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反复涂抹的时代与未尽善的作品——评《长安三万里》
7月的某天，我和喻圆烧仙草小姐一块看了《长安三万里》。
由于之前阅读过一些如《李白与杜甫》《长安客》等讲述唐朝诗人生平的著作，以及李、杜、高等人的诗选，因此本片对我而言，更像是在演绎我读过的那些书。
诚实地说，这种请诗人出来“表演”的动画片，的确很好看，只是我观影后仍觉不满足。电影主创似乎力图做出一部“面面俱到”的作品，但作为观众，我总觉得get不到他们精心设置的一些点。电影虽然有点像《阿甘正传》，但并没有如《阿甘》那样讲好一个故事。人物的言行并不能让我沉浸，反而跟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背诗的欢乐更令我难忘。
如今回头思索，《长》的问题或许出在两方面：一是对“大唐盛世”的描写；二是对讲述主角的刻画。前者直接描绘中国最负盛名的“盛世”，本该做到足够深刻，结果有些简略和浅薄。而后者直面主人公的“灵魂”，最该细腻、深入，结果也有些粗疏和流于表面。要知道，高适才是本片男一号，某种意义上本片可以看作他的个人纪录片，但主创们明显要借着高适来讲李白，就给观众心中留下一种错位感。
这股弥漫在银幕上的“别扭”，从头延续到尾。编剧好似拉开一张弓，却在158分钟的时间里引而不发，东张西望，直到快结尾时才把箭射出去，然而他们也没有对准最初的目标，而是射向了杳远的天空。
我觉得有必要帮主创们解开枷锁。接下来，我将直言讲出我希望这部电影讲出来的东西，以及我为什么会觉得影片对于时代和人物都有些刻画不足的原因。
第一个问题：古代并不美好，即便是盛名之下的开元天宝时期。
不知是不是因为古偶-仙侠剧的流行，近几年的影视再去拍古代，总是带有很深的滤镜。导致镜头下的“古代”，繁华富丽，百业繁茂，街巷整洁，笙歌遍地，仿佛人间仙境。然而，只要稍微读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古代”放在哪一朝哪一代都是梦境，无论那是所谓的盛世还是治世。
为什么呢？因为影视镜头太窄，容不下太多普通人的生活。譬如你拍一部东京梦华录，皇室、贵胄、名士、妓女，宝马香车，尽可以纷纭呈现于汴梁城中，可是你也得知道，就在这一片锦绣繁华地旁边（可能不用很远），就有一位大雪中卖炊饼的武大郎，就有一位匆匆赶路、被地痞欺负的杨志。他们才像是你现实中的身影。
《长安三万里》把主角定为高适和李白，并用他们的生平串起一众开天时期的名士王侯，本身是采用一种封建社会上层的视角去刻画大唐，这很容易造成观感上的不接地气。加之剧中的矛盾冲突又很薄弱，观众无法在人物身上找到投射点，自然会有那是“别人家的故事”的感情。
比方说吧，高适、李白虽然被电影描绘得很落拓，出身好像很普通，但其实上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两人的家境相当之好。
高适在电影里自称渤海高氏，家族没落。然而他祖父是安东都护高侃，乃伯、乃父都是官员。纵然有记载说他“少家贫”，“以求丐自给”，但看到他在“求丐”之余尚且能漫游天下，便可知他的生活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
李白则是富商之后。学者推测，李白年轻时一直沿长江活动，很可能因为他家的产业分布于长江沿岸。电影中李白嗜酒狂放，挥金如土，在物资并不丰富的古代，能如此行的人，他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也是不言自明。
因此高官的后代和富商的儿子，就是本片的主角。电影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讲述了二人青年时纵马高歌的过往，同时又为映衬这二人的身份，把大唐也描绘得灿烂非常。高适在岐王府表演，可以碰到李龟年、王维那样的人；李白在扬州纵酒使气，能和裴旻的女儿月下舞剑。作为背景的盛世大唐自然堂皇富丽、歌舞升平，仿佛人人富贵，处处风流，看不到一点柴米油盐的生活气息。
