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节选】The Spanish Armada 第二章

  显然，这是7月29到30日夜间从普利茅斯港奋力逃离的英国舰队。而这支舰队如今是英格兰存亡与否的唯一屏障。几百名正规士兵沿着英格兰的海岸线驻守，民兵也严阵以待：通过点燃烽火向士兵和舰船发出警报。然而，英格兰的军队远远没有备战完毕，许多人甚至不熟悉这块他们即将投入战斗的海岸的地形：尽管在1587到1588两年间，大部分沿海地区的地理状况与布防都已做了调查，然而其中一些地区的绘图非常不准确：1588年5月，一副诺福克郡的地图被匆匆完成，被催促到心烦意乱的绘图师不得不放弃了最后的修正，并在地图上的注释中标注上，“尽管力求尽善尽美，然时间不允。”

  女王的士兵也是在最后一刻才仓促行动。即使在首都，伦敦城的一万多名武装起来的市民也是在3月中旬才接受到命令，且缺乏合适的武器。许多人被配发到了弓箭，而这些人中许多人并没有接受过射箭的训练，尽管对于一名精湛的弓箭手来说终生的锻炼必不可少。而直到7月6日，西班牙舰队已经离开了里斯本港后，枢密院才决定在伦敦附近组建一支预备军，而这只能通过调动周围郡的兵力来实现。在英格兰南部的每个郡，官员被命令民兵挑为三部分：

  “一些人前往海岸，迎击第一波登陆的敌人........；一些人在敌人登陆后，与上述的兵员会合以在沿途抗击敌人；另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则被调往拱卫女王陛下的国都。”

  目前，女王身边的部队只是简单的接到命令，随时准备去往他们“一个小时路程”内的危急之处。然而到了8月2日，这些被动员起来的部队奉命前往埃塞克斯郡的布伦特伍德城（Brentwood），经过此处，这些英格兰的英雄被派往提伯利（Tilbury），而那里正在紧急修缮一座小型的堡垒、以作为莱斯特伯爵④的一处安全的总部，他统管女王陛下在南部的军队。然而这一切努力只是徒劳之功：西班牙舰队预设的登陆滩头并不在埃塞克斯郡，而是在肯特郡东部、拉姆斯盖特 (Ramsgate)⑧以南处，在古代，罗马军团、萨克森人、丹麦人便是由此登陆。西班牙军也会踏上古人走过的路，并且不会遭到有效的抵抗，因为尽管伊丽莎白的将官紧张而富有创造力的备战，然而英格兰东南部并没有坑承受重炮轰击的城池。

 

  而在当时，便有人认为这些备战纯属浪费。正如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⑨在数年后如此抨击道：

  “一支从海上而来的敌军.....而登陆之地由入侵者随心所欲的选择........而如果没有一支舰队对其拦截，英格兰海岸的守军想抵挡无异于异想天开.......除非每条溪流、每座港口、每片沙滩都有一支强大的守军。”

  他继续总结道，要想进行守御，英格兰唯一可以依赖的屏障就是其“海上的堡垒”——王家海军的盖伦战舰。因此，最为明智的策略是“依托海上装备精良的巨舰、而不要对海岸的防御有所期盼。”

  实际上，到了伊丽莎白这一代，这些“海上堡垒”仅剩下很少的一部分，尽管这些无疑是世上最好的舰船。这些海上常备部队是伊丽莎白之父亨利八世的遗产，他在1535年被教皇逐出教会后，便着手在赢了建立了长远的防御体系，以抵抗来自天主教的入侵。而到了1546年，英格兰便成了了专职的海军部门，为王家海军的船只的建造、装备、供给打下了坚固的基石。安东尼·安东尼所绘的画卷①让我们得以在冰冷的文字中窥其一貌。其中的佼佼者、600余吨的“玛丽玫瑰”号（Mary Rose）的遗骸正在朴茨茅斯港展出，这里靠近1510年该舰建造的码头，也接近1545年这艘船在对法作战时沉没之地。

