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古文明的灭绝和超越突破

金观涛 刘青峰 

二、研究文明演化历史的方法论

 

DNA考古：发现“夏娃”

        其实，正当20世纪人类文明起源的种种学说因得不到证实而停滞不前之时，分子生物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过去，学术界通过化石和进化论来推测灵长类如何演化到人，想象上百万年间劳动和使用工具如何将人和类人猿区别开来，例如，人类文明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产生了农业，最后形成了国家。

        20世纪80年代，这种想象被彻底地粉碎了，其中最基本的贡献是由三位分子生物学家在1987年作出的。他们发现，可以通过DNA分析找到人类的起源。DNA考古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所有现代人的母亲都起源于20万年以前非洲的同一位女性，该研究被称为寻找“夏娃”。“夏娃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还是假说，今天已经被大量事实证明，是科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了。

 

        为什么通过DNA分析可以找出人类的起源呢？道理很简单，生物是通过DNA复制延续下来的。假定所有人都是同一个人细胞的克隆体，那么他们的DNA应该是一样的。复制的结果和原形一样，这是复制的本质。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两个个体的DNA通常都不完全一样。为什么？因为人不是克隆的结果，而来自双性繁殖。我们一半的DNA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两者拼成了一个新的基因库，拼的过程存在差异，导致两个个体的基因库都不完全相同。

        有性繁殖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机制，为什么人要通过那么复杂的程序来产生后代呢？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微生物的“海洋”中，病毒、细菌每天都在演化。假定每个个体的DNA都和祖先一样的话，一旦有一天某种病毒能把一个人的基因库破坏掉，全人类就灭亡了。只有不同个体之间的基因库有微小的差别，病毒、细菌的演化才不会威胁人的存在。这在分子生物学里被叫作“红后效应”(The Red Queen Effect)。

        1973年，美国进化生物学家瓦伦（Leigh Van Valen）最早提出“红后假说”（Red Queen hypothesis）的概念，其侧重于强调不同物种协同进化。也就是说，物种之间为了抢夺资源，必须不停歇地优化才可以对抗捕食者和竞争者。可是，相对于捕食者，它们也必须不停进化并与之抗衡才能生存。

        1978年，美国进化生物学家贾尼克（John Jaenike）基于寄生虫研究，解释了保持性别（sex）和有性繁殖的必要性，亦即；有性繁殖能产生基因多样化的后代，这对寄生虫来说是相对于原寄主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从而使得寄生虫的生长受到抑制。这一理论在1982年被英国生物学家贝尔（Graham Bell）称为“性的红后理论”（the ＂Red Queen＂theory of sex)。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基因检测技术的进步，生物学家开始发现更有力的经验证据，证实“红后效应”的存在。2011年，几位美国学者利用控制实验法，通过对比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的自体繁殖和异交繁殖，发现面对病原细菌（Pathogenic Bacteria）的威胁，自体繁殖的秀丽隐杆线虫更容易灭绝。

 

        上述分析说明，假定在人体基因库里存在一个部分，它不是通过有性繁殖传给后代，而是用无性繁殖将基因传下去，那么通过追溯这个碎片就可以把全人类的祖宗找出来。这件事情被分子生物学家做到了。

        1987年，三位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威尔逊（Allan Charles Wilson）、坎恩（Rebecca Louise Cann）和斯通金（Mark Stoneking）——发现现代人的线粒体DNA（mtDNA）单独通过母系遗传。mtDNA和有性繁殖没关系，由母亲传给女儿，再由女儿传给她的女儿，是单性传递的。mtDNA有37个基因，如果全人类的这37个基因都是一样的话，那就意味着现代人是同一个母亲的后代。而事实证明，mtDNA的37个基因为全人类所共有。

 

        此外，在分子生物学里还有一项成果，即可以估计基因库被复制了多少代。DNA在复制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变异。这些变异不影响生物性状，被称为“中性飘变”。中性飘变和进化没有关系，不会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故会一代代随机积累起来，影响基因之间的排列间隙，这被称作发散度。

