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兰英｜「满蒙非中国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理论

　　「满蒙」观是近代日本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近代日本的「满蒙观」中充斥着曰本社会各阶层军国主义分子的关于对华侵略的论述，满蒙侵略思潮以及对「满蒙」的看法，而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满蒙」政策与其错误的「满蒙观」舆论宣传是分不开的。日本帝国主义将满洲和蒙古合称满蒙就是其错误的满蒙观的体现之一。他们为了具体实施其满蒙侵略政策，首先鼓吹「满蒙非中国论」。这种错误的满蒙观不仅侵蚀了一些日本民众对满蒙和中国的正确认识，甚至对一些中国人也产生了恶劣影响。甚至今天还有一些国人持有类似的错误主张。因此，对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进行全面梳理剖析，揭示其谬误之处，对中日两国人民总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训，揭示今天某些分裂主义分子的错误言论，维护民族团结都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幕末学者的「满蒙非中国论」

　　1、佐藤信渊的「合并中国论」

　　佐藤信渊的「合并中国论」的提出主要是渊源其「中国征服论」。佐藤信渊（1769—1850年）是幕末日本的科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被誉为「经世家」。他曾行过医，当过私塾先生，对制造船炮很感兴趣，做过短期的幕僚。他早年学习荷兰语及西方科学，在日本较早倡导西化。在幕末，日本面临内忧外患的生死存亡之际，他通过广泛调查研究，向幕府和藩阀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其代表作有《防海策》、《混同秘录》和《经济要略》等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历史、地博物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著述之一是《宇内混同秘策》，也称《混同秘录》。该书是佐藤对日本及世界发展的预测及设想，所谓「宇内混同」就是「统一世界」的意思。

　　佐藤信渊是幕末日本经世学派的代表人物。经世学派的主要主张之一就是提出日本要突破岛国的局限，雄飞海外，即所谓「海外雄飞论」，而其雄飞海外的最终目标是要用武力统治全球。而佐藤信渊更是详细地提出了实现该目标的「秘策」，主张以朝鲜和中国大陆为主攻方向，同时北寇俄国、南略琉球、中国台湾、南洋和印度，其核心显而易见是征服中国。

　　佐藤信渊宣称「日本人是最优秀的人种」，「皇大御国（日本）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本。若能以其为经讳，则全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仆」，「皇因欲幵拓他国。必先从吞并中国开始」，一旦「将中国纳入日本版图，其他如西亚、遏罗、印度诸国，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匍，甘为臣仆」。佐藤信渊进而提出「经略他国之法，应先从弱而易取之处着手。当今世界最易取之地，莫如中国之满洲」。因为「满洲与我（日本）之山阴、北陆、松前等地隔海相对凡八百余里；加之，满洲人性急而少谋略。况且，自中国首都北京往返满洲海岸，沙漠辽阔，山谷险恶。而自皇国征伐此地，顺风举帆，一昼夜即可达其南岸」。「取得满洲后，则朝鲜、中国次第可图」。

　　正是基于上述野心，佐藤信渊提出「合并中国」主张，提出「合并是使中国和日本置于同样的政治体制下，依靠『谨奉皇天之神意，使丰衣足食而安黎民』的办法来实行万世人君模范的务舜之道。」刻意将原是满族称呼的「满洲」篡改为中国东北的地域名称，此后又把中国东北与内蒙古东部合称「满蒙」，与朝鲜并称「满鲜」，甚至把中国东北的汉族叫做「外来的殖民者」。

　　2、吉田松阴的《幽囚录》

　　吉田松阴（1830—1859年）是继佐藤后，从理论上阐述「日本扩张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幕末日本侵华构想的代表。吉田早年思想来源于山鹿（山鹿素行）兵学，在日本被迫幵国后提出海防对策，并受其老师佐久间象山影响积极鼓吹尊王攘夷。与此同时，其扩张思想也逐步形成。

