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原文斜体字同样以斜体字标明；本节为英文版第二节；如果有费解的地方，请在评论区指出，那种地方大概率是我译错了）[1]第一节：致读者

我想要阐述的东西，到头来，非常简单。如果我们有一种倾向认为它非常复杂或者甚至“费解”（一个字眼，尽管于党内风靡一时，但仅当主题是最少令人不安的部分时，才对排除所有解释起到作用），这种倾向是一种它自己，至少在原则上，非常简单的缘由的影响。这不是因为马克思的解释复杂，亦非因为马克思，他独自，使自己艰难地摆脱那极其大量的压在他身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采取来自千万[群众]的预防[措施]，防范左倾和右倾的危险，在每一次可能的争论中武装自己。不。因为自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以来，已经过去超过一百年了。超过一百年来阅读它，清理它的问题和纠正它不可避免的错误。（对一切创立一门科学的科学家，有哪一个不曾在开启他的伟大任务的时候，说出过一些蠢话呢？）超过一百年去理解它，非常简单。

有什么方法被采纳，在这方面（理解《资本论》），在这一百年间？一种，在仔细考虑下，陌生，令人困惑，前所未有，和在这种种方面，令人惊讶的方法。因为如果《资本论》的主要教诲能够得以顺利地融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融入工会以及无产阶级党（这很大程度上是最重要的事情，政治地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资本论》的理解做出的进展极少。

第二国际的伟大知识分子们[为了理解《资本论》]做了些什么——我不仅指考茨基，一个微不足道的马克思主义者（参见《农业问题》[2]）或伯恩斯坦，他很早就乐于接受挑战，而且甚至梅林[3] （他写了一本马克思的传记[4]）和罗莎·卢森堡（她必须被带着特殊的考虑对待，因为，列宁断言，她是一只“鹰”[5]）——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般在学术上有着广泛的阅读经历，对[理解]《资本论》做了些什么？随着读物的出版，他们阅读了它，肯定比任何人都要好的阅读了它，并且在任何情况比我们这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更好地阅读了它。他们阅读了它，他们却没有理解它。他们没有赶上他们对《资本论》的阅读。列宁不得不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学术[的观点]来阅读它。他们没有从无产阶级的理论阶级立场的观点来阅读它。因此，他们从一种（或多或少）是资产阶级的理论阶级立场阅读它。

唯一一个阅读了《资本论》（在很年轻的时候）而且理解了它（直接地）的人是列宁。他的早期文本证明了这一点。他没有在它阅读的东西上面犯错误。他立即地抓住了马克思作品的阶级意义，并且理解了它，要理解《资本论》，一个人必须从阶级的理论和政治立场阅读它。因此这些在列宁早期文章里非同寻常的文本评论，他在那里强迫政论家们和其他浪漫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到基本的事实，就是马克思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就是说，总而言之，对经济主义的批判，因为经济主义相信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

然而列宁不仅是一位真正忠于马克思的读者、一位忠于《资本论》的《资本论》的读者，而且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他一篇早期作品里面精确地写到（《什么是“人民之友”》[6]），“马克思的理论……只是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而社会党人应当在所有方面发展它”[7]。列宁接着思考（他在这里说的如此明确）对各个西方国家的基础分析——但他也思考了更多。他证明了他所说的，不只是在阶级斗争的实践领域，在那里他推进了决定性的新论点；而且也在理论领域，在那里他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哲学论点（决定性的环节、不平衡发展等等）；以及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在那里他给了我们帝国主义的理论（如果以他自己承认非常图解的形式）。

列宁他自己，然而，至少并没有背离马克思。在《怎么办？》的一页上，我相信在那里，他说，他更乐于纠正马克思，因为每一门科学不得不被纠正，因为每一门科学都是“无限”的，并且最终，不得不以必要的不完美的公式作为开端，一个人要沿着[道路]走下去必须了解如何纠正。他引用了梅林（一个我试图唤回其名字的男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纠正某个马克思不确切的断语的例子（大概是关于历史的断语）[8][9]。列宁说：梅林纠正马克思是对的，因为他确实当谈论所有可能的科学的原因时这么做了。鉴于此，列宁反对伯恩斯坦的修正，那只是向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错误。因此，列宁辨认出了一条原则（引用梅林的例子），由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必须得到纠正，以为了保持其作为科学的生命。否则，它将不再是科学，而是一个公式和从科学等级降低到处方[等级]的集合。