  “玛丽玫瑰”号在1536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并重装了其武备，其遗骸清晰地揭示了亨利八世末期都铎海军的海上技术与其战术思想。这些船只在大多数时候被存封起来，以便将王室的养护成本降至最低。然而当战况发生时，这些船将被迅速动员守护王国的海上疆土。他们不是为了在海上长途跋涉而设计，因此船上只能携带很少的补给。而要让战船能发挥战斗力、必须为其搭配完备的海员与陆战队，“玛丽玫瑰”号便有着100名海员与600名士兵组成的部队。由于船上的几乎所有的空间都给了搭载的士兵，因此，这艘船只能在海上停留一段时间，以横渡英吉利海峡、北征苏格兰或同1545年一样抵抗南方敌人的入侵。这类战船被寄希望于投入短期而具有决定性的战斗。

  都铎海军的预定战术则与后世的西班牙舰队非常相像。“玛丽玫瑰”号上的士兵大部分是弓箭手，这些人从小接受专业的训练，其中的佼佼者能用紫衫制成的英格兰长弓在一分钟内把六发特制的穿甲箭头射到200码开外。而为了成功的登舷，船上还装备了300支长矛与盎格鲁-萨克逊阔剑（bills）。然而与1588年的那支西班牙舰队不同的是，“玛丽玫瑰”号只携带了很少的火器（尽管在他的遗骸中发现了一支火箭），因此无论是让敌舰陷入瘫痪、还是在接舷之前制造混乱，这艘战船几乎完全依赖他的舰炮。

  在整个统治期间，亨利一直对高度专业化而近乎魔法的火炮技术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兴趣，在外国铸炮师的协助下，英格兰的大炮在整个欧洲都享有盛名。正如当代人那样，亨利八世拥有“足以征服地狱”的庞大数量的火炮；而他军火库的确令人生畏，而包括最大的火炮在内的一些大炮，都能在都铎战船连贯的火炮甲板上见识到。

  通过当代的文献及现代的考古，“玛丽玫瑰”号上的武器着实令人着迷。除了大量装备的小型锻铁炮外，这艘船还安装了十五门青铜火炮，包括两门皇家加农（Cannons royal）、两门半加农（demicannons）、两门寇菲林长炮（culverins）、六门半长炮（demi-culverins）、两门鹰炮（sakers）及一门隼炮（falcon）。根据当时的标准，这些大炮强大而新颖，而从遗骸上出土的配套的炮架则表明了都铎海军克服了在海上重型火炮反复开火造成的难题，换句话说，如何在战时重新装填、并从炮口填充炮弹的难题。这两处难点的解决方式就是弃用原有的带有包铁、辐条硕大（或者更简单的实心轮）的双轮重型炮架，这种炮架最初被设计于用以驮马牵引的陆上行军中，而早期的战船也通常安装这类炮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紧凑的、侧面呈阶梯状而带有四个小心实心轮、被形象的称之为“货箱”（truck）的四轮炮架。安装在这类炮架上的火炮可以相对轻松地操控与调整，且只占用了甲板很小的一块空间，因此可以在射击之后将火炮拽回舱内。、

  尽管最晚到1545年，这类简单而高效的载具就在都铎战船上广泛应用，然而1588年的西班牙海军依然对其不屑一顾，究其原因是其预定战术仍未脱离根植于中世纪传统的“接舷-登舰”的战斗方式。然而，亨利留给他的继承人的这只海军、尽管完全是基于近海作战而设计的，其种下的军事革命的种子将在伊丽莎白时代结出果实。战舰不在依托于他搭载的士兵作为攻击手段，而完全依托与搭载的火炮变为一座海上堡垒。优化的炮架的存在与否，可以视为一艘战船当采取何种战术的标志。

