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幸福感的影响
一项涵盖了46个国家近1500人的新调查表明，随着疫情蔓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工作两方面幸福感都有所下降。绝大多数参与者报告心理健康下降、基本需求难以满足、孤独感和隔绝感，还提到工作需求增加和工作上的疏离感增加。不过也有好的方面，一些员工报告幸福感提升，其原因可供组织参考，设法在未来为员工提供帮助。
你是否感到自己陷入职业倦怠？还有很多人像你一样。一项涵盖了46个国家近1500人的新调查表明，随着疫情蔓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工作两方面幸福感都有所下降。这个问题影响了我们的心理健康，还牵涉到与职业倦怠相关的几个关键要素，如工作负担无法持续、没有支持性的团队，以及感到生活和工作都不受自己控制。
绝大多数参与者报告心理健康下降、基本需求难以满足、孤独感和隔绝感，还提到工作需求增加和工作上的疏离感增加。不过也有好的方面。一些员工报告幸福感提升，其原因可供组织参考，设法在未来为员工提供帮助。
大部分人总体幸福感下降
表示自己幸福感有所下降的参与者中，有一半的人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心理健康受到了影响。一些参与者不经提示就说出了原因是职业倦怠。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两点：心理健康下降的人不一定会职业倦怠；一些人会明确用“倦怠”这个词来理解自己在疫情中的工作体验。
“我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恶化。疫情期间的焦虑和担忧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思绪，在这种状态下工作，我要消耗更多能量控制自己头脑中的噪音。太累了。我累得无法锻炼，无法与朋友家人视频通话，也没有精力维持健康饮食。”
——担任生产经理的36岁女性
“家庭和工作无法区分，令我难以切换状态。在精神层面，我几乎无法完全摆脱工作。闷在家里无法出门很无聊，而且让人忧虑未来，以往我在工作中寻求意义和联系，消除这种感觉，但疫情之下这两者都更难获得。同事开始远程工作的时候‘表演在线’，然后就一直那样挂在网上，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能保持工作参与感。这种状态催生了表现和期望的循环，会对我们的幸福感造成严重的影响。”
——担任技术主管的41岁男性
工作需求增加是致使总体幸福感下降的第二大普遍原因。
“正常通勤的时候，下班会有一种今天的工作结束了的感觉。现在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就像公司经常说的，‘我们知道你在哪里。’这样的处境让我们一直连轴转，没办法慢下来。当然，现在我可以跟家人共度的时间更多，可以抵消这个负面影响，但还是很难熬。”
——供职于服务行业的42岁男性
“虽然我目前的总体幸福感还可以，但有时候觉得很散漫、很迷茫。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仍然跟同事朝着同样的目标努力。我们是否都向着同一个方向？我们是否只是在尽全力求生，也许这就够了？但总是会有‘你今天做了什么？这周呢？这个月呢？’的感觉萦绕不去，领导层总是制造压力让我们保持与以往一样的生产力。”
——担任公共行政经理的38岁女性
参与者还报告了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无法满足，并且感到隔绝。特别是没有孩子的人感到自己与他人没有连接。
“我的社交生活减少了很多。我在Zoom和Google Duo这样的视频通信软件上见到别人，但因为工作时也一直要这样见同事，个人生活里使用这种软件就变得好像烦人的杂务一样。我努力保持社交距离，感觉跟亲近的人失去了联系。太难了。”
——居家办公的46岁女性
“我觉得孤独、广泛的焦虑和担忧是影响我总体幸福感的最大因素。对自己、客户、朋友和家人的担忧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孤独和对于未知的焦虑困扰了我几个月。这些感觉都会对身体造成影响。我的睡眠、集中力、吸收和学习新信息的能力都受到了影响。”
——供职于服务业的32岁女性
家庭生活中的问题也是一大影响因素，女性报告的关于育儿和个人时间的问题远多于男性。
“我现在主要是在家工作，同时监督两个顽皮的孩子上网课。疫情期间丈夫一直在外工作，所以家务全部由我负责。”
——居家办公的46岁女性
最后，还有一些人表示自己感到缺乏领导者的支持和体谅，以及担心失去工作。
不过，一部分人的总体幸福感有所提升
近1/4的参与者表示自己感觉变好了，部分原因是有更多的时间锻炼身体，且饮食更健康。
“能早点坐在桌边吃晚饭，处理平时留到周末的日常琐事，这点很好。我觉得现在周末过得比以前更放松，可以更好地休息恢复精力。”
——供职于技术行业的41岁女性
职场幸福感也有所下降
造成这种变化的所有因素中，参与者最频繁提及的是工作需求增加，具体来讲，是工作生活界线消失的同时工作负担和工作时间都有所增加。
“没有什么形式上的平衡和区分。现在我真的就是在自己家的起居室里工作，在‘办公室’里育儿。办公桌就是家里的餐桌。不同的角色相互冲突，造成了一种简直好笑的状况——躲在储藏室里参加重要会议，女儿从门缝里给我塞纸条，说她要吃东西。”
——担任教育主管的36岁女性
“一切都匆匆忙忙的。工作压力更大了，没有人尊重时间边界。早晨五点半就会收到电子邮件，直到晚上十点才会停，因为他们知道你不会去别的地方。没有成家的人情况更糟糕，因为不能说‘我要去照顾孩子’。”
——从事市场营销的36岁女性
还有人说自己逐渐失去与同事的连接感，变得疏离工作。
“我工作的公司多次登上Glassdoor网站的‘最佳雇主’排行榜榜首，企业文化很出名，我也很喜欢。但现在不一样了。公司有趣的东西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难搬到线上，现在的工作好像就只是工作，没有别的了。这段时间我很难平衡个人需求，无法保持身心健康。”
——供职于某战略咨询公司的25岁男性
“我现在一直觉得工作很糟糕。我想是因为失去了与同事的社交联系，而且现在交流起来要耗费更多力气。我每天开始感到疲惫的时间点比以往更早了。”
——担任娱乐总监的44岁男性
一些人在应用远程办公技术方面有困难，特别是应对越来越多的在线会议。还有意料之中的育儿问题也被提及。
“我现在应付工作的同时还要当好家长、老师和餐饮服务员。以前在外面给自己和家人寻找排遣情绪的出口就很难，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在同一个地方进行，唯一的区别是四面墙里的空间。”
——从事通信业的43岁女性
最后，一些参与者提到雇佣状况方面的变化，如工作时间大幅度减少、强制休假、解雇和职位变化。
不过，一些人的工作幸福感有所提升
这部分人比例较小，他们表示现在的工作状态好在差旅和通勤时间减少，对工作的控制感提升。
“我不得不想办法在家里放松和充电，这一点其实改善了我的工作生活平衡状况。”
——担任生产经理的37岁女性
“我以前每周待在办公室45小时，现在一直在家。我不用再跑遍全城去参加各种会议，可以在家里办公。我现在体重减轻，饮食更加健康，而且与家人共度的时间增加了。”
——担任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的64岁女性
本文节选自《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2021年4月刊文章《疫情对幸福感的影响》。
麦考利·坎贝尔（Macaulay Campbell）格蕾琴·加维特（Gretchen Gavett） | 文
麦考利·坎贝尔是《哈佛商业评论》高级美编。
格蕾琴·加维特是《哈佛商业评论》高级编辑。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原文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