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忧郁》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
重度忧郁症患者们的真实经历：忧郁。作者：安德鲁所罗门。《忧郁》被译为21种语言、获11项国际性奖项，全球畅销250000册。它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关于忧郁症的著作，作者不仅是一位富有盛名的畅销书作家和忧郁症研究者，更特殊的是，他本人就是一位三度饱受重度忧郁症折磨的患者，这使得书中既有大量采访、调查和研究得来的翔实材料，也记载了作者刻骨铭心的“忧郁”历程：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他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鼓励作者和每位读者—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去发掘生活的美丽。
本书的写作历时五年，对我而言，要追溯自己想法的来源，有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要求受访者允许我使用他们的本名发表，因为本名才能赋予故事真实性。尤其在一本以洗刷精神疾病污名为目标的书里，隐藏忧郁症者的真实身份，反而会加剧这种污名，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我让受访者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尽可能地记录下每个细节。但是一般说来，我并没有查证他们所说的事情，也不强求让所有人的故事都严谨连贯。常有人问我，这些受访者是从哪儿找来的？我在书末致谢中提到的许多专家，协助我联络了他们的病人。我在日常生活中遇见的许多人，得知我的写作主题后，主动提供他们丰富的心路历程，其中部分内容十分有趣，后来就成为我的写作材料。
我从未写过一个话题，有这么多人有话要说，而且有这么多人自愿滔滔不绝地说。很不可思议，我轻易地便累积了大量忧郁症的资料。到最后，我觉得在忧郁症的研究领域里，最缺乏的就是综合研究。本书的首要目标是与忧郁症患者站在一起；至于第二个目标，我曾感到难以达到，那就是：条理分明。这就要求尽量接近经验主义，而不是用逸闻趣事随意拼凑而成。
我必须强调的是，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心理学家，甚至连哲学家都谈不上。这是本极个人化的书，也只能如此看待。虽然我为复杂的看法提供解释和说明，但这本书并不试图取代适宜的治疗。
常有人问我，写这本书的过程是否也是一种缓解。我想绝对不是，我的经验与其他写过相同主题的人一样，写忧郁症的文章很痛苦、悲伤、孤独、紧张。不过，一想到这是件可能会对其他人有帮助的工作，我就精神为之一振，而且我所获得的知识，对自己也很有用。我想说明一下，写这本书的愉悦来自于与人交流的乐趣，而非自我表达的治疗式缓解。我以自己的忧郁症开头，然后开始谈其他人类似的忧郁症，接下来是其他人不同形态的忧郁，最后谈到完全不同环境下的忧郁症。
没有一本书能探讨所有人类痛苦的根源，但是我希望能够通过揭露这些痛苦，来帮助陷于忧郁症的人们获得解脱。我们无法排除所有令人不悦的事物，而且舒缓忧郁症并不表示马上便可获得快乐，但我希望这本书提供的知识可以帮助人们脱离苦痛。
【认识忧郁】
一座以铁架构成的建筑物被风吹雨淋，遭到锈蚀乃至倒塌，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以。但铁锈无时无刻不在啃噬和蔓延，天长日久，而铁架在某一时刻突然崩溃，似乎是戏剧化的“突发事件”。铁锈也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一根梁架因锈蚀而断裂，撞塌另一根梁架，整栋庞然大物就会在瞬间失去平衡，于是轰然倒塌。人的身体和精神也是同样的道理。天天暴露在风风雨雨的蹂躏中，身心越来越羸弱，似乎一阵强风就可以把自己刮倒。内心沮丧的情绪就像铁架上的铁锈，一点点累积起来。乏味是忧郁的开始，它为你的每一天抹上灰暗的颜色，削弱你生活的动力，直到你感到疲倦、烦闷和自我放纵――而你之前总认为熬得过去。虽然很难明确规定哪里才算是重度忧郁症的边界，越过它就将面临精神的崩溃。但是当你真的面对，内心总会有所预感。
