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陶塔斯

（一）维陶塔斯（或称为维托夫特）（1350年－1430年10月27日）常被称为“大帝”，为中世纪立陶宛最有名的统治者之一。他的头衔为Didysis Kunigaikštis，享有与国王同等的权利，为他的疆土内的最高统治者，也是龙骑士团成员。维陶塔斯为主要包括立陶宛人和卢森尼亚人的立陶宛大公国统治者（1401年－1430年），他也是赫罗德那亲王（1370年－1382年）和卢茨克亲王和假定的胡斯徒之王。在当代的立陶宛中维陶塔斯作为民族英雄受到人民的崇敬，并在20世纪早期作为国家复兴的象征。维陶塔斯是一个很流行的立陶宛男子名字。维陶塔斯·马格努斯大学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当今的立陶宛共和国树立起很多歌颂他功绩的纪念碑。维陶塔斯于1350年在位于当代的瑟涅基-查基（老查基）的城堡出生，为科斯图提斯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比露特之子，以瓦迪斯瓦夫二世为名成为波兰国王的雅盖沃的表兄弟、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的祖父。维陶塔斯的父亲科斯图提斯和他的舅父阿尔吉尔达斯为兄弟，他们未曾为权力争夺过。阿尔吉尔达斯当立陶宛大公，科斯图提斯负责抵御条顿骑士团。然而在阿尔吉尔达斯在1377年死后他的儿子雅盖沃成为大公，维陶塔斯父亲和舅父之间和谐的关系消失，而他父亲与表兄弟为权利而相互争斗。在1380年雅盖沃与条顿骑士团秘密签署针对科斯图提斯的多威迪斯科斯条约，在翌年科斯图提斯发现这份条约时他占领维尔纽斯，监禁雅盖沃并自命为大公。

（二）然而雅盖沃设法逃跑并建立起一支军队，以与科斯图提斯和他儿子维陶塔斯为战，双方正面遇到彼此，但从未激为战争。科斯图提斯准备谈判，但是他和维陶塔斯被逮捕，并在克列瓦城堡遭到监禁。一周后科斯图提斯被发现已死，但是他的死因依然是争议。1382年维陶塔斯逃离克列瓦，在他逃离克列瓦后他向条顿骑士团寻求帮助。他们构思杜比撒条约，让雅盖沃接受基督教，成为骑士团盟友，并将萨莫吉希亚位于杜比撒河一侧的土地交给骑士团，可是条约从没被签署。1383年引发雅盖沃和骑士团的战争，维陶塔斯按照天主教仪式受洗时接受教名维甘德，可是后来他离基督教越走越远，而再信异教。维陶塔斯参与几次针对雅盖沃的袭击，1384年1月维陶塔斯再次承诺将萨莫吉希亚的一部分割让给条顿骑士团，而直到内维基兹河，这条河的另一边土地重回立陶宛大公国名下。可是在同年7月维陶塔斯决定与雅盖沃和解，与条顿骑士团断绝来往。他后来烧毁条顿骑士团三个重要的城堡，重夺以前科斯图提斯所拥有的一切土地，除了查基。维陶塔斯在1385年参与和波兰在克列瓦条约上的签署，并在1386年再次以天主教的仪式受洗，接受教名亚历山大。这个条约确定雅盖沃和波兰女王雅德维加的婚姻和雅盖沃将成为波兰国王的事实，他任命他的兄弟斯基尔盖拉为立陶宛大公国的摄政者。可是他不得人心，维陶塔斯看见再次成为大公的机会，1389年他发动一场战争并进攻维尔纽斯，但却失败。

（三）维陶塔斯不得不承诺遵守在1384年签署的原来的协议，并将萨莫吉希亚移交给骑士团，它的军队当时向立陶宛发起进攻。为了进一步扩大他的影响，维陶塔斯让他惟一的女儿索菲亚在1391年和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结婚。波兰贵族对他们的国王、当时的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沃花太多的时间处理立陶宛大公国的事务表示不满，如果维陶塔斯和雅盖沃继续开战时战争会继续几年，并不会为国家带来任何好处。1392年瓦迪斯瓦夫二世的使节马佐夫舍的亨利提议让维陶塔斯成为摄政者，代替斯基尔盖拉。维陶塔斯接受这个提议，并再次烧毁条顿骑士团的三个城堡，并重返维尔纽斯。雅盖沃和维陶塔斯签署阿斯查瓦条约，让维陶塔斯夺回以前属于科斯图提斯的所有土地，包括查基并提供的更多。他请求以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沃的名义统治立陶宛大公国。在维陶塔斯死后所有土地和权力还给波兰国王。维陶塔斯延续阿尔吉尔达斯的理想，尽可能占领与莫斯科大公国一样多的土地。大公已经统治很多土地，但是其余的被蒙古人占领。金帐汗国可汗脱脱迷失在他于1395年被帖木儿击败后离开王位时受到过维陶塔斯的帮助，双方签署让维陶塔斯帮助脱脱迷失夺权，汗国将更多土地割让给立陶宛大公国的条约，维托夫特远征金帐汗国。维托夫特远征金帐汗国是立陶宛大公国维托夫特趁金帐汗国衰败之机发动的侵略性远征，第一次是于1397年远征顿河流域，第二次是于1398年远征第聂伯河中下游，这两次均未遇金帐汗国的重大抵抗而获胜。

（四）1399年维托夫特拒绝金帐汗国要求交还流亡到那里的脱脱迷失的要求，发动对金帐汗国的第三次远征，目的是要夺取金帐汗国的政权和财富，建立以脱脱迷失为首的傀儡政权。维特夫特率领装备精良的本国军队和脱脱迷失残部，驻扎于沃尔斯克拉河上。金帐汗帖木儿·忽都鲁（帖木儿·忽格鲁特）建议议和，被维托夫特拒绝，发生沃尔斯克拉河之战，维托夫特远征军惨遭失败。金帐汗国军队大举反攻，侵入立陶宛大公国并掠夺财物，索取赎金后撤退。这次远征非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反倒使立陶宛大公国蒙受巨大损失。1398年维陶塔斯的军队进攻克里米亚并在那里建一座城堡。当时的立陶宛北抵波罗的海、南达黑海，许多鞑靼战俘被带进立陶宛族群中。受到这次成功战役的鼓舞，维陶塔斯和瓦迪斯瓦夫二世赢得由博义九世赋予的组织进攻蒙古人的十字军的机会。这次政治行动也体现出立陶宛已经完全接受基督教，并自行捍卫信仰，条顿骑士团也没进一步进攻立陶宛的借口，这场战役在1399年以沃尔斯科拉河之战（沃尔斯克拉河战役）的溃败而告终。至少20位亲王（包括瓦迪斯瓦夫二世的两位兄弟）都被杀害，只有维陶塔斯还活着。这给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来一个霹雳，很多领土的人反叛维陶塔斯，而且斯摩棱斯克的世袭统治者斯摩棱斯克的乔治重掌斯摩棱斯克，而且直到1404年都不再被立陶宛人再次征服过。

（五）维陶塔斯在1406年至1408年间向他的女婿瓦西里一世和雅盖沃的兄弟、受到条顿骑士团支持而自命大王子的斯威特里盖拉发动战争，两支军队的大对峙在内容为维利基·诺夫哥罗德被雅盖沃的兄弟西蒙·林格文接受，雅盖沃使节耶日·诺斯接受重要城市普斯科夫的奥格拉河条约下和平结束了，但协议的后者被拉查兹条约明显破坏。与莫斯科的战争于1408年12月在与条顿骑士团进一步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条约下结束了，尽管切列的赫尔曼二世试图以谈判解决问题。在1398年为针对金帐汗国的十字军入侵做准备的过程中维陶塔斯与条顿骑士团签署萨利纳斯条约，并将萨莫吉希亚割让给他们。萨莫吉希亚对骑士团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将原本属于条顿骑士团的普鲁士和原本属于宝剑骑士团的拉脱维亚土地割裂开来，两个骑士团渴望合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然而骑士团只统治萨莫吉希亚三年，1401年由维陶塔斯支持的萨莫吉希亚人造反，并烧毁2个城堡。骑士团获得雅盖沃的兄弟、渴望夺维陶塔斯的头衔的斯威特里盖拉的支持，1404年双方签署大体重复萨利纳斯条约，将萨莫吉希亚割让给条顿骑士团的拉查兹条约，波兰承诺在另一场大战下将不会支持立陶宛。骑士团承诺支持东方的维陶塔斯，并不会支持任何想要篡夺立陶宛大公头衔的格迪米尼兹家族成员。但是条约不解决问题，而且几方都在为战争做准备。1408年维陶塔斯和平到达东方，并重问关于萨莫吉希亚的问题。1409年由维陶塔斯支持、反对条顿骑士团的第二次萨莫吉希亚暴动被发起，造反者烧毁斯基尔斯尼姆尼城堡。

（六）自从波兰和立陶宛都支持造反者后一场大战一触即发，维陶塔斯从他统治的18个地方召集一支大军，军队同联合波兰并向条顿骑士团总部马尔堡城堡推进。1410年维陶塔斯在格伦瓦德之战（也称为坦能堡之战）中亲自指挥大公国军队，战争以波立联军的决定性胜利结束。纵然马尔堡攻城战最终失败，条顿骑士团依然一蹶不振，并减弱对波兰立陶宛的威胁。作为索恩休战的结果是维陶塔斯获得萨莫吉希亚，并在他的余生中再没割让这个地区，但是这几方并没固定边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同意调停冲突。1413年立陶宛公布尼曼河右岸为萨莫吉希亚，并因此属于立陶宛。条顿骑士团不同意，并于1414年发动新战争。战争持续几个月，争论被带到康士坦茨湖委员会。即使争论没被解决，萨莫吉希亚人也有向欧洲领导人申诉的机会，它在立陶宛外交史中被看做重大事件。几个其他调停冲突的尝试失败了，而且条顿骑士团于1422年发动另一场战役。在打了几个月仗后双方签署梅尔诺湖条约，萨莫吉希亚永远地回到立陶宛，但是梅梅尔（当代的克莱佩达）和周围地区依然处在骑士团之中。这条由条约确定的边界线在500年间保持稳定，直到1923年的梅梅尔领土之争，在和平以后维陶塔斯能够专心于改革与和波兰的关系上了。1399年雅德维加和他的新生儿死于分娩，雅盖沃在波兰的权利因他作为除了他妻子外与波兰毫无关系的外族国王而受到损害。

