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相后之阁臣与宦官（摘自钱穆《国史大纲》）

明代废相以后，析中书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副之。六部之上，更无领袖，而天子总其成。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并正五品，朝位、班次在尚书、侍郎下。

洪武时，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奏章批答，皆御前传旨当笔。成祖以后，始有“内阁”之称。永乐、洪熙两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然批答亦出自御笔，不委他人。仁宗后，阁权渐重。至宣德时，始令内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然遇大事，尚独命大臣面议。其后始专命内阁条旨。皇帝深居内殿，不复常与大学士相见。甚至宪宗成化以后，迄于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三年，其间延访大臣者，仅孝宗弘治之末数年，而世宗、神宗则并二十余年不视朝。群臣从不见皇帝之颜色。独裁的皇帝不问政事，最著者自推神宗。自然有权臣应运而生。世宗时，夏言、严嵩遂弄大权。自此以后，内阁学士朝位班次升六部上。然皇帝与内阁不相亲接，其间尚隔着一层