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民主改革（一）

文/格罗弗·福尔

【所有标“x”、“v”、“i”的为注释索引，各位读者可以在文集最后的“参考书目”处查阅】

引言

本文概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从20世纪30年代到去世前对苏联政府所进行的民主化尝试。

这个故事在俄罗斯家喻户晓，斯大林在那里受到普遍的尊敬甚至景仰。提出“民主主义者斯大林“范本的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尤里·朱可夫是与科学院密切关联的重要人物。尽管其著作并非本文的唯一来源，却是本文最重要的单个来源。其著作广为阅读。

然而，这个故事及其相关事实在俄罗斯之外几乎不为人所知。由于冷战时期的“小人斯大林”论调左右着出版界，本文引述的著作迄今仍然鲜为人知。因此，本文使用的大量第二手资料以及所有第一手资料仅有俄文版。[i]

这一说法以及本文将会令很多人惊讶 ，有些人还会感到愤怒。事实上，正是我要报告的研究结果带给本人的惊奇促使我撰写了本文。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怀疑冷战版本的苏联历史存在严重错误。尽管如此，那些曾经作为事实教给我的谬误的程度仍然使我始料未及。

本文并不是简单地告诉读者关于苏联历史的新的事实和诠释。相反，本文试图以关于斯大林时代和斯大林本人的苏联档案为基础为非俄文读者带来新的研究结果。本文所讨论的事实既与各种苏联历史范本相一致又有助于反驳很多其他诠释。由于“冷战”时代对苏联“极权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恐怖”的宣传，有些人的政治和历史观点建立在这些错误和意识形态驱动的概念之上。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些研究结果将全然不能接受，甚至匪夷所思。[ii]

赫鲁晓夫派将斯大林解释为权欲熏心的独裁者和列宁遗志的背叛者，这是为了满足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权贵阶层的需求。但是这种解释与源自冷战的关于斯大林的权威论述表现出密切的相似之处，并且有着很多共同的假定。这正好符合资本主义精英的愿望，因为他们希望证明，共产主义斗争或者事实上任何为工人阶级权力所做的斗争必定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恐怖。

这也符合托派的需要，因为在托派看来，“真正的革命者”托洛茨基只可能败在被认为违背了革命为之奋斗的所有原则的独裁者手中。赫鲁晓夫派、冷战反共势力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苏联历史采取了相似的范式，这是因为他们对斯大林及其领导和当时的苏联都有实质性的妖魔化需求。

本文所述关于斯大林的观点与一些在其他方面与本文相矛盾的历史范式一致。根据反修正主义者和后cat时代的共产主义者对苏联历史的解释，斯大林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瑕疵，却仍然具有开创性和正确性，并且继承了列宁的遗志。同时，很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尽管不认可斯大林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成就，却尊崇斯大林为确立俄罗斯作为世界主要工业和军事强国的最功不可没的人物。对于两者，斯大林都是一个根本性人物，尽管根本性的体现方式十分不同。

本文并不试图为斯大林“平反”。我同意尤里·朱可夫的以下论述：

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我反对为斯大林平反，因为总体而言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平反。对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都不应该平反——但是我们必须揭露真相，说出真相。然而，自从赫鲁晓夫时代以来，你所听到的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全都是自身参与、促成或者没有能够反对镇压的那些人。（朱可夫，《共青团真理报》，2002年11月21日）

我也不希望提出，如果斯大林遂其心愿，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重重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在本文所涉及的时期，斯大林领导群体不仅关注推动国家管理中的民主，而且力图促进党内民主。这个重要的相关课题需要单独研究，本文不拟集中探讨。无论如何理解“民主“这个概念，它在由志愿成员组成的民主集中制政党语境中的含义与它在由公民组成且不能预先假定任何政治协议基础的大国中的含义都必然有所不同。[iii]

本文尽可能利用第一手资料。但是本文最看重的是有机会接触未出版或最近出版的苏联档案文件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许多苏联文件只有享有特权的学者才有权接触。很多其他的文件仍然完全与世隔绝并“列为机密”，包括许多斯大林的个人档案、1936-1938年莫斯科审判的预审和调查材料、军事肃反或1937年“图哈切夫斯基事件”的相关调查材料等等。