（七）也许沃尔斯科拉的挫败迫使波兰和立陶宛重新估算彼此的关系，结果是1401年的维尔纽斯和拉多姆联合。维陶塔斯允许拥有极大的自治权，但在他死后立陶宛大公的头衔和权利被转给波兰国王。假如雅盖沃无子嗣而亡，波兰贵族不允许在不与维陶塔斯商议的情况下选举新国王。这个联盟的特点是立陶宛贵族提交他们自己的文件：在第一时间内非公爵的某人在国家有问题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维陶塔斯是在1413年与波兰合作构建的赫罗德沃联合的构建者之一，根据联合的条款时立陶宛大公国保留自主的大公它自己的议会，与此同时波兰和立陶宛的议会共议重要问题。这个联盟在政治和文化上十分重要，因为它允许立陶宛基督徒贵族拥有和波兰施拉赤塔同等的权利。这个条款并不包括东正教徒贵族，这为贵族的接触与合作和未来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建立铺平道路。1429年1月维陶塔斯已经获得立陶宛国王的头衔，并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的支持，但是运送王冠的使节在1430年秋被波兰权贵截住。另一只王冠也被送出去了，但是在它送至立陶宛的几天前维塔陶斯于查基岛城堡逝世，他被葬于维尔纽斯主教座堂。维陶塔斯支持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引进很多外面的方法。在他的统治下立陶宛大公国逐渐变得更加中央集权，从当地的君主与王位的关系大于对维陶塔斯的忠心可以看出统治者是基于立陶宛贵族的富有的地主，在维陶塔斯统治时期有权势的拉兹维夫和高斯陶泰家族开始兴起。

齐格蒙特一世

（一）齐格蒙特一世（1467年—1548年）是雅盖隆王朝成员，在1506年至1548年间为波兰国王与立陶宛大公。齐格蒙特为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四世与奥地利的伊丽莎白之子，在其兄扬一世·奥尔布拉赫特和亚历山大相继去世后登上波兰王位。三人的长兄乌拉斯洛二世则是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国王。齐格蒙特以其母之祖父，于1437年驾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之名受洗。扬一世·奥尔布拉赫特是卡齐米日四世次子，父死后继为波兰国王（1492—1501）。1493年在彼得库夫召开首次全国性议会，议会分为两院，上院即王室会议，下院由各省议会（小国会）选派的代表和市民代表组成。根据议会决议，1496年颁布《彼得库夫条例》，扩大小贵族的权利。1497年率军入侵摩尔多瓦公国，在布科维纳的科斯明森林被摩尔多瓦大公斯特凡三世（即斯特凡大公）打败，1499年承认摩尔多瓦独立。齐格蒙特一世面临着巩固国内权力以抵御外敌的挑战，亚历山大在位时“无共识则无新议”法案已被确立，此法案禁止波兰国王在未经瑟姆同意的情况下制定新法。在齐格蒙特与什拉赫塔和权贵的博弈中此法案已被证实对齐格蒙特一世极为不利，尽管有此致命弱点，但他还是在1527年建立一支征召军队和为其供给资金的官僚机构。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用交换代价把农奴制合法化，使波兰农民被一定程度地束缚在贵族的庄园农场中。这样的改革让王室的财政充裕、脱离负债并使波兰国力显著提升，取代1526年分裂的匈牙利王国，成为东欧第二强权，16世纪的黄金时代因此展开。

（二）1526年马佐夫舍公爵亚努什三世去世后齐格蒙特一世成功吞并马佐夫舍公国，齐格蒙特一世自1507年（此时其军队还未完全掌握在他手中）开始便时常与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交战，1514年斯摩棱斯克（时为立陶宛所统治）被莫斯科军队攻陷（此事为齐格蒙特一世建立常备军提供理由），这些冲突形成莫斯科战争的一部分。1515年他与神罗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缔结同盟，因担心哈布斯堡王朝和莫斯科公国联系日紧，1524年齐格蒙特一世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缔结法波同盟，但是在弗朗索瓦一世于帕维亚之战中（1525年）被查理五世击败俘虏后同盟破裂。为回报马克西米利安为第二次索恩和约（1460年）增加影响力，齐格蒙特一世同意让他的兄长乌拉斯洛二世的子女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孙子女结为亲家，通过这份双重婚约让在齐格蒙特的侄子拉约什二世于战场死亡后波希米亚王国和匈牙利王国在1526年交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当时奥斯曼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一世对匈牙利发动第一次摩哈赤战役，大败匈牙利军并连带使国王拉约什二世死亡（逃离战场时渡水溺死）。战前拉约什二世不断向叔父齐格蒙特一世求援，但是齐格蒙特因为中央财政刚脱离债台高筑的窘境，加上他刚和条顿骑士团打完巨大的消耗战（1519-1521年，1525年），又要应付虎视眈眈的莫斯科公国与奥斯曼附庸克里米亚汗国（1524年苏里曼大帝命其猛攻波兰-立陶宛的东南部来牵制波军主力），只能叫侄儿保重小心，而无法提供实质援助。

（三）结果拉约什二世意外死亡，亚盖隆王朝失去它在中欧的优势地位，齐格蒙特一世只能支持匈牙利多数贵族选出的新国王佐波尧·亚诺什（又称亚诺什一世，1526-1540年拥有名义且争议性的王位），让亚诺什一世去对抗另一位国王哈布斯堡的斐迪南一世（获得匈牙利少数贵族的支持）以及来势汹汹的土耳其苏里曼一世。结果1528年斐迪南一世以优秀的西班牙军团打败佐波尧·亚诺什并使其流亡波兰的时候苏莱曼一世于1529年再度西征，十五万大军不但稳固地占领匈牙利中部，还进入奥地利国境，包围其首都维也纳，是为维也纳之围。1529年奥斯曼攻打维也纳失利后，匈牙利王国被分成三部分：西部归斐迪南一世、中部被奥斯曼占领、东部由佐波尧·亚诺什统治。佐波尧·亚诺什因为投靠奥斯曼帝国并成其附庸，得到奥斯曼的保护与王位支持（向仇敌臣服使他失去不少民心）。齐格蒙特一世不希望得罪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于是继续支持佐波尧·亚诺什，并于1539年把女儿伊莎贝拉嫁给他。隔年伊莎贝拉在亚诺什一世过世的前九天生下继任的匈牙利国王亚诺什二世，使得伊莎贝拉成为摄政太后（但亚诺什一世指定的另一个摄政玛第努西·乔治拥有较多的实权），替父亲齐格蒙特一世扮演与苏莱曼一世间的中介人，大大有利于波兰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相处。齐格蒙特在晚年重新亲近奥地利，但仍维持与土耳其的和平，避免刺激强大的苏莱曼一世。波兰与条顿骑士团之间的战争在1525年结束，骑士团大团长阿尔布雷希特（齐格蒙特一世的外甥）皈依信义宗，将骑士团世俗化，并向齐格蒙特一世称臣。作为回报时他也获得骑士团的领地，并成为东普鲁士的第一位公爵（此举被称为“普鲁士称臣”），齐格蒙特一世还把长女雅德维加嫁给勃兰登堡选帝侯约阿希姆二世。

齐格蒙特二世

（一）齐格蒙特二世是波兰国王与立陶宛大公，齐格蒙特一世和王后博娜·斯福尔扎的独子，在1548年继承王位。齐格蒙特二世三次成婚，但膝下仍无子女，令雅盖隆王朝男嗣断绝，使卢布林联合并引入选举君主制。自登基起齐格蒙特·奥古斯特便一直与国内的贵族发生冲突，而这些贵族在当时已经开始缩小那些豪门的权力。贵族憎恶国王的表面原因是国王的第二次婚姻，国王在登基之前已经秘密地与立陶宛加尔文派信徒、盖特曼耶日·拉齐维乌之女芭芭拉·拉齐维乌订婚（据说容貌姣好），但反拉齐维乌运动背后的真正推手看起来应当是奥地利宫廷和齐格蒙特·奥古斯特的亲生母亲博娜·斯福尔扎。齐格蒙特·奥古斯特的第一次“瑟姆”（1548年10月31日）处在极度的躁动之中，以至于有议员威胁国王，除非他否认与芭芭拉之间的关系，否则就不再对他效忠。但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拒绝，而他的道义勇气与政治手腕让他取得最终的胜利。到1550年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召集他的第二次瑟姆时局势开始有利于他，瑟姆议长皮奥特尔·克米塔指责贵族试图过分削弱王国政府的立法权。芭芭拉在她被加冕为王后（1550年12月7日）之后的第五个月就去世了，其死状痛苦，使人怀疑她是被博娜·斯福尔扎毒杀的。而她的死亡也迫使齐格蒙特二世与他的第三位配偶奥地利女大公卡塔琳娜订婚，这次婚姻是纯粹的政治联姻，卡塔琳娜既是齐格蒙特·奥古斯特的堂亲，也是齐格蒙特·奥古斯特的第一位妻子伊丽莎白之妹。伊丽莎白在嫁给齐格蒙特一年后便去世，而此时齐格蒙特还只是王子。

（二）齐格蒙特的第三位妻子多病而且冷漠，随后彻底失去让她生下子女的希望，让他绝望的是因为他是雅盖隆家族最后一位直系男性子嗣，雅盖隆王朝受到绝嗣的威胁。他试图通过与他最美丽的两个农妇芭芭拉·吉然卡和安娜·扎扬奇科夫斯卡私通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瑟姆也愿意将齐格蒙特的任一男性子嗣立为嫡嗣，并承认其为齐格蒙特的继承者，但是国王去世时仍然膝下无子。国王的婚事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是有着极大重要意义的事，如果齐格蒙特不是一个那么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可能会模仿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借口他所厌恶的第三位妻子是他第一位妻子的妹妹，如此一来两者的婚姻就是违反教规的。波兰的新教徒希望他这样做，这样便能使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在波兰宗教斗争的紧要关头与罗马产生不和，而垂涎于波兰王位的哈布斯堡家族致力于给齐格蒙特·奥古斯特的再婚制造障碍。直到卡塔琳娜王后去世（1572年2月28日）后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才重获自由，但不到六个月他也要跟随她长眠于地下。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在位期间波兰内部混乱，但对外不断扩张。他在位时宗教革命被引入波兰，惊天剧变让什拉赫塔掌握所有的政治权利：在北方中宝剑骑士团倒台，使联邦获得利沃尼亚；在南方中奥斯曼土耳其势力不断加强。在这危机四伏的过渡时期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成功地掌舵于随时可能将国家之船吞没的漩涡中。

