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史--第四章 英国的工业革命--第三节 工业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
卢德运动
工业革命在进行技术根本变革的同时，又引起社会关系激烈的变革。随着工厂制的普遍建立，英国社会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阶级——近代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恩格斯说：“新生的工业能够这样成长起来，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手工工场领域之外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业方面。这样一来，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工业无产阶级诞生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的发明与使用，是为资本家扩大剥削范围和增加利润；给工人带来的则是失业、贫困和饥饿。配套的机器把生产劳动变成简单的和重复的操作，使厂主能够大量使用工资低廉的童工和女工。1788年，英国一百四十二个纱厂里，有童工二万五千人，女工三万一千人，男工只有二万六千人。儿童从六、七岁起进入工厂，劳动日长达十六至十七小时，星期日也得不到休息。厂主和监工可以随意殴打孩子。在矿山里，也同样使用童工和女工，康沃耳矿山就雇佣一万九千男工和一万一千童工和女工。在坑道里，少女、儿童用笨重的十字镐凿煤，有的拖着装满煤块或矿石的大桶爬着走。工作日长达十二小时或者更长一些。成年工处境同样恶劣，工时延长而工资下降，1802至1833年间，织工工资从每周二十九先令减到五先令。
工人在城市里的居住区叫做贫民窟，条件是极其恶劣的。建筑破旧简陋，拥挤不堪，常常是几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工人区的卫生条件是根本谈不到的。英国当时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同时又是贫民窟最大最多的国家。工人经常受着伤寒、霍乱、肺结核和各种传染病的袭击，普遍患有各种职业病。成年工寿命缩短，童工大批夭折。资产阶级的法律禁止工人成立任何组织。工人即使成立工会，也是处在秘密状态，人数极少，还没有足够力量抵抗资本家。政府则雇用密探侦察工人行动。组织一旦被发现，工人就要被判重刑，或放逐国外。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机器生产给工人带来了无穷的苦难。但是他们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因而早期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就采取捣毁机器的形式。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英国国会为了维护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1769年就颁布法令，用死刑惩治破坏机器和厂房的工人。但是工人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缓和。在六十到八十年代技术大发明期间，每年都有规模较大的捣毁机器事件。北美独立战争期间，由于原棉来源受阻，棉纺织业一度出现萧条，大批工人陷于失业和饥饿，更强化了破坏机器运动，仅在1799年，兰开夏就有八万多工人投入斗争的洪流中。织工和矿工发动斗争的次数最多，也最顽强。工人的捣毁机器运动，通常总要同军队发生大规模的冲突，遭到残酷的镇压。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捣毁机器运动，又叫卢德运动。传说卢德是用破坏机器的方式向企业主进行斗争的第一个工人。在英国对法作战期间，由于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长期战争的苦难，拿破仑的封锁，更强化了卢德运动。1811至1812年间，卢德运动得到广泛的发展。它的中心是诺丁汉，并扩展到西里丁及其他地区。政府为了对付卢德运动，动员了全部警察和军队的力量，1813年又颁布了严峻的《捣毁机器惩治法》，用死刑惩罚破坏机器的工人。经过多次的反复斗争并在实践中逐步提高了认识，工人反资本主义的剥削，就采取新的政治斗争的形式。
资产阶级的卫士马尔萨斯
正当工业革命深入发展，英国阶级斗争和社会危机深刻化的时候，牧师马尔萨斯（1766——1834）于1798年抛出了他的反动的《人口论》，把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失业和贫困，归之于人口的自然增殖，竭力掩饰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马尔萨斯说生活资料按照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加，劳动群众日益贫困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而是自发的“自然法则”起了作用。马尔萨斯认为，既然世界上存在着过多的人口，就要分成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而有道德；另一些则比较贫困、愚昧和不道德。因此，他颂扬瘟疫、饥荒和战争，认为这些都是限制人口过剩的重要手段。马尔萨斯宣称，以往公认每个人生在世上，都有权利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完全是荒谬的。他引用一个诗人的话说：穷人出席大自然的宴会，但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再添上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立刻滚开，因为他在出生之前，就没有事先问过社会是否愿意接待他。