尤里·朱可夫对档案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随着改革的开始，人们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是“公开性”……先前对研究人员关闭的克里姆林宫档案馆被清算。其馆藏资料开始搬迁到各种公共档案馆（——格罗弗·福尔）。该过程虽然开始，却没有完成。1996年，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宣传或解释的情况下，最为重要和关键的资料再次被列为机密，藏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很快，此次秘密行动的原因变得明朗；它让两个老掉牙的谬见之一得以再现。

朱可夫所谓的两个谬见指的是“小人斯大林”和“伟大领袖斯大林”。这两个谬见中只有第一个谬见为西方和反共产主义史学读者所熟悉。但是两大学派在俄罗斯和独联体中都是得到很好的体现。

本文的很多内容基于朱可夫自己的著作——《一个不同的斯大林》。该著作与两个谬见均不相同，它是依据最近解密的档案文件写作的，因而更接近事实。其封面显示一张斯大林的照片，与之相对的是同一张照片的底片，即其反面。朱可夫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使用第二手资料。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引用未公开的档案材料或最近才解密和公开的档案文件。他所描绘的从1934年到1938年的政治局政治十分“不同“于与他拒绝接受的两个“谬见”相一致的任何说法。

朱可夫这样结束他的引言：我的研究结果并非盖棺论定或者无可辩驳。我只是试图做到一点：避免两种先入为主的观点，两个神话；试图重构过去。这段过去曾经众所周知，现在却被刻意遗忘，故意不再提及，被众人忽略。

像朱可夫一样，本文也试图避开两个谬见。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结论都必须保持试探性。我试图审慎地使用所有资料，无论是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二手资料。为了避免打断行文，我将源参考资料置于每段的结尾。只有当我觉得有必要使用较长的更具解释性的注释时，我才采用传统的编号脚注。

本文所总结的研究结果对于希望对历史（包括苏联历史）进行阶级分析的我们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对苏联斯大林时期最优秀的美国研究者之一约翰·阿奇·盖蒂把冷战期间所做的历史研究称为“宣传产物”——对于这些“研究”，批评或试图逐一纠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必须从头来过。[v]我同意盖蒂的看法，但是我想补充一点：这种具有倾向性和充满政治色彩的不实“研究“至今仍在产生。

冷战--赫鲁晓夫范式一直是对“斯大林时代”历史的盛行看法。在此报告的研究结果可能促使我们“扫清道路”和“从头来过”。最终显现的真相还将对认识世界以改变世界和建立具有社会和经济正义的无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工程产生重大的意义。

在本文的结尾部分，我还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列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新宪法

1936年12月全苏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苏联宪法草案。该宪法呼吁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朱可夫，In·y，第307-309页）

候选人不仅可以从布尔什维克党（当时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vi]）产生，而且可以根据居住地、归属关系（如宗教团体）或工作单位从其他公民团体中产生。最后这项规定从来没有付诸实施。差额选举从来没有举行。

在约瑟夫·斯大林的明确坚持下，该宪法加入了民主内容。为了保留这些规定，斯大林和他在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中的铁杆支持者一道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只有在遭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完全拒绝时才会屈服。当时一场严重的阴谋被揭露，从而引起了恐慌，因为有人与日本和德国法西斯勾结，企图推翻苏维埃政府。

1935年1月，政治局指派阿韦尔·叶努基泽[vii]为新宪法拟定内容。几个月后，阿韦尔·叶努基泽提出了公开等额选举。1935年1月25日，斯大林几乎立即表示不同意叶努基泽的提案，坚持无记名选举。（朱可夫，In·y，第116-121页）

在1936年3月接受美国报业巨头罗伊·霍华德采访时，斯大林以激烈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叶努基泽的不满。斯大林宣布，苏联宪法将保证所有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将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农民的投票与工人的投票具有同等效力；[viii]和西方一样，选举将以地域为基础，而不是以地位（如在沙皇时代）或工作地点为基础；所有苏维埃成员由公民自己直接选举产生而非由代表间接选举产生。（斯大林，霍华德专访；朱可夫，Repressii，第5-6页）

斯大林：今年年底我们有望采用新宪法。被指派起草宪法的委员会正在开展工作，并且很快就会完成任务。我们已经宣布，根据新宪法，选举权将是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斯大林--霍华德专访，第13页）