（三）齐格蒙特·奥古斯特举止文雅讲究，他不如他形象巨大的父王那样仪表堂堂、豪放磊落，但他是比威严苛刻的齐格蒙特一世更伟大的政治家。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拥有雅盖隆家族成员与生俱来的那种极度的顽强与耐性，而他可能又从他的意大利母亲继承聪敏的天性与外交手腕，其他波兰国王中没有一个能够像他一样非常了解波兰“瑟姆”的本质。奥地利大使和教廷使节证明他治国非常谨慎，他们说一切事都随他所想进行，因为他似乎对一切事都未卜先知。他从瑟姆中筹集到的钱比他父王所能得到的更多，在一次瑟姆中他穿着马佐夫舍领主那样的简朴灰大衣，出人意料地出现议员的面前，以此赢得他们的心。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和他的父王一样是坚定的亲奥派（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试图在这一方面为自己的国家获得利益，并经常不信任德意志人，他同时避免与危险而强大的土耳其人产生严重的摩擦。齐格蒙特·奥古斯特二十多年来一直在罗马天主教会和新教之间斡旋，没有疏远过其中的任何一方。但是他最杰出的成就也许是卢布林联合，这次联合最终将波兰与立陶宛合并为波兰立陶宛联邦——“两国共和”，而说德语的王室普鲁士和普鲁士城市也包括在内，如果没有齐格蒙特时所谓联合可能就不能实现。

（四）1572年7月6日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在他所爱的克内申去世，享年51岁。1573年瓦卢瓦的亨里克被选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但他只在此位担当几个月便回到法国加冕为法王亨利三世。不久齐格蒙特二世之妹安娜以53岁高龄嫁给外西凡尼亚亲王斯特凡·巴托里，两人作为波兰国王共治，除家族关系外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因其作为金羊毛骑士团成员的誓言而与哈布斯堡王朝结盟。年幼的齐格蒙特是扬·马特伊科的画作“普鲁士称臣”中的人物之一，齐格蒙特·奥古斯特组织修建一系列王室行宫，包括瓦维尔城堡、维尔纽斯城堡、涅波沃米采城堡及华沙王室城堡。1560年代他获得蒂科钦宫，并以文艺复兴风格将其重建。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在位期间这座宫殿作为一座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金库和图书馆的王室行宫存在，同时这里也是波兰重要的军火库。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是积极的珠宝收藏家，根据教廷大使贝尔纳多·本乔万尼的亲属的说法称他的藏品被整理进16个箱子。齐格蒙特的藏品包括价值8万斯库多的查理五世红宝石以及一块一面饰有哈布斯堡王朝鹰饰，另一面饰有双柱以及一条横幅“通向更远方”的皇帝钻石纪念章。1571年在外甥佐波尧·亚诺什·日格蒙德去世后他继承所谓的“匈牙利王冠”，而所谓的“瑞典王冠”也是为他所做。波兰国王将这些王冠视为家族纪念品，收藏在蒂科钦城堡地下室。他也拥有价值1.6万杜卡特的苏丹之剑、30件珍贵的马饰和20件不同的私用盔甲，国王还拥有相当多的挂毯藏品（360件挂毯），是1550年至1560年间他在布鲁塞尔委托他人编织的。

斯特凡·巴托里

（一）斯特凡九世·巴托里（1533-1586）是特兰西瓦尼亚总督（1571-1576）、波兰国王及立陶宛大公（1576-1586），他是特兰西瓦尼亚总督斯特凡八世·巴托里之子。1526年匈牙利国王亚盖隆王朝的拉约什二世在第一次摩哈赤战役中被奥斯曼帝国击败阵亡，特兰西瓦尼亚总督佐波尧·亚诺什（又名约翰·佐波尧）乘机利用其军事力量登基成为匈牙利国王，反对由奥地利大公斐迪南（即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继承匈牙利王位。佐波尧得到苏莱曼一世苏丹的支持，在佐波尧于1540年死后为保护他的幼子约翰·西吉斯蒙德免受奥地利的侵犯，奥斯曼帝国控制东匈牙利的南部，匈牙利因此被分成三个部分：奥地利统治下的西部、土耳其统治下的南部和半独立的特兰西瓦尼亚。奥地利和土耳其在特兰西瓦尼亚争夺霸权的斗争持续近两个世纪，斯特凡九世·巴托里的祖父是尼古拉斯·巴托里，父亲就是约翰·佐波尧的封臣斯特凡八世（1477-1534），他后来成为特兰西瓦尼亚总督（1530-1534在位）。斯特凡是8个孩子中最小的，其中一个姐姐就是遭到西欧人严重抹黑的伊丽莎白·巴托里的母亲。斯特凡作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分子，年轻的时候作为外交官被派往维也纳，重申约翰·西吉斯蒙德作为匈牙利国王的权力，被满怀敌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丢到监狱里关了两年。1570年两国达成协议，约翰·西吉斯蒙德以向帝国称臣为代价换取对他地位的承认，斯特凡·巴托里才被放回国。不到一年当约翰·西吉斯蒙德去世后他当选为特兰西瓦尼亚总督，靠奥斯曼苏丹的援助在内战中赶走皇帝支持的一切竞争者，巩固自己的地位。

（二）1572东欧最大的国家（领土99万平方，人口1000万）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国王齐格蒙特二世去世后雅盖隆王朝绝嗣，只留下一个未婚的妹妹安娜公主。波兰贵族开始选举国王，他们首先选举的是法国瓦卢瓦王朝王朝的王子亨利（精明无比的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三儿子），但亨利到波兰后发现他无力控制局面，这个国家比陷入胡格诺战争的法国还混乱。于是在预定登基前夕逃回法国，后来即位成为法国瓦卢瓦王朝的末代国王亨利三世。波兰一部分贵族又提议把波兰共和国的王位奉送给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但这被国内另一派贵族以德意志的影响过大为由否决。接着波兰贵族把眼光放到斯特凡·巴托里身上，他在特兰西瓦尼亚推行的宗教自由政策获得大部分人的好感，于是在王位空缺3年以后斯特凡·巴托里以与波兰安娜公主结婚为条件入主波兰。他安排其兄长克里斯托弗·巴托里继任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后即赶到克拉科夫并于1576年5月1日加冕登基，称号斯特凡四世。紧接着立陶宛大公国议会也承认他的合法性，波兰的巴托里时代开始了。大空位期严重损害波兰的王权，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不甘心失去波兰王位，和俄国伊凡四世建立同盟，联络汉撒同盟城市但泽拒不承认斯特凡的地位。形式一度很危及，但皇帝不久就死去，他与皇帝的继承人鲁道夫二世达成妥协，与教皇的使节调停帝国皇帝与奥斯曼苏丹的战争，于1577年11月达成和议。明确表示波兰不参与反对奥斯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由此稳定波兰的南部边疆。

（三）接着他攻打但泽，1577年12月在但泽城外打败其5000雇佣军，但对其高厚的城墙和由海路源源不断的补给无可奈何。6个月后不得以达成妥协，国王承认早年历代波兰国王对但泽特权的有效性，但泽提供20万金币赔礼道歉，并答应支持国王以后的军事行动。在内政上他在表示支持他的大法官Zamoyski（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们两个联合连续战胜几个波兰和立陶宛大贵族，靠出租王室土地和加强税收来增加国库。斯蒂芬还改组司法机构的组建法律法庭，下令处决塞缪尔，其被判处死刑的叛国罪和谋杀罪已经被搁置近十年。他还创立维尔纽斯大学，在国会上施展高度的谈判技巧，使议员们同意给他必不可少的战争补贴。以用于对俄国的战争。斯特凡彻底改组波兰军队，首先他确定波兰翼骑兵作为重骑兵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地用翼骑兵替代骑士。并对他们的盔甲作了规定，使他们成为一支机动性很强的重骑兵部队，以适应波军的作战需要。对于步兵时巴托里也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按照匈牙利步兵的模式建立新的步兵部队。新部队中火绳枪手占90%，长矛兵只占10%，并且所有的步兵都不再使用铠甲。步兵成员除了本国人外还包括像普鲁士人等其他各国的人，巴托里还曾做过组建贵族步兵团的尝试，不过仅持续一年就失败了（贵族就算愿意当兵也会选择骑兵）。步兵和炮兵的扩建也是改组的一部分，这大大加强波军的围攻能力，在立窝尼亚战争期间对莫斯科公国的胜利就说明这一点，不过巴托里死后步兵的规模又缩水了。巴托里对波兰军队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他为波军日后的发展定下一个基调：适于打运动战，但也不逊于打阵地战。

（四）1558年1月沙皇伊凡四世政府借口立窝尼亚宝剑骑士团与立陶宛结盟反对俄国而派兵4万从北部攻入立窝尼亚，占领纳尔瓦、多尔帕特（今塔尔图）等要塞，并包围里加主教区，因害怕其他国家插手曾一度暂停进攻。立窝尼亚封建主乘机与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齐格蒙特二世缔结条约，将立窝尼亚置于波兰、立陶宛保护之下。1560年俄军又从中部攻入立窝尼亚，占领大片领土。波兰国王的女婿瑞典国王约翰三世出兵干涉，占领爱沙尼亚北部地区，立窝尼亚其余部分则归立陶宛大公国控制，从此俄国入侵立窝尼亚的战争遂转变为俄国对瑞典、波兰和立陶宛的战争。1562年伊凡四世（雷帝）率军8万从南部进攻立陶宛，并占领波洛茨克，威胁其首都维尔纽斯。此时俄国统治集团发生内变，沙皇忙于处理国内危机，前线俄军连遭失败。俄军前线统帅库尔布斯基于1564年投向立陶宛，形势变化得对俄军不利。1569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合并为波兰立陶宛王国，加强同俄国争夺的力量，接着就是波兰的大空位期。斯特凡·巴托里当选为国王后一切改革都是为了对俄作战，在外交上与瑞典、土耳其、克里木汗国结成针对俄国的同盟，1578年斯特凡的部将安德烈-杰西萨维哈在温登战役大破俄军。

（五）当国内整顿告一段落后斯特凡·巴托里没有直接出兵解立窝尼亚之围困，而决定把战争引向俄国腹地。1579年斯特凡·巴托里突然率大军东进，其庞大的规模和对防御工事的突破能力使人震惊不已，相继占领波洛茨克、涅韦尔、大卢基等地，进而于1581年8月22日包围普斯科夫，侵入到俄罗斯心脏地区。这一记闷棒把伊凡雷帝打得眼冒金星，对扭转战局起了重大作用。同时瑞典也在北方对俄国发动进攻，占领纳尔瓦、科列拉并向卡累利阿进军。俄国被迫求教皇调解，以放弃所占立窝尼亚领土而求和，历经20余年的立窝尼亚战争以俄国伊凡雷帝的惨败而告终。其打通出海口的目标未能实现，反而使邻国变的极其强大。随着伊凡雷帝的死亡，俄国就陷入一场大混乱中。随着东部边疆的稳定，波兰获得前所未有的和平，而斯特凡·巴托里也成为波兰历史上继战胜条顿骑士团的亚盖洛后又一位伟大的国王，但这也是波兰最后的辉煌。随着他的突然死去和没有子嗣，自由选王制的恶果逐步显现出来。在一年的混战后他的外甥瑞典瓦萨家族的王太子战胜神圣罗马帝国的鲁道夫二世皇帝的弟弟斐迪南·马克西米连亲王，成为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此后巴托里家族仍断断续续地统治着特兰西瓦尼亚，这一家族在1613年被赶下王位，后于1637年绝嗣。