  到了亨利八世驾崩当年、即1547年，都铎海军装备了54艘装备精良的战船，总吨位近万吨。然而，英格兰日益捉襟见肘的财政无法支撑这支庞大的海军，在一次裁军中，这些战船被出售或报废，到了1555年仅剩下了30艘。然而，历史上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同年9月，刚迎娶了亨利八世之女玛丽·都铎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现身英国枢密院，识图说服他们：

  “英格兰守御要法在其海军，不仅要力求战船适合海上航行，更要确保其可随时调用。”

  于是，三艘500吨以上的战船迅速下水。这三艘船经过了重建与武备的更新，而在未来将対帮助其重生的人作战（其中一艘船名为“菲利普＆玛丽”号，1584年后被伊丽莎白改名为“无双”号（ Nonpareil））。得益于亨利八世和菲利普，当1558年伊丽莎白登基之时，都铎海军的实力不容小觑。

  到了1588年当年，整个都铎海军拥有34艘战船正在服役。对于伊丽莎白登基之时来说，这似乎鲜有进步。然而尽管在这其中有几艘战舰相当陈旧——其中六艘造于亨利八世时代，但是其中11艘是在1584年后新造的，而余下12艘则按照与新式战舰相同的标准进行改造。在海将威廉·温特（William Winter）的主持下，一大批中等吨位的新船重新武装了女王的舰队，尽管这些船只被用于运兵与充当海上炮台的思想仍未被抛弃，1558年五月，其起草的《战斗指令》依然明确的将舰炮轰击只是视为接舷战的前奏。然而到了1588年，这种战术被完全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持久的侧舷射击。这一切变化要追溯到1587年，时最富有创造精神的约翰·霍金斯爵士总管了都铎海军的出纳。在那之后，都铎海军的新式战舰被称为“盖伦快船”（Race-built galleon），根据霍金斯与其同僚在西班牙-美洲航线上的私掠经验，这些新式舰船拥有四大特性以发挥机动炮兵的优势：相对船宽而言更加长的船长、及更加修长的水下船体；高度被大幅削减而不再阻碍风力的艏艉楼；更高效的帆装与安装在炮甲板上更多的重型火炮。新式战舰无论是航行品质还是作战能力，与亨利时代的战船相比进步令人震惊。

  伊丽莎白的海军上将、艾芬汉的查尔斯·霍德华（Charles Howard of Effingham）在1588年初次视察后还不保留自己观点的赞扬：

  “我对上帝起誓，若非女王陛下光临，我宁愿连同这些尊贵之船过活。”

  对于他自己的旗舰、造于1587年的“方舟”号（Ark），霍德华如此评价其优异的航行品性：“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艘奇异的船.....（跑得）几乎看不见其他船上的帆，无论远近大小；然而无论多远，我们都能迅速与他们靠近并传令....”而就在几天前，海军上将向伯利男爵汇报：自己已经登过了每艘即将随他起航的船，也到过船上任何位置，“船上的人不知泄密为何物.....即使现在没有，我依然不敢乘这艘船远赴拉普拉塔。”

  在这些赞誉中，除了最后一条外都可被接纳：伊丽莎白的盖伦船，正如之前的“玛丽玫瑰”号一样，并非为了在远洋长途运输而设计。然而，这并非缺点，相反是其优良品质的体现。一艘战舰的总体性能取决于由作战目的进行的各项性能妥协，一旦一种性能占据优势，余下的性能必然被牺牲掉。其运载能力——无论是运输部队还是军械的远洋跋涉——除非牺牲其航速与航行品质，否则无法实现。这种为了运载大量货物的设计目的，使得1588年西班牙船只在于英舰交锋中处于不利。然而，得益于悠久的岛国传统的国防需求，英国舰队的作战目的是在其本国的水域内速战速决，而非以远洋舰队的身份长途跋涉。因此，都铎战舰既不用携带远离港口后持续航行所需的大量补给，也不必受到船舱内沉重而笨拙的货物的拖沓。