忧郁症的出现总包含着诞生和死亡两种因素，它们总是同时发生。不久前，我回到童年玩耍的树林里，那里有一棵老橡树，据说有一百岁，二十多年前我和弟弟常在它的树阴下玩耍。如今，老橡树身上缠绕了一棵巨大的爬藤，这爬藤以惊人的力量吞噬着老橡树的生命力。没人能说出老橡树从哪里开始掉下第一片叶子，也没人知道藤蔓从哪里开始生根发芽。这棵藤蔓早已不知不觉爬满了支撑树枝的主干，远远看去，藤蔓的叶子会被误认为是橡树的树叶，只有靠近观察，才会发现橡树枝上的叶子已经稀疏得可怜，几根发芽的小树枝拼命挣扎露出头，巨大的树干上好像长了一排小小的手指头，枝上的叶子以机械生物学般的方式，持续进行着苟延残喘的光合作用。
当时的我刚刚从重度忧郁症中走出来，对于老橡树的遭遇感同身受，仿佛从它身上看到自己昔日的影子。忧郁曾侵袭我、占据我、吞噬我，就像藤蔓征服了橡树，就像附体的吸血鬼，丑恶地汲取我生命的活力，充实了它自己的生命。在患重度忧郁症最糟糕的那段日子里，我发现自己有些恶劣的情绪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忧郁症的情绪，就像橡树顶上爬满了爬藤的叶子。当我试图解脱自己时，却觉得心灵的翅膀被折断，无处可去。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却没有多少阳光能照在我的身上。我被一种力量压迫和控制，仿佛陷入沼泽，最开始是脚踝不能移动，接着膝盖也被埋没，然后弯下了腰，收缩了肩膀，最后我如胎儿般蜷缩，就这样一步步被榨干、被压垮。忧郁的魔爪步步进逼，击垮我的意志、粉碎我的勇气、摧毁我的身体，直到最后一刻，它仍不停地啃噬我，我甚至虚弱到无法停止呼吸。那时候，我认为忧郁就像树上的藤蔓，永远不能根除，只希望一了百了，但我的能量被它抽干，甚至丧失了自杀的勇气，而它也不具备杀死我的力量。如果说，我的躯干正在慢慢腐朽，而啃噬我的那种东西，却又不让我完全瘫痪――它摧毁了我的意志，却又成为支撑我身体的另一种力量。没有人看到过我被这东西撕裂、压榨的惨状――我躲在黑暗的房间里，我蜷缩在床铺的一角，向我不太信任的上帝祈祷，求他让我获得解脱。当时我愿意接受最痛苦的死法，但却浑浑噩噩到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成了折磨。我的体液仿佛都被抽干，于是连眼泪都成了奢侈品，我的嘴唇也干裂了。我曾以为放声大哭是人生最悲惨的状况，后来才发现眼泪流干后的无所适从，才是更加深刻的绝望，苦闷的内心遮住了你看世界和看自己的目光，欲哭无泪便是这种生活的写照，这就是重度忧郁症的模样。
那棵老橡树之所以衰朽不堪，可能是丛生的藤蔓赶走了满树的绿叶，也可能是橡树本身的生命力消退了，藤蔓才长了出来。患有忧郁症的人也是一样，都是迷失了自己，才陷入了外物的魔掌之中。很多时候，心理治疗只关注问题的某一部分：不是丛生的藤蔓，就是自身的力量。而两者却是不可分割的：你不仅需要斩断几吨重的藤蔓，同时必须重新学习利用光合作用吸收养分。药物治疗铲除了藤蔓，你可以感受到它如何发生效力，如何毒杀寄生的爬藤，如何令它慢慢枯萎。这时你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茎枝几乎恢复了原来的挺拔。在藤蔓被完全除尽前，你没有力量思考自己曾经失去了什么，但即使藤蔓铲尽，你身上可能也只剩下些残余的叶子和浅根，现有的药物没有办法让你重建自我。重负除去后，干枯树枝上稀稀落落的叶子开始有了接受养分滋润的能力和机会。但这不意味着阴霾散尽、阳光普照，要重建自我，在治疗忧郁症的过程中，更需要爱、洞察力、努力，还有最重要的――时间，那是治愈一切顽疾的良药。
对于忧郁症的诊断和忧郁症本身一样复杂。病人总是追问医生：“我忧郁吗 · ”好像判断忧郁症和验血一样简易。发现自己是否患有忧郁症的唯一方法，是倾听自己、观察自己、感受自己的内心，然后好好思考。如果你常常感到心情恶劣，无论是否事出有因，都属于忧郁症。许多人确定自己患忧郁症后，都竭尽全力寻找自己忧郁的“源头”，其实改变某件引发自己恶劣情绪的具体事由，要比放任自流，一味归咎于忧郁症更有效。实践证明，抽象地寻求“病因”和治愈疾病之间并没有必然或直接的联系。精神的疾病甚至会更严重地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医生常对因胃绞痛来求医的患者说：“怎么会呢 · 除了忧郁之外，你什么病都没有!”忧郁症如果严重到造成胃绞痛而不得不接受治疗的时候，将会使人饱受困扰和痛苦。对于这些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来说，因精神问题导致的胃绞痛，和饮食不周造成的胃绞痛一样，都是真实和难以忍受的。这种痛苦产生于大脑中，而且大脑频频对胃部传送错误的讯息。确定问题出自哪里，关系着你该接受哪种治疗，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在人体所有器官中，大脑也许是最重要而又最为复杂的成员之一，对于它出现的问题，应该明确指出。