波兰翼骑兵

（一）波兰翼骑兵是波兰军队番号，这支建立于十六世纪早期并延续到十八世纪中期的部队曾取得过无数次不朽的战绩，尤其是在对抗莫斯科大公国、瑞典人、鞑靼人和土耳其人时。当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兰装甲部队徽章时会发现一只近乎垂直、顶部稍弯的抽象形翅膀，这个标志所来源于的波兰旧时辉煌的军事传统，因为这种木架和羽翎所制的巨大翅翼曾是波兰翼骑兵部队的象征。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他们继续在浪漫与传奇中存在，享受着后人所传颂的不可战胜的赫赫威名。但事实是他们和所有时代的一切部队一样，既赢得过胜利的喜悦，也品尝过失败的苦涩，特别是当他们遇到训练有素的火枪队时。波兰的翼骑兵不应当与另一类hussar（即hussards）相混淆，后者发展于匈牙利，是十八世纪以来在各国军队，也包括波兰军队中非常流行的骠骑兵的祖先。波兰的翼骑兵同样起源于匈牙利，但他们成长于波兰的土地上并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不再只是轻武装的散兵游勇，而是出色地糅合东西欧的骑兵元素，并于同时发扬本地传统与当代创新的优势。他们既是重骑兵也是轻骑兵，盔甲既坚固又迅猛轻捷，可以根据战场瞬息万变的需要而选择不同的战术。翼骑兵常常被编成拥有150-200人的中队，排成膝盖挨着膝盖的密集两列横队。出众的马术能让他们以密集队形袭步冲锋，长长的骑枪能保证首先将对手刺穿，这样巨大的冲击力给敌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冲锋过后他们再使用刀剑或火器进入混战。

（二）这个时代西欧的胸甲骑兵和卡宾枪骑兵过于习惯一排排不断骑到阵前发射火器，再驰回中队后方装填的呆板战术，翼骑兵大胆的冲锋总是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同时翼骑兵还能轻易击溃来自东方的骑兵，因为翼骑兵的速度和机动足以与他们比肩，但却比他们武备精良并拥有火器的支援。直到十五世纪末期波兰的武备和军事力量还都是西欧式的，但与此同时政治和文化方面与东方世界不可避免的接触和联系开始悄然改变着波兰军队的发展方向。征召有封建义务贵族的兵制开始为招募雇佣兵的做法所取代，这些雇兵既有来自本土的，也有来自国外的。在对抗莫斯科大公国和鞑靼可汗们的战争中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雅盖隆王朝的国王们改组波兰军队，使之更适合于在东方那些广袤的为沼泽和河流所分割的草原上的战斗。实战证明中世纪式的那种从头到脚覆以层层重甲、端着重骑枪的重骑兵是不适合在这种地形上作战的，而相比之下马提亚斯·科韦努斯时代的塞尔维亚和匈牙利骠骑兵这种轻装骑兵在这种地形上对抗土耳其人时却表现优异，于是这种轻骑兵被引进到波兰军队。在记述十六世纪早期波兰-立陶宛军队的手稿中已经多次提到这些骠骑兵，手稿描述他们是手执长枪、马刀和盾牌的骑兵战士，并大多冠以“Racowie”（塞尔维亚人之意）之名。 Hussar或Gussar在塞尔维亚语中最早就是“强盗”的意思，虽然同时也有一些匈牙利语的名称。这些骠骑兵不仅在波兰军队中服役，有些也为神圣罗马帝国效命。

（三）匈牙利式的骠骑兵最常见的形象就见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纪功书中的木刻插画上，特别是在Theuerdank和Weisskunig两本书中，不过16世纪早期骠骑兵部队最好的图象史料还是来自于一幅大约画于1520年前后的162cmx232cm的木板油画。这幅油画描摹的是1514年9月8日的奥尔沙之战，波兰-立陶宛联军在这次会战中战胜莫斯科瓦大公瓦西里三世。大体上油画是忠实于史实的，不过这位无名画家似乎艺术化地夸张士兵们的盔甲和军器，看来他一定对阿尔布雷特·丢勒和大卢卡斯·克拉纳赫（均为德意志大画家——译注）的画作风格相当熟悉。在画中波兰-立陶宛联军由全身披挂的旧式骑士、步兵、炮兵、轻骑射手和新式的骠骑兵组成，而莫斯科大公国方面则是清一色的重装甲波耶骑兵。画中从多个角度描绘当时骠骑兵的形象：三至四人一排渡过第聂伯河、冲锋、战斗和追击，骑枪是他们的基本武器，和重骑枪不同的是这种骑枪前后粗细是一样的，枪尖处挑着十字旗。冲锋时骑枪或者架在盾牌特意留出的缺口上，或者半置于马耳上方。他们的盾是典型的匈牙利式风格，这种盾牌用木材制成，呈特殊的非对称形，一角尖锐并向一边高高扬起，还漆着鲜亮颜色的条纹，不过也有骠骑兵使用中央带尖刺的法式圆盾。他们使用的马刀也是匈牙利式的，不巧的是画中看不到许多使用马刀的情景，而是大多数都插在包金嵌银的大刀鞘里，有些人（可能是骠骑兵中的军官们）在腰带里插着一根权杖。他们的坐骑都披着马衣，上着带重型嚼子的笼头。

（四）画中看不到马鞍的形制，不过可以清楚看到马镫，马镫几乎呈圆形，下面还带着一个小球。马刺的样子比较奇怪，是通过盖着骑手脚面的大块金属片固定在靴子上的。他们的头饰可谓是五光十色，其中最常见的是一种显然用黑色毛毡制成的类似维多利亚时代高筒礼帽式样的帽子。这种帽子的帽筒下部通常用包金金属圈装饰，在金属座上还插着一束羽翎。此外画中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式样：圆锥形的帽子、插着同样的羽翎、带挺竖着的帽沿的匈牙利式扁帽、带大块垂片的帽子和当时相当流行的早期贝雷帽。画中的骠骑兵不着盔甲，只依靠一件有夹层絮里的短下摆乔潘聂（当时东欧地区常见的一种衣摆长及膝盖，但只扣到腰部的上衣样式）提供一定的防护。有少数骠骑兵则穿着一种长袖短斗篷，这是匈牙利式的服装，称为“曼特”（后世骠骑兵华丽紧身斗篷衣的鼻祖），一些可能是军官的骠骑兵的马颈下还挂着用马鬃编织的装饰性彩带。早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几个中队的骠骑兵就已经开始披上盔甲，这可能是为了让他们替代当时已经开始悄然退出战场的重装骑士战场冲击的角色。在当时波兰军中的卷宗和清单中可以看到骠骑兵重型化为翼骑兵的整个过程，这部资料保存分得相当完好，因为在当时这些卷宗是军人损失装备或伤亡后发放赔偿和抚恤的依据。开始只有骑兵们最主要的武装才记录在内，包括头盔、锁子甲、盾和骑枪，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在单据中出现军刀、直剑、标枪、战斧、弓和箭囊等武器装备的记载。在1550年后的卷宗中也提到豹、虎、熊、狼毛皮的使用，根据这些资料称不披兽皮时骠骑兵们就穿一种甩过肩膀的特制斗篷，称之为“克里姆”。

（五）同一时期的史料中还出现翼骑兵翼饰的最早记载，这些翅膀用鹰羽、鹤翎或者鸵鸟毛制成，若用鸵鸟毛则一般都染成红色、绿色或者蓝色。无疑这些翼饰还是对土耳其德利骑兵的效法，但其样式是波兰自己的独创，其主体是一根漆成红色或者裹着深红色天鹅绒，并包着铜皮的直木条。在木条上钻上一排大小适中的洞眼，羽毛就插在这些洞眼里形成一只巨大的翅膀。木条下端铆接着一根金属棒，金属棒则插在背甲上的插座里。十六世纪乃至更晚的年代里一直有些翼骑兵未装备甲胄，因此若战士们没有甲胄或者未穿戴背甲，则可以把一只或一对翼饰插在马鞍的后桥上。只是由于固定在鞍后的翼饰会妨碍跨马，就只能在战士上马后由别人代劳。事实上无甲的翼骑兵并非少见，斯蒂法诺·德拉·贝拉曾分别于1633年在罗马和1645年在巴黎仔细观察过来访的波兰使团中的骑兵，他所作的一幅精美的铜版画就刻画一位不着寸甲、鞍后却插着一只高大的鸵鸟毛翼饰的翼骑兵形象，看来在当时披甲的和无甲的翼骑兵同时存在，只有翼饰才是这个兵种的招牌特征。这种翼饰的确切作用还没有能够完全解释清楚，有人说在战斗中风吹过翼饰所发出的飒飒声能够惊吓敌人的马匹，但即使是上千只翼饰同时发出的声音也会淹没在战场上巨大的嘈杂声中。还有人解释说这种翼饰能够防护东方骑兵，尤其是鞑靼人惯用的套索的袭击，但好好勘查一番之后就会把这种解释也剔除出局。实际上这种翼饰最确定、也是唯一的作用是建立一种强烈的、由视觉上到心理上的冲击，包裹在层层铠甲中的武士背后插着巨大的翼翅，肩上披着猛兽的毛皮，这些形象都给人以超凡入圣般的感觉。

（六）能在观者心中掀起阵阵漩涡般的情感：惊恐、敬重、敌意或者是羡叹。而到了战场上就很难说这些僵硬地固定在骑手背后的笨重而又庞大的家什能真正起到什么作用，也许可以推断翼骑兵很少（也许在大战役中他们也会盛装上阵）在战场上带着这些翼饰，而主要把它们保留到阅兵场上或者庆典仪式上去使用。不管怎么说十六世纪才过半不久大多数翼骑兵就演变成重武装的战士，但这些沉重的装备和饰物却反过来拖累他们的行动，就在看来翼骑兵又要步过时的重装骑士之后尘而被无情淘汰的时候1576年被选举为波兰国王的特兰西瓦尼亚公爵斯蒂芬·巴托里对波兰军队进行深入而有效的改革，斯蒂芬·巴托瑞是一位有着杰出军事天才的统帅，曾对莫斯科瓦公国发动过一系列的战争并取得辉煌的胜利，还策划对土耳其人的庞大远征行动。但就在远征即将开始之际这位波兰国王突然殡天，没能看到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巴托里对翼骑兵部队改革的结果是建立一支大为灵活机动而又具备极高纪律性的新军，在装备上他永久地摒弃旧式的重盔、木盾和沿自中世纪骑士的大型马鞍，代之以“契斯卡格”（当时一类带龙虾式层片护颈和穿过盔檐的单片护鼻的开面轻盔）式或者其他式样的轻盔、锁子甲和穿在外面的轻型半身甲，或仅着半身甲和锁甲护臂、带有浓重东方风格的专用马鞍马镫以及长颈马刺。马刀还是主要的近战武器，但如今除了马刀之外翼骑兵又常常在马鞍旁再系上一把重军刀（其实是一种与西欧estoc相似的重型刺剑，在冲锋时很好用，马刀则利于混战）。