  因此，伊丽莎白的战舰只剩下一个设计上的主要问题：如何将高速船体与重型火炮相结合。他们以近乎天才的方式平衡了这两者。80年代，都铎造船匠马修·贝克（Matthew Baker）绘制的图纸直观的展现了英国战舰流畅的身线，当时双方的军事家、无论是英格兰还是西班牙的，都认同这些船只的航行性能优于同代的西班牙最好的战舰，而这些战舰仍能武装大量的火炮。

  在1588年的战役里，个别英舰的武备信息模糊不清，然而三年前女王的两艘盖伦船上的武备可能是其典型代表。600吨的“伊丽莎白·博纳旺德”号（Elizabeth Bonaventure） 号上的火炮总重就高达51.5吨（不包括配套的炮架、炮弹、火药及辅助工具），占了其额定吨位的约8％；稍小的一艘船，250吨的“援助”号（Aid）上搭载的火炮则重达27吨，几乎占了总吨位③额11％；1591年，德雷克爵士在1588年战役中的旗舰、500吨的“复仇”号（Revenge）在亚速尔群岛附近被西班牙俘获，据估测船上的43门大炮重达70吨，占了总吨位的14％。火炮甲板上如此之大的载荷表明这些船只坚固而平稳。这些特征远优于其竞争对手偏向于最佳适航性的选择，进一步彰显了16世纪晚期英国战舰设计上的成功。

  相比之下，即使是1050吨的葡萄牙大型盖伦“圣胡安”号，其火炮的重量仅仅占总吨位的4％，而这艘船是整支西班牙舰队中火力最强悍的船只；700吨的卡斯蒂利亚分舰队旗舰“圣克里斯托瓦尔”号上的火炮占比仅为其额定吨位的3％。为了能搭载充足的物资与大量的部队，西班牙船只的火力与航行性能被严重牺牲。

  在亨利七世时代，正如1588年的西班牙舰队一样，一艘战船上的大部分船员都是陆战队，海陆军的指挥结构泾渭分明。然而在伊丽莎白时代，在德雷克爵士天才般的主持下，产生了一种更加高效而革命性的指挥结构。一艘船的大小事务取决于其船长，用德雷克本人的话说，“一艘船必须属于一个集体”。到了1588年当年，正如德雷克爵士的格言一样，“船上的绅士当与水手共同劳作”；而即使如东部分舰队的指挥官、海军上将之堂兄弟亨利·西摩尔爵爷（Lord Henry Seymour），也毫不吝啬在其属下需要时伸出援助之手。六月，西摩尔的“彩虹”号（Rainbow）上寄出了一份报告，并在附注中抱歉的表示这并非他的亲笔信，爵爷本人“正忙于搬运索具”。任何一位自称绅士的西班牙军官，无论多么谦虚，都不会亲自完成西摩尔视为本分的工作。

  如此，在统一指挥官的带领与同志般的合作精神下， 这些新式战舰可以充分发挥其技术上的优势。这些战舰的航行性能上的优势使得在战斗中能更快的戗风，并在获得上风位后集中火力持续炮击。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战舰比起西班牙战舰还有一个显著的优势：英国船只完全由水手操控，尽管都铎官方仍然将那些操控火炮的水手成为“soldiers”，然而他们并非与西班牙船上的陆战队一样，而是专职的水手。粗略的计算下，船上平均每两吨就有一位水手，而西班牙船上的水手每人承担7吨的工作。西班牙战舰用雇佣的士兵弥补了水手的不足，并让其在战斗中操控火炮。然而根据英国战舰的指挥体系，每位水手都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亲手操船与操炮，明显优于西班牙战舰上的。总之，根据当代火炮理论家威廉·伯恩（William Bourne）所说，他在海上的同胞们“对他们在海上的大炮得心应手”。