        通过比较不同人的基因库可求得发散度。复制经历的代数越多，发散度越大。大概每100万年，发散度会达到3％。mtDNA的发散度为0.57％，根据分子钟速率为每百万年3％，我们能推算出现代智人起源于20万年前。所谓人类起源于20万年前一位女性的说法，就是这样推出来的。道理很清楚，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严格来讲，当时的一个女性的mtDNA覆盖了所有其他的mtDNA，这个女性显然不是当时唯一的女人，如果现在某条遗传的线断了，那么能够有资格当这个“夏娃”的女性就要往下再推几代。

        与线粒体DNA“夏娃”类似的一个概念是Y染色体“亚当”（因为核内Y染色体只能是父亲传给儿子），也就是当前Y染色体最近的共同祖先。2013年，一位斯坦福医学院学者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指出，“夏娃”最近的存在年代是在14.8万—9.9万年前，而“亚当”最近的存在年代则是在15.6万—12万年前。

 

        显而易见，只要去测量各大洲的土著妇女mtDNA的发散度，就可以知道人类最早在那里出现的时间。实验证明，各大洲的土著妇女mtDNA的发散度是不一样的。非洲妇女的mtDNA发散度最大，所以现代人起源于非洲。那么，非洲土著是在什么时候跑到世界各地的呢？通过测量各地土著的发散度，就可以知道现代人在世界上出现的时间了；通过DNA的考古，还可以得到现代人群在各大洲形成的图画。

        2005年，美国IBM公司和国家地理协会宣布进行一项历时5年的项目（Genographic Project），联手在全球范围内收集10万份人类DNA标本，用以描绘史前人类迁移的路线。在这一项目的官网上，他们勾勒出了史前人类迁移的路线轮廓图：

        根据遗传学和古生物学的记录，大约在7万到6万年前，人类开始从非洲迁徙出去，这次迁徙的缘由尚无定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气温的变化。先是气温骤降，这带来非洲的人口锐减，很可能只剩下不到1万人。

        大约在7万年前，地球气温回升，非洲人口逐渐膨胀，一部分大无畏的探险者开始向非洲以外的区域迁徙。他们穿过曼德海峡（Bab-al-Mandab Strait），到达了今天的欧亚大陆。随后，这批人沿着通向印度的海岸线迅速扩张，最终抵达了今天的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大约在5万年前，第二批探险者从非洲出发，经过一段内陆的长途跋涉，到达了中东和中亚南部，以此为大本营，他们向亚洲北部和欧洲开拓新的领地。大约在2万年前，第二批探险者中的部分人趁着末次盛冰期的机会，进入东亚在北极圈的区域。他们穿过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冰雪大陆桥，进入了美洲。大约在1.4万年前，这批人抵达了南美洲大陆。

         关于现代人的起源一直存在多源说（图1.1．a）和单源说（图1.1．b）两大学派。虽然这一问题至今尚无最后定论，但两派争议的焦点只是7万年前从非洲走出的人群是否和各大洲土著杂交，以及混血的程度，而不是现代人群在各大洲形成的宏观图画。既有研究进一步表明：现代人类智人的起源也许比多源说和单源说更为复杂。

        智人出现前曾有过南方古猿、巧人、鲁道夫人、直立人、匠人、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侬人，他们的能力各不相同。如匠人已会使用火，尼安德特人具有无比的“实用”精神，而克罗马侬人已有某种符号化思维能力。毫无疑问的是，现代人类来自智人，他们大约是8万年前突然在非洲出现的，最初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智人即现代人类，不仅全部源于非洲，而且其开始还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换言之，古人类群体是冲破一个和数个瓶颈才繁衍下来的，突破瓶颈的时间是7.5万年至6万年前。

        也就是说，不管人类起源学说在细节上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今日人类来源于8万年前在非洲出现的、和我们具有相同能力的群体，这已是一项科学事实。

 

        本来，历史学家把社会形成、文明起源看作和人类智力进化同步连续的过程，即人在使用劳动工具的过程中，其智力不断进化；在组织社会过程中发明了语言，发展了农业；在农业生产有剩余以后建立了国家和文明体系。现在DNA的考古发现，文明出现是比人类会讲语言、使用工具晚得多的事情。换言之，文明起源和人类智力进步及掌握技术不是一回事，两者并非一定相关，更不是同步连续的过程。