（七）马鞍前的枪套里插着两把轮燧手枪或一把轮燧马枪，战锤和权杖还是军官们喜爱的武器。骑枪的长度被缩短了，前端挂上长长的矛旗，在冲锋时无数拍打飘扬着的鲜艳小旗在敌人的眼里是一幅既壮丽而又可怕的画面。在波兰本国的博物馆中可以找到一部分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早期翼骑兵装备的实物，在华沙的波兰军队博物馆、克拉科夫瓦维尔城堡的国立艺术收藏馆和马尔堡的城堡兵器馆都收藏有一些无疑是波兰本国制造的头盔。这样一顶典型头盔的盔体由两块铁板从中接合而成，和中世纪流行的锅状铁盔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在平坦的帽檐上接上可移去的护鼻、护耳和护颈，护耳上还打了一个心形大洞以免影响听觉。一战前夕在维斯瓦河的河床上发现一辆完整的大车，车上就装满这种头盔。尽管有些锈蚀，但头盔的形制保存得非常清楚，所有的盔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般相似，无疑是来自同一个盔甲工场里的。军官的头盔经过精工细作，大多数常要从国外进口，同时当时翼骑兵式的武装风格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也是风尚一时，极大带动这类型盔甲的生产。带装饰契斯卡格盔最大的产地在南德地区，尤其是在纽伦堡市。在瓦维尔城堡国立艺术收藏馆内就找到这么两顶头盔，其中一顶的年代在1550年左右，是为特斯科维茨家族（波兰豪门，以拥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而闻名）制作的，镀着黄金，嵌着珍石，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另一顶则原先是拉齐维尔家族（亦为波兰豪门，以拥有广大土地而著称）的财产，这是一顶1561年制作的匈牙利-土耳其样式的头盔，但上面的蚀刻花纹却是典型的文艺复兴风格。

（八）铠甲方面奥地利的老格拉兹兵器馆藏有大量十六世纪晚期的翼骑兵胸甲，在波兰本国的华沙、克拉科夫、柯尼克等市的博物馆中也有很好的铠甲存世。这种特殊样式的半身甲最早由意大利的盔甲师傅制造，在意大利语中称之为“阿尼玛”，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流行了。其最大特点是胸甲和背甲系由数块条状钢片拼连成龙虾状，再用纵向的皮带和一系列铆钉在背面固定。成本低，灵活性好，在当时各国的海军中尤其受欢迎。一套典型的翼骑兵轻铠甲就包括一件这种式样的胸背甲和一个护喉，现存的有些波兰铠甲上装饰着铜制玫瑰或者其他铜饰，但这有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翼骑兵会在这种甲的下面再穿一件锁甲衬衣或者只保留锁甲护袖，只是相对板甲样式在几百年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进步来说锁甲的工艺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仍由铆接的铁环编缀而成，所以有时很难从一大堆锁甲中准确鉴定出哪些是十六世纪晚期的制品，哪些是百多年后的制品。波兰的博物馆内收藏着大量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早期的匈牙利-波兰式马刀，当时波兰的步兵和骑兵部队都使用这种马刀，只不过骑兵用的刀身要稍长一些，大约在80-85厘米之间。大多数马刀都产自匈牙利或波兰本地，但其中最好的还是从斯特利亚（现为奥地利一省）地区和意大利，特别是从热那亚进口的。相对当时大多数弯刀来说这些匈-波式马刀算是相当大了，刀身上通常会有数条血槽（血槽是约定俗成的叫法，实际作用为增加大型刀剑的强度，而并非真的能放血）和突起的加强肋。刀柄上包着黑色皮革，有着长长的铁质棒状护手。刀鞘也包着黑色皮革还有铁或铜皮，有时还会根据翼骑兵们的个人喜好打上数个心形镂空。

楚措拉战役

（一）楚措拉战役在1620年10月7日于摩尔多瓦普鲁特河附近爆发，作战双方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得到摩尔达维亚叛军余部支持）与奥斯曼帝国（得到诺盖人支持），最终奥斯曼帝国一方取得胜利。因为联邦派遣到伊斯坦布尔的外交使节团未能完成任务，再加上双方撕毁布沙条约（因为哥萨克与鞑靼人继续在波土边界作乱），联邦与奥斯曼之间的关系在1620年初急转直下。双方开始为战争作准备，虽然那时双方都未准备好。奥斯曼帝国准备在1621年发动战争，而此时联邦瑟姆拒绝将指挥官要求的大部分资金提供给后者。上议院秘密委员会最终在哈布斯堡王室的劝说下决定在1620年将联邦军队派往前线，即使瑟姆的众多议员都认为波兰军队兵员并不充足，也未完全准备好。已经七十岁高龄的指挥官斯坦尼斯瓦夫·若乌凯夫斯基【联邦政策并没有让政府官员（譬如这样的指挥官）强制退休的规定】预知到将会与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决定在国外会见土耳其部落，很明显摩尔达维亚会成为其中一个选择。指挥官若乌凯夫斯基与科涅茨波尔斯基带兵至楚措拉（罗马尼亚雅西县一镇）与特米尔汗（坎提米尔）作战，波军由科莱茨基家族、扎斯瓦夫斯基家族、卡扎诺夫斯基家族与波托茨基家族四个权贵家族的私人军队组成（其中有2000名步兵，且几乎无哥萨克骑兵）。

（二）这支军队在9月进入摩尔达维亚，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封臣的摩尔达维亚统治者加斯帕尔·格拉齐亚尼决定叛变，支持联邦与奥斯曼人作战。格拉齐亚尼将雅西的土耳其新军杀死，将苏丹奥斯曼二世（曾命令格拉齐亚尼退位，并将他押至伊斯坦布尔）的使节囚禁并希望撤退，但在若乌凯夫斯基的逼迫下还是让他的军队加入波兰阵营。但很多摩尔达维亚波雅尔为了保卫自己的庄园不被没有纪律的联邦权贵军队抢掠而各奔东西，而其他人决定维持观望态度，待情况明了后加入胜利的一方，最后只有几百（600-1000兵力）人的摩尔达维亚叛乱支持者加入联邦一方。若乌凯夫斯基命令军队在楚措拉加强营地防御（在先前的战争中建造），1620年9月10日联邦军队在楚措拉附近遭遇奥查科夫（奥齐）总贝伊伊斯坎德尔·帕沙指挥下的鞑靼人与奥斯曼军队以及瓦拉几亚分遣队（1.3万人-2.2万人），这支军队受奥斯曼苏丹派遣，以支持加布列尔·贝斯伦与哈布斯堡王室作斗争。鞑靼军队让联邦卫兵感到吃惊，俘虏很多人。在战役的第一天（18日）大部分摩尔达维亚叛军决定反戈一击，进攻波兰侧翼，雇佣兵、私人军队和他们的权贵指挥官缺少训练与士气，斯坦尼斯瓦夫·科涅茨波尔斯基在随后的战役中指挥联邦军队右翼。

（三）1620年9月19日虽然波军依然试图保住他们的阵地，但很明显波军已经战败了，科涅茨波尔斯基在1620年9月20日（或21日）试图防止军队崩溃。1620年9月29日联邦军队利用车阵突破奥斯曼军队的包围，开始撤退。但是在格拉齐亚尼贿赂部分权贵后私人军队开始逃走，一些雇用骑兵畏战而逃，这是接下来的事情的开端。撤退时的连续进攻（譬如10月3日较为激烈的一次）被击退了，这只是因为部队在看到德涅斯特河与波兰边界后1620年就开始崩溃。在1620年10月6日另一次大进攻后大部分权贵与贵族不顾步兵和营地而私自向北撤退，他们便这样将整个联邦军队绑上死亡的快车，大部分波军士兵被杀或被俘。在接下来的战役中若乌凯夫斯基被杀，科涅茨波尔斯基、斯坦尼斯瓦夫·雷韦拉·波托茨基、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等及其他许多人（塞缪尔·科莱茨基、米克瓦伊·斯特鲁希、米克瓦伊·波托茨基、扬·若乌凯夫斯基、乌卡什·若乌凯夫斯基）被俘，若乌凯夫斯基的头颅被插在一支矛上并送到苏丹那里，科雷茨基公爵因为经常干涉摩尔达维亚的边界问题而在伊斯坦布尔监狱被处决。

（四）在这场重大胜利下奥斯曼二世在大维齐尔阿里·帕沙和加布列尔·贝斯伦的劝说下决定稳固，甚至加强自己的权利。亚历山大·伊利阿什被任命为摩尔达维亚统治者，叛变的格拉齐亚尼在1620年9月29日逃跑时被杀。1621年兵力从20万到25万人的土耳其精锐部队在奥斯曼二世的指挥下从埃迪尔内挺进到波兰边界，土耳其人受到楚措拉战争胜利的鼓舞，十分希望征服当时是波兰一部分的乌克兰。波兰指挥官扬·卡罗尔·霍德凯维奇在1621年带着3.5万兵马与哥萨克支持者渡过德涅斯特河，加强霍腾要塞的防御，截断奥斯曼的进攻路线，让奥斯曼军队挺进极为缓慢。联邦军队在那里待了一整月（9月2日-10月9日），联邦指挥官拦住苏丹，知道第一场秋雪来临，天气与4万人的减员迫使奥斯曼二世重开谈判（霍腾战役）。在围攻战开始的几天前联邦年事已高的指挥官在1624年9月24日因疲劳死在要塞中,这次战役双方僵持不下，随后的霍腾条约也体现这一点，这份条约对联邦做了些许的妥协，但是也满足奥斯曼人所有的要求。奥斯曼二世将这次战争的僵持不下归咎于土耳其新军士气的缺乏与堕落，他对奥斯曼军队的现代化改革并没有受到土耳其新军与保守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欢迎。土耳其新军与伊斯兰学校学生在1622年5月18日起事，奥斯曼二世遭到废黜，5月22日他被掌握大权的起义者杀死。