  然而在船上的西班牙船员中却不存在这种兄弟般的团结。昔日参加了1588年战役的老兵威廉·蒙森（William Monson）战后对其对手的指挥结构做出了如下抨击：

  “船上的军官远比我们多得多：每艘船上的水手有一个船长，被分配到每个炮组里的士兵都有一位炮长（gun-captain），而每个连都有一位连长，有多少连就有多少个②；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一位如我们上校的团长（maestre de campo）统管指挥其他人。这种结构引起了极大混乱，并多次成为哗变的原因。他们经常在船上吵架斗殴，跟他们在岸上一样。”

  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的确意料到了这种麻烦，因此他在对西班牙舰队的训词中严厉的叮嘱：

  “士兵与水手当和睦相处......不应该发生争执，也不应该有其他有损军纪之时。任何人都不能携带匕首，且在任何时候都避免冒犯他人.....”

  尽管公爵在战前做了种种措施来应对，但是船员之间的不满情绪仍然存在。在“玫瑰般的圣玛利亚”号最后在爱尔兰失事的绝望时刻，船上的225名士兵与64名水手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其中一名连长突然杀死了不幸的引水员马诺纳的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de Manona），指责其叛变并将这艘船开向了危险的地带。而这在都铎海军中不可想象。

  在使用重型火炮交火的场合中，这种英式指挥结构充分发挥了其优势。在西班牙舰队中，操控舰炮的是陆上的士兵，且除了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两支分舰队外，其余船上的士兵都无在海上作战的经验；反观英国水手则熟悉他们船上携带的武器，也熟悉如何操控；西班牙的炮手们在接舷之前装填好火药和炮弹、并发射完第一轮炮弹后，他们就会被疏散到远离原来操控火炮之处；英国炮手则不同，他们不必携带繁重的单兵武器、私人装备与那些华丽而不实用的军装，只是在自己的炮位上不停的开火。都铎海军的的船上不需要陆战队，因为从不考虑接舷或者被接舷的状况。日后爆发的英吉利海峡之战中，怀特岛的总督识图派遣一队火枪手作为支援时，霍德华直接将其遣返。

  另外，在两支舰队的社会组织中还存在着另一样重要的不同。威廉·蒙森爵士（Sir William Monson）毫不客气的在文章中直言西班牙的船只舱内肮脏不堪，与英舰相比“胜似猪羊圈”；这不足为奇，西班牙船上既无负责擦洗甲板的人员、更无负责全体船员伙食的火头和厨房；相反据蒙森爵士所说，西班牙船“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厨子，无法烹煮的只好挨饿”。这是危言耸听：虽然当代的西班牙船只并无英舰上供给全体船员的公共炊厨设备，然而船员还是被划分了每8到10人为一组，称之“一火”（comradeships），各火在船上的会计监督之下拿取食材、接着在主厨房里用自己的炊具轮流各自烹饪；然而这已经足够糟糕，在一艘船上多大50多个独立的食物供给处对船员健康造成的风险不可估量。即使以当代宽松的的标准来看待，西班牙船上的卫生状况也极其糟糕，当年登上西班牙船上的英国水手都对船上的肮脏与腥臭有印象深刻。

 

  回到都铎海军本身。在1588年，英格兰的防御并不仅依托王家海军，还有一支强有力的“志愿舰队”：30艘私掠船归于霍德华麾下，每艘200到400吨不等，携40余门火炮；除了名分，这些船只与都铎海军的战舰无异。而实际上,这些私掠船的个别船长对西班牙战舰的作战经验比王家海军更为丰富：1585年，一支舰队在德雷克的率领下奔赴加勒比作战，其中仅仅只有两艘女王的战舰，其余十二搜皆为武装的大型商船；而在1587年掠夺加的斯港的英国舰队中，除了十三艘武装商船外，仅有四艘正规的军舰，而这些私掠船在日后皆投入到1588年爆发的全面海战中。这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因为这些武装商船许多本就属于都铎王朝的显赫人物，海军上将霍德华自己就拥有七艘私掠船，而德雷克和霍金斯分别拥有两三艘。得益于私掠船上的亲朋伙友，这些非正式的战舰在无论是为了王家还是私人作战中都展现出了高度集中的指挥结构。