然而列宁，用帝国主义理论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人，在宣称它是不确切和需要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纠正之后，从来不纠正马克思的一条公式。这是确切的吗？不。因为我们观察到列宁对不去使用马克思在他自己作品里的特定哲学公式感到自在。这是，毫无疑问，一种判断他们不合适的方法，因他没有接受它们。它是一种批判，如果可以这么说，但却是一种并不陈述它的原因的批判，或许是因为列宁考虑到它们是盲目显然的。（例如，异化的范畴，我们的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和甚至今天许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所骄傲和津津乐道的，一个仍然出现在《资本论》种的范畴，在列宁那里完全消失了：显然，他不需要它来理解《资本论》。）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些症状性的沉默放在一边，当注意到这是一种不陈述它的原因的沉默，我们不得不承认列宁从不批评性地纠正马克思一个理论公式。列宁他自己，写道纠正马克思（甚至反驳他）这个或那个错误及必然的错误、观点是自然的——因为，尽管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马克思只是一个人，一个奠定了新科学的基础的人，因他被为了找到它而不得不使自己从中解放出来的意识形态所赶上，极有可能仍然依附于特定的错误或片面的视角——列宁自己并不应用他清晰的原则。他借马克思来表述自己。他崇拜地理解了马克思，但没有改变任何他重要之处。如果他抛弃了这个或那个对他而言显然是多余或错误的哲学范畴，列宁没有改变任何马克思的科学概念和任何马克思的科学工作的科学成果。

如果列宁不允许他自己这种大胆或，不如说——因为在这一情况我们不能说大胆：这一简单的权利，让我们甚至说对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的责任——我们应当对他的继承人说些什么呢？葛兰西独自，或许，意识到了这种必要性，意识到了重新考察马克思的某些发现是异常重要的。比起马克思的特定公式，他批评了他成功的公式，哲学公式，绝大部分（恩格斯、布哈林的手册）[10][11]。然而，就我所知，葛兰西，就如列宁，冒险进入马克思探索不充分的领域（在葛兰西的情形，是上层建筑的领域），并没有纠正马克思的科学公式自身。另外，葛兰西的监禁状态断绝了他获取主要文本的途径。这一事实使得它自身感到在他的《狱中札记》中：《资本论》在它们之中几乎是缺席的（尽管，不寻常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手稿持续反复的出现，一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因此，如果列宁和葛兰西拒绝承担这个责任，我们应当对列宁的继承人、葛兰西的同代人，或者他们今日的模仿者说些什么呢？当然，他们，就他们而言，“修正”了马克思和《资本论》和劳动价值理论，拒绝了，例如我们的阿隆[12]，剩余价值理论，以及普遍地，所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然而，接着，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陷入了列宁讨论的那种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克思的修正与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严格、不可辩驳的科学的矫正，行！但如果那种修正是一种公开或隐蔽地，完全或部分地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那么没什么好说了：我们与这些先生们毫无共同之处。在这个话题说再多也是枉然。

然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面对的是令人惊讶的情况。我们有对马克思主义无止境的“修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清算：严肃的修正，微妙的修正，伤感的修正，庸俗的修正，和甚至粗制滥造的修正——各种口味的修正。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纠正”，将会有如此之多的科学的矫正，精确、有限（对这个或那个概念，这个或那个问题）、得到辩护的，已证实的与无可辩驳的，我们只是不进行任何修正。

我重复一遍：我们有涉及这个或另一个“事物”（如帝国主义，由列宁）、这个或另一个领域（如上层建筑，由葛兰西）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清楚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毫无疑问。同样没有理由否认这些理论丰富（例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在引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领域实现了非凡而实际的成果。这些发展绝不能称作对马克思的公式的科学的矫正。资产阶级批评家们花费他们的实践说马克思弄错了。那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唯一的期盼（我们或许有兴趣偶尔听听他们之中最严肃的人不得不说的话，以一种批判的耳朵听，但让我们不要陷进去）。然而，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说过，这个或那个马克思的科学公式是弄错了——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这样那样一个马克思的公式是含混不清，而应当被纠正或用另一个取代的。