 

        柄谷行人曾这样概括早期人类智力的进步：“在离开非洲的时候，人类的身体和脑就已经发育完成，之后在遗传基因上就没有进化过。而且，他们已经拥有了语言和文字、工具制作、火的使用和烹饪、衣服和装饰品制作的机能，甚至造船技术等共同的文化资产。因此，其后虽然获得了多样的发展形态，但根本上存在着共同的要素。

        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就强调，毋宁说最大的不解之谜在于一开始就拥有高度知识能力的人类，到农业革命的发生为止何以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上述概括是否正确呢？历史学家通常把这段时间归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根据狩猎组织的规模和生产工具的使用情况，可以肯定当时的人类已经使用今日这般复杂的语言。他们会使用火并拥有制作工具的才能。当然有一点和上面所说的不同，这就是文字还没有被发明。但是从当时绘画和艺术品的水平可以判断，人类已有发明符号的能力，只是这种能力尚未得到发挥——把口语转化为书面表达——而已。换言之，从能力而言，他们和今天的人类完全一样。

        1939年于德国霍赫勒·菲尔斯（Hohle Fels）出土的狮头人身的“狮人”像，用真猛玛象牙雕成；2008年在同一地区出土的同样材质的“维纳斯”女像，这都是4万年前的作品。众所周知，考古学家于法国南部拉斯科（Lascaux）、肖维-蓬达尔克岩洞（Chauvet-Pont-d＇Arc Cave）、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岩洞（Cueva de Altamira）等多处发现4万年前的壁画。这些作品的生动，曾使毕加索深受震撼，感叹今日画家都望尘莫及。

 

        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当时的人类进入文明世界呢？关键在于，人类超越100多人小社会规模、形成跨地域组织需要某种独特的前提。

        人们通常注意到定居、农牧业起源和某一地区的人口密度增加到某一临界值等因素。事实上，考古挖掘早已发现，公元前1万年左右在两河流域高降雨地区及其边缘的丘陵地带已产生了农业技术，但是在这些地区并没有形成文明。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定居、农牧业和文明没有必然联系。

 

        显而易见，和文明起源直接相关的是大规模农业生产，它最早出现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时间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换言之，人类会培育农作物和大规模农业的出现是两回事。前者属于掌握工具的技术层面，后者却属于文明的一部分。

        距今1.26万-1.16万年前，地球气温急剧下降，形成一个为期1000年左右的冰期（Ice Age），被称作“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

        它一方面改变了当地植被的分布，桦树和松树林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冰原植被；

        另一方面造成当地生长期的降雨量锐减，进而导致人类食物的短缺。这迫使人类减少狩猎采集活动，转向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为了满足日常生产的劳动力需求，分散的小型部落联合起来，形成大型部落。

        除了气候变化，人口和技术在农业社会形成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视。

        一方面，如果缺少大规模的区域人口，仅仅气候变化本身不可能创造出足够的人口密度，从而满足农耕出现的劳动力要求；

        另一方面，假使史前人类的农耕技术停滞不前，那么面对气候的恶化，农耕难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则会导致人口下降，这样一来，人类还是会回归到狩猎采集的生活中，而非迈入农业社会。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人质疑农业生产出现在文明形成之前的说法。雅各布斯（Jane Jacobs）指出：“农业的起源不在农村，而在于从各共同体收集事物和信息且集结了大量技术人员的都市［她称之为原都市（proto-city）］。各种农耕技术、品种开发，进而动物的驯化（家畜化）都发生在这里……农业、畜牧业始于原都市，并逐步扩散到周边。”

        对于雅各布斯的观点，近来有学者提出怀疑，他们根据来自近东、中国和中美洲的考古资料，指出雅各布斯“城市先于农业出现”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并支持“农业先于城市出现”的观点。换言之，农业发展与城市形成的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在时间上具有高度重合性。