  然而仅仅叙述都铎海军的优胜之处存在严重的误导与片面。尽管王家海军的34艘战舰中只有10艘吨位在100吨及其下 ，然而在战役的某阶段加入的163艘私掠船中，大部分要么吨位很小、要么缺乏其准确的数值。据威廉·温特爵士所说，这些私掠船对于霍德华的用处如同那些笨重而难以操控的武装商船对于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他在日后一份写给沃尔辛厄姆⑤的书信中直言：“亲眼见到这些商船与海岸船（coast ship）的战斗表现会发现，这些船除了作秀外对我们毫无帮助。”

  某些私掠船的航海经验也令人担忧。其中两艘火力最为强悍的盖伦船、“莱斯特”号（Leicester）与“爱德华·博纳旺蒂尔”号（Edward Bonaventure）（皆携带了40门舰炮）曾在1582年出发前往寻找“秦国与契丹”（China and Cathay）⑥。整个航程充斥着黑色幽默般的无能与灾难。这支船队刚启程不久，便在西非的海岸迷失了方向。船上的引水员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反对使用任何航海书籍，只因“我对他们的海图（原文为cosmography）一窍不通，然而我比世界上的绘图师都善于航海。”在鬼打墙般的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后，这只船队不得不变卖了一艘运输船以换取供给与向导。接着他们又误打误撞来到了南美，凑巧碰上了瓦尔德斯的迭戈·弗洛雷斯率领的一支护航舰队，尽管他们设法击沉了一艘西班牙商船，然而由于水手酩酊大醉而无法战斗、加之船只本身受损严重，“莱斯特”号只得返航英格兰；另一艘属于德雷克爵士、并由其侄子指挥的“爱德华·博纳旺蒂尔”号则在南美的海岸发生了海难，足够幸运的船员被西班牙军队俘虏，其余不幸的人要么沦为当地食人族的奴隶、要么干脆被其果腹。

  这种航海灾难在发现时代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数不胜数，这里不作发散性的解释。而在1588年，都铎海军仍然缺乏有指挥大型舰队经验的指挥官。尽管在1585年，德雷克只率领十一艘船（其中8艘是小型的pinnaces）前往西印度群岛、接下来对加的斯港的袭击中也仅仅率领了数艘船，然而这已经是西班牙舰队来袭之前英国最大规模的远征舰队。温特爵士、霍金斯和弗罗比舍虽然也有独立指挥的经验，然而他们的船队规模更小。

  统管舰队指挥的霍德华勋爵依然缺乏这类经验，在他漫长的军事生涯中（在1588年其52岁），仅有几次指挥过海上作战，更是在1585年才被任命为海军上将；另一方面其出身海将之家，他也是霍德华家族中第四位荣任海军上将的人，最关键的是不仅与枢密院的大部分人具有血缘或联姻上的关系、本人更是女王的表亲。与西班牙的麦地那西多尼亚一样，无人质疑其指挥舰队的权利，更无人能批评他的指挥技艺。然而同样如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他拥有一批精于海事的幕僚，如同里卡德、博登多纳之于麦地那西多尼亚一样，霍德华也有如霍金斯、弗罗比舍、尤其是德雷克这样的人作为辅佐。