在此，我们有了我们与马克思科学著作的关系的历史。同时，我们却断言马克思创立了一门科学，而通过这个断言，我们肯定了一些标志，如果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一门哲学（一门哲学不需要纠正就能生存），而是一门科学，若要仅仅作为科学生存，它必须在某些确切的点上得到纠正。因此我们在宣扬和表述一门一百多年来，我们从未提供基本的服务纠正它的一个概念、它的一个公式、它的一个创始论述的科学！一种多么奇怪的对待这门科学的方式！这也许帮助解释了一些我们自己发现的科学困难与一些我们碰上的科学障碍，对那些我们深陷其中的反对与回应我们讲不出什么。对那些我们发明来解释这些死路的想象的理论，也讲不出什么。

想象的理论？让我们就最令人震惊的东西之一说上几句话。为了替他们理论上的（哲学与科学上的）无力辩护，以及也为了增添他们的政治良心（众所周知，当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三维空间里遭遇严重的困难时，他通过第四个维度摆脱，天国；相似地，当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外面悲惨的三维空间碰上理论困难时，他们通过第四个维度摆脱：政治！），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起初是第二国际的，稍后是第三国际的，找到了形形色色的关于马克思的理论是一门哲学的观点。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了一百遍《资本论》是一本科学的著作。列宁重复了这个声明，并且毫无歧义的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解释了它：马克思创立了一门科学，一门非常特殊种类的科学，无可否认，因为它是革命的，而且是一门科学。列宁解释道，像所有科学那样，它是实验的；像一切实验科学那样，它基于现象的重复，引入一套抽象概念的系统，和提供，通过实验，客观证实不容置疑的结果（除了那些因为阶级原因，不愿意看到的人）。[13][14]

你是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的经常重复的声明或列宁的详细解释起到了一些影响呢？完全没有！因为首先，人们并不小心地处理经典文本，而仅仅、只是摒弃了所有这些令人尴尬的作为“科学”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对可怜的朋友，显然生活在一个认识论蒙昧主义的时代），去尽可能简单地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归根结底是一门哲学（在拉布里奥拉那里已经有了一些这种思想，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或者纯粹而简单地[是]哲学（卢卡奇、科尔施、雷瓦伊还有其他人的论点）。你是否认为这一立场在这些或大或小的名人那里完全消失了呢？也不尽然。它被裁剪以适应于我们的现代性，人们告诉我们以及在最官方的文本、思潮里写下，甚至到今天，斯大林去世二十年之后，斯大林发展了这样的公式，“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文字，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它们意味着如下：马克思主义科学是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完整组成部分。

什么是作为一门哲学的一个完整组成部分的科学，如果不是，在最好下情况下，是哲学的一个部门？什么是哲学的一个部门（“一个完整组成部分”，因此一个“部件”），如果它不是哲学的话？它有着科学的外观，一个人却没有意识到它是哲学。因为相同的权威作者们同时宣称，哲学在问题上是“科学的”，当他们不得不思考在一门是“哲学的完整组成部分”的科学与上述“科学的”哲学之间有什么可能的区别时，他们异常局促不安！然而，对他们而言，难题不是去思考他们所说的，而是说出他们所思考的，甚至他们不能思考他们所思考的。他们不得不说他们所说的，确切地说，为了面对他们作为自然而然接受的荒谬情况：一门最轻微的改动都是不可能的科学的存在；尤其是，一门科学，连最小的概念也不能纠正；一门科学，被封存进经典书籍，如同可怜的列宁的尸体，那个克里姆林宫里无助的囚徒，那样被防腐储存。

于是你有了一种想象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哲学，而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完整组成部分”。这就是这种想象的理论有利于的[观点]：如果马克思足以科学是一门哲学，因为一门哲学无需纠正就能生存，那么无需纠正马克思主义科学！或者确切地说（因为这两种解释只是彼此的对立面）：如果我们面对着马克思与《资本论》就这么生活了一百年而不改动<touché>它们的任何东西，或去触动<retouché>它们的任何东西，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理论中是可以被出动的，这个归根结底，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哲学或一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组成部分”[的东西]。