齐格蒙特三世

（一）齐格蒙特三世·瓦萨（1566年6月20日－1632年4月30日）在瑞典称西吉斯蒙德，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1587年－1632年）和瑞典国王（1592年－1599年）。在他出生前当时的瑞典国王埃里克十四世对约翰公爵在利沃尼亚战争中的行径不满向他宣战，约翰公爵于1563年8月12日投降，卡塔日娜和约翰被带到瑞典，囚禁在格利普霍城堡。1566年6月20日齐格蒙特三世在瑞典格里斯普霍尔姆的监狱中出生，父亲为后来的瑞典国王约翰三世，母亲为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的女儿卡塔日娜，其亦为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二世之外甥。在母亲血统的影响下他于1587年被波兰贵族议会（瑟姆）的多数派选为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新任国王，并在大贵族扬·扎莫厄斯基（时任立陶宛首相盖特曼）的支持下派兵攻击另一位王位竞选者——哈布斯堡王朝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当1588年马克西米利安与支持他的波兰权贵试图攻占当时的波兰首都克拉科夫时扬·扎莫厄斯基领军在贝奇纳战役中大败马克西米利安并将其俘虏，使其放弃对王位的要求。1592年11月17日当父亲约翰三世死后信仰天主教的齐格蒙特三世获得瑞典议会支持，即将继承新教瑞典的王位，亦代表波兰-立陶宛-瑞典的共主联盟可能会即将出现。虽然齐格蒙特三世在继任瑞典王位之前就已发誓会保持瑞典的新教信仰，但他的叔叔卡尔九世先是悄悄地巩固自己的新教领导地位，当时机成熟后1593年在齐格蒙特三世回到瑞典加冕之前于乌普萨拉大教堂召集一个国会大典。

（二）从新教国家邀请来4位大主教和300名教士，一致协议要驱逐非路德派的宗教人士，而且只有路德派信徒才能担任瑞典公职，并任命卡尔九世为瑞典摄政来作为齐格蒙特三世在瑞典正式加冕的交换条件。齐格蒙特三世在九月回到瑞典后，经过五个月的协调妥协后终于答应上述条件，在1594年2月于乌普萨拉大教堂继位为瑞典国王。但他宣布自己是在胁迫情况下接受条件，所作承诺不能算数，因此他派遣五位省长去保护天主教徒，自己并在同年回到波兰。结果摄政的卡尔九世带领新教人士强制迫害天主教徒，使得卡尔和齐格蒙特三世正式决裂，激发出严重的宗教斗争。这也是瑞典的不幸，许多为天主教讲话的人士被处以极刑，天主教聚会被禁止。瑞典的非天主教教士也被驱逐，这种情绪燃烧很长时间。1598年波兰集资建立一支舰队，护送齐格蒙特三世登陆瑞典，远征斯德哥尔摩和卡尔马。1598年9月25日位于林雪平发生的斯通耶布罗之役中他被卡尔九世打败，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和瑞典人在瑞典土地上的战斗，2000人在战争中阵亡。1599年7月24日齐格蒙特三世被瑞典议会废黜，卡尔九世以摄政的头衔成为瑞典实际统治者（1604年加冕为国王）。在齐格蒙特三世返回波兰之后这一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1600年3月19日许多原支持齐格蒙特三世的贵族被卡尔九世下令斩首，这后来被称为“林雪平血案”。失去瑞典王位之后齐格蒙特三世在1600年宣布爱沙尼亚（原是瑞典领土）是联邦领土，这成为波兰与瑞典为争夺利沃尼亚所引发的战争的导火索。这场战争持续至1611年，波兰因为在陆、海战场的多次胜利，加上瑞典国王卡尔九世的贫弱无力，波兰因此大致获胜，保有大部分的爱沙尼亚。

（三）1600年俄国进入政局动荡期，联邦提议与俄国缔结联盟。此举失败后其他很多类似的尝试接踵而至，这些举动虽然获得许多领土，但很多都因太过大胆而使得最终目标失败（譬如扶立天主教的波兰王室担任俄国沙皇），其中包括军事入侵、其他王朝和外交行动和阴谋。因为俄波两个社会和帝国之间的差异太过巨大而难以弥合，波兰立陶宛联邦在1619年的杜里诺休战后便停止取得沙皇之位的尝试。虽然联邦达到其领土的最大面积，但军力也因大规模军事行动而被削弱。1620年原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摩尔达维亚公国和波兰结盟，挑起波兰和土耳其对摩尔达维亚的宗主权争夺战，亦令奥斯曼加入三十年战争。齐格蒙特三世派军队进驻摩尔达维亚，使苏丹奥斯曼二世宣布向联邦宣战。双方在摩尔达维亚境内开战，齐格蒙特三世的联邦军在楚措拉战役中惨败，伟大的盖特曼（军队指挥官兼副王）斯坦尼斯瓦夫·若乌凯夫斯基战死。面对奥斯曼-克里米亚汗国的侵略军时联邦形势非常危急，随后波兰-立陶宛开始动员军队，盖特曼扬·卡罗尔·霍德凯维奇在霍滕战役（1621年）成功抵挡敌军的多次猛攻，而东南前线的局势也由此得到缓解。最终奥斯曼帝国因其兵力空虚，签署霍腾条约，保持齐格蒙特二世时期（1548-1569年）的旧有边界不变（联邦和奥斯曼军队之间的德涅斯特河边界）。这结果对波兰有利，但摩尔达维亚的宗主权重新归奥斯曼统治，原亲波兰的摩尔达维亚大公被土耳其人处死。

（四）1621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袭击里加，重启波兰与瑞典间的战争。随后瑞军占领利沃尼亚大部，控制波罗的海至普茨克一带，并封锁但泽。此时齐格蒙特三世疲于南方的波奥战争（1620-1621年）等战事，因此直到1626年至1627年间才有余力发起反击。他利用盖特曼斯坦尼斯瓦夫·科涅茨波尔斯基优秀的军事才能与奥地利的援助，抵挡住军事天才古斯塔夫大帝的猛烈进攻，但最终因为内部的疲乏以及面对欧洲几个强权的压力下以妥协退让的方式结束波瑞战争。1629年双方签署阿尔特马克和约，结果虽然让瑞典得到的领土比原先征服的还要多，但是比起其他同时代和瑞典作战的国家时波兰已经是损害最轻、战场表现最亮眼的国家。波瑞战争是波兰与瑞典之间的战争，1598年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企图夺回瑞典王位失败后波瑞之间即战事不断，1617年开始双方冲突再起。1620年土耳其入侵波兰后瑞典也积极对波作战，1621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率军进入立窝尼亚，占领里加。波兰在西班牙舰队帮助下进攻瑞典，瑞典军也进军波兰，并在沃尔霍夫战役（1626年1月8日）中大败波兰骑兵。1627年瑞军又进攻波兰属地普鲁士，并再次击败波兰军。后瑞典为准备参加三十年战争，经英、法、勃兰登堡的调停于1629年9月26日与波兰签订《阿尔特马克停战协定》，依约瑞典保有包括里加在内的立窝尼亚和在普鲁士所夺得的大部分领土，控制维斯瓦河入海口。1634年该约期满后瑞典同波兰于1635年9月12日签订《斯图姆斯道夫停战协定》，将普鲁士归还波兰，双方停战26年。

（五）从1590年代初齐格蒙特三世就与原本支持他继位的大权贵立陶宛首相（盖特曼）扬·扎莫厄斯基发生冲突，因为国王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联盟，计划推行反宗教改革政策，并建立绝对君主制的王权。而扬·扎莫厄斯基与国王完全相反，他反对哈布斯堡与绝对君主制，并支持宗教宽容，他甚至将国王看做被人利用的棋子和愚昧无知的外国人。国王想罢免扬·扎莫厄斯基的国政大臣兼立陶宛首相（盖特曼）职位，却因为宪法限制国王的权力，使他不能任意罢免高级官员。于是在1591年的瑟姆议会上国王和扬·扎莫厄斯基一派大臣的冲突公开爆发，不但国王自觉被羞辱，扬·扎莫厄斯基甚至还亲自带兵，阻止与哈布斯堡联姻的准王后奥地利的安娜进入波兰境内，意图让婚礼不能举行。结果扬·扎莫厄斯基的行动失败，新王后奥地利的安娜反而很快就获得波兰国内上下阶层的欢心。扬·扎莫厄斯基被国王巧妙地调到南方边疆战斗，让齐格蒙特能够着手他的宗教与集权计划。齐格蒙特三世在1596年迁都华沙，试图采行更加中央体制化的政策，并推行天主教的波兰反宗教改革。首先希望让联邦内的大批东正教徒，转化成天主教会的东方分支，成为所谓“东仪天主教会”的信徒（保留东正教仪式，但遵奉罗马教宗），是所谓“布列斯特联合”（1596年）。这激化联邦与哥萨克（虔诚的东正教徒）的关系，促使叛乱不断的哥萨克，成为17世纪初联邦内部的首要问题。与此相关的是耶稣会获得波兰主教们的支持，在联邦中大力打压非天主教徒，因此在1620年不满反宗教改革的一位喀尔文派教徒对国王发动一场未遂的刺杀。哥萨克问题也成为后来1648年灾难性“大洪水时代”的开端（赫梅尔尼茨基起义），联邦在此后急速衰落。

（六）大洪水时代是波兰立陶宛联邦17世纪中期的一个历史时代，其中包括一系列战役。广义上讲这个时代以1648年的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为始，以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休战为终，这样俄波战争与第一次北方战争便也处在这一时期。1648年鲁塞尼亚血统封建领主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一起人民起义，这次起义由第聂伯河哥萨克与不满波兰权贵统治的乌克兰农民参与。虽然起义在遭到大力镇压后结束于别列斯特赫科战役（1651年），俄罗斯以此为借口在1654年入侵波兰立陶宛联邦东半部，发动俄波战争（1654年-1667年）。而在波罗的海地区中与波兰在王室关系上存在长期不和与其他方面冲突的瑞典帝国也在1655年投机性地入侵并占领联邦的剩余部分，两个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贵族亲王亚努什·拉齐维乌和博古斯瓦夫·拉齐维乌随后将波兰内部的不满与不和带到冲突中去，并开始与瑞典国王卡尔十世·古斯塔夫协商，以让联邦与波兰立陶宛联合分裂。他们签署肯代尼艾条约，设想让立陶宛大公国分裂为两个公国，与瑞典形成仆从关系，分别由亚努什与博古斯瓦夫统治（肯代尼艾联合）。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约翰二世·卡齐米日因支持专制的奥地利，蔑视贵族的“萨尔马提亚主义”文化，而在贵族中得不到支持。早在1643年约翰·卡齐米日便成为耶稣会的成员并当上红衣主教，尽管如此但约翰·卡齐米日在1646年12月回到波兰，并在1647年10月辞去红衣主教的职务，以参选波兰国王。