最重要的是，斯大林宣布所有选举将采取差额选举。

你对只有一个政党将会参加选举这个事实感到困惑。你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差额选举。显然，不仅共产党将会提出候选人，而且各种公共非党组织也会提出候选人。这样的组织数以百计。我们没有竞争政党，也没有资产阶级与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阶级竞争。我们的社会只包括城乡自由劳动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每个阶层都可能有其特殊利益，并通过现有的众多公共团体表达出来。（第13-14页）

不同的公民组织将能够提出候选人与共产党的候选人竞选。斯大林告诉霍华德，除了他们希望投票支持的候选人之外，公民将划掉所有其他候选人的名字。

他还强调了差额选举对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

你认为不会有差额选举。但是会有的，而且我能预见到非常热闹的竞选活动。在我们国家有不少机构工作效率低下。这样或那样的地方政府机构常常不能满足城乡劳动者多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你有没有建设好的学校？你有没有改善住房条件？你是不是官僚？你有没有帮助使我们的劳动更有效，使我们的生活更文明？根据这些标准，数百万选民将衡量候选人是否称职、拒绝不称职的候选人、从候选人名单中抹去他们的名字、提拔和提名最佳候选人。是的，围绕许多尖锐的问题将会开展热闹的竞选活动，主要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对人民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问题。我们的新选举制度将会加强所有机构和组织，迫使它们改进工作。在苏联，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选举权将成为人民手中的鞭子，用来鞭策工作效率低下的政府机构。在我看来，我们新的苏维埃宪法将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第15页）

由此开始，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政治局同僚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党的领导群体的所有讨论中为无记名差额选举大声疾呼。（朱可夫，In·y，第207-210页；斯大林，霍华德专访）

斯大林还坚持认为，很多苏维埃公民被剥夺的公民权应予恢复。这些人包括先前剥削阶级的成员，如从前的地主、在1918年至1921年内战期间曾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所谓“白党分子“以及那些被判定犯有某些罪行的人员（和在美国一样）。在被剥夺权利者中，最重要而且可能数量最多的两个群体是：“富农“，即几年前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对象；以及违犯1932年“三耳法”[ix]的人员，即盗窃国家财产（通常是粮食）者。（朱可夫，In·y，第187页）因为饥饿而盗窃粮食者被明确免于该法律的追究。

除非斯大林领导群体希望变革苏联的施政方式，否则这些选举改革将是不必要的。他们希望共产党不要直接管理苏联。

在俄国革命以及随后的关键年份，苏联从地方到国家层面均由选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依法管理，其中最高苏维埃为国家立法机构，人民委员会为执行机构，人民委员会主席为政府首脑。但是实际上，在各个层级中，这些官员的选择一直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党手中。虽然进行了选举，但是由党的领导人直接提名也很常见，即所谓“补选”。即使选举也受到党的控制，因为除非党的领导人同意，没有人能够竞选。

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这是有道理的。在革命和革命后的苏联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形式。新经济政策[x]需要以往和当前剥削者的劳动和技能。但是，这些劳动和技能必须仅用于为工人阶级专政（即社会主义）服务。他们不允许超出一定限度重建资本主义关系，也不能重新获得政权。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到20世纪20年代末，大部分党员是工人，工人在党内占了很高的比例。大规模发展党员和大力开展政治教育发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快速工业化和个体农业很大程度上被强行集体化为集体农庄的同时。布尔什维克领导群体对其政党认真进行了“无产阶级化“尝试，结果也很成功。（里格比，第167-168页；第184页；第199页）

斯大林和他在政治局的支持者为希望民主化苏联给出了很多理由。这些理由反映了斯大林领导群体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达到新的阶段。

多数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随着个体农户逐月减少，斯大林领导群体相信，农民客观上已不再构成独立的社会经济阶级。农民与工人的共同之处多于他们之间的差异。

斯大林认为，随着苏联工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工人阶级通过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无产阶级”一词已不再准确。斯大林主张，“无产阶级”指的是处在资本家剥削之下或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作的工人阶级，如他们曾经存在于苏维埃联盟的前十几年，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下。但是随着资本家直接剥削工人获利的生产关系被废除，工人阶级不应该继续被称为“无产阶级”。

根据这种观点，劳动剥削者不复存在。现在通过布尔什维克党为了自身利益管理国家的工人不再像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一个恰当的概念。这些新的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朱可夫，In·y，第231页；第292页；斯大林，草案，第800-8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