资产阶级急进派运动
工业革命也引起资产阶级内部的变化。手工工场时期，在资产阶级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是商业金融资产阶级。他们同土地贵族结成联盟，成为长期执政的辉格党的支柱。但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因此他们也要求在政治上重新分配国家权力，进行选举改革，取消腐败选区的代表权，在国会中增添他们的席位。
当时执政近七十年的辉格党，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已经腐败衰落，成为人民痛恨的对象。托利党人就准备乘机夺取国家领导权。托利党人的领袖同辉格党领袖一样都是高级贵族，但它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中层土地贵族（大乡绅阶层）。由于十八世纪农业资本主义化的结果，这一阶层的经济力量得到增强，急于利用新即位的乔治三世（1760——1820在位）来夺取政权。乔治三世则利用托利党人准备建立专制统治，就从亲信中选任首相，先后任命右翼托利党人布特、格伦维尔、诺思等组成“国王之友派”内阁。乔治的野心和托利党人收买议员拼凑国会多数的丑恶行为，激起人民的极大愤慨。
资产阶级急进派也开始活动了。他们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力图扩大选举权，增加国会中自己代表的名额。急进派利用工人对于当政的土地贵族和金融寡头的不满，把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说成是工人和工业家的共同敌人，力图把工人阶级的斗争纳入急进派运动的轨道，利用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急进派运动的第一个浪潮是“威尔克斯事件”。1763年，急进派议员、新闻记者威尔克斯在《苏格兰人报》上批评国王和布特，因此被捕入狱，下院并将他除名。1768年威尔克斯又当选为议员，下院竟拒不接纳；但他又连续两次当选议员。在此期间，许多城市的群众举行集会，抗议下院的无理决定，并要求扩大选举权。集会参加者不仅有工业资产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和工人。1771年，国会被迫承认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
北美战争独立期间，资产阶级急进派运动又得到进一步发展。1775年，急进派领袖约翰·卡特赖特提出实行普选、国会每年改选、改革旧选区等主张，并结合当时国内的卢德运动、反战运动、反饥饿骚动进行宣传。1780年，伦敦爆发了以下层居民为主力的起义。起义者包围了国会，逮捕了一些声名狼藉的议员，袭击了发动北美殖民战争的内阁首相诺思的住宅，造成国内紧张的局势，声援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镇压北美殖民地人民战争的失败，使乔治三世建立专制统治的企图遭到破产。1783到1801年间，托利党人小皮特（1759——1806）第一次出任首相，曾经试图满足急进派某些要求，缓和工业资产阶级的不满。1789年，法国爆发震动全欧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感到自己的霸权受到威胁。因此，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在内，都极端仇视法国革命。小皮特政府为了执行英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决定镇压英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全力对法作战。1795年镇压波及全英的饥饿暴动。1799至1800年颁布《防止工人非法组合条例》，禁止工人建立任何组织。战争给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带来极大苦难。但是土地贵族从事战时的粮食投机，金融家包销战时的巨额公债，工厂主接受大批的军事订货，都大发了战争财。
1815年对法战争一结束，军事订货随即停止，国外市场一时还不能恢复，造成生产萎缩，失业增加，大批复员士兵和海员无从就业。在物价上涨、劳动群众生活极其困苦的情况下，土地贵族反而利用国会通过《谷物法》（1815），规定国内市场小麦价格每夸特低于八十先令时，禁止粮食进口。这不但使劳动者陷于困境，也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急进派又活跃起来，他们利用战后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特别在新兴的工业城市中，进行鼓动，把反《谷物法》的斗争和选举改革的斗争结合起来，竭力将工人吸引到这一场政治斗争里来，想利用工人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选举改革斗争在1818至1819年间达到最紧张的阶段。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等工业城市，工人、市民和资产阶级共同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向国会提出改革选举制度、取消《谷物法》和取消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1819年8月，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上，召开了八万多人的群众大会，但遭到政府的镇压，群众死伤六百多人。工人用滑铁卢的杀戮比拟这次血案，称为“彼得卢大屠杀”。紧接着政府又颁布“六项法令”，禁止集会游行，取消出版自由，实行搜查住宅，制止群众进行任何公开的斗争。但是，托利党政府的反动政策，激起群众更大的反抗。1820年4月，格拉斯哥爆发了有六万工人参加的政治性大罢工，全国都有闻风而动的趋势。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政党的领导，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急进派软弱无力，这次运动没有取得重大成果。随着1820年经济的复苏，工人阶级的斗争就暂时缓和下来。