而一个故事中人物至关重要的矛盾点——高适和李白所遇到的，也不是我们普通人经常遇到的生存问题。这二人无非是要求官。高适无人赏识，李白因为出身受到限制，算是勉强和现在的年轻人共鸣了。然而，按说两人都遇到了有志难伸的境遇，这理应是一段青春伤痛的岁月，但是在大唐“盛世”的背景加持下，影片始终保持着他们狂歌飞盏的基调。
这不是很奇怪吗？
两个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过上了到处旅游、到处下馆子写诗的生活。
如此与现实脱节的设定与情节，放到李白身上也许能说通，放到“平平无奇”的高适（男主角）身上，就只能让普通观众无法带入了。
要知道，生存问题是人的最重大的问题，哪怕是在“忆昔开元全盛日”的时期。
高适、李白这两个社会上层的青年可以纵马江湖、周游四海，那么一般民众呢？只怕他们就没有那么闲适了。他们更多的是在田间地头“996”的穑夫桑妇，是在前线“被驱不异犬与鸡”的普通将士。就拿高适、李白的诗作来说，开天时期的民众，是高适“鞭挞黎庶令人悲”的黎庶，是李白笔下“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的拖船工，甚至是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冻死骨。
影片虽然描写着高适、李白，却只拍了他们融入上流社会的过程，以及报国安邦的口头志向，却没有拍摄他们体恤民情的大情怀。镜头给足了特权阶级、统治者的金碧辉煌，风流璀璨，却忽略了太多在那个“盛世”之下讨生活的“丑陋”而鲜活的普通人。观众们坐进电影院，有时候也就爱看个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起起落落，沉沦或者逆袭。你非要拍高官的孙子又做了高官，富商的儿子又当上了大诗人，我们能说什么呢？
只能说——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第二个问题：政治很黑暗，权力斗争的漩涡会撕碎每一个纯粹的灵魂。
《长安三万里》第二个问题，是没讲明白高适的升迁之路。
影片似乎刻意地跳过了玄宗出逃、肃宗登基的大历史，也跳过了高适“见风转舵”的个人小历史。然而高适最后做到散骑常侍那样的高官，“龙钟还忝二千石”，并不因为他常年累月的刻苦学习，也不因为他曾是哥舒翰幕府的掌书记，主要是因为他在安史之乱的出色表现。
“混乱是阶梯”。安史之乱这场政治洗牌，同时也是李、杜、高、王等诗人沉沦或者上升的关键。忽略这段特殊时期的事，观众就会看不清这些人物的底色，了解不了真实的人性。
让我们先回到历史，说说唐玄宗的晚年吧。与戏文里那个和儿媳妇恩爱缠绵的君王有别，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政治经验丰富、手段狠辣的政治家。为了皇权稳固，他曾经对三个失宠的儿子痛下杀手，世称“一日杀三王”；为了疆域稳固，他设置天宝十节度，重用番将番臣，连年对外战争。
但猛兽总有衰老的时候，由于玄宗晚年的昏聩，大量“奸臣”借机上位，边疆安禄山聚众谋反。大唐盛世遂成为纸糊的盛世。随后“渔阳鞞鼓动地来”，玄宗连夜逃出长安城，威信尽失。在马嵬坡，禁军兵变，诛杀了他的爱妃、爱臣。一些原先受到他严密控制的人也开始“人心浮动”起来。
这其中就有他的太子李亨（后来的肃宗皇帝）。李亨被立为太子，是在玄宗“一日杀三王”之后。有了哥哥们血的教训，李亨从当上太子的那天起就过着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日子。在猜忌多疑的老父亲，权势熏天的奸臣，谗言四起的后宫间小心周旋，且一直周旋了十八年。终于在天宝十五载马嵬坡这里，他挣开了金锁，掌握了自由。于是乎，他立刻与老父亲分道扬镳，跑进灵武的军营宣布登基，反手尊老父亲为太上皇，开始了帝国权力上的争夺。