化学作用常被医学界用来填补身体与心灵间的裂缝。医生们坚信完整的自我始终存在，而且认为，病症造成的感伤与全然没有来由的感伤之间，有一条虚构的界线，他们因此断定病人的忧郁症是“化学作用”，这个结论使病人释怀。“化学作用”这个词似乎减轻了人们要为厌恶工作、惧怕衰老、失恋、痛恨家人所产生的恶劣情绪负责的感觉。一旦和“化学作用”扯上关系，人们就可以愉快地摆脱罪恶感。如果你常常忧郁，那是因为大脑的问题，不必为此自责。如果不想自责，就怪人类进化的缺陷吧！但别忘了，自责本身也可以看成一种化学过程，快乐也是。化学和生物学并不关系人类“真正的”自我，忧郁症和它所影响的人密不可分。医生的治疗并不能肃清自我认知的混淆，而使你恢复正常，只是重新试图调整人格中的缺陷，一定程度上改善你的病症。
流行性感冒的发作是简单和直截了当的：第一天，你的体内没有导致生病的病毒，但第二天你却突然有了。人类后天不能免疫的病毒可以在确切的一瞬间，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身上，而忧郁症呢 · 就好像试图要为饥饿找出客观的指数，我们每天都会感到好几次饥饿，但到了极端的饥饿，就足以造成死亡的悲剧。因为身体素质的不同，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需要食物；有些人在极度缺乏营养的情形下仍可以正常活动；有些人则会很快虚脱，走在街上就会晕倒。同样，因为心理素质的不同，忧郁症在每个人身上的作用都不同：有些人能够反抗病魔或与其搏斗；有些人则无助地陷于它的魔掌中。坚强好胜的人可能会克服忧郁症；个性温和柔弱的人却可能被击垮。
人的理智可以控制心情，而忧郁却常常破坏这种控制，当你失去了所爱的人，失落爱情的化学作用，会导致忧郁的化学作用的形成。人们在青春期容易陷入爱情，是因为爱情从来不依理智行事。但这种情绪上的疯狂，也并非不能治疗。青春期的少年对父母的不满，由于太过于常见，一般都被无条件容忍了。有时候，外在环境的微小变化，足以引发内心的巨大波澜：拥挤的公共汽车中，有人不小心撞到你，使你悲从中来；或者是你得知世界人口过多，于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太乏味而无意义。每个人都曾因为小事而使情绪受到莫名其妙的影响。有时候，化学作用发生时，完全没有可以追寻原因的外在因素。几乎没有人不曾在一瞬间感受到不可解释的绝望，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半夜醒来，或早上闹钟响起之前。如果这种感觉仅持续十分钟，稍纵即逝的心情就像是过路人，对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如果持续了十个小时，那就像是一场令人头疼的感冒发烧；如果持续十年，那就是具有破坏力的疾病，必须接受治疗。
有些疾病，比如忧郁症，有时被无端忽视，有时又被过分重视。精神崩溃的人最后进了医院，不得不接受治疗，但很多时候，人们因为忧郁而引发某些症状，常被误认为是其他身体疾病。尽管精神医学和精神药物学有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但人类精神世界的凄风苦雨，仍然继续在人间横行，几乎没什么改观。有近百分之二十五的忧郁症患者在试图寻求帮助，但没有得到治疗――这其中有一半接受治疗的人――也就是大概百分之十三的忧郁症患者――得到的是不适当的治疗，通常是服镇静剂或没有实质帮助的精神疗法。这其中又有剩下来的一半人――约百分之六的忧郁症患者――药的剂量不够，服用的时间也不够。只有约百分之六的忧郁症患者得到适当的治疗，但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最后因为副作用等原因，中断使用药物。“只有百分之一至二的人获得最理想的治疗，”密西根大学心理卫生研究院所长约翰 · 格雷登说：“因为这种病症通常可以用相对较便宜的药物治疗，来得到良好的控制，而药物治疗会有一点副作用。”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另一端，人们把服药得来的幸福感当成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徒劳无功地吞下大把药片，用来缓解日常生活中随时都会有的小小的不适。