（七）约翰·卡齐米日在1648年登基，但是部分贵族认为卡尔·古斯塔夫（瑞典国王，约翰·卡齐米日的堂亲）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很多波兰贵族都认为约翰二世·卡齐米日是位软弱的国王（或“耶稣会国王”），这类人包括王室副总理大臣谢洛尼姆·拉杰约夫斯基与王室大财务总管博古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因为上述或其他原因，他们支持卡尔·古斯塔夫登上波兰王位。在瑞军第一次入侵波兰时波兹南省长克雷什托夫·欧帕灵斯基放弃大波兰，将其让给卡尔·古斯塔夫，而其他地区也接连投降。随着瑞军在1655年8月进入华沙且无人抵抗，约翰·卡齐米日逃往西里西亚，整个国家几乎都被拱手让给瑞典。但是几个地方依然在反抗，其中最著名且最具象征性的便是亚斯纳-古拉修道院的反抗，在大修道院院长奥古斯丁·科尔德茨基的指挥下波兰这座修道院要塞的卫兵在亚斯纳-古拉围攻战（1655年11月-1656年1月）中击退敌军。亚斯纳-古拉的这场战役也鼓舞反抗瑞典的波兰抵抗运动的士气，1655年12月支持流亡的约翰·卡齐米日的蒂绍夫采联盟成立。自发的起义运动在整个国家兴起，向散布各地的敌军发起进攻。这些起义运动随后在波兰军队领导人斯特凡·恰尔涅茨基与立陶宛大指挥官扬·帕维乌·萨佩哈的领导下联合起来，上述二人开始组织清除忠于卡尔·古斯塔夫的人的反攻。最后1656年约翰二世·卡齐米日的支持者在利沃夫主教座堂为约翰二世·卡齐米日加冕（利沃夫宣誓），联邦军队最终在1657年将瑞军赶回去。

（八）联邦也击退特兰西瓦尼亚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军队，但普鲁士公国正式得到联邦对其脱离与波兰的藩属关系独立的承认（1657年韦劳条约）。随着哈迪亚赫条约在1658年9月16日得到签署，波兰王室正式将哥萨克与鲁塞尼亚人在波兰立陶宛联合中升格到与波兰和立陶宛同等的地位之上，并事实上将波兰立陶宛联邦变为波兰-立陶宛-鲁塞尼亚联邦（三国联邦）。这个条约获得哥萨克酋长伊凡·维赫夫斯基与“长老”的支持，其目的是为了改变东欧的面貌。但是这个条约未能完全施行：俄罗斯拒绝承认哈迪亚赫条约，并继续宣称拥有对乌克兰的主权。俄罗斯与联邦在1667年1月13日签署安德鲁索沃条约，这也象征着双方争夺乌克兰的战争的结束【波兰立陶宛联邦从土耳其人在俄土战争（1676年-1681年）中的参与得到点好处，因为奥斯曼与克里米亚有关系】。和约让莫斯科完全占领第聂伯河左岸地区，而联邦保持对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统治。最开始和约规定俄罗斯要在20年内将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归还联邦，但是因为1686年永久和约，这条分界线变成俄罗斯与波兰的永久国界。大洪水时代结束波兰的宗教宽容时代，因为入侵者大多数为非天主教徒，而波兰人大多数是天主教徒。1658年对新教的波兰兄弟会的驱逐便是波兰减少宗教宽容的例证，大洪水时代中成千上万波兰犹太人被哥萨克叛军杀害。总体来说齐格蒙特推行的波兰反宗教改革在联邦中上层获得胜利，大量的波兰与立陶宛贵族改宗天主教。耶稣会也替农民争取到一些权益（农民在17世纪初替贵族服劳役的天数，下降为一周3或4天，并有离开农村的自由），开办许多学校，普及天主教与波兰的文化。

（九）可以说齐格蒙特迁都华沙与天主教化的政策真正塑造波兰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构成近现代波兰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然而另一个问题在于当时波兰人只有四百万，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千一百万人口中无法构成数量优势，因此使联邦无法转化成近代的民族国家，促成18世纪末的瓜分波兰。1605年他推行集权化的改革与君主专制，对瑟姆（联邦的贵族议会）本身进行重大改革，推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以取代此前瑟姆议案需经所有出席议员一致通过的传统。结果引来1605-1607年的“法律大反叛”与内战，使政府暂停运作。内战中保王派虽然获得胜利，但是保王派贵族拒绝惩处反对派，反而是国王被迫妥协，让议会和一切回到1605年前的原样。这代表国王的集权化措施只获得微弱的进展，没有达到强化联邦体制与国力的最终目的。君主专制的理想更彻底破灭，贵族民主制有逐步强化的趋势。1611年他与瑟姆允许勃兰登堡选帝侯西蒙·西吉斯蒙德在霍亨索伦家族安斯巴赫支系的最后一位普鲁士公爵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长期精神失常）去世后继承普鲁士封地，霍亨索伦家族勃兰登堡支系自1618年起统治该公国。从1613年开始瑟姆把征税评估权下放给地方议会（瑟米克），这让许多有效的财政制度实行困难，除了中央权力被分散到70多个瑟米克外经常不能得到军饷的军队也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联盟”（即起义和抢掠）。齐格蒙特三世后来建设性地与瑟姆合作，确保瑟姆在1616年至1632年间的每个会期都能通过联邦所急需的法令，并推行不少开明温和的改革。他促使瑟姆在税收领域和维持军力方面加大投入的力道，使联邦军在这一时期的许多军事冲突中战绩斐然，1632年4月19日他在波兰华沙的皇室城堡中逝世。

扬·扎莫厄斯基

（一）扬·扎莫伊斯基 (1542年-1605年)是波兰立陶宛联邦贵族、权贵、第一位扎莫希奇公爵（奥德南特），1576年担任王室秘书官，1576年担任王室次席大臣，1578年担任王室总理大臣，1581年担任王室大指挥官。自1580年至1585年任克拉科夫长老，亦曾担任贝乌兹、明齐热切、克热舒夫、克内申和德尔普斯克长老。扎莫厄斯基是先后两位国王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特与斯特凡·巴托里的重要顾问，也是巴托里的王位继承人齐格蒙特三世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他是当时最具才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是这时侯波兰政治的重要人物。出身于著名的扎莫伊斯基家族，在巴黎大学与帕多瓦大学就读，在那里他从归正宗昄依为罗马天主教。在上学时他就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回到波兰后他被任命为国王齐格蒙特二世的书记官。1563年他写了对古罗马政府的说明De senatu Romano，在这本书中他希望在波兰立陶宛联邦采用罗马共和国的宪政原则。1572年雅盖隆王朝断绝后在选举瑟姆中他利用它的影响力推行victrom election procedure（让所有贵族都有权利选举国王的政策）与过半数规则，在那时他写了说明Modus electionis。他是米克瓦伊·谢尼茨基和谢罗尼姆·奥索灵斯基的朋友，他随后成为联邦下层与中层贵族（施拉赫塔）的最重要领导人。下层与中层贵族的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建立执行政府（或称执行者政府）来保卫波兰独特的宪政与议会制政府以及低层贵族的统治权（贵族民主制），他的影响力让这一团体随后被称为“扎莫厄斯基的支持者”。

（二）扎莫厄斯基反对权贵派系，这一派系希望将王位交给哈布斯堡王朝成员。在1573年选举中他支持亨利三世，在1575年选举中他支持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斯特凡·巴托里。在那时他是该国最有权力的人，既获得大指挥官（海陆两军的总指挥）也获得大臣的权力，随后成为波兰最富有的权贵之一。他支持巴托里的政策，这政策遭到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反对。扎莫厄斯基也支持巴托里巩固王权的尝试，他参与在1579年至1581年之间针对莫斯科公国的战争与之前的准备，攻占维利泽和扎沃洛茨。在巴托里于1586年去世后扎莫厄斯基支持齐格蒙特三世获得波兰王位，参与与支持哈布斯堡王朝大公马克西米连三世的支持者之间爆发的短暂内战，并在1588年的贝奇纳战役中挫败他们。这时马克西米连与他的权贵支持者试图攻占当时的波兰首都克拉科夫，马克西米连被俘，被迫放弃对王位的要求。但在齐格蒙特三世统治时期之始扎莫厄斯基这曾经的联邦国王的支持者加入反对国王将联邦政体转为绝对君主制的行列，齐格蒙特很快与哈布斯堡王朝和其他反宗教改革势力联盟，以获得他们的支持来夺得瑞典王位。新国王恐惧大臣的权力，但联邦宪法规定他无法辞掉扎莫厄斯基，相应地扎莫厄斯基将国王看做被人利用的棋子和愚昧无知的外国人。

（三）与国王相对的是扎莫厄斯基维护宗教宽容政策，反对罗马天主教会与耶稣会权力增长，并警告联邦会被牵进与瑞典之间爆发的毫无意义的王室战争，尤其还包括奥斯曼帝国连续不断的威胁。他的政策和行动被视作是波兰反对专制主义和最后没有转为绝对君主制的原因，这一点与欧洲其他国家区别很大。1592年瑟姆上国王与大臣之间的公开冲突爆发，扎莫厄斯基发现齐格蒙特试图将波兰王位让给哈布斯堡王室，以博得他们的支持，让他能够获得瑞典王位。扎莫厄斯基未能废除齐格蒙特，但在摩尔多瓦权贵战争中获得放手干的权利。1595年他帮助大公耶雷米亚·莫维勒（耶雷米·莫希瓦）夺得王位，1600年他与瓦拉几亚大公及新任特兰西瓦尼亚亲王勇敢的米哈伊作战，勇敢者米哈伊在几个月前征服摩尔达维亚。扎莫厄斯基在布科瓦击败米哈伊（特莱亚任河战役），并复立耶雷米亚。甚至帮助他的兄弟西蒙·莫维勒，让他成为短命的瓦拉几亚国王，因此将联邦的影响力蔓延至多瑙河中游。1600年和1601年扎莫厄斯基参与波瑞战争，指挥利沃尼亚（因弗兰提）的联邦军队。1600年他从瑞典人手中夺得一些要塞，随后占领沃尔玛尔和菲林，1602年又占领比亚韦-卡缅。但是这些战役已经开支他的健康，他放弃指挥权。1580年他建立扎莫希奇，这座城市由意大利建筑师贝尔南多·莫兰多设计建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扎莫厄斯基积攒大量的财富，他拥有11座城市和200座村庄（大约1.75万平方千米），还是112座城市和612座村庄的王室管理者（大约1.75万平方千米），1595年他建立扎莫厄斯基学院。