　　1851年，在日本东北游历时，吉田松阴发现库页岛「东连满洲，北接俄罗斯，实与我（日本）经国大计相关」。1853年，佩里叩关的「黑船事件」发生后，吉田对美国的侵略行径表示愤怒，对幕府无能表示不满，决心赴海外寻求攘夷新知，曾和同为长州藩出身的金子重辅计划登上长崎停泊的俄罗斯军舰前往海外，后因欧洲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军舰提前回航而被迫终止。1854年，佩里舰队再次抵日时，吉田再度与金子重辅结伴偷渡至美国舰队，要求佩里带他们赴美求学，但遭到拒绝。后被幕府发现逮捕，囚禁于长洲的野山监狱，后又被软禁在家。在井伊直弼为镇压尊王攘夷派志士而制造的「安政大狱」事件中，吉田松阴于1859年8月被解至江户，11月21日被处死。

　　《幽囚录》是吉田松阴的代表作之一。在该书中，吉田松阴鼓吹对外扩张。其主张和建议虽未被当时的政府釆纳，却对其后的山县有朋等人的军国主义思想有深远影响。吉田松阴的对外扩张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佐藤信渊的等人「海外雄飞论」，但更加具体和露骨，其中也包含「满蒙非中国论」主张，并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吉田在《幽囚录》中写道：「日不升则戾，月不盈则亏，国不隆则替。故善得国者，不徒无失其所有，又有增其所无。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奸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加摸察加，険都加。谕硫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围，则可谓善保国矣。」他又称：「上世圣皇，威慑殊方，恩抚异类，英图雄略，炳耀于万世。而其虚已纳物，釆人长而补己短，迁彼有而赡我无。矿怀伟度，盖亦后世宜师法也。」由上可知，吉田松阴主张在与列强打交道中，日本虽然被欧美的不平等条约所约束，利权受损，但失之于欧美的利益，「将得偿于鲜满（朝鲜与满洲）」，而作为曰本对外扩张的第一步，便应该是「割易取之朝鲜、满洲与中国」。从中也可管窥其「满蒙非中国论」思想。因为吉田松阴使用「满洲」这一地名的时侯，是把「满州」与「中国」相并称的，可见在吉田松阴时候就已把所谓的「满洲」与「中国」分开讲了。

　　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满蒙非中国论」

　　1、军国主义分子的「满蒙非中国论」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奉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之命撰写了《清国征讨策案》，其中提出要使「满洲另立一国」，其领域包括「东三省以及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并由日本监视之」。

　　1912年清政府跨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满洲被民国政府划分为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而日本军国主义者乘中国政府更迭之际，大肆散布「满、蒙、回、藏非中国」的谬论，企图把东北三省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日本的御用文人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慌称「中国」和「满洲」是「两个国家」，大肆叫嚷要把「满洲从中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荒称「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是在日俄战争中获得的，是从清朝获得的，不是从中国主权中获得的。」

　　1921年底到1922年9月，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先后发表了篇论文，即《中国无国境论》（《大阪朝日新闻》1921年12月24、25日）、《西域蒙古满洲非中国固有领土论》（《外交时报》1922年新年号）、《中国非国论》及《中国的国家及社会》。在《中国无国境论》一文中，矢野慌称：中国不仅没有国境，且因没有国境，也可以说不成为国家。」在《西藏蒙古满洲非中国固有领土论》一文中，矢野又提出「云水漂地带的边疆的西域、蒙古、满洲是假国境，不是真国境，也就是说不成为中国的领土」。1933年，矢野仁一出版《满洲国历史》（目黑书店）一书。该书的中心论点就是「满洲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其理由是「满洲在清朝是特别保留的旗人居住地，（清朝）是满洲人的王朝帝国，不是中国的王朝帝国」，「满洲国是自黄帝幵国以来就和中国并存的国家」。而白鸟库吉在其所著的《从历史上看满洲国》也提出「满洲作为满族、蒙古族、汉族争霸地，在该地区三民族的波动有时为南北向，有时为东西向，其历史是断续的，而非一贯的」。「本来，中国人对于满洲，就如同西域、蒙古一样，将其称为塞外或关外，漠然将其视为中华世界以外的土地」。