        有人认为原都市就是国家，即农业是跨地域文明出现的结果，而非其前提。无论是苏美尔（Sumer）等最早出现的四大古文明，还是后来在美洲的印加帝国文明，遗址挖掘调查都显示，栽培生产（农业生产）是和国家同时起源的。处于高地的墨西哥特奥蒂瓦坎古城（Teotihuacan）遗址也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生产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商业、政治、宗教文化）是互相维系的。根据系统论的部分和整体关系，它当然是和国家同步形成的，这一点都不奇怪。这无助于说明文明起源的关键性要素。

 

        总之，今天DNA的考古证明，文明和人类智力进化、掌握技术之间存在鸿沟。文明起源以前的人类会用工具，也能掌握技术，其语言能力和智力并不比今天的人低。差别仅在于：在文明起源以前，人类形成的组织不是跨地域的，活动被限于一个小圈子（亲属或者互相熟悉的群体）内。这些互相认识的人一起游荡、定居，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在演化，并创造各种工具，甚至形成宗教，发展出和今天人类一样的心智，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可以把互相不认识的人组织在一起的跨地域文明。那么，形成跨地域组织所需要的独特前提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跨地域组织的形成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发明文字。原始人类与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通过语言沟通，组成了区域性组织；现代人类与原始人类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借助文字组成了一个跨地域的组织。

        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它和语言的差别在哪里呢？语言是人面对面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字的出现使得思想的交流超出我们的熟人圈子，可以与所有人进行。如果说语言是观念的载体，文字的出现则使得普遍观念得以形成。请注意，人类早就拥有发明文字的能力，有能力发明只是前提即可能性。只有当文字在发明后被普遍运用，文明形成的充要条件才会产生。

        众所周知，文字的出现跟文明起源是同步的。为什么在世界各地，跟文明起源同步出现的只有文字，而不是其他要素？因为跨地域组织是靠社会行动维系的，而社会行动由普遍观念推动，普遍观念的形成离不开文字。

 

        一旦找出影响文明起源的关键性要素，我就可以将1987年以来分子生物学新进展所勾画出来的史前人类生活的图画与我和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的发现结合起来，给出文明起源的机制。这就是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的起源。

        众所周知，观念为人的行动提供目标、手段和评判价值，是人行动的驱动力。而观念的普遍化使得人的行动可以跨出小圈子组织起来，社会行动得以产生，它导致跨地域组织的形成。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的关系着手，揭示文明的普遍结构，并找到研究古文明演化的方法。

 

 

文明的起源：从普遍观念到社会行动

本书在方法论上有两个要点：

        第一，表达观念只有通过语言，而跨地域的语言交流，则要依靠文字；普遍观念存在的前提是它可以通过文字（关键词和文本）来传播，即普遍观念和关键词不可分离。没有文字（关键词和文本）的普遍观念是不存在的，历史学家只有通过这些关键词（和文本）的历史语义分析，才能进入过去的观念系统。

        第二，只有先理解支配社会行动的普遍观念，我们才能判别社会行动的性质，并理解它会如何反作用于普遍观念，否则就无法认识历史展开的过程，也就无法了解古文明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历史知识的核心被压缩、储存在关键词历史语义和文本之中。

        为了将上述方法论贯彻到古文明研究中，我们先来讨论普遍观念和文明的关系。

 

        我先定义一下什么是“普遍观念”。在文明产生以前，人就有观念了，观念给出行动的目标、手段和评价（价值）系统，但史前社会没有普遍观念。

        所谓普遍观念，除了可普遍化外，它还必须是规定“社会行动”的观念。

        什么是“社会行动”呢？虽然今天的社会学家给不出“社会行动”的准确定义，但每个个体都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中，哪些属于社会行动，哪些不属于社会行动。例如，一个人早上起来做饭、吃饭，这大概不是社会行动，因为这是个体的事情。如果他早上起来后要去上班，或者要去食堂做饭，这饭不是做给他自己吃的，这就是社会行动了。一个人为什么要去食堂做饭呢？除了因为社会需要的存在，还受支配该行动的价值系统影响。“社会普遍目标”加上价值系统构成了驱动“社会行动”发生的普遍观念。

