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意识形态批判（中）

福柯在其哲学生涯中首先把他独特的目光投向了精神病学。他对癫狂史进行了考察：在17世纪以前，癫狂并不被当作疫病加以防范，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存在很多桥梁，二者的关系是平行的。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迷狂是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在中世纪，癫狂一方面与人的堕落相联系，一方面又与人的神圣拯救相联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癫狂也还不是理性的对立面——伊拉斯谟《愚人颂》里的癫狂是嘲讽的理性，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疯人口中往往说出真理。但是到了17世纪，人们关于癫狂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而这种转变却起因于这样一个偶然事件：在法国肆虐已久的麻风病突然灭绝，法国政府于是利用闲置的麻风病院隔离设施将流浪汉、疯子和罪犯囚禁在一起，在这个“大囚禁”时代，疯人和罪犯一样成了社会严加防范的敌人。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癫狂被正式定名为精神病。福柯指出，社会对待癫狂的态度就是对非理性的态度，由此而来的后果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理性则在这样的对立中获得了对于非理性的绝对权威。福柯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揭示了人们以纯粹理性的名义囚禁了它的邻居——非理性，理性的居高临下的独白如何将非理性压制和诋毁得沉默无言，直至无物。

　　在福柯看来，倡导知识和概念的线性发展之道，探究每个知识型的前后关联，是一项毫无希望的现代主义工程。所谓知识型，是决定知识的形式和特征，判断事物真假的一般标准，它作为知识的一般分类原则，把一定的次序加诸事物，将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威理论植根其中。知识型类似于库恩的范式，但它不仅仅是在科学的领域起作用，而且是决定着一个时期的一切知识。知识考古学就是在历史的废墟上挖掘知识的深层，揭示先在的结构与要素之间的共时关系。福柯在《词与物》中按照时间顺序，分析了文艺复兴、古典时期、现代、当代四个知识型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⑩。在福柯的分析中，一是揭示了历史的发展、知识的演化是不连续的、非线性的，历史范畴中的各种不同的沉积层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断裂和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11)。二是指出了只是在现代知识型中，“人”才走到了表象的前台而成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人”正在接近其终点。那个自己创造自己的“人”只是在18世纪末古典知识型消解之后出现的，现代生物学、经济学和文学的发展使得人文科学成为可能，“人”在此时方成为知识的对象。福柯认为现代知识正在崩溃，当代知识型的基本特征是“下意识”，其归属是事物“缄默的固体”和文本的“空白”，所以，作为现代知识主体和对象的“人”已不复存在，“人如同画在沙滩上的肖像，是可以被抹去的”(12)。

　　对福柯而言，与考古学相比较，更可取的是寻求一种谱系学，因为考古学仍然是在一定的结构中进行解构。福柯说，谱系学是用来把握差异的方法，其考察的重心，不再是知识，而是权力；不再是语言，而是身体；不再是思想，而是欲望；不再是宏观结构，而是微观要素。福柯认为，他的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破除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关于“本质”、“本原”和“同一”的认识。谱系学家要揭示的一个秘密就是：“(事物)没有本质，或者它们的本质是由事物的异在形式零碎拼凑起来的。”谱系学家“在事物的历史开端发现的不是本原的纯粹同一性，而是相异事件中的纷争”。“谱系学是完全反科学的。”(13)可见，虽然谱系学也追溯世袭的线索，但它既不去预设因果关系，也不去寻求思想的起源，知识在福柯那里虽仍然遭到质疑，但却已经和权力与身体联系在一起了。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发展，显示出福柯为了解构的目的而对结构进行考察的那种一以贯之的结构主义的旨趣：对理性标准的解构，对知识合理性的解构，对本原、基础及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人的优越性的拒斥和消解。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致力于揭示人性在以规训和惩罚为中心的权力—知识网络中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又是如何被控制、被驯顺的。权力问题作为福柯关注的焦点并始终伴随着他对于现代理性、知识形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遗余力的质疑和批判。福柯指出：“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新的宪法和法律并不足以保障它的统治。他们认识到，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技巧来确保权力的畅通无阻，从整个社会机体一直到这个社会的最小部分。”(14)这种新的技巧就是规训性的权力，通过规范化的监视、检查、管理、训练，实施人对人的支配和控制，通过规训性的权力机制将资本主义社会变为能够实施有效的统治的全景敞视的“圆形监狱”。

　　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无处不在、无法摆脱的罪恶。权力是流通的，从未被确切地固定，或像商品一样被占用。权力无处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含着一切事物，而是因为它来自一切地方。权力总是与知识携手，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的控制。没有知识领域的建构，就没有相应的权力关系；没有权力关系的建构，也不会有任何知识。所以，权力和知识是一个“共生体”。权力不仅是压抑性的，而且是生产性的，权力是产生许多效果的机制——无论是在知识或话语层面，还是在无意识的欲望层面。权力通过规训得以实现，而规训则体现为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惩戒等一系列技术、程序和手段。权力生产了知识、生产了符合规范和纪律的对象。它激发而不是压抑了活动，诱导而不是禁锢了思想，引发而不是打断了话语。人文科学的实质即是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中引出的。在福柯看来，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真理王国，有自己的被当作真实从而加以认可的话语。真理不存在于权力之外。(15)被一个社会建构起来的知识领域都有着自己的“真理”，并体现为一种权力。在疯人院、监狱、医院、学校等机构性组织中建构起来的权力关系，通过规训、剥夺力量和美化身体机能来进行着控制；相应地，精神病学、犯罪学、临床病学、教育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等知识领域则扩大和强化着权力的控制效应。福柯强调，权力对人的控制并不是对人的意识的控制，而是对人的身体的控制。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正是通过把人的身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实现对于人的干预和控制的。

　　福柯将社会关系、知识谱系视为权力关系，认为人作为主体就是权力关系的产物，主体实际上是通过权力关系被建构起来的，人性亦复如此。主体既执掌权力，又臣服于权力。身体、意识，肉体、灵魂，都不是生理学或心理学的概念，而是历史—政治的概念。在规训和惩罚的机制下，身体只能从属于控制它、装饰它、训练它、折磨它并强迫它执行任务、表演仪式、发出符号的权力关系；而灵魂则不过是“权力碑文的表面”。福柯对圆形监狱的研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启蒙时代开始的惩罚制度到现代已臻于完善，整个现代社会就是一座大监狱。举凡军营、工厂、机关、学校、医院，无不充斥着来自于控制系统中心的监督、规训和惩罚。我们全都如同囚徒一样受权力操纵，而且，这是一种与我们在社会中自我封闭共谋的操纵。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有意识的主体，作为能动的甚至反叛的造物——人，确实已经死了。

福柯对那些丧失权利的、被系统排斥在外的、处于社会边缘的疯人、病人、犯人给予了特别关注。他从被权力压抑的“他者”的角度，提出了“规训”的概念，指出，由考古学和谱系学所揭示出来的“规训”，在词与物的无数次交流中，定位并操纵了知识和权力。规训提供准则，决定了疯人院、监狱、医院、学校的运作；规训通过对思想的限制，固化了社会关系、经济形式、制度框架和教育模式。权力按照约束身体的规训程序贯穿了整个社会。福柯关于规训及其所定位的权力机制的论述，不仅解释了所谓人文科学出现的条件，而且也无情地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人的无所不在的控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把“自由”称为现代主义哲学的一种主观臆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