超级模特的出现，为女人建立了不切实际的期望，使女人不断努力修正自己的体形，却越来越丧失自信，这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二十一世纪心理的超级模特，却比身体的超级模特还危险。“人们不断地检视自己的精神，抗拒自己的情绪。这叫卢尔德（指法国的卢尔德，当地有座传说圣母曾显灵的圣泉――译者注）现象”，威廉 · 布特这么说，他曾于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在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精神药理学部门工作，当时开发出数种新药。“如果你让一大群人接触到一种东西，而且他们有理由相信这东西是受到肯定的，你就会得到奇迹式的结果――当然，还有悲剧的结果。”百忧解普遍为社会所接受，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而且几乎每个人都用。这种药以前是用在病症轻微的人身上，他们讨厌旧抗郁剂所带来的不快。即使没有忧郁，百忧解也可以提高悲伤的门槛，这不是比活在痛苦中美好吗 · 在忧郁症的治疗中常有这样的误区：可以矫正的人被看作是异类；可以修复的行为被当成是一种病症，尽管从前它被当成一种人格或心情。一旦我们有了可以治疗暴力行为的药，暴力就变成一种疾病。在可以导致完全崩溃的忧郁症与不至于影响睡眠、胃口、工作的情绪微微波动之间，有太大的灰色地带；我们开始把愈来愈多的灰色地带归为疾病，因为我们有愈来愈多改善的方法，但是界线的订立依然过于武断。我们把智商69界定为低能的边缘，但智商72的人并不会好多少，而智商65的人还不算太差；我们说，胆固醇应该低于220，但你的胆固醇若是221，你还不会因此而死，若你是219，你就得当心――69和220就是武断的数字。同时，我们划定疾病的标准，也是相当武断，关于忧郁症，诊断标准就一直在变化。
怕高是全世界最常见的恐惧症，我们的祖先一定也是这样，大概不畏惧高的人都在深渊边上不慎摔落其中，种族中的这部分基因被淘汰了吧。站在悬崖边往下看，你会感到头晕目眩，你的身体会极其小心地退后。因为你害怕自己会掉下去。如果往下看太久，常会因为恐惧而四肢无力，真的会掉下去。有一年我和几个朋友到维多利亚瀑布，那里有几座险峻的石丘伫立在三比西河上。我们当时很年轻，拍照时，仿佛较着劲要比比谁胆子大似的，一个比一个站得靠近崖边。当靠近崖边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腿发软，身体不舒服。在维多利亚瀑布边，我们发现悬崖前有一条隐形界线，大家都不敢跨过。离悬崖十尺，我们还可以泰然自若；距离五尺，大部分的人会有点胆怯。我站在崖边，让朋友为我拍照，她想把三比西桥也拍摄入镜。“你可以往左靠一英寸吗 · ”她问道，而我也热心地向左站了一步――左跨一英尺。我的微笑被拍摄下来。她突然说：“你太靠近崖边了，快回来。”我本来神色自若地站在那，突然间往下看，发现越过了我的“临界点”，顿时脸色发青。“你没事的。”朋友边说边走向我，并伸出手臂。我明知险峻的悬崖边缘还在十英寸以外，但恐惧使我跪下来，几乎是趴在地上爬回了安全的地方。其实我的平衡感并不差，站在狭长的平台上不成问题，我甚至还会跳一点业余的踢踏舞，但我仍无法太靠近三比西河。我觉得忧郁本身通常不会跨过临界点，让你马上面临危险，只是过于靠近临界点，到了会让你恐惧的地步，那时候，眩晕会把你的平衡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完全夺走。
忧郁症患者身边的人希望他们赶快康复：社会无法容忍整天愁眉苦脸的人。配偶、父母、子女和朋友都害怕被拖下水，他们不想接近无止境的痛苦。病人没有办法，在重度忧郁症的初期可以乞求帮助，一旦有人伸出援手，你就必须接受。在绝望时，人们会寄希望于“百忧解”能拯救自己，但依我的经验，除非你先自救，否则百忧解也并非无所不能的救命良药。倾听爱你的人的话，相信他们是你活下去的目的，即使有时你甚至怀疑。淡化引发忧郁的回忆，鼓起勇气，坚强起来，服下药片。努力做到，即使每一步都有千斤重。吃下使你开心的食物，失去理智时安抚自己的情绪。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箴言，用来安慰病人似乎有些空洞，但摆脱忧郁最有用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厌恶忧郁，别让自己慢慢习惯忧郁，还要搞清楚侵袭你的恐怖想法。