而玄宗自从被安禄山撵出长安后，仍不忘以天子威仪搞政治平衡。他在肃宗之外，又立了诸子分镇四方，妄图制衡肃宗。其中以永王为四道节度使，总江南之兵。没想到这位永王搞不清状况，到了江南地面也想效法他哥哥，起了“不臣之心”，不听号令（主要是不听他哥哥肃宗的号令），准备割据扬州。
于是乎，父子三人在分享帝国权力时起了龃龉，我们的高适先生于此时正式登场。之前的时候，高适就反对过玄宗“诸子分镇”的计划，因此这时便被新皇帝——肃宗看重了。肃宗高兴地把高适召来，虚心下问。高适便纵论天下形势，着重预判永王的必败，给肃宗打上了一针强心剂。很快地，这位此前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僚，一跃而为淮南节度使那样的封疆大吏，成为肃宗-代宗朝鼎鼎有名的大臣。
而李白呢？此前他就因为在长安朝廷里得罪了人而被“赐金放还”了，现在身处江南，对朝廷上的风云变幻了解不深。这时永王派人来热情延请，他一时不慎，就上了永王的“贼船”。结果正在为永王热情书写“东巡歌”之际，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叛军，之后被捕下狱，差一点死于非命。
由此可见，大唐诗人的仕途，其实并不与他们人品的优劣、才能的多寡、诗文的水平有关，而在于关键时刻，他们能否坚定而准确站在“君父”的立场；危急时刻，他们能否“分君父之忧”。
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再看杜甫的生平，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怀才不遇”了。——肃宗在灵武登基后，玄宗曾以册封的名义给肃宗派去一些人，表面上是辅佐他，实际上却未知。这其中就有接济过杜甫的宰相房琯。之后的某天，房琯因事受到弹劾，肃宗便决定对房琯下手，打击那些他认为的还忠于他老父亲的人。此时情势微妙，对杜甫而言，可称上是一个绝佳的“站队”机会。如果杜甫抛弃恩友，献媚肃宗，那么接下来他即便不能升官，也会在肃宗心中留下一个好印象。结果耿介如老杜，想也不想，直接上奏去保房琯，于是在肃宗那里遭到了白眼，一路贬官，赶出朝廷，开启了他人生悲惨的后半段。
可见还是那个道理。对臣子而言，忠心往往比能力重要，站队往往比是非重要。想要升官发财，君父的赏识远远重于友情和亲情。在政治大洗牌中，要站对位置，不能站错位置，更不能这次站对了位置，下次却站错了位置。
而玄宗父子棋局上的小小博弈，造就了高适、杜甫、李白全然不同的人生大转折，那么在这对父子统治下的全天下的百姓呢？——需知安史之乱，并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忽然之间就席卷了大地。它本身是在玄宗多少年不思进取，骄奢淫逸，视天下臣民如同草芥，予取予夺，不加抚恤中酝酿出来的；是在安禄山、史思明等河北边帅十数年狼子野心，唯利是图，包藏祸心下孕育出来的；是在长安朝廷李林甫、杨国忠一代又一代颟顸昏聩、文恬武嬉、得过且过中生长出来的。
一场断送王朝命运的内乱，其实是对玄宗一朝的报应，但代价却由天下臣民承担。千百万生灵被几个台面上的统治者拖入战争的深渊，被无情地剥夺走妻儿、父母、钱财、家园，乃至于自己的生命，这才是安史之乱的真相。
古代政治足够粗陋，故而站在台上的封建统治者就更加丑陋无比了。辉煌灿烂的诗篇，歌尽了玄宗父子、岐王、玉真公主，但盛名之下，一个个都只是披着圣光的凡夫俗子；一个个都只是搜刮着民脂民膏的吸血虫。
这才是真正的古代，真正的开元盛世。
第三个问题：士子们“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澎湃情怀，在盛唐之后逐渐走向衰落。
