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舶来品”思想和学科知识过程中“中国化”的必要性

  关于各种学科知识，尤其是各种舶来品的社会科学的知识，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些问题是含混不清，而不能明察秋毫的洞见和分明的。最近在复习毛中特以及观看了范神的讲演之后，有了一些思考的线索，赶紧记录以防忘记。

  西方和东方是不同的。我在学习和吸收西方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的时候，似乎总是局限于文字的翻译而忽略了其中的原理、规则、概念、元素等等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对应关系。而当我需要运用这些知识来看待中国社会的问题的时候，这种忽略和对应的缺失显然是有害的。正如范神所举的例子，西方语境下“民”的概念和我们所说的构成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等的“人民”概念是不一样的。西方语境下的“民”，指的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人的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国进民退”、“国家与民争利”这种似乎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特点的，有些“拧巴”的言论在流传，而当我们把这其中的“民”替换成“资本”或者“资产阶级”，便立即显得通达而自然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非常多，归根结底来看，是因为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发展的起点、条件、时长、成就都有非常大的差异。这就导致虽然社会性质或者发展阶段可以用相同的词语来概括，但底层的文化、环境和体系之间的差别已经大到很难用同一套评判标准来分别概括。这种文化、文明之间的巨大鸿沟，必然将导致在一方成熟的、适用的社会理论和方法在另一方显得“水土不服”。比如说，西方的“二分法”看待国家（即把国家分割成“社会”和“政府”）很能接受上文提到的“国进民退”和“与民争利”，但是放到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连接要紧密的多。对中国来说，可能更好的分割方法是“三元”的（政府-人民-资本），又因为执政党的阶级属性，所以我们作为人民推行和信奉的更多是“大政府”概念。正是因为是我们的政府足够的强大和强力，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都有说一不二的控制力，人民才能在依靠政府的时候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从抗击疫情到脱贫攻坚，在到抗洪抢险，危难之际都是政府团结各界力量在帮助和拯救人民，而这一点放到西方国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关于近现代中国最有名的舶来品——马列主义，无数先贤早已论证了中国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概括来说，中国传统的，贯穿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为公”“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的理念和重农抑商的传统，从马列的视角来看，有些类似于朴素的共产主义观念。这也是马列主义能与中国社会发生最显著的化学反应的原因。而在如此适配和融洽的基础上，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没有停止过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这说明了对于任何基于外部基础和方法的研究所得到的成果和探寻的规律，在“拿来”之后，在“西学为用”之前，应该厘清概念，廓清关系。最好应该只将其当作一份仅供参考的“同学的答案”，用自己的调查研究、统计总结来写出一份“自己的答案”。由此得到的知识体系，务必适用于当前的形势和需要，务必适用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环境，务必引之可用，用之可成。与此同时还需要时刻的进步和更迭，使之时时刻刻可以为建设和解决提供支撑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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