我曾接受长期的忧郁症治疗，我很希望知道忧郁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自己如此消沉，为什么情绪会如此剧烈起伏，一而再、再而三，反复无常。我用我知道的传统方法对待藤蔓的出现，我明白，要恢复失去的东西，就像小孩子学走路和学说话一样，从头开始。为了未来，我必须活下去，活下去才有未来。我经历了无数次小的情绪低潮，然后两次严重崩溃，休养了一阵子之后又是第三次崩溃，接下来又有一些小的情绪低潮。经过这反反复复的折磨之后，我竭尽全力预防更严重的失常。每个清晨，每个夜晚，我看着手上的药丸：白的、粉红的、红的、绿的。这些药丸看起来就像写在我手上的字，一个个说着我会好起来。有时候我觉得我每一天都吞食了两次自己的葬礼――因为若没有这些药丸，我早就走了。我每周看一次专业医生，有时候觉得治疗过程很无聊，有时候又有些兴致。在一次诊断中，这位医生说，我的自我已重建得差不多了，虽然需要继续吞食死神，但不必和死神约会。大量的谈话是需要的：当恐惧似乎比生命的美好还厉害时，谈话可以减轻我们的恐惧。经过更加深入的治疗，我开始接受爱。爱是另一条帮助人向前进的路。这几种方法必须同时进行：若只依赖其中一种方法，药丸是轻微的毒药，爱是一把粗钝的刀，洞察力是一条会在沉重压力下绷断的绳子。若你同时用好这几种方法，再有一点好运，就可以从藤蔓的魔掌下救回那棵树。
【柬埔寨的故事】
我曾在柬埔寨遇到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法莉侬，她在金边设立了孤儿院和忧郁妇女收容中心。她在妇女心理重建方面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这些妇女的精神重创令许多医生束手无策，只能放任她们自生自灭。她非凡的成功使得她的孤儿院里的员工几乎都是她救治的妇女，她们围绕在法莉侬身边，形成一个慷慨助人的社群。有人说，如果你救了这些妇女，她们会继续援助小孩，如此不断循环，你就救了整个国家。
我们约在金边市中心一栋老办公大楼的小房间里见面，她坐在房间一头的椅子上，我坐在她对面的小沙发上。法莉侬不对称的双眼似乎可以一眼把人看透，但还是欢迎了我的到访。和大多数柬埔寨人一样，她个头比较矮小。向后梳的斑驳灰发，使她的脸看来十分刚毅。她讲话的语气很坚定，但她也很害羞，只要一说话，就低头微笑。
柬埔寨内战结束后，法莉侬是难民营中唯一受过教育且通晓外语的人，她可以和救助人员沟通。她慢慢成为难民营里的重要人物，得以与家人住进较舒服一点的木屋里。“那时我协助救助人员进行许多工作，”她回忆：“每当我四处走动时，都会看到许多形容枯槁的妇女，看起来好像瘫痪了，不能行动，不能说话，无法照顾、喂食自己的小孩。我觉得她们虽然在战争中幸存，但完全受不了精神重创后的生活压力，最终因忧郁而走向死亡。”法莉侬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求，把她在难民营中的木屋改成一个类似心理治疗中心的地方。
“只要是援助人员拿来的抗忧郁药剂，我都立刻藏起来，”她说：“想办法凑到能治疗重病者的量。”她会带着病人打坐，木屋里设了佛坛，佛像前摆了鲜花。她开导妇女，要她们敞开心扉。首先，她会花大约三个小时，让每个妇女说出自己的故事，然后追踪调查，试着打听出更多故事，直到获得所有患忧郁症妇女的信任。“我必须了解她们说的事情，”她解释：“因为我想彻底弄清楚每个人被击垮的原因。”
有了初步进展后，她就进行公式化的过程。“我采取三个步骤，”她说：“首先，我教导她们如何遗忘。我们每天都有功课，所以她们每天都能按进度忘记一些永难忘怀的事。这时候，我试着把她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音乐、刺绣或编织上，让她们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排解内心的烦恼和生活的压力。忧郁症是看不见的，身体的每寸表皮里都藏着忧郁，虽然我们取不出来，但我们可以试着忘记忧郁。“当她们的心因遗忘而明朗起来，当她们学会抛弃过往，我就教她们工作。任何她们想做的工作，我都会想办法教。有些人只能学清扫房子，或照顾小孩，大部分人能学到用在孤儿身上的一技之长，而且有些人能逐渐成为专业人士。她们必须好好学会这些事，并引以为傲。”
“到最后，等她们有了熟练的技能，我就教她们爱。我建了一座像半斜屋的房子，用来做蒸汽浴室――现在我在金边也有一间类似的房子，只是条件更好一点。我带她们到里面洗干净自己的身体，然后教她们如何帮别人修剪手、脚指甲，如何保养自己的指甲，因为这么做会让她们觉得自己很漂亮，任何女人都希望自己是漂亮的。这同时也让她们接触到别人的身体，让她们放下自己，学会关心他人。这样可以使她们走出身体的孤独，身体的孤独常是她们痛苦的来源，因而导致孤独的情绪逐渐泛滥，直至崩溃。她们一起洗浴，互相修指甲后，就会开始聊天，她们一点一点学会信任别人，到最后，懂得交朋友，以后就永远不会觉得孤独和寂寞了。原先，她们的故事只会跟我讲――后来也开始互相述说自己的故事。”
