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洞穴隐喻”的N种解法

柏拉图“洞穴隐喻”的大致内容是一群人居住于洞穴，日常所看到的社会就是外边投到墙上的影子。有一天一个人出了洞穴，他先是被阳光刺到双眼，然后看到了三维且多彩的世界。他按原路返回，丧失了对黑暗的敏感度，洞里的人认为出去一点好处都没，还会被灼伤眼睛。如果他想带领其他人走出洞穴，在洞里的其他人可能会杀了他。

因为这个问题很经典，所以我思考了很长时间，下文是一些观照角度：

1. 从这个出去的人来说，

a. 如果他想带众人走出黑暗，那他出于什么意图要去“启蒙”洞中人？最重要的是他如何能确定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人的眼睛及其他感官都不是那么可靠的，怎么能凭一己之见就认定自己发现了真相？即使他真的有理由证明自己看到的是真的，那他就有理由说出去吗？作为洞穴居民的一员，他既非领袖，又非长老，为什么僭越自己的职责范围？儒家可能要评价这种行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普罗米修斯和这个出去的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火是大家（不管住不住在洞里）都需要的，而“光，色彩，三维世界”等，不一定是他们所需要的。如果你出去看到了光，但是洞中有的人不想出去，有的出不去。那么，为什么跟他讲光呢？你讲了反倒会引起他的痛苦和困扰。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庄子曰“夏虫不可语冰”。因此，对于所有想要传授某些观点或知识给他人的人，从老师到记者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确定自己讲的知识，是对受众有用的？而有些知识，如此之新，它真的能经受时间的检验吗？这些人怎么知道自己是在混淆视听还是在传播真理？

姑且认为我们所传播的是正确的信息/知识，那我们怎么知道启蒙大众就是好的呢？对一个身处奴隶制度下的黑人说他其实是自由的，可能会让他对生活感到不满，同时因为情况不能改变，或者不能在他这一代内改变，那他就会痛苦。也有可能说了以后，他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压迫，因为他没有“受压迫”的概念，他甚至觉得自己身为奴隶，命该如此。也有可能他接下来会寻求自由，然后经历艰难险阻。

因为启蒙运动的理念太深入人心，以至于大众的心理基石都有了“自由”“平等”等，而这种定义起来都要加上诸多条条框框还众人意见不统一的所谓“普世价值观”，真的够普世吗？它应该成为不分文化、地域、民族等的众人追求吗？

 

b. 对个人而言，多少知识是足够的知识（知道多少才算够）？把自己武装成一个超级理性的实体，便有助于美好地活在人世吗？对于研究或者知识，甚至人类发展来说，有些领域的知识是不是过剩的？甚至是不关紧要的？毕竟存在很多知识分子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型研究，这些人做的真有什么用吗？不见得。这样一群“假药制造商”，通过卖这种吃不死人也不能治病（即便能治，估计也只是“安慰剂效应”在起作用）的东西，来给自己渔利，从这个角度看，这群人是全人类的蠹虫，罪名不仅仅是混淆视听，更是拿着头衔和权威来欺世盗名。【注：接下来本文作者会写长文来批评这种现象。】

 

2.对洞穴里的其他人来说，

a. 由于长期生活在洞里，他们的眼睛进化为对“黑白灰”高度敏感，能看出“灰”的一百种表现方式，有的干脆用进退废，因为不需要眼睛有高度辨别力而丧失视力。在自然界中，不同的动物因为眼睛构造不同，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接受其他物种看到的世界色彩和画幅？

除了长期生活在洞里给生理造成的影响，如果洞里的生物是类似裸鼹鼠（一种生活在洞里，缺少毛发，寿命长达三十多年，科学家常用来做有关寿命的实验的老鼠）的生物，即其本该生活在洞里，何如？了解真相，毋庸置疑，是重要的，但是，洞穴和外界的世界一样，都是真实的。真理是“我们只看到了部分的世界”，所以，追求看得更全面更清楚更正确成了我们的追求。可为什么要固执于找到真理？毕竟洞中人可以按照一套洞中的生活方式（道德）过完一生，专注于灵性增长，而非纠结于寻找知识和探索真理。“绝圣弃智”，最终“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有人会批评这种“只求道德，不求真理”的人没追求，因为价值有高下之分，文化有雅俗之别，比如，你即将流落荒岛，只能选择带走“莎士比亚”或者“辛普森一家人”，而你应该做的选择是带走莎士比亚这种“雅文化”陪你到荒岛上生活。可笑的是，现代生活的荒诞之处就在于现代人太有追求了，所以我们宁可选择做痛苦的苏格拉底——思考生活并且承受无知和无意义的苦难，也不愿做一头愚蠢且快乐的猪，同时，我们还站在理性制高点批评猪的快乐是“低级的快乐”，而滑稽的结局就是我们最后都成了“痛苦的猪”。