斯温暴动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不仅在工业城市，而且也在农村里激烈地开展。
工业革命一开始，圈地运动也加速进行。对法战争期间，粮价的高涨，更有力地推动了圈地运动，而且圈地的手段也更粗暴、更蛮横，甚至最贫瘠的公共荒地和小园圃，都给地主劫夺去了。1710至1760年间被圈占的所谓村社共有地有三十三万四千九百七十四英亩，1760至1843年工业革命期间被圈占的近七百万英亩。1803至1813年间粮食增产了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地租也急剧提高。农业增产中获利最大的是地主，其次是农场经营者。农业工人的工资则不断下降。
拿破仑垮台后，形势迅速发生了变化。由于欧洲大陆粮食冲进英国市场，1815年一度造成粮价下降。但是跟着实施《谷物法》和年成歉收，粮价很快又上涨，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东英格兰出产小麦的各郡也发生饥荒，农民同地主的武装组织经常进行搏斗。
农村居民的反抗斗争，还采取了私猎活动这一特殊形式。农民在圈地中丧失原有一块小土地和共有地上享有的权利后，就陷于一贫如洗的境地。贵族老爷则在林园里养蓄飞禽走兽，以供娱乐。村民有时就用猎枪打下一、二只野味，为饥饿的一家准备一餐烤肉。这是农民同贵族斗争的一种方式，叫做私猎运动。土地贵族为惩治农村无产者，从1770年起，通过国会，四次制订残酷的《狩猎法》来对付私猎者：轻者坐牢，判充苦役；重者放逐海外，甚至处以绞刑。但是这并不能阻止私猎活动。从1770年起的六十年间，武装私猎者同乡绅地主及其看林人之间，展开了不断的斗争。根据可查的判案，从1827年起的三年中，被判侵犯《狩猎法》的人数就超过八千五百人。到了1830年，这一斗争就汇合到英格兰南部“斯温暴动”的巨流里去了。
斯温暴动实际上是农村中一场捣毁机器的运动，它的导火线是由于农业中采用了打谷机。打谷是当时尚存的旧操作法，村民依靠打谷来补充日常收入的不足。而打谷机的速度快，效率高，用费低廉，旧式打谷板和手连枷就无法竞争。恰好1830年发生经济危机，又遇到农业歉收，羊瘟流行，更增加了农民的困难，阶级斗争就特别尖锐起来。
1830年8月，在肯特郡的哈德累斯聚集有四百人，突然砸毁了打谷机，纵火烧掉了农场主的干草堆，特别是民愤极大的治安法官的干草堆。暴动开始了。在以神秘人物“斯温大尉”署名的当时流行的函信里，把暴动的纲领概括如下：“我们这一年，将烧毁干草堆和捣毁打谷机；明年我们将转向教区长进攻；第三年将向政治家作战。”
这一年10月到11月间，暴动就向西、向北蔓延，迅速地席卷了十六个郡。斗争一般是从破坏农业机器开始，但通常用的手段是纵火，表现了农民的反抗精神。在运动中也提出增加工资、减低什一税和地租等要求。
运动象暴风雨般发展，迅猛异常，但是缺乏领导力量。统治集团在分化破坏运动的同时，又调来大军，镇压了运动。大批农民被捕，除以死刑的以外，被判流放和监禁的近一千人。斯温暴动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农村中最后一次巨大的政治运动。
工人运动和国会改革斗争
工业革命的加速，厂矿企业的发展，不但使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迅速增加，而且日益集中于大工业中心，更有利于工人建立组织，开展斗争。尽管遭到严厉的禁止，工人地下的战斗性组织却更加活跃起来，终于促使国会在1824年撤销1800年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的法令。统治集团认为，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防止秘密的革命工会活动，允许工会合法存在是较好的措施。但是禁止结社法令一取消，工会象雨后春笋一样，到处建立起来，而且出现带有暴力的罢工运动，这又使统治集团感到惊慌。1825年，国会又通过补充法令，禁止工人罢工时采用暴力和所谓威吓手段，剥夺工人制止厂方利用工贼进行破坏罢工的权利。尽管如此， 工人毕竟争取到了对建立组织和进行罢工斗争较为有利的条件。
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大批工人被抛到街头，受着饥饿的折磨，这激起群众性斗争的新高涨。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又给英国民主运动以推动，同时农村中斯温暴动又达到了高潮，城市里到处是群众集会示威。急进派又重新活跃起来，他们为了保持对于运动的领导权，成立“全国政治协会”，宣布同工人联合行动。在全国群情愤激和许多城市发生暴动的情况下，辉格党为了夺取政权，乘机大肆攻击托利党的政策。1830年10月，托利党的反动内阁垮台了。辉格党人掌权后，提出所谓《国会改革法案》，遭到贵族院否决。由于人民群众积极干预，经过反复斗争，终于迫使贵族院通过这项法案。1832年，《国会改革法案》成为法律。