法莉侬接着带我去看她进行心理治疗的工具，彩色的小瓷瓶、蒸汽浴室、修指甲刮刀、磨砂板和毛巾。互相梳理是灵长类最基本的社会化形式之一，这种回归到互相梳理，利用人类社会化力量治疗病患的方法，让我惊奇和赞叹不已。我告诉她，我觉得教自己或别人学会遗忘、学会工作、学会爱和被爱，是很不容易的，但她说，只要你可以自己做到这三件事，一点都不复杂。她告诉我，她治愈的妇女如何成为一个社群，她们照顾孤儿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还有最后一步，”停了很久之后，她说：“到最后，我教她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告诉她们这三项技能――遗忘、工作、爱――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巨大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个整体就是所有生活和事情的实践，每项技能都是其他技能的一部分，那才是重点。这个道理最难理解”，她笑起来，“但她们慢慢都懂了，当她们懂了，那就可以准备重新走入世界开始生活了。”
医学知识其实也来源于长久以来经验的累积。现在一般人常把忧郁看成是现代人的新疾病，这是严重的误解，看看精神治疗史就可以知道它由来已久。一般人也常把这种病看成某种中产阶级的专利，甚至认为是某些衣食富足者的“无病呻吟”。这是错的，看看大量穷困者罹患忧郁症，我们会发现，就是这种禁忌和偏见阻碍我们帮助急需帮助的人。穷人的忧郁症问题，很自然会成为某种政治问题。疾病治疗的效果，常取决于我们的态度。
我在柬埔寨的故事(2)我并不赞同宿命论，即使伴有忧郁，仍可以好好生活。的确，在忧郁中成长的人，可以从痛苦经验中培养精神世界的深度，这就是潘朵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带着翅膀的东西。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抗拒基本的情绪光谱，我相信忧郁就在光谱之中，它的位置不只是接近悲痛，还邻接着爱。我真的相信所有强烈的情绪都相距不远，每种情绪的发生都会受我们以为对立的情绪的影响。我曾一度试图控制忧郁造成的无力感，但忧郁本身已经刻在我的脑中，它是我的一部分，与忧郁的战争就是和自己的战争，在开战前，一定要先明白这点。我相信，若想彻底除去忧郁，唯一的方法是，消除我们人为设定的情绪机制。科学与哲学都必须折衷共同采用。
“欣然接受痛苦，”奥维德曾写道：“因为你可以从中学习。”将来我们有可能（虽然现在做不到）通过化学方法锁定、控制和消除使大脑受苦的“电路”系统。但我希望那天永远不要到来。情绪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比它内部任何单一成分都更有价值，若拿掉某一部分，会让我们的经验变得扁平，人为改变它的成分，也是令人难过的事。如果我可以用九度空间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我宁愿付出代价。我宁愿永远活在悲伤的迷雾中，也不要放弃感受痛苦的能力。但痛苦不是剧烈的忧郁，一个给予爱和接受爱的人都会活在巨大的痛苦中，但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却充满活力。我要试着从我和你们人生中消灭的是忧郁那种消耗和折磨人的特质；我要在这本书中大力反对彻底消灭忧郁的想法。
【比尔的故事】
比尔的父母1939年在斯德哥尔摩结婚，来美国定居之前住在巴西，他父亲一向拒绝谈历史。“在德国的那个时期，”比尔回忆：“根本不存在。”在那个不真实的梦幻泡影里，他们生活在繁荣郊区里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街上。也许和长期不愿意面对往事有关系，比尔的父亲在五十七岁时经历了严重的忧郁症，记忆不断地衰退，直到三十多年后过世为止。他的忧郁症爆发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而这很可能也会在他儿子身上看到。他第一次崩溃发生在儿子五岁的时候，之后周期性地复发，那特殊的忧郁症状从比尔六年级一直持续到比尔高中毕业为止。比尔的母亲出生在较优越且有权势的德国犹太家庭，1919年移居斯德哥尔摩。她个性刚烈，曾对一位对她无礼的纳粹军官挥动巴掌：“我是瑞典公民，”她告诉他：“我不接受你这种态度。”
比尔九岁的时候，经历了漫长的忧郁过程。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他害怕得不敢睡觉，父母睡觉时，他饱受精神折磨。这种忧郁的感受消失了几年后，忧郁症在他上大学时复发。1974年，也就是他大学一年级下学期那段时间，忧郁变得无法掌控。他回忆：“我就是受不了那压力，我到大学部的保健中心去，他们给了我烦宁这种镇静剂。”