为了这个想象的解决方案（也有其他的，客观地充当相同功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被要求反对一种实在的，可被证实的解释。让我们直达问题的核心。如果我们维持着这种古怪的、令人惊讶的一百年来同《资本论》的关系，那是因为阶级斗争。我们需要就这种斗争达成一个共识。我们太过倾向于，当我们谈论它时，认为要讨论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它的盟友。因我们参与进它的斗争，并拥有它的胜利的赌注，这是我们唯一期盼的。但我们面临着忘记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危险。尤其是，我们面临着除了在力量关系逆转，资产阶级占据了阶级斗争的主动之时忘记它的危险；换言之，[除了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更有力量时。所谓阶级支配的力量反映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优势之上。

资产阶级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进行它绝不饶人的阶级斗争，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在经济基础（生存与交换）上，以定制的对绝对和相对的剩余价值的攫取的压迫形式统治，同时在上层建筑那里：通过镇压性国家机器和多样的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5]（包括政治机器——资产阶级“民主”——以及教会、学校系统等等）。当我们考虑到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太经常地倾向于仅仅想到镇压性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系统”。我们忽略了经济基础中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里糟糕的现实，工人们知道得很清楚——以及“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

为什么做这些提醒？是为了解释，一旦工人运动被提供了马克思的理论，它们有过比矫正资本论更优先的任务。它有过，首先，从资产阶级在巴黎公社之后加倍的攻击和阻碍中捍卫它自己，与耐心的组建工人党派的任务。然而，一旦这些党派被组建起来，一旦有巨大价值的知识分子被动员起来，例如那些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知识分子]，一旦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那些国际的伟大领袖，得到了理论上的训练，一旦有着不可否认的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被动员起来，最初在第二国际之下，在它背叛之后，在第三国际之下以及此后，我们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异常重要的任务被持续不断地推迟——回到马克思的科学的起点，考察它的概念和公式，纠正它们之中需要纠正的，这样一个任务[被持续不断地推迟]？

在此有某些谜一样的东西，一个我不认为得到了解决，但我愿提出一个部分的假说。我说部分的，是因为这很困难，鉴于现金状态供我们支配的文献和信息（这两方面的缺乏是另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很难说是否我刚刚要提出的部分的“原因”它自己不是某种更普遍的政治形势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谜”，在此意义上——在一种我们现在不能为之揭露所有原因的现实的意义上，而非由于它的性质，必然保持永远不可理解。

我因此要说如下事情（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就我看来，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的力量关系，是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它的领袖和其他人）臣服于，就他们的理论立场而言，并且极大的臣服于，尽管这非他们自己[所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个假说并非戏言：它能由许多重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所支持。考虑仅仅这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重要的科学革命就在于理解那些支配着我们称之为“经济的”现象的规律，我们不得不以一种激进的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绝对前提来推进它，即，[批判]那些资产阶级的、唯心的、抽象的、唯灵论的、短视的、以及最后，关于这些现象的错误的概念（甚至当政治经济学推进了一些在细节上精确的解释之时）。

我们必须提防这些词语——唯心主义、唯灵论、抽象等等，被用来描述在马克思他自己之后，[他也]使用了它们，[使用]他打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概念的人——当我们说这些词语时必须提防它们。在此我们有，确切地，一个形势，甚至当我们使用马克思的话时，我们也必须言之有物，完善它们或者如果你更愿意，用其他的话来代替它们。

因为为了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指出资产阶级的概念是唯心的、唯灵论的和类似的东西是不够的，马克思所说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概念的对立面或否定或颠倒。马克思说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些与资产阶级的概念毫不相干的东西。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它的资产阶级的概念）是为了说如下的话：为了理解所谓经济的现象（他维持了这个词语），我们不得不理解它们，首先，作为“基础”（或下层建筑）的现象[来理解它们]。

但什么是生产方式的“基础”？它是诸生产力与诸生产关系[16]在诸生产关系占决定性地位下的结合。首要的结果：经济的现象的透彻理解不能在它们自身或之内实现，而是要通过诸关系，诸生产关系，并终归是[通过]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非占有<la détention et la non-détention>之上的诸阶级关系来实现。只是，谈论诸阶级关系，就是谈论阶级斗争。简而言之，这就是马克思想说的，而且是政治经济学发现自己不能容忍的：经济的现象的关键是诸生产关系。但诸生产关系是诸阶级关系，为舞台带来了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以及工人阶级，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出卖它的劳动力，被资本家阶级剥削。