　　1925年，「满铁」理事松闪洋右在就郭松龄倒戈反奉一事给外相的信中明确提出要把「满蒙」与中国其他领土区别幵来。年春，松闪在题为《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的自序中写道：「作为特殊地域的满蒙，中国人的势力仅仅在大唐时代延伸至此。古来中国的主权完全涉及此地曾不被认可。蒙古人、满洲人君临『中国』本土的元清时代，该地域是对‘中国’民族封禁的地区。我‘皇国’一举击灭俄国对远东的侵略，为清廷移民殖边提供了便利。尔来二十有六年，反而是日本的文化设施、经济援助和政治庇护，扶植了‘中国’人在当地的势力」。

　　2、军国主义组织旳「满蒙非中国论」

　　日本军国主义组织为了达到扩张侵略目的，渗透「满蒙」地区，绞尽脑汁想把满蒙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因而歪曲满蒙历史，挑拨满蒙汉民族的历史恩怨，鼓吹「满蒙非中国论」，其代表为作为日本侵略中国先锋组织的浪人特务组织「黑龙会」。该组织的创始人是头山满，代表人物有内田良平，川岛浪速等。「黑龙会」一名的含义就是要把俄国势力赶过黑龙江，由日本取而代之。

　　黑龙会效法沙俄与前苏联，利用御用历史学家，歪曲丑化满蒙历史，挑拨满蒙汉民族的历史恩怨，尤其是提出了令世界蒙古史学界嗤之以鼻的「成吉思汗为日本流亡贵族论」。该奇谈怪论渊源于在源平合战期间，悲剧人物源义经得到日本民间的广泛同情，即使在其死后，许多人还传说他还活着，流浪到亚洲大陆了。以此传说为脚本，日本军国主义史学家们开始编造故事，说源义经流亡于蒙古，统合各部落，称「成吉思汗」。其代表是小谷部全一郎所著的《成吉思汗即源义经也》（富山房，1924年）。小谷部全一郎曾留学美国哈佛、耶鲁大学并取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牧师，人称「爱努族救世主」的小谷部全一郎在北海道致力于解决原住民爱努人相关问题的同时，也听闻了爱努人所信仰的神抵「オキクルミ」即为源义经的说法。

　　为了调查传说的真相，小谷部搜集了许多资料，其中也包括了源义经西行蒙古之说。于是他前往满洲、蒙古实地调查，在1924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成吉思汗ハ源義經也）一书。该书由于正符合当时帝国主义的扩张思潮，且经过多次再版，使「源义经成吉思汗说」也更为广为人知。

　　辛亥革命期间，作为「黑龙会」核心成员的内田良刚撰写了《中国改造论》和《中国革命调停案》等文章，表面上积极支持并高度评价辛亥革命，但实际上他提出：「吾人不惜性命援助孙革命之原因，在于其与日本利益相一致。孙以大义名分、灭满兴汉为革命旗巾只，目的在于驱逐满人，建设汉人之中国。吾人因此帮助汉人，使满人求助于俄，而后日支提携以破俄，收满洲、西伯利亚为我所有，奠定大陆经营之基础。」1928年，内田良平、头山满等人向时任首相的田中义提交了一份意见书，鼓吹曰本政府应「迅速解决满蒙问题」，「将满蒙与中国本土分离」，「确立东洋和平之基础，以完成我日本之天职和使命。」

　　三、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满蒙非中国论」

　　1、法西斯分子的「满蒙非中国论」

　　日本法西斯分子「满蒙非中国论」的代表首先当推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发起者北一辉的「保全中国」和「满蒙交换论」。

　　北一辉（1883—1937年）是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哲学家，国家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提倡者，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倒立者。北一辉青年时代曾多次流亡中国。1919年发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解决日本面的困境，北一辉对内主张树立「天皇乃国民总代表的国家根本理念」，改造国家。对外强调「建立大罗马帝国式之日本」。