到了夏天，焦虑并没有减轻。“通常非常忧郁时，我会腹泻。我记得那年夏天状况特别严重，我害怕上二年级，无法面对考试和其他所有的事情，回到学校继续选修课程，头一年还拿了全A，不过我真的认为是有人弄错了。当我知道并没有弄错时，真是亢奋极了，那把我从忧郁中解救出来。”如果崩溃是某些诱因所导致的，那么当然也有诱因扭转它，比尔就是这样。“隔天我就恢复正常了，在学校的情况也没有真正再变糟过。然而，我热切的渴望却也没有了。如果你那时候告诉我，我此刻会做什么，会和哪些人共事，我会非常惊讶。因为我毫无企图心。”虽然比尔接受了他的命运，还是非常认命地读书。他继续拿全A。“我不知道为什么心烦，”他说：“我不想上法律系或什么的，只是觉得好成绩让我有安全感，让我相信自己还是有用的。”毕业后，比尔到纽约州北部一所中学任教。那是一场灾难，因为他管不住一个班级的学生，因而只教了一年。“我失败了，瘦了一大圈，又罹患忧郁症。后来一个朋友的父亲说能帮我找份工作，我想做点事，于是接受了。”比尔 · 史丹是个安静的人，非常聪明并且自律甚严。他的过度谦卑反而成了缺点。比尔受忧郁复发之苦，每次都差不多六个月左右，多少跟季节有关，四月份通常是最糟的时候。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86年，当时他工作上遇到巨大变化，又失去一位好友，而且他正打算停止刚服用一个月、却让他上瘾的赞安诺。“我卖了公寓，”比尔说：“我丢了工作，我失去了大部分朋友。我无法单独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应该搬出已经卖掉的旧公寓，到这栋新装修好的公寓来，但我就是无法完成。我瞬间崩溃，焦虑把我瓦解。早上三、四点就被一阵阵强烈的恐慌感惊醒，那紧张的程度让我觉得还不如从窗户跳出去，那样或许还舒服点。和别人在一起时，总觉得自己会因为压力而昏过去。三个月前，我还好端端地到澳洲去，而现在，世界已离我而去。真正来袭的时候我正在新奥尔良，我发现我得回家，但是却上不了飞机。人们欺骗我，我像只草原上负伤的动物。”他完全崩溃了。“当你真的很糟的时候，一副精神分裂的紧张模样，就好像受到惊吓一样，这使你举止怪异。我的记忆力短暂丧失，后来还更糟，无法控制地腹泻，甚至会失禁。活在恐怖的梦魇里，无法离开公寓半步，而这又是更深的重创。最后，我只得搬回父母家。”回家之后，日子并没有改善。比尔的爸爸受不了儿子疾病的压力。比尔只好搬到姐姐家，最后是一个学生时期的朋友和他在一起住了七个星期。“真是太可怕了，”他说：“当时，我想这辈子这心理疾病大概跟定我了。这段复发期持续了一年多。似乎顺着它走要比和它搏斗来得好。我想你得放下它，并了解这个世界将来会是不一样的，也许不会像你以前所认为的那样。”
他几次到了医院门口，但没有进去挂号。最后，1986年9月，他到纽约的圣西奈医院，并要求进行电击治疗。电击治疗法曾经帮助过他的父亲，却帮不了他：“那真是我所能想象的，最没有人性的地方，你在自己家以外的地方过日子，却不让你带自己的刮胡刀具或指甲剪。要你穿着睡衣裤，要你在四点半吃晚餐。他们跟你讲话的态度像在审问，就好像你除了忧郁以外还有智障问题。看到其他病人得住在装有软壁的房间里。你的房间里不能有电话，因为你可能用电话线把自己勒死，而且他们控制你和外界的联系。这不像一般的住院，而是剥夺了你物质和精神的全部权力。我不认为这是适合忧郁症者的地方，除非是那些已经完全无助，或是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有自杀倾向的人。”
“不过，真正拯救我的还是百忧解，这种药1988年上市，真像我的及时雨一般。简直是个奇迹。我顿时觉得，这么多年来脑中那个愈来愈大的裂缝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如果你在1987年时告诉我，一年之后我就能搭飞机，和官员、参议员一起共事，我恐怕只会苦笑。我那时连马路都过不了。”比尔现在服用的是速悦和锂盐。“那时生活中最大的恐惧是我无法面对父亲的死亡。他九十岁时过世，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几乎是充满信心地认为自己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我伤心、哭泣，但是能够正常行事：在家中扮演儿子的角色、和律师谈话、撰写悼词。我做得比我预期的好多了。”
【伊芙的故事】