从任何角度我们都能看到，我们得到了相同的结论：阶级斗争被表述为经济的现象的最核心。无论我们说诸圣餐关系是诸阶级关系，是因为它们为舞台带来了，就生产资料方面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还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劳动力的出卖关系，即，劳动力的剥削关系，我们都发现了阶级（一方出卖劳动力，另一方购买它并剥削它），我们都发现了两大阶级，并且因此[发现了]它们的斗争。因为没有阶级就没有阶级斗争。

在此我们有了当他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公式（唯心主义、唯灵论等等）时，一个人从马克思那里发现的东西：阶级斗争。

多亏了马克思，我们现在能说的如此清楚。马克思如是说了，但他也深入了所有的技术论证细节，考察经济的现象的存在的诸物质形式，并且不否认它们的诸差异。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段落性的乏味里，有些人忘记了“论证的线索”。另一些人迷失在了《资本论》费力和常常是不妥帖的开篇。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却并没有被欺骗，总的说来，而且[还]发挥他们全部的聪明才智来反对马克思。还有任何必要回顾在马克思有生之年[他们]准备的反击，和恩格斯试图阻挡那些边际派与瓦尔拉斯与公司的最初的抨击吗？还有任何必要回顾这样的，寻求使政治经济学恢复它的纯粹性、技术性、中立性与非凡的精神“人道性”的，与哲学、历史学与政治领域的攻击配套的反击吗？这样大量的攻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这样现象级的攻击，在印刷业、出版业与学术界进行着，而由一个尚且缺乏教训的工人运动中的非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元素所致力，大概同负有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责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不无关系——尤其是，观察到这样的事实[:]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久之后，在今天更多，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施舍给他们的东西，在所有的“中立性”和“政教分离[17]”[的话语]中由学校系统和大学的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标记。

如果这个假说甚至只是部分地正确，它就能照亮什么才应当被称作对过去一百年来马克思的理论著作采取的保卫的形式。从一些人的退却<en retraite>中保卫——从许多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他们阅读了《资本论》，然而，太经常地，提出一种对它的“经济学”的翻译。他们并非倒退回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他们有着本应有更好用途的聪明才智，他们[的确]保卫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学家的立场，由于忽略了，例如说，诸生产力与诸生产关系的结合发生在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地位下；例如，在说经济依赖于诸生产关系时，却没能强调诸生产关系是诸阶级关系，或没有阶级就没有阶级斗争等等。其他的理论家们，我们在那之后不久就了解了他们，他们把他们自己限定于对马克思的理论著作的一种消极<en retrait>保卫上。他们关注于他们的存在，当需要时，于他们出版和售卖的文章中[的存在]，他们从不无意中说出马克思讲述了真相[18]，并详尽地引用他——而是把他当作一种保险。对其余的人，他们并不愿意费半分力气去纠正马克思的一个公式，[增添]任何多于他们原先拥有的东西；而如果某个人冒险做了这件事，他们就立马警惕起来。的确，他们没有像伯恩斯坦那样“修正”马克思的危险（其他的人用另一种方式对待这件事[19]）。然而，他们也不承担起任何责任去纠正马克思犯错的地方或者他的用词含混的地方或者他的公式不是最优的地方，如列宁同意我们应当这样做的那样[去纠正马克思]。

在此着当然不是关于个人的一个问题，虽然这些个人存在[问题]；它更多地是关于历史形势的一个问题。尽管如此，历史能解释的东西，历史也能消灭它。而我们无疑已经抵达了一个时期，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受压迫人民的斗争）的发展，已经于帝国主义的危机中，到达了一种正在变得可能而且必要的水平，而这直到不久前，如果不是不可能和不可设想的，那么至少是困难的。证据是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们能在康米党的核心公开地和毫无隐瞒地展示这个问题，并在展示它时提出[一种回答]的诸要素（虽然它们只是暂时的，因为它们将必然得到“修正”）。

这个现今开启的可能性会造就什么，目前仍然有待观察。

注释

1. ^本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译者注

2. ^Karl Kautsky,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Two Volumes, trans. Pete Burgess (London: Zwan, 1988)——编者注

