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精神及其與希臘人文主義的差別】
（兼論基督教與人文主義的關係、中國的人文主義）
──節錄自臺灣大學王世宗教授《現代世界的形成》第二章〈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與人本精神的發揚〉
人文主義是一個以人——相對於神與天地萬物——為中心的思想體系（man-centered philosophy），它強調人的價值與尊嚴，深信人為萬物之靈，肯定人的自由意志（free will）（＊註1） 與善性（＊註2） ，並主張神許人為衡量萬事萬物的基準（‘Man is made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它的世俗性(secularity)及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色彩，與中古時代深濃的來生關懷和集體主義制度，形成強烈對比。
文藝復興著名學者如佩脫拉克(Petrarch or Francesco Petrarca, 1304-74)、薄伽丘、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莫爾(Thomas More,1476-1535)、伊拉斯莫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蒙田(Montaigne, 1533-92)等人，他們的風格與志業雖頗不同，但皆表現這個取向。
人文主義的不斷推展，可能形成世俗化的人本精神，它在近代甚至傾向無神信仰的態度，強調人有能力且必須自行解決其人生問題。人文主義發展至此已超越其原始的教育理念、及其連帶的政治主張，而成為一種廣義的文明精神，持反中古與非基督教（unchristian）的立場。出於強烈的自覺與高度的成就感，某些人文主義學者竟稱其所處的時代與古典文明之間，是一個「黑暗的中古時期」。
由於人文主義的現代性表現普為世人所肯定，近世基督教神學家與學者，不論新舊教派，均急於證明基督教信仰中本寓有人文主義的精神 （＊註3）。事實上，某些羅馬教皇在文藝復興時期即已扮演新文藝的贊助者，而不顧這些作品的非宗教特質；強調人本立場與世俗價值的文藝復興，被認為對宗教改革的產生有所影響，這是不無道理的。不過，文藝復興講究人格理性，宗教改革注重神格信仰，二者的精神與目的終究不同，經此二運動之後西方文化中理性（reason）與信仰（faith）二立場逐漸分途發展，結合理性與信仰而置信仰於理性之上的中古世界觀終於消滅。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本質上不同於古希臘的人本主義。文藝復興乃是基督教時代的文明，其人文主義並不是要推翻對上帝的信仰，而是要以「盡人事而後聽天命」的觀點，重新釐定人神關係，從而因「仁民而愛物」的思想調整人與萬物的關係（人既圖從神的控制中稍得解脫，故亦願萬物自人的控制中稍獲解放）。希臘文化則生於「前基督教」（pre-Christian）時期，它雖具多神信仰的形式但實有無神信仰的態度，故其人文主義絕對而主觀，完全以人為本，追求「完人」典範，講人與萬物的關係而不講人神關係，充滿「未知生，焉知死」的現世精神（＊註4） 。
如此，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相對而客觀，它超越希臘人天真樂觀的自信（「見山是山」的第一階段），挑戰中古人們自我否定的卑微人性觀點（「見山不是山」的第二階段），進而對人的能力與價值更有深沈的反省與批判，因得以建立不亢不卑的人生觀（「見山是山」的第三階段）。
＊註1：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多是基督徒，其討論的自由意志乃指上帝所造與安排的世界中，人是否具有真正自主的選擇與行為能力問題。中國文化中「義不食周粟」或「不吃嗟來食」的道德觀，乃是人的「尊嚴」主張（有無神論取向），非關西方思想中的自由意志問題。關於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時期自由意志問題的討論可見Charles Trinkaus, ‘The Problem of Free Will in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formation’, in P. O. Kristeller and P. P. Wiener, op. cit., 187-98.
＊註2：解人之危的「良心傘」、任人自付自取的報紙販售箱、與公共廁所免費提供衛生紙等作法，皆肯定人的善性，而不防小人的侵佔與多取，可說是人本主義精神的表現。反之，公共廁所不供應衛生紙而設置定額定量的自動販賣機，可說是「趁人之危」，顯示社會的薄情寡義，缺乏溫情與善意，甚違人本主義精神。
＊註3：反對布克哈特對文藝復興觀點的學者，最重要的論述也是在強調基督教本具有人文主義特質。不過，文藝復興雖未必反基督教(anti-Christian)，但確是具有非基督教(unchristian)的特質。事實上，文藝復興所以能在義大利與西北歐地區流行，正與當地基督教信仰較無保守固執的情形有關。十五世紀以前的西北歐，無活絡的文藝復興表現，當此之時該地歌德式文化尚富有活力，而人們的宗教信仰虔誠刻板，仍無求新求變的跡象。
＊註4：中國文化與古希臘文化一樣充滿人本精神而無超越性宗教信仰，因此亦無理性與信仰的緊張性及其分途發展的問題。儒家對道德高標準之堅持，使仁義禮智的價值被提升至信仰般的層次，至高無上而無法進一步討論其由來。例如「義」一詞被解為「正當」，不能再議，以故「就義」即為「殉道」，高貴而悲壯，「含笑九泉」一說即顯示此種淒美格調。在「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的絕對人本主義理念下，君子只能反求諸己，不能祈求天助與神恩，因此常陷於孤苦的絕境與無奈的悲情，以致「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壯行常只造就悲劇英雄，而無補於事，難以義利兩全。為提振世道人心，執政者乃以世俗的封賞褒揚之道（如貞節牌坊與追贈勳爵），獎勵與安慰志士仁人或其遺族。然此種政治性與功利性的勸善，反而有損人文主義的格調，且易使人性扭曲。反觀在基督教思想之下「真」「善」「美」合一，是真的就是善的，也就是美的；行善殉道有得救永生可期，乃能高貴而不淒美，壯而不悲。
#現代世界的形成##人文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