东仪天主教会

（一）东仪天主教会是指保持东方礼和制度的东部派天主教会，但又与罗马教廷共融的教会统称，也是持守各派东方礼仪的天主教教会的总称。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东欧、苏联和巴尔干半岛等地，在美洲和西欧的移民中亦有不少信徒。东仪天主教是从希腊正教会、俄罗斯正教会和一些较小东方古老教会中分离出来而参加天主教会者，他们承认教皇的首脑地位，但继续保持各自原有的东派传统礼仪和特点，而不受拉丁语系天主教会之礼仪和规章的约束。曾被称为合并派教会，音译作攸尼亚特教会，但因被认为带有贬意而未用作正式称谓。东仪天主教会在许多方面有别于拉丁语系天主教会，如在礼仪方面圣餐礼中大都不用无酵饼而用有酵饼；在自身划十字时横线从右肩到左肩，而非自左至右；只用平面的圣画像而不用立体的圣像雕塑等。在文字方面主要用希腊语、叙利亚语、古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科普特语、亚美尼亚语等，而不用拉丁语。在体制方面设自治的宗主教制、终身助祭制，除隐修士和主教外一般教士可不守独身。不受1917年教廷颁布的《天主教会法典》的约束，在其2414条法典条款中认为仅有16条对它有效，此外在教堂建筑、服饰、用品等方面也均保持东派教会的传统特色。拜占廷礼：罗西尼亚教会，从希腊正教会分出。1589年莫斯科正教大主教区成立后波兰境内奉希腊正教的罗西尼亚人主张同天主教合并，1596年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与教廷代表签署联合文书，从此被称为罗西尼亚派。后来其教徒集中于乌克兰，形成乌克兰教会，用古斯拉夫语行使希腊礼仪。1946年起该教会改由俄罗斯正教会莫斯科牧首管辖，60年代原乌克兰教会大主教到达梵蒂冈后被教皇任命为枢机主教。

（二）1980年3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宣布不承认1946年教会体制和管辖权的改变，21世纪初罗西尼亚教会在欧美等地乌克兰移民中仍有流传，计有美国3个主教区、加拿大5个主教区、巴西和阿根廷3个主教区。在欧洲和澳大利亚也有一些信徒，另有一些信徒分散在南非、美洲和波兰的拉丁教会内。他们皆用古斯拉夫语行使希腊礼仪，但也吸收一些拉丁礼仪的成分；麦勒卡教会，原属较小东方古代教会之一的麦勒派教会（麦勒卡意为服从皇命者）。古代麦勒派教会由拥护卡尔西顿公会议之决定而反对基督一性论并奉叙利亚君主为教主的阿拉伯人教徒组成，主要分布于古代叙利亚和埃及。1724年该教会的安提阿宗主教西里尔六世带领一部分教会并入天主教会，成立东仪教会安提阿自治宗主教区。现主要分布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用阿拉伯语行希腊礼仪，在某些礼文中使用希腊文并吸收少量拉丁礼仪成分；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东仪教会，分布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地区，皆行希腊礼仪；在意大利南部（包括西西里和科西嘉岛）有一个意大利-希腊东仪教会，现趋向拉丁化。安提阿礼：马龙派教会，原为叙利亚的一个较小东方古老教会，传说7世纪由马龙所创 。成员为说阿拉伯语的叙利亚人，反对基督一性论。12世纪末并入天主教会（他们则自称从未脱离过罗马教会），在贝鲁特有自治宗主教区。主要分布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在美国移民中亦有该派信徒。使用叙利亚文和独特的马龙派礼仪，16世纪以来在礼仪和服饰上逐渐拉丁化；

（三）马兰卡派教会，主要在印度喀拉拉邦，原属印度南部的聂斯托利派。16世纪在葡萄牙人影响下接受天主教会管理，仅留一东仪大执事。1930年正式并入天主教会，在特里凡得琅有省主教区，使用叙利亚文和叙利亚礼仪；叙利亚公教会，由叙利亚雅各派教会（基督一性论派）分出。1653年与来自印度南部的马拉巴教派合称叙利亚正教会，1783年与天主教会合并，改称叙利亚公教会。首脑为安提阿宗主教，驻黎巴嫩贝鲁特，使用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亚历山大礼：科普特公教会，从埃及科普特教会分出，18世纪初并入天主教会。设有自治宗主教区，宗主教驻开罗，使用科普特文（古埃及文）和希腊文，21世纪初趋于使用阿拉伯文；埃塞俄比亚公教会，18世纪从埃塞俄比亚科普特教会分出并入天主教会，但继续使用科普特礼仪而具埃塞俄比亚特色。设有自治宗主教区，宗主教驻亚的斯亚贝巴，分布在埃塞俄比亚和巴勒斯坦。迦勒底礼：马拉巴教会，从印度东南马拉巴地区的聂斯托利派教会分出。16世纪受葡萄牙人影响而并入天主教会，第一次梵蒂冈公会议后又有3万人退出。设有宗主教区，宗主教驻巴格达。使用叙利亚文和马拉巴礼仪，另有叙利亚马拉巴派教会。1552年并入天主教会，信徒主要分布于小亚细亚一带，使用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亚美尼亚礼：18世纪中叶从东方古老教会之一的亚美尼亚教会分出而并入天主教会，设有宗主教区，宗主教驻西里西（今属土耳其）。1945年亚美尼亚籍宗主教亚加齐尼被教皇庇护十二世任命为枢机主教，后任教廷传信部部长。信徒主要分布于苏联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罗马尼亚等地，使用古亚美尼亚文和亚美尼亚礼仪。

（四）1862年教皇庇护九世于教廷中增设东仪教会部，专管东仪天主教会事务。1908年庇护十世将之并入传信部，1917年教皇本笃十五世又予以恢复，并授予相当于其他圣部对拉丁教会的一切权力。部长由教皇兼任，下设秘书长，由一位枢机主教担任。另有16～20位枢机主教分任秘书、参赞、顾问，并有东仪教会教士参加。同年又附设东方研究院（1922年后交耶稣会管理），专门培养东仪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派往这些教会工作的西方教士，研究院设8种东方语言学科（包括土耳其语）并邀请正教教士进行学术研究。1928年教皇发表《东方事务通谕》，呼吁全教会关心东仪教会问题。21世纪初梵蒂冈常通过东仪教会与东正教会以及其他较小东方古老教会进行对话，并通过分布在东南欧国家的东仪天主教徒推行教皇的“东方政策”。1980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不再兼任东仪教会部部长，以一名枢机主教代之。20世纪初直到二战期间罗马天主教会积极利用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矛盾，支持纳粹组织“乌斯塔沙”在巴尔干对东正教徒和犹太人、吉普赛人实施宗教迫害和种族灭绝政策，迫使许多南斯拉夫东正教徒承认罗马教廷的权威。罗马教廷在推行”东仪天主教“政策的过程中为将来支持其他欧洲纳粹势力以及积极参与有组织的集中营、流放等种族灭绝、宗教迫害手段的实施进行充分预演，但是这一阶段教会组织公然充当前锋，神职人员在屠杀和集中营建设中甚至身先士卒。东正教徒和犹太人的财产直接由天主教会收缴，导致得教会声誉在欧洲社会的减损，因此二战后期罗马教廷开始减少直接出面组织宗教迫害。

（五）乌斯塔沙的反东正教政策是罗马天主教的“东仪天主教”政策的具体化，罗马天主教的“东仪天主教”政策依靠重新让东正教徒接受洗礼或强迫东正教徒加入天主教会等方法尽可能多的使东正教徒改信天主教。20世纪当大部分南方斯拉夫人联合成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时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反而支持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脱离联邦、独立建国，以便反对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1941年5月乌斯塔沙政府部长米勒·布达克、米尔柯·普克、密洛凡·詹尼茨等人宣布乌斯塔沙的目标：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改信天主教，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被驱逐出境，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被彻底消灭。乌斯塔沙把东正教看成他们的主要敌人，事实上他们从未承认过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土地上的存在，仅仅认为这些人是“有着东方信仰的克罗地亚人”。乌斯塔沙的天主教牧师在全克罗地亚执行着强迫塞尔维亚人改信东正教的命令，以圣芳济会成员为主的一些牧师甚至在波黑及其周边地区亲自参与种族清洗。圣芳济会修士米若斯拉夫·菲利波维奇是他们中最著名的，他把撇特利切瓦克修道院作为乌斯塔沙的一个基地，并于1942年2月6日带领乌斯塔沙在邻村进行一次残酷的大屠杀，包括500名儿童在内的2730名塞尔维亚人遇难。这个菲利波维奇后来成为贾赛诺瓦克集中营的主管，他在那里被称为“索托纳兄弟”。与此同时尽管穆斯林完全不信仰基督教，但由于对于天主教会时他们可以帮助迫害东正教徒而具有利用价值，他们没有受到严酷的屠杀。

（六）在整个战争期间梵蒂冈始终保持着与乌斯塔沙的全面外交关系，并向首都萨格勒布派驻罗马教廷大使。大使甚至对东仪天主教的成果作了简短的评估，罗马天主教教会也从未谴责过种族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设法逃离南斯拉夫的乌斯塔沙分子（包括帕维里奇）通过由天主教牧师和梵蒂冈要员操纵的“鼠线”偷渡到南美，这一行动计划由修士克鲁诺斯拉夫·德拉干诺维奇、皮特拉诺维克和多米尼克·曼迪奇于4月10日（即乌斯塔沙国家生日那天）在罗马圣吉罗拉莫伊利里亚学院特别制定。据说乌斯塔沙政权在二战期间从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那里掠夺价值3.5亿的黄金，大约1.5亿被英军截获，但是剩余的2亿到达梵蒂冈，并且至今依然存贮在梵蒂冈银行里。尽管在某些方面受到来自梵蒂冈的压力，但美国加利福尼亚法院仍然授权审理此案，并依法否认自身的这一行为越权。1998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二战时期的萨格勒布大主教阿洛伊兹耶·斯特皮纳奇行宣福礼，斯特皮纳奇由于支持乌斯塔沙，组织乌斯塔沙随军牧师，宽恕战犯与种族暴行等罪恶行径而被人控诉。2003年6月22日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巴尼亚鲁卡，访问期间他在上文提到过的撇特利切瓦克修道院前举行一个大规模教徒集会。由于撇特利切瓦克修道院和战犯菲利波维奇—马杰托威奇修士的联系，这次集会引发群众骚乱。教皇同样为天主教牧师伊万·梅尔兹行宣福礼，伊万·梅尔兹是“克罗地亚雏鹰协会”的创始人，这一组织类似“希特勒青年团”，并和它有着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