 

        个体每天的行动都是达到确定目的的过程，其中大多数“目的”是社会提出的。只有每个个体心中存在这些指向社会目标的普遍观念，这些目标才会被实现。这样，社会目的的实现可被视为普遍观念推动的结果。正因为普遍观念蕴含的目标大多由社会提出，其评价标准亦大多来自社会。可以说，普遍观念的存在一般有赖于社会的存在。换言之：

        一方面，有了普遍观念，才会有社会行动，普遍观念给出了行动的目的；

        另一方面，普遍观念一般为社会行动所维系。如果社会解体，大多数普遍观念将不复存在。

        请注意“一般”和“大多”这两个限定词，表示并非所有普遍观念的存在一定需要社会的维系，后面提出的超越视野相应的观念就是例子。

 

        如果用X表示普遍观念，Y代表社会行动，根据上述定义，存在如下两种关系：一个是普遍观念X通过一个实行过程L（A）变为社会行动Y；第二个是社会行动Y通过另外一个过程，我把它称为社会行动对观念的反作用L（B），维系（或反作用于）普遍观念X。即有：

 X→L（A）→Y L（A）是实行过程

                          Y→L（B）→X L（B）是社会行动对观念的反作用

        社会是什么呢？它就是X和Y通过L（A）、L（B）互相维系（作用）的网络！所谓文明起源，实际上是普遍观念的起源、社会行动的起源，以及二者之间互相维系网络的起源。而研究古文明，就是去揭示当时的社会行动，发现X和Y通过L（A）、L（B）互相维系的网络。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不了解普遍观念X，我们便无法认识社会行动，以及整个互相维系的网络。

 

        如果我们解读出古文明的文字，是否意味着可以根据文献来恢复当时的普遍观念，进而认识古文明的社会、复原历史事件呢？

        我要强调的是，即使解读出了古文字、有了当时的思想文献，能否做到这一切仍取决于古代普遍观念X和今日普遍观念的关系。当X和今日普遍观念不相容时，这意味着今天的人类难以找到一条恢复古代观念的道路，古文明历史的核心依旧是不可知的。这时，无论考古有什么发现以及我们掌握多少古文明的资料都无济于事。

 

        这是我将认识论中的真实性原则运用到历史学研究中所得到的结论。

        历史是什么？有人说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实，如罗马时代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爆发，但这只是自然史，自然史不是历史的核心。历史的核心是过去人的社会行动，任何社会行动都是普遍观念支配下的行动。历史事实涉及主体，它和自然事实不是一回事。

        一般说来，通过观察就能认识自然事实，判别其真实性的原则是从研究对象中尽可能地排除研究者主体的想象。换言之，假定一个事实的产生不是人为控制（特别是价值实现）的结果，那么我们越是撇开主观想象，观察就越准确。

        然而，对于一个由人控制的过程，我们如何判别其为真？由于主体的控制不能被排除，我们只能用控制条件下的实验的可重复性来判别其真假，这在科学上被称为“受控实验可重复性”。社会行动是在普遍观念控制下发生的，因此判别其真实性的原则也只能是受控实验可重复性。

 

        但历史上的社会行动不可能像受控实验那样被重复，我们如何确定其真实性呢？有史料记载汉代发生天灾时皇帝要杀大臣，我们怎么判别这个社会行动是真实存在的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恢复汉代的普遍观念。我们只有知晓了在汉代宇宙论儒学中天灾意味着皇帝和大臣失德，才能理解杀大臣是皇帝追究发生天灾的责任。我们恢复了汉代的普遍观念，想象自己有这样的观念，是当时的行动者，会如何去做。这实际上是研究者在自己心中重演该事件发生的过程，这一过程类似于对受控过程做思想实验，我称之为“拟受控实验原则”。

        只有恢复过去的观念，我们才能将自己想象为当时的行动者，来看该社会行动合不合情理，这就像判案一定要找到犯案者动机一样。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研究者在思想上想象和理解（或称为模拟）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而要达至这种理解的真实性，就必须强调应该重现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的观念，我称之为“历史的可理解性原则”。