《长安三万里》的最后一个问题，或者说遗憾，是没能对盛唐的边塞诗人做一番大展示。
王昌龄、岑参等等与高适同时代的边塞诗人要么是惊鸿一瞥，要么就没有出场。而实际上，这批人是中国诗歌的宝藏，因为再往后，就再也找不出这么一大批生机勃勃、意气扬扬，敢去疆场上建功立业的诗人了。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首诗到如今，只要是上过学的三尺之童都会背。然而你静而思之，古往今来，还能找到和这首诗一样具豪气、侠气、英雄气于一身的作品吗？
再往后的作品，要么是“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悲歌慷慨，要么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壮志难酬，要么就是“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的无奈悲鸣了。
为什么呢？时代变了。
中国士人的元气好像在盛唐做了一次转折，没有继续昂扬向上，而是掉头往下急走。渴望建功立业的读书人代代都有，但到了中晚唐，被黑暗的政治打压下去了；到了宋，被国土狭小、江山沦丧憋回去了；到了明清，被八股文消磨掉志气与热情了。
后来又有了文字狱，统治者杀人杀得太多，于是读书人干脆不写了，跑去考证古书了。终于要等到近现代，才出现了一批拿着手枪与匕首的读书人，拯救了这个快要颓废到极点的国度。
故而由此去看，活跃在盛唐舞台上的边塞诗人是何等的珍贵。
相比于内地士子的风流蕴藉与坐而论道，出入边关的边塞诗人要么在漫游，要么在幕府从事实际的工作。他们顶风冒雪，深入边陲，在番汉边界上书写自己的壮志，是真正用脚来丈量大唐的土地。
盛世之下，国家武力的强盛保障了他们出行的安全；社会文化的繁荣又滋生了他们写作的热情。换言之，他们才是所谓“盛唐”的产物，是无数物质条件与精神追求合力的产物。对比那些无病呻吟、坐井观天的现代诗人，他们的诗才是民族不竭的力量，才是民族文化最耀眼的瑰宝。
说到这里，有必要问一问这部电影的标题：《长安三万里》，究竟什么是长安？什么是长安三万里？
长安是李白诗歌里的那座城吗？长安三万里是指高适那风尘碌碌的生平与他和李白的友谊吗？
都不是。长安只是一个符号，背后是那个时代无数风云际会，做出功业、写出诗歌的人们；是无数认真生活、奋力拼搏，创造下“九州仓廪具丰实”的人们。台上的诗人、台下的民众一个个如星辰般闪耀，群星汇聚，才绘成了这幅三万里的锦绣画卷。
是所以有人，才有诗，才有这个时代，才有长安。诗在，人就在；人在，长安也就在。
也因此，不拍那一批纵横边塞的大唐青年，不拍那一些创造盛世的大唐民众，而花大量笔墨塑造纵酒使性的太白形象，和孜孜矻矻的高适形象，我总觉得有些遗憾。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能把诗人的生平用这种方式请上荧幕，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开元天宝的诗人，中晚唐的诗人，靖康之变后的南宋诗人，构成我们这个民族诗歌文化的许许多多人，都值得好好地拍一拍。
今朝可以是高适，明日或许就是岑参，以后还会有韦应物，或者百年之后人生之路更加坎坷的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有了《长安三万里》的尝试，他们也许会一个个从书中现身，走向荧幕。
届时让诗人自己演绎自己的诗，让诗篇在观众心中自己跳动，那么我们的收获想必会比现在更多。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和诗人的相会吧。
到时候“桃李春风一杯酒”，擎起来“与尔同销万古愁”。
是为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