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的“old golden days”——从一位农村杂技演员说起

我小学的时候（90年代前半叶）去杂技团看杂技，期间听到两位工作人员叔叔交谈：

——“那个练功的时候摔成高位截瘫的孩子，团里赔了五千块钱，回农村老家了。”

——“他七岁进团，马上就能登台了，真可惜啊！要是成为正式演员，出事后团里就能养他一辈子了。”

——“也就是农村人会送孩子来团里吃这个苦，也就是农村人五千块钱能赔一辈子。我是真怕等到将来国家富裕了，这门手艺没了。”

这个杂技团不是黑店。在充满小朋友欢声笑语的演出大厅外面，矗立着一尊金色的塑像。塑像是一个外国男人，发型夸张，身穿看上去滑稽的演出服。塑像的双手合十捧在胸前，微微抬头，目光充满期待，神情认真，跟身上的演出服形成了反差。这尊塑像是参照杂技团赢得的世界杂技最高荣誉——“金小丑奖”的奖杯塑造的。我国杂技界迄今为止仅有十三尊“金小丑”奖杯，这个奖项在杂技界比奥运金牌还宝贵。在“为国争光”视作极高荣誉的年代，这个拥有“金小丑”奖杯的杂技团简直就是杂技界的H为、T讯。

以今天的眼光看，三十年前，那位年少的杂技演员的经历极不人道。正是那个年代的无数劳动者堆砌的血汗，换来了我们今天稍稍体面的生活。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过的轻松一些，不必苛刻今天的年轻人“不能吃苦”。

回到杂技演员的故事。是什么让他的家人明知道危险，还要送孩子学习杂技呢？因为当年除此之外没有选择。你要么当一辈子几乎没有现金收入的农民（2000年我国农民年人均收入1900元），要么搏一搏，在杂技团成为城里的事业单位职工。当年的杂技演员二三十岁过了最佳运动年龄就能退休领退休金，如果想工作在退役后还能在团里干后勤。

这位杂技演员的例子并不是孤例。我曾经记得幼儿园高年级时候郊游时，遇到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提着蛇皮袋，跟着畅饮“易拉罐”饮料的同龄孩子，就为了捡空罐赚钱。有的孩子调皮，喝完之后还是把空罐放在嘴边逗弄拾荒的孩子。最后，带队的女老师看不下去了，一把夺过罐子，塞到拾荒孩子的手中。90年代中叶，我生活的城市，一个月花一百块钱就能雇佣一位刚刚辍学的女孩子当住家保姆，任劳任怨，绝没有现在五千元价位雇来的大妈的各种偷懒耍滑。女孩几个月之前还是“三好学生”和年级名次前列的优等生。之前跟一位开着房车上门的装修师傅攀谈，他说他13岁就到工地打工，起初做不了重活，就在食堂帮工。他去的第一个工地是当地重点中学，影视文学作品里所谓的失学少年站在教室外旁听、得到老师同学的同情，最终获得学习机会并改变命运的故事，对他来说是个闻所未闻的神话。现实就是他从小工、大工发展到有技术的油漆工，不像过早耗尽体力、现在已经回家种田的力工同龄人。他五十来岁“有技术”，老家有house，城里房；上工开着房车，工间吃饭、上厕所、吸烟都不必在客户的房子里，免得发生矛盾，提升客户好感，他为此自豪。

某部有争议的宣传片中盛赞年轻一代拥有选择的自由，遭到了一些嘲讽。为什么一些年轻人觉得他们选择并不自由呢？目前，“按运分配”的成分还很高，不同的选择意味着悬殊巨大的生活，并且经常给予选择者无情的嘲弄。杂技团学艺摔残了是可以预料的风险，根据概率离散分布。所有的选择的游戏规则都这么靠谱么？高考七百分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二十年后在美国赚的不如高考三百分的天津医疗保健品企业销售经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你不管怎么选都不如国民前夫，因为你不能选他的爹。爹基本只能在投胎的时候选。

现实中，很多朋友选了那种容易遭到嘲弄的选择，或是羡慕那种投胎的时候选了好爹的。种种“得不到”，让一些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虽然大家再惨也惨不过三十年前的上一代人，但是大家感受到的压力却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