”在破坏历史的客观性，不如说是这些“腐蚀”、“扭曲”不停地回溯性地“创造”了历史。而且，我们对后者的“倒置”生产出了不可能的-实在界的客观关系物、欲望的客体成因、作为客体小a的剩余-X，即“客观历史”。我们对“客观历史”的幻想，正是意识形态缝合操作——把某些能指作为“代理”、作为“纯粹”能指、作为主人能指，将本就是残片的历史连缀成没有断裂、没有空隙的“客观历史”。
（缝合点是偶然的，取决于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不同共同体的生存样态、不同个体的意识形态。在封建时代，它可能是圣贤书、是教会的神谕、是封建大家长的诫命；在现代，可能是科学性、是专业性、是客观史料。）
}
8.某些“纯粹”的、无意义的“没有所指的能指”（主人能指）支撑了既定的“意义体验”(experience of meaning)的统一性、意识形态意义场域的视域(the horizon of an ideological field of meaning)。
V.意识形态的失真图像(The ideological anamorphosis)
1.克里普克的“刚性指称词”理论是关于纯粹能指的理论。纯粹能指指称(designate)并同时构成(constitute)既定客体的同一性，使该客体不再受其描述性特性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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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指称词可以作为某种概念工具(conceptual apparatus)让我们精确地(precisely)设想(conceive)拉克劳的“反本质主义”的情形。
}
2.本质主义之所以是幻觉，就在于它相信完全可能在最低限度上确定(determine)一组确定(definite)的特征、显在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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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例：本质主义相信即使在最低限度上也存在着一组特征、特性，它们能够反映这些概念的永恒本质。任何现象要想把自己划入“民主”的范畴，就必须至少具备这一组最低限度上的特征、特性。（就像人们通过桌子的描述性特征识别出面前的客体是桌子一样）
与这种“本质主义幻觉”相反，拉克劳的反本质主义迫使(compel)我们得出结论：想要界定出一组在所有可能的世界里、在所有反事实的情况下均保持不变的显在特性是根本不可能的。
}
3.唯一可能为一个在自身的同一性中的客体下的定义就是：那个被同一个能指指称的客体——该客体被绑定在同一个能指上。能指构成了该物体的“同一性”的内核。
{
定义“民主”的唯一方式是：“民主”包含所有使自己合法化(legitimize)并用“民主”指称自己的政治运动和政治组织；定义“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指称所有通过引证马克思的著作使自己合法化的运动和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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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在的描述性特征的层面上，自由个人主义者(liberal-individualist)那里的民主概念(notion)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real-socialist)的理论之间不具有任何共同之处。
根据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真正民主”的基本特征就是党的领导作用。党代表人民的真正利益，因此能够保证人民实施有效统治。而自由个人主义则会认为这种民主概念是错误的、退化的，是对真正民主的倒错的嘲弄(perverse travesty)，是反民主的极权主义。
归根结底，民主不能根据“民主”这一概念显在的内容——它的所指——来定义，只能根据它的位置-关系的同一性(positional-relational identity)来定义，即根据它与“非民主”的对立和差异关系(differential relation)来定义。
}
4-1.这就是缝合点的根本悖论：“刚性指称词”通过终止(halt)所指的“转喻性滑动”(metonymic sliding)来总体化意识形态，但缝合点不是最高密度的意义(supreme density of Meaning)的集合点，也不是这种“保证”(Guarantee)——通过把自己排除在各种因素的不同互动(interplay)之外，充当稳定的(stable)、固定的(fixed)参照点。
4-2.相反，缝合点是在所指场域中代表着能指的代理(agency of signifier)的因素。它仅仅是“纯粹的差异”(pure difference)：它的作用(role)纯粹是结构性的(structural)，它的本性(nature)纯粹是述行性的(performative)——它的含义(significance)与它自身的阐明行为(act of enunciation)相重合(coincide)，它是“没有所指的能指”。
5.在对意识形态大厦(ideological edifice)进行分析之前，至关重要的是在那个把意识形态大厦凝聚起来的耀眼(dazzling)、辉煌(splendour)的因素背后发现这种自我指涉的、同义反复的、述行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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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犹太人”是被用“犹太人”这个能指污蔑(stigmatized)的人；所有那些被假设出来用于刻画(characterize)犹太人特质(trait)的幻象(phantasmic)般的丰富性（贪欲、诡秘的精神等）要掩藏的不是“犹太人真的不是那个样子”这一实证性事实，而是这样的事实：在对犹太人进行排犹性建构(anti-construction)时，我们关心的是纯粹的结构性功能(purely structural function)。
}
6.恰当的“意识形态”维度是某种“透视错误”(error of perspective)导致的。
7-1.在意义的场域中代表纯粹能指的代理的因素（缝合点）被视作(perceived)意义的极端饱和点(point of extreme saturation of Meaning)，被视作把意义“赋予”给所有其他因素、总体化（意识形态的）意义的场域。能指的无意义(nonsense)能够通过该因素在意义中爆发。
7-2.在话语(utterance)结构中表现自身阐明过程之内在性(immanence of its own process of enunciation)的因素被体验为某种超验(transcendent)的保证(Guarantee)。
7-3.仅仅占据某个匮乏(lack)的位置的因素就其身体性的在场(bodily presence)而言，只是某个匮乏的具身化(embodiment)，被视作极端充裕点(point of extreme plenitude)。
7-4.简言之，被视作同一性的纯粹差异从关系-差异的互动(relational-differential interplay)中豁免，并保证了自己的同质性(homogeneity)。
8.我们可以把这种“透视错误”称为“意识形态的失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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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经常引用荷尔拜因(Holbein)的画作“大使们”(Ambassadors)：那块从正面看起来向外延伸的、“勃起”的(erected)、无意义的色斑(spot)从右面看上去是一个颅骨(skull)的轮廓(contour)。
意识形态必须如法炮制：
}
9.如果我们注视将意识形态大厦凝聚起来的因素，注视这个“阳具式”的、“勃起”的意义的保证(Guarantee of Meaning)，那么从侧面看（齐泽克开玩笑说从左面看），我们就能在意识形态大厦中看到匮乏，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中看到无意义的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