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出生日期：1869.10.2

派系：印度公社农民派

印度独立运动

甘地于1915年从南非返回印度。他以领先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理论家和社区组织者而享誉国际。甘地加入了印度国大党，采用了基于英国辉格党传统的自由主义理念，并将其转变为印度风格。1918年4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总督邀请甘地参加了在德里举行的战争会议。甘地同意积极招募印度人参加战争。与1906年的祖鲁战争和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相反，当时他为救护队招募了志愿者，这一次，甘地试图招募战斗人员。甘地在1918年6月发布的题为“争取入伍的呼吁”的传单中写道：“要实现独立，我们应该具有捍卫自己的能力，也就是携带武器并使用武器的能力……如果我们想要为了最大程度地掌握使用武器的知识，我们有义务参军。” 但是，他确实在给总督的私人秘书的信中规定，他“个人不会杀害或伤害任何人，朋友或敌人”。甘地为战争招募人员使他有时对非暴力的一贯性产生了质疑。

甘地的第一个重大成就是1917年在比哈尔邦（Bihar）进行的尚帕兰（Champaran）抗议活动。尚帕兰（Champaran）运动使当地农民与他们那些由英国人支持的地主对抗。长期以来，农民被迫种植靛蓝染料的经济作物，该品种的需求在过去的20年中一直在下降，并被迫以固定价格将其农作物出售。农民对此相当不满，寻求甘地的支援。甘地奉行非暴力抗议的策略，令政府措手不及，并赢得了当局的让步。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甘地通过支持奥斯曼帝国，与穆斯林进行政治合作，以抗击英帝国主义。在甘地倡议之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公共纠纷和宗教骚乱在英属印度很普遍，例如1917-18年的骚乱。甘地已经通过提供资源和招募印度士兵给英国的欧洲战争提供了支持。甘地的这一努力部分是出于英国的承诺，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将向印度人提供自治。然而随着战局恶化，英国不仅不答应自治，反而实施高压统治，这使甘地感到失望。甘地宣布了他的“ 公民抗命”运动，英国殖民地官员通过了《罗拉特法案》（全称《1919年安那其和革命犯罪法案》，以西德尼·罗拉特命名），以阻止甘地的运动。该法案允许英国政府将公民抗命参加者视为罪犯，并将其逮捕，给“预防性无限期拘留，未经司法审查或无需审判的监禁”提供法律依据。甘地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合作对于对抗英国是必要的。他利用了哈里发运动，当时世界各地穆斯林都将奥斯曼苏丹即哈里发看作伊斯兰世界的领袖。最初，这导致了穆斯林对甘地的大力支持。但是，包括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在内的印度教领袖对甘地的领导提出了质疑，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承认或支持土耳其的逊尼派伊斯兰哈里发。在甘地支持哈里发运动之后，穆斯林对甘地的支持日益增加，暂时阻止了印度教-穆斯林社区的暴力行为。

从自治到公社

1919年2月，甘地通过电报告诫印度总督，如果英国要通过《罗拉特法案》，他将呼吁印度人开始公民抗命。英国政府无视他，并通过了法律，指出该法律不会屈服于威胁。随之而来的是公民抗命，人们聚集在一起抗议《罗拉特法案》。1919年3月30日，英国律师向一群和平集会的未武装人员开枪，人们进行报复骚乱。在1919年4月6日，即印度教的节日那天，甘地要求人们记住不要伤害或杀死英国人民，而是要表达对和平的无奈，抵制英国商品并焚烧他们拥有的任何英国服装。他强调，即使对方使用暴力，也要对英国和彼此持有非暴力态度。印度各地的社区宣布了计划聚集更多人抗议的计划，政府警告他不要进入德里，而甘地无视命令。4月9日，甘地被捕。1919年4月13日，包括有孩子的妇女在内的人们聚集在阿姆利则公园，一名名叫Reginald Dyer的英国军官包围了他们，并命令他的部队向他们开火。随之而来的导致数百名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平民死亡的贾里安瓦拉·巴格大屠杀（或阿姆利则大屠杀）激怒了印度次大陆，但受到一些英国人和部分英国媒体的支持，作为帝国主义的回应。阿姆利则（Amritsar）大屠杀发生后的第二天，甘地并没有批评英国，而是批评他的同胞使用暴力来应对英国政府的仇恨。甘地要求人们制止一切暴力，制止一切财产破坏。屠杀和甘地对此事的非暴力反应打动了许多人，但也使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感到不安。屠杀的调查委员会由英国人组成，甘地要求印度人抵制。发生的大屠杀和英国的反应，使甘地相信印度人永远不会在英国统治者的统治下得到公平的待遇，因此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印度完全独立上。