  在长时间的争论后，德雷克成功的说服了霍德华与其他人，决定在1588年当年的夏天在普利茅斯港度过。如同其他人一样，德雷克早已预知了菲利普宏伟的战略意图：让西班牙的远征舰队与帕马公爵在法兰德斯的陆军会合，而如果没有一直强大舰队的掩护，帕马公爵注定无法横渡英吉利海峡。德雷克认为与其愚蠢的将舰队主力集中在窄海（Narrow Seas）⑥、并将兵力部署于弗拉芒的港口，不如将主力舰队部署于尽可能靠西的港口，从那里借用盛行的西方以便戗风、由此利用这一战术上的优势在整个海域内作战。早在2月，德雷克便亲率一支船队驶入普利茅斯，到了6月3日，剩余的大部分船只也在霍德华率领、霍金斯和弗罗比舍协同下抵达了港口，余下15艘盖伦战舰与其辅助船只在西摩尔勋爵的指挥下扼守窄海。现在西部的舰队共有包括19艘都铎海军的战舰与46艘大型私掠船在内的105艘舰船在普利茅斯港枕戈以待。

  直到7月29日，这支舰队仍在普利茅斯，尽管多次识图对西班牙本土实施一次袭击，然均告失败。而正当主力舰队在港内装载补给弹药时，50吨的“金鹿”号（Golden Hind）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西班牙舰队以强大的阵势与良好的秩序出现在了利泽德海岬的远端。港内的的船只立即行动，接下来的漫长的数小时内，在领航的船只的引导下费力而艰难的借着退潮驶出港口。

  即使是老谋深算如德雷克，也无法预知都铎海军在接下来不可避免的冲突中将会有何种表现。正如前文所述，双方的战略目标、装备与惯用的战术迥然不同，而双方都不知敌方的作战意图、与其长短之处。对于当时参战的人来说，胜负冥冥之中不可估摸。