 

显然，运用“历史的可理解性原则”有两个前提：

        一是有过去普遍观念的记录；

        二是研究者从其自身的观念出发，通过读史料找到一条从今日普遍观念通往历史上普遍观念的道路，从而使得研究者的主体可进入历史上的普遍观念，否则他不可能模拟历史上的社会行动者。

        那么，在何种条件下研究者可以进入历史上的普遍观念？这取决于历史上普遍观念和今日普遍观念的关系。如果找不到这样一条道路，那就说明历史上的普遍观念和今日普遍观念不兼容，历史上的社会行动不可能被理解，古文明的历史不可能被认识。换言之，我们可以根据观念史原则，判别在古文明研究中哪些历史是可以认知的，哪些是不可知的。

 

 

历史世界的真实图像

        上文的讲述逻辑可能会显得比较跳跃、不易理解。为了更形象地说明本书的核心思路，下面举一个量子力学的例子。众所周知，量子力学给出的自然图景不同于经典物理学。例如，20世纪初科学家曾认为电子是围绕着原子核运动的，这类似于行星围绕太阳公转，后来发现这不对，“电子云”代替了行星图像。

        表面上看，电子不同于行星，不是通过重力和原子核相连，而是通过库仑力（Coulomb force）相连，这一作用力的方向取决于电子的阴阳性（sign of the particles＇charge），是不确定的。故而在重力的作用下，行星可以做稳定的旋转运动，而在库仑力的作用下，电子运动是无规律的，学者只能计算出电子的概率密度和概率分布。实际上，背后存在更深刻的认识论原因。

        电子是粒子，行星是个球体。它们的位置都是可以确定的，它们的运行速度也都是可以测定的，除了空间尺度，两者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电子和行星的运动图像不一样呢？

 

        道理非常简单，因为确定行星位置的时候，主体对它没有干预，或者说观察者对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测定行星速度的时候，认识主体对它的干预也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行星的位置跟速度可以同时确定（存在）。据此，我想象行星运动，这就是经典力学的宇宙图像。

        电子就不一样了。研究主体观察电子的时候，需要通过仪器才知道电子的位置。这个仪器和研究主体观察电子动量的那个仪器是互相冲突的，或者说我们使用了观察电子速度的那个仪器，就排斥了观察电子位置的那个仪器。这样电子的位置和速度不可能同时确定，经典力学的图像也就不存在了。

        什么是仪器？其本质是主体设定的一组条件。讨论电子的状态，离不开主体控制的条件。仪器的冲突实为控制条件不兼容。

        这在物理学界被称为“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即测量电子位置的动作会影响电子的动量；测量电子动量的动作会影响电子的位置，二者无法同时确定。近年来，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实际上他们只得出比“不确定性原理”所示误差更小的测量结果，电子动量和位置测量的“不确定性”依旧存在。“不确定性原理”是自然界最普遍的法则。

 

        电子在人不看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这并不是说电子状态和控制条件没有关系，而是指电子和环境没有能量交换、其能量为确定值时的状态。这实际上相当于主体去控制能量不变时电子的状态。显然，该状态取决于能量控制和位置、速度控制的关系。这三种控制互相干扰，一个有了确定值，另外两个就没有确定值。比如，我们如果确定了在原子核附近电子的能量，就无法确定其位置和速度。“电子云”（概率大小）就是这样得到的。

        概言之，当研究对象和主体控制条件有关时，真实世界的图像取决于控制条件；如果不同的控制条件不兼容，某一种真实图像就不能用其他真实图像来合成。量子力学（公理基础）原理背后是认识论法则，只是物理学家用数学语言将其表达出来了而已。换句话说，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的本质差别不仅是物理学的，还是哲学认识论的，即量子力学的物理学法则被包含在认识论法则之中。

        围绕量子力学，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曾爆发了一系列的论战（Bohr-Einstein debates），爱因斯坦主张科学的根本目标是找出真实世界的本质，他拒绝接受量子力学衍生出的“不确定性原理”；玻尔则认为“不确定性原理”并不会妨碍物理学的继续发展，并强调观察者观察的重要性，这是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的本质不同。今天看来，玻尔的看法更接近真理。