我的一个老朋友伊芙 · 坎三告诉我，她父亲的忧郁症使家庭付出了多少代价：“我父亲很早就受到忧郁之苦。祖父过世，祖母禁止了家里的宗教信仰。她说，如果上帝就这样把我先生带走，留下我和四个小孩，那就根本没有上帝。接着她开始在所有犹太教节日里将虾、火腿都端上桌！大盘大盘的虾和火腿肉！父亲有六尺三寸高，二百二十磅重，大学时无论是手球、棒球或足球，他一向万夫莫敌。这样的人，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也会有脆弱的时候，后来他成了心理学家。接着，我猜大概是他三十八岁时――具体时间搞不清楚了，因为母亲不想谈论它，父亲自己又记不得，当时我才是个刚开始学步的小孩――有一天有个在诊所工作的人打电话给母亲，说我父亲不见了，离开了工作岗位，他们找不到他。母亲把我们这些小孩全塞进车里，载着我们一直绕，最后发现父亲靠在一个邮筒上哭泣。他立刻接受电击治疗，之后别人劝我母亲和父亲分开，说他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的孩子会认不出他来。”他们说。虽然她不信，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一路哭着。当父亲醒来，他就像个复印机复印出来的影子一样，意识模糊，记忆力衰退，对自己小心翼翼，对我们不再感兴趣。我们很小的时候，他是个很亲切的父亲，总是早早回家看我们每天学了什么，常常买玩具给我们。做了电击治疗后，他变得和我们有些疏离。四年后，事情又再度发生。医生给他服药，并做更多的电击治疗。有一阵子，他放弃工作，情绪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低潮。他的脸变得难以辨认，下巴都萎缩了。他起床后，双手颤抖地在房子里绕来绕去，那双大手就垂挂在身体两边，样子看上去十分无助。我了解到被恶魔附身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有个人占据了我父亲的身体。我才五岁，可是我看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楚。他看来和以前一样，但却只是个躯壳而已。”
“后来似乎有好转，大概有两年时间，他的状况维持得很不错，但之后又崩溃了。他一直很低落。刚好转一点，但又再度崩溃。我大概十五岁时，他把车子给撞烂，是因为他的头脑不清楚，还是想自杀？没有人知道。在我大一时，又发生了一次，我接到电话，只得放弃考试，赶到医院里去看他。他们拿走了他身上的皮带和领带，以及所有能危害生命的东西。五年后，他又再度入院。接着他退休不再工作，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吃很多维他命，参加大量运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让他感到紧张时，就离开房间。只要我的小女儿一哭，他就立刻戴上帽子回家去。母亲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当他头脑清楚时，他是个很好的丈夫。整个九十年代里，他过得还不错，直到2001年初，中风才让他又倒下去。”
伊芙决心不让同样的故事在她自己的家庭中重演。“我自己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的发作了，”她说：“三十岁左右时，我过于投入工作，承担太多的责任，当事情完成后，整整躺在床上一个星期没法再做其他事情。我当时用去甲替林这种药，没什么用，只是让我发胖而已。1995年夏天，我先生得到一份在布达佩斯的工作，我们得搬到那里去，我改用百忧解来缓解搬家的压力。不过到了那里，我的药全丢失了，成天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处在失去理性的状态。在陌生的异乡，没有朋友，加上我先生的事业刚刚开始，一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我感受到无法承受的压力。大约四个月后，工作完成了，我也完全疯了。回到美国看医生，开始鸡尾酒式药物疗法：服用科隆平、锂盐和百忧解。当时，生活要充满梦想和创造力是不可能的，我得随时随身携带一个大药盒，上面标明上午、中午、下午和晚上的药量，因为我根本记不得发生什么情况。
后来，我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交了些朋友，并且有了份还可以的工作，药量减少到一个晚上只需服用几颗而已。后来，我怀孕了，停了所有的药，感觉变得很好。我们搬回家，生完小孩后，那些美妙的荷尔蒙又逐渐消失，生了孩子后的那一年里，没有一个晚上能够好好睡觉，我又再度崩溃。我决心不让女儿经历那种状况，开始服用帝拔癫这种药，那让我不那么迟钝，可以安全地喂母乳。我尽己所能地让女儿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不让她感觉到我突然消失或常常出门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