附：1588年战役中的英格兰海军构成

都铎王家海军共34艘战舰，平均吨位373吨，载员共6705人：

由海军上将霍德华率领的“方舟”号（Ark），800吨，舰上水手270人，炮手34人，士兵126人；

由坎伯兰伯爵率领的“伊丽莎白·博纳旺德”号（Elizabeth Bonaventure），600吨，舰上水手150人，炮手24人，士兵76人；

由亨利·西摩尔勋爵率领的“彩虹”号（Ranbow），500吨，舰上水手150人，炮手24人，士兵76人；

由托马斯·霍德华勋爵率领的“金狮”号（Golden Lion），500吨，舰上水手150人，炮手24人，士兵76人；

由谢菲尔德勋爵率领的“白熊”号（White Bear），1000吨，舰上水手300人，炮手40人，士兵150人；

由威廉·温特爵士率领的“前卫”号（Vanguard），500吨，舰上水手150人，炮手24人，士兵76人；

由弗朗西斯科·德雷克爵士率领的“复仇”号（Revenge），500吨，舰上水手150人，炮手24人，士兵76人；

由罗伯特·索斯韦尔爵士率领的“伊丽莎白·乔纳森”号（Elizabeth Jonas），900吨，舰上水手300人，炮手40人，士兵150人；

由约翰·霍金斯爵士率领的“胜利”号（Victory），800吨，舰上水手270人，炮手34人，士兵126人；

由亨利·帕默爵士率领的“羚羊”号（Antelope），400吨，舰上水手120人，炮手20人，士兵30人；

由马丁·弗罗比舍爵士率领的“凯旋”号（Triumph），1100吨，舰上水手300人，炮手40人，士兵160人；

由乔治·比斯顿爵士率领的“无畏”号（Dreadnought），400吨，舰上水手130人，炮手20人，士兵40人；

由爱德华·芬顿率领的“玛丽玫瑰”号（Mary Rose），600吨，舰上水手150人，炮手24人，士兵76人；

由托马斯·芬纳率领的“无双”号（Nonpareil），500吨，舰上水手150人，炮手24人，士兵76人；

由威廉·柏洛茲率领的Bonavolia号桨帆船，吨位载员不祥；

由爱德华·芬纳率领的“迅捷”号（Swiftsure），400吨，舰上水手120人，炮手20人，士兵40人；

由理查德·霍金斯率领的“燕子”号（Swallow），360吨，舰上水手110人，炮手20人，士兵30人；

由克里斯托弗·贝克率领的“先知”号（Foresight），300吨，舰上水手110人，炮手20人，士兵20人；

由威廉·芬纳率领的“援助”号（Aid），250吨，舰上水手110人，炮手20人，士兵20人；

由杰里米·特纳率领的“公牛”（Bull），200吨，舰上水手80人，炮手12人，士兵8人；

由约翰·博斯托克率领的“虎”号（Tiger）号，200吨，舰上水手80人，炮手12人，士兵8人；

由卢克·沃德率领的“北风”号（Tramontana），150吨，舰上水手55人，炮手8人，士兵7人；

由亨利·阿射利率领的“斥候”号（Scout），120吨，舰上水手55人，炮手8人，士兵7人；

由格里高利·里格斯率领的“阿盖特”号（Achates），100吨，舰上水手45人，炮手8人，士兵7人；

由约翰·罗伯特率领的“查尔斯”号（Charles），70吨，舰上水手36人，炮手4人；

由亚历山大·克利福德率领的“太阴”号（Moon），60吨，舰上水手34人，炮手4人；

由约翰·哈里斯率领的“忠告”号（Advice），50吨，舰上水手31人，炮手4人；

由沃尔特·高尔率领的“海堡”号（Merlin），50吨，舰上水手20人，炮手4人；

由安布罗斯·沃德率领的“刺探”号（Spy），50吨，舰上水手31人，炮手4人；

由理查德·巴克利率领的“太阳”号（Sun），40吨，舰上水手26人，炮手4人；

由约翰·舒列夫率领的“幼天鹅”号（Cygnet）,30吨，载员不祥；

由托马斯·斯科特率领的“板甲衣”号（Brigandine），90吨，载员不祥；

由理查德·霍奇斯率领的George hoy号，100吨，舰上水手16人，炮手4人；

34艘武装商船随德雷克爵士驶入普利茅斯港，平均吨位157吨，载员共2294人；

30艘包括巴克（Bark）⑩小帆船在内的船只由伦敦城出资，平均吨位151吨，载员共2130人；

  

33艘包括巴克小帆船在内的船只（其中包括15艘运粮船）由女王陛下出资，归于海军上将霍德华指挥，载员共1561人；

20艘大小近岸船（coaster）由女王出资，归于霍德华指挥，平均吨位97吨，载员共993人；

23艘近岸船由女王及各港口城市出资（其中大型船只由港口斥资），归于亨利·西摩尔爵士指挥，平均吨位98吨，载员共1093人；

23艘大小辅助船只由女王出资，平均吨位95吨，载员共1059人

共197艘船，总载员15925人

 

注：

①即安东尼卷轴Anthony Roll，描绘了亨利八世时代英格兰舰船的外形及船上的武备、人员配置等准确状况

②原文都为“Captain”，在当时的西班牙军队编制中，掌管水手、连队与火炮的三类Captain平级；而在都铎海军中，一艘船上只有一位“Captain”作为全船的首领，是为船长

③本文的吨位皆为用于方便计算船只容积、以便征税、而用特定公式根据船只长宽及型深得出的载重吨（deadweight），仅供参考，不代表船只的实际排水量；同样这里的“吨”基于当时的英制长吨，一吨约合1020千克

④此处为初代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

⑤即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伊丽莎白时代的首席秘书及特务首长

⑥当代人的认知里，古中国这块区域存在两个国家，北为“Cathay（契丹）”，南为“China”;这里将China译作“秦国”

⑦当时习惯上用于称呼不列颠岛南部、欧洲大陆北部的一连串狭长的海域，包括英吉利海峡、多佛海峡与靠近英格兰的北海南部水域；此处所指的窄海应为靠近西属尼德兰一带的多佛海峡

⑧肯特郡西北角的一处地方，古代的萨克人与丹麦人便是由此登陆、杀入伦敦

⑨伊丽莎白时代的冒险家及军人、政治家、诗人

⑩当代习惯上用于称呼任何小型帆船，具体所指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