3. ^阿尔都塞在手稿的这里留下了一个空白，不久后填上了梅林的名字。——编者注

4. ^Franz Mehring, 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 trans. Edward Fitzgerald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81).——编者注； 参见中文版《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7月版，樊集 译，持平 校。——译者注

5. ^Vladimir Lenin, ‘Notes of a Publicist: Catching Foxes: Levi and Serrati’, LCW 33, p. 210.——编者注；参见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政论家札记 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第三节“论捉狐狸；论莱维；论塞拉蒂”，“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已在1918年底1919年初即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罗莎·卢森堡说：“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可是，在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的保尔·莱维、谢德曼、考茨基及其同伙这群鸡，自然会因这位伟大的共产党人的错误而欣喜若狂。各有所好嘛。”——译者注

6. ^此处阿尔都塞记忆有误，中文参见《列宁全集》第四卷，《我们的纲领》，“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阿尔都塞引用时与原文稍有不同，以阿尔都塞原文为准。——译者注

7. ^The quoted phrase comes from another early work of Lenin’s, ‘Our Programme’, LCW 4, p. 211. Cf. Lenin, 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 and How They Fight the Social-Democrats, LCW 1, p. 146. In Althusser’s French translation, the term corresponding to the MECW’s ‘foundation stone’ is ‘corner-stones’.——编者注

8. ^阿尔都塞大概想到了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p. 20.——编者注

9. ^中文参见《列宁全集》第十八卷，《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一版序言，“按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公正说法，这真是“跪着造反”。这是典型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因为只有修正主义者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又不敢或者是没有能力公开、直率、坚决、明确地“清算”被他们抛弃的观点，才获得了这种不好的名声。正统派在反对马克思的过时见解（例如梅林反对某些历史论点[10]）时，总是把话说得非常明确、非常详细，从来没有人在这类论著中找到过一点模棱两可的地方。”——译者注

10. ^Nikolai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编者注

11. ^中文版参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译者注

12. ^Raymond Aron, Le Marxisme de Marx, eds. Jean-Claude Casanova and Christian Bachelier (Paris: Éditions de Fallois, 2002 [1963]), pp. 346–8, 375, 447–62; Aron, 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vol. 1, pp. 164–9; Aron, D’une Sainte famille à l’autre. Essais sur les marxismes imaginaires (Paris: Gallimard/NRF, Les Essais, 1969), pp. 175–204, 298.——编者注；第二本书有中译本《社会学主要思潮》，2005年上海译文版及1999年华夏出版社版。——译者注

13. ^Lenin, 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 pp. 165ff. See Althusser, ‘On 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y’, p. 7.——编者注

14. ^列宁引文中文可参见《列宁全集》第一卷，《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这种以详细研究俄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理论，应当解答无产阶级急需解答的问题，——如果这种理论合乎科学要求，那么，无产阶级反抗思想的任何觉醒都必然会把这种思想引上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制定这种理论的工作越有进展，社会民主主义就成长得越快，因为最机灵的现代制度的保护者也没有力量来阻止无产阶级思想的觉醒，其所以没有力量，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把生产者剥夺得越来越厉害，使无产阶级和它的后备军越来越壮大，同时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大，生产力大大发展，资本主义造成劳动社会化。虽然制定这种理论还要做很多工作，但社会主义者完成这个工作是有把握的，因为唯物主义，即要求任何纲领都是对现实过程的确切表述的唯一科学方法，已在他们中间传播”以及“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注：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对抗性的关系，这几乎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可是还没有人试把这些关系当作根据来进行这种批判。］和“革命的”……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就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中文参见论历史的客观性：致保罗•利科的信（1955），http://www.managershare.com/post/422349——译者注

15. ^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单复数的讨论，请参考《论再生产》，吴子枫老师的译注。——译者注

16. ^关于生产关系一词的单复数，参见下一节阿尔都塞的解释，本译本在一切必要的地方都对生产关系一词的单复数加以区分，这一点非常重要。——译者注

17. ^即“去政治化”。——译者注

18. ^这里，我故意没有翻译为“真理”，因为阿尔都塞认为真理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范畴。——译者注

19. ^即伯恩斯坦的“修正”。——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