托马斯阿奎那，一位中世纪的神学家，曾经绞尽脑汁论证了“信仰和理性能兼容”，尽管后世大多只记住了他的这句结论。其实，“混沌地活着（不了解真相，或者有些无知、不够清醒）和过完幸福的一生也是能兼容的。”

 

b. 如果这个外出的人是正确的，但随后洞中人把这个想带他们到多彩世界的人杀掉了，那么，这群不醒悟的暴民已经受到了代价，即他们仍要待在洞穴，并且集体智慧没能得到累积。不分好歹、错杀忠良，这事多到让人听到无感的地步。从苏格拉底饮鸩，到中世纪烧死布鲁诺，到法国大革命砍首拉瓦锡，再到二战后害死图灵，不管是暴民错杀天才，还是暴君清洗异端，历史自会评说。更何况，人固有一死，安稳老死就真的好吗？有的晚节不保，有的昏庸老溃，有的每况愈下，庄子说“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若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之夫死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3.从在洞穴的生活来说，

a.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虚构了一群避难民众的离世桃源，如果这个人在洞穴里走路，“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有可能他是通过地道走进了另一个“桃花源”。极有可能，不管是他原来住的洞穴，还是新踏入的“桃花源”，这些都只是这个更大的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而非世界全貌——甚至只是真实世界在某个特定时空从某个角度展现出的一种实在。欧洲“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应对不了人类文明的多重真实，只有中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道家辩证法才能更好地解读这个世界。在该问题中，“黑暗”就是洞穴居民的现实、真相和真理。

 

b. 我们认为“传播三维的彩色世界是对的”是因为我们住在“三维的彩色世界”，但是，我们有权以自己对“真实”的标准，来定义“洞穴”吗？同理，怎么知道“摆脱蒙昧”对其他民族是“开化”还是“同化”？这究竟是文化先进还是经济先进的结果？其实，是平面的黑白还是三维的彩色，谁订立标准、谁处在上位、谁掌握话语权，这背后摆弄着的是权力的手腕。“洞穴”就是洞中人的生存环境，而如果硬把这群人撵出洞中，这不就是“文明应该解救野蛮”那一套道貌岸然的说辞吗？不就是“白人的责任”吗？不就是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白人分别对印第安土著和澳洲土著的“开化政策”吗？怎么能拿部分人认为的“好”强加于所有人，看似是“好”，这背后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庄子寓言早就预言了“用养人的方法养鸟，最后鸟会绝食而死”。

由于无知（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没有普及到大众）造成的相互不了解，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某些重大概念在现实中的具体操作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中国，“天”和“人”之间的沟通者/中介是天子/皇帝，而在基督教国家是耶稣；中国人去世后的归宿是家族宗祠，由此接受后人的供奉和香火，而基督教国家是升入天堂。所以，中国是祖宗崇拜（虽然中国人也拜神，但大多是“行贿式拜神”，即他继续拜神的前提是神祇成真了他的愿望），而基督教国家是上帝崇拜。这也包括“平等”概念之于穆斯林和基督徒，做好事-轮回转世/上天堂的关系之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不同的，尽管这些概念能被翻译为某外语的术语，但是它们在不同文化和区域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而这个问题论证到最后就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最后，从语言修辞和叙事来说，

如果故事环境调转，这群人原本是生活在三维世界，而一个人走入洞穴，发现了洞穴里的世界，然后跟众人说他发现了“平面的黑白世界”呢？同样是走入新世界，为什么环境一变，我们读者对这个故事的感觉就不同了？其实，世界各地的隐喻系统基本上默认“光明就是好的，黑暗就是坏的”，所以，中国人称赞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英国诗人蒲伯赞美牛顿“让牛顿出，于是有了光明”。

作者：王瑞亚，南安普顿大学教育学硕士在读。b站同名公众号王狂生，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