　　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绝》的最后部分（第八部分，北一辉主要论述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利。其中提出「（日本）国家除防卫外，还有为被不义之强力压迫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幵战的权利，当前为了印度独立和保全中国而开战是国家的权利」。北一辉在此所谓的「保全中国」，并非领土完整的中国，而是要将中国东北领土划归日本的残缺不全的「中国」。为此，北一辉宣称：「南满洲是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的，它转手日本之前就已经不属于清朝」。「北满洲也应划归日本，这本来是曰俄战争就该解决的问題」，「假如没有英国从中作梗，日本在日俄战争时就已经获得北满洲了」

　　与此同时，北一辉还设计中日两国的边界划分，提出实行「满蒙交换」。让中国保有内、外蒙古，而日本则得到满洲，其中的交换筹码是内蒙古。因为根据1912年第三次《日俄协定》，日本应掌握东部内蒙古的权益，有资格用以交换北满洲主权。北一辉认为，日本如果领有了整个满洲，再加上黑龙江及沿海地区，「朝鲜及日本海就能有泰山之安」。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北一辉鼓吹「满蒙非中国论」。例如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北一辉强调「既然日本已通过日俄战争的胜利从俄国手中夺取「满洲」，则「满洲」在日俄战争结束时就已是日本的领土，其主权早已和中国毫无关系。

　　石原莞尔是军部法西斯团体的主要成员，同时被称为「满洲国之父」。在他的许多著书里都曾提出「满蒙非中国论」的思想观点。例如石原年在陆军大学的讲稿《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中曾指出」满蒙非汉民族领土，其关系勿宁说与我国日本更为密切」。就民族自决立场而言，『满蒙』是满洲人及蒙古人的满蒙……」

　　石原制订的《占领满洲计划》中又在此强调：「从历史等方面观察，满蒙与其说是属于汉族，毋宁说应属于日本民族。」

　　日本政友会头目、「满蒙积极政策」的推行者、外务省次官森恪在公开演讲中也鼓吹：「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族的领土。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的十八个省。本土的汉族对满蒙地方历来都是不关心的」。

　　2、日本法西斯政府的「满蒙非中国论」

　　田中义一（1684—1929年）是山县有朋的得力门生，也是一位充满侵略中国野心的政治家。田中义一1863年出生于日本长州藩荻郡的菊屋横町，其父田中信祐是在藩主出行时负责打伞抬轿子的下级武士。1883年，田中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94年参加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担任「满洲军」参谋，1910年晋升为少将，后又升为大将。

　　1927年夏，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的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一起进行题为「大陆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秘密嗟商，并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在该地区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的方针。在7月7日的「东方会议」上，田中义一以「训示」的形式公开发表《对华政策纲领》。该「纲领」一开头就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7月25日，田中发表《对满蒙积极政策奏章》，即《田中奏折》，其主要内容之一即「满蒙非中国论」，内称「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之领土，亦非中国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即矢野仁一）尽力研究中国历史，无不以满、蒙非中国之领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正当，故中国学者无反对我帝国大学之力说也。最不幸者，日俄战争时，我国宣战布告明认满、蒙为中国领土。华盛顿会议时，九国公约亦认满、蒙为中国领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认中国主权，致祸我帝国对满、蒙之权益。如以中国之过去而论，民国成立虽倡五族共和，对于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无不为特殊区域，又特准王公制度存在，则其满、蒙主权，确在王公之手。我国此后有机会时，必须阐明满、蒙领土之真相于世界，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之法而进入外蒙古。且内外蒙古沿王公旧制，我如欲进出内外蒙，可与蒙古王公缔结利权，增我国力于内外蒙古也。对南、北满之利权，则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另添附带权利，以便保持我永享之权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占领东北后扶植起伪满洲国，并开始向内蒙古渗透，在对汉族地区鼓吹「满蒙非中国论」的同时，又对蒙古地区宣扬蒙独思想，在「七七事变」前夕扶植起以德穆楚克为首的伪蒙自治政府，但遭到蒙古族各界强烈反对，连德穆楚克本人也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加以抵触。

本文摘自包兰英《近代日本的满蒙观考析（1853-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