1832年法案取消一些“腐败选区”的议席，转让给新兴的工业城市。这样就加强了工业资产阶级在国会中的地位。但是，改革法案无视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只是把原来的土地贵族、金融寡头的统治，扩大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金融寡头的联合统治。在改革斗争中起过巨大作用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仍然处在无权地位。于是工人就一度掀起了工联运动。
1834年2月，根据欧文的倡议，建立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全国总联合会”，推动了各地工会组织的发展。欧文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揭露和批判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是有启发的。但是欧文否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宣传建立合作企业来和平地代替资本主义，而不是组织工人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因此，总联合会中关于工联运动的目标就提得很混乱。特别是欧文劝人为善和主张同资产阶级妥协的观点，削弱了工人阶级战斗的力量，并引起内部的分裂。随着总联合会的迅速瓦解，资产阶级立即向工人阶级发动进攻，提出所谓《新救贫法》，代替1601年以来沿用的旧的《救贫法》。
旧《救贫法》是把贫民强制束缚在一定地区，以便资本家雇用。1834年8月颁布的《新救贫法》，取消实物和金钱的救济，强迫所有被救济者必须住进工房，而工房实际上是谁也住不下去的牢房，英国工人把它叫做“穷人的巴士底狱”。工业资产阶级骗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在获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力后，就回过头来向工人阶级发动猖狂的进攻。这就从反面教育了工人，使工人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进行独立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工业革命接近完成的时候，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英国工人运动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英国工业革命从十八世纪下半期开始，大约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就进入完成阶段。在生产技术方面“用机器来生产机器”，为大工业的工厂制建立了适当的技术基础。英国工业的机械化，首先在棉纺织业部门开始。蒸汽机广泛应用后，就迅速推动冶金工业和采煤工业的发展。到了三十、四十年代，在各个工业部门机械化的过程中，英国建立了强大的机器制造业和机床制造业，从而结束了使用木材和手工工场时期，进入以金属为材料和用机器制造机器的近代化工业时期。
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经济和人口的分布，促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煤铁蕴藏较为丰富的西北地区，在工业革命期间发展为新的工业中心。早期农业发达的东南地区，大量劳动者因为失地和破产，就向西北工业区实行大迁移。曼彻斯特人口，1700年只有一万人，1841年增加到三十五万三千人。其他工业城市也出现同样的现象。1851年英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里。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垄断了世界机器制造业，从金属材料输入国变为输出国。1839年，英国煤产量比法国、比利时和普鲁士的总和还要多三倍。英国商品处在旁人无从竞争的地位。英国一时成了“世界工厂”。
工业革命，在资产阶级组织之下，创造了巨大生产力，为资产阶级专政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保证了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制度。英国资产阶级就在工业革命期间，迫使土地贵族进行国会改革，调整了上层政治建筑，既加强了资产阶级地位，又有利于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在国外，英国资产阶级依靠着霸权地位，在炮舰护送下把大量产品运销到世界辽远的地区和偏僻的角落，打击那些处于落后制度之下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压榨技术落后状态的国家和人民。
在国内，工业革命促使小生产者破产和自耕农阶级的消灭。1830年，在英国最发达的纺织业中，手工织布机的数目，比机器织布机还多两倍。在以后的二十年中，手工织布业几乎完全绝迹了。其他生产部门，由于技术发明和改进，也出现同样的过程。农业人口中被排挤出来的大批劳动力，不能全部为工业所吸收，就源源不断地投入劳动后备军的队伍。由于大量使用机器和劳动后备军的存在，就使资本家越来越压低工人工资，加强对工人剥削。
工业革命在社会关系方面最重要的变革，是出现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对抗的阶级。资产阶级不把工人看作人而是看作“手”，给他们赚钱的手。在资产阶级看来，“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益壮大，并在斗争中日益觉醒，肩负着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