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先牲大力夸赞：嘴脸丑恶的军国主义好战疯子的文明开化让“文明”拜服
本系列内容的观前提示：
一：文中可能出现的部分词汇，为福泽谕吉笔下的原文，未作任何改动，故此相关内容可能会引起部分人群的心理、生理不适。
二：部分内容将会引起中国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
三：部分内容可能不适宜小部分日本友人观看，请注意。
四：部分词汇将使用拼音代替。
之三：军国狂热
福泽谕吉持续大肆鼓动日本主动开战，1884年12月他还写了一篇《战争一旦发动就应有必胜之信念》：
“为了实现这一希望，我们的身家性命不足贵，愿直接进军北京决一死战；我们的财产也不足爱，愿全部充作军费。举日本全国之力即可达到目的。此次朝鲜事变若果真引发日支两国的战争，则我辈可以断言：日本必然胜利。”
紧接着的1885年1月的《御亲征准备如何？》一文中，福泽谕吉继续鼓吹道：“比起谈判的准备来，更应该做开战的准备”。他鼓动天皇亲自率兵征讨中国，即所谓“御亲征”，强调“我辈所希望的就是准备御亲征，仅此而已”，并在这句话旁边加上了着重号，以示恳切郑重之至。
明治天皇虽然也算福泽谕吉的半个“迷弟”，但“御亲征”这样辛苦的差事，无论如何是不会去干的。而且其他人也没有福泽谕吉这么蠢、这么勇，1885年1月，从1868年明治元年开始满打满算，17年的时间，资本主义改革才进行了一半，85年当年才建立上内阁制，4年后的89年才颁布了《帝国宪法》。
当时的日本强度还不高，北至朝鲜、南到台湾，那么多次军事行动已经很极限了，更无法真正地从英法等一众西方列强手里抢到太多好处。福泽谕吉对于发动侵华战争如此得热切，要么是太蠢，要么是太勇，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戴建业直呼内行）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正式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
福泽谕吉等到的下一个战争机会是1891年。他听说，英法等国因中国国内焚烧教堂、杀伤外国传教士事件而正与中国交涉，若中国不答应，便组成联合舰队占领上海吴淞口，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题为《支那的交涉事件是我国的好机会》的文章，指出：
“以我所见，目前的〔列强〕与支那的交涉，是我国国权扩张的一大机会。从我国的国家利益来看，求诸支那的很多，不一而足。”
他接着具体举出有：希望修改以前的条约（按：这里指的是《天津条约》，上过中学的都知道这条约是个什么东西），使日本商人直接进入中国内地，还有朝鲜问题、台湾问题等等。
但是福泽谕吉也明白，要实现这种夙愿，单靠坐等“分割”绝对不行，必须得主动向中国发动侵略才有可乘之机。1894年，朝鲜又爆发了东学党起义，也叫甲午农民战争。日本再次出兵挑衅，这回，终于成功挑起了战争，史称“中日甲午海战”，加上后来的陆战部分，是为“中日甲午战争”。
在战争爆发前夕，1894年7月，福泽谕吉发表《应该直接对支那朝鲜两国开战》一文，称李鸿章给朝鲜政府的电文所说的
“内修德政，勿负皇恩，倭寇放肆，敢恃狡毒，第视天兵一举，无异以石压卵也”
这些话，“是对日本无礼万千的语言”，并指出由此可见是中国“挑拨朝鲜政府拒绝我要求的事实确凿无疑”，因而提出“一刻也不要犹豫，要与支那为敌人，断然开战”。
而且在向中国开战的同时，也不要放过朝鲜，因为朝鲜与中国是“同一个洞里的狐狸”。他说朝鲜是小国弱国，攻打它别人看来好像有点可怜，但“为了打破它多年来脑海深处崇拜支那的迷梦，必须付诸弹丸火药”。
1894年11月下旬，日军攻入旅顺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制造了臭名昭著的“旅顺大屠杀”，美国的《世界日报》、英国的《泰晤士报》等少量媒体报道了相关真相，日军从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后，四五天中屠杀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儿童六万人，称日本人为“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怪兽”，而一贯标榜“文明”的福泽谕吉却为日军屠杀辩护。
福泽谕吉身为《时事新报》社长、社论主笔，对有关旅顺屠杀事件，毫无根据地加以否认，称那是“无中生有的误报”，称中国军人伪装成市民，杀死他们理所应当，说中国人没有信义，“不能把他们当普通的人看待”。
（参见石河干明《福泽谕吉传》第3卷第756页，岩波书店1932年版）
面对纽约的《世界报》的较为真实的报道，福泽谕吉辩解称
“日本军队绝对是文明之军”，
“我军所作所为皆正大光明，无任何可指责之处”，
“开战以来……日本军队行为完美无缺，甚至难以找出适当之词来加以赞美”。
这，就是戴建业先生口中的，要求“我们”“要有”的“世界性眼光”；这，就是戴建业先生口中的“了不起的人”；这，就是戴建业先生自己做到的“诚实面对历史”。
日本学者安川寿之辅认为：旅顺屠杀事件，由于错误的处理，导致后来日本军纪混乱，日本兵为所欲为，施暴无罪恶感，又出现南京大屠杀事件。
白井久认为：现在对此事件一般国民根本就不知晓。
大谷正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对“旅顺屠杀事件”的认识差别，远远大于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