 

        历史世界的真实图像是量子力学式的而非经典力学式的。为什么？

        关键在于，历史知识是社会行动的知识，主体和认知对象的关系如图1.2所示，类似于认识电子而非行星。主体若要认识过去的社会行动，必须先恢复支配其发生的观念（这相当于控制条件），这时才能得到历史上社会行动的信息。

         假使某一社会行动涉及持不同观念的参与群体，在这些观念中又不存在一个相同的主导观念时，那么同一历史事件中就存在不同的真实性图像。这个真实性图像不是量子力学式的吗？其实，在过去30年中，后现代史学家强调历史是某一主体根据史实的主观建构，他们讲的就是这件事。不同于后现代史学据此否定历史真实性，我们提出可以用关键词和文本分析找到支配历史上社会行动的真实观念。

近30年来，得益于宇宙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研究进展，西方史学家也在纠正后现代主义引发的史学“碎片化”问题，试图重建新的宏大叙事。

        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基于宇宙大爆炸理论，重新勾勒宇宙起源至今的“大历史”（Big History），并将人类历史置于宇宙起源和演变中认识；

        斯梅尔（David L.Smail）则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深历史”（Deep History）的理论，这一理论主张历史的定义不是依赖于书写，而是取决于解剖学上现代人的进化；

        克鲁岑（Paul Cruzen）和施特默（Eugene Stoermer）则在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认为人类活动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才开始对全球生态产生重要影响，这段历史即为“人类世”。但这些研究都未注意到普遍观念对宏观历史建构的重要意义。

 

        重要的是，历史真实不是经典力学那种和主体无关的图像。由于参与同一历史事件的主体不同，其可恢复的历史真实不尽相同。举个例子，对于甲午中日战争，参与者中、日、韩三个主体所持有的普遍观念不尽相同，故该社会行动就有三种真实性图像。因此，为了正确地勾画历史真实图像，历史学家要接受多元真实。

        而且人总是生活在某种观念系统中，随着人生活的观念系统不同，恢复历史上有过的观念系统的方法和最后的结果也不尽相同，这就是为什么每到一个新的时代，当人的观念有了大改变，历史都要重写。好的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会尽量找到一条从我们今天的观念系统走向过去观念系统的道路，坏的历史学家就做不到这一点。

 

        恢复过去历史的前提是今天的观念系统中存在着走向过去观念的道路，即我们掌握的思想史中包含追溯过去观念系统的轨迹。这需要我们今天的观念系统和过去的观念系统有着内在的关联，具有共同的深层核心。

        如果没有共同核心，则意味着今天的观念系统和过去的观念系统是断裂的、不兼容的，我们亦不可能将它们互相整合起来。这时，过去的社会行动是不能恢复的。对这部分历史，我们原则上只能从外部观察社会行动的结果，而不可能知道这些社会行动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以及对支配其发生的观念产生了什么反作用。

 

        立足于这一方法，我们对文明史能知道些什么呢？结论是我们不可能知道轴心文明之前的文明如何起源，只能知道其存在、演化和灭绝，而不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做思想史研究的经常讲一句话：外部的历史事实只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思想的研究、观念的研究、动机的分析则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历史事件会这样发生。也就是说，对于轴心文明之前的那些文明，我们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

 

        所谓轴心文明，是指经过超越突破的文明。今天人类社会均来自经过超越突破的文明，超越突破就是我们今日观念和过去观念的共同核心，因为超越突破意味着基于个体的不死普遍观念的产生。后面我会进一步解释何为超越突破，这里要强调的是：正因如此，今日历史学家才能回到轴心文明起源和演化各阶段的观念系统中，我们也才有完整的历史图像。而对于超越突破之前的文明，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轴心文明的起源是人类历史一次伟大的飞跃，甚至可以说，完整的历史从此起源。

 

        为了讨论超越突破的发生，我们必须先分析什么是超越突破发生前的古文明，历史学家对于古文明能知道什么。为什么它们中的多数一定会灭绝呢？这和轴心文明的起源又是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