甘地扩大了他的非暴力不合作基础，以抵制外国制造的商品，特别是英国的商品。与此相关的是他的主张，即所有印度人都应穿Khadi（土布）而不是英国制造的纺织品。甘地劝告印度男女，不论贫富，每天都花时间纺纱以支持独立运动。除了抵制英国产品外，甘地还敦促人民抵制英国机构和法院，辞去政府职务，并放弃英国头衔和荣誉。因此，甘地开始了他的旅程，旨在在经济，政治和行政上削弱英属印度政府。“不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吸引了印度社会各阶层的参与。甘地于1922年3月10日被捕，罪名是企图煽动叛乱，并被判处六年徒刑。他于1922年3月18日开始服刑。两年后，他因阑尾炎手术而获释。

1924年下半年，甘地出狱后继续进行独立运动。1924年12月，他在加尔各答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英国政府授予印度自治地位，要不就面对一个以国家完全独立为目标的不合作新运动。尽管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主张立即独立，但甘地将自己的呼吁改为等待一年时间。

英国人对甘地的提议并不满意。英国政治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勋爵在与同情印度要求的欧洲外交官的讨论中宣布反对“甘地的抚慰者”。 1924年12月31日，最早的印度公社国旗诞生。1925年1月6日，孟加拉宣布脱离英国统治并建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几乎所有其他印度组织都在纪念这一天。3月2日，甘地以礼貌的方式向印度总督发送了最后通牒。甘地在信中谴责英国的统治，称其为“一种诅咒”，“通过逐步剥削的制度以及毁灭性的昂贵的军事和民政管理，使数百万的民众陷入贫困……这使我们从政治上沦为农奴制”。甘地在信中还提到，总督的工资“是印度平均收入的五千倍”。甘地相信，英国的暴力行为将被印度的非暴力击败。

甘地招募了妇女参加独立运动抵制外国产品，这使许多妇女在印度公共生活的主流中有了新的自信和尊严。然而，其他学者，例如玛丽莲·法兰西（Marilyn French）则指出，甘地禁止妇女参加他的公民抗命运动，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指控利用妇女作为政治盾牌。据Thapar-Bjorkert称，当妇女坚持参加运动和公开示威时，甘地要求志愿者获得监护人的许可，只有那些可以安排托儿服务的妇女才可以加入他的行列。不管甘地的忧虑和观点如何，印度妇女都参加了和印度公社独立有关的一系列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印度民族的解放事业进步。

圣雄

根据阿特鲁里·穆拉利（Atlury Murali）的说法，1920年代印度国大党通过创建将印度神话和传说结合在一起的戏剧，吸引了农民，并将其与甘地的思想联系起来，将甘地描绘成一个弥赛亚，是古代和中世纪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转世和圣人。穆拉利说，这些戏剧为沉迷于传统印度教文化的农民提供了支持，而这种努力使甘地成为了民间英雄，像神圣的救世主。

丹尼斯·道尔顿（Dennis Dalton）认为，正是这些想法促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甘地批评西方文明是“强力与不道德”驱动的一种文明，与此相反，他将印度文明归类为“灵魂与道德”的驱动。甘地以“以爱对恨”的思想吸引了传统人民的想象力。这些想法在他1890年代在南非的小册子中得到了证明，他在那里也深受印度契约工人的欢迎。他回到印度后，人们涌向他，因为他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这些想法在他一生中在印度境外听起来很奇怪，但它们很快和深刻地引起了他人民的文化和历史价值的共鸣。

毫无疑问，英国革命是印度公社得以幸存的关键，新的英印关系对工团主义革命和印度民族独立事业至关重要。根据相关协议，甘地应邀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工团国际会议，以进行讨论，他是印度公社的唯一代表。这次会议使甘地和民族主义者感到失望。甘地希望讨论印度公社实现统一和繁荣的切实道路，而英方则侧重于想办法消灭逃往殖民地的保皇派，而不是和地方实力派的博弈与权力移交。

在1931至32年间，甘地多次和不列颠联盟讨论公社的建设问题，寻求进行行之有效的改革。UOB自治派提议建立基于宗教和社会的独立基层团体，甘地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他担心这不会使人民团结而是将人民分开，使他们的地位固化，并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印度的解放事业中转移。

甘地一度考虑辞去印度公社的领导职务。他没有不同意公社的立场，但感到如果他不辞职，他在印度人中的声望将让他身边只剩下固化的官僚，而实际上印度需要各方面的成员，包括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学生、宗教保守派……这些各种各样的声音必须有机会让自己听到。他的做法让副手尼赫鲁逐渐取代了他在印度公社的实际作用。甘地和钱德拉·鲍斯有着严重冲突，后者坚决不相信并且反对非暴力统一。尽管甘地对鲍斯感到忧虑，后者却凭借煽动性的口号和不列颠准则派的支持很快成为印度公社最强大的政治家之一。甘地希望他的学生和战友们抵制鲍斯，但尼赫鲁领导的派系在工业化问题上和甘地存在矛盾。对甘地和农民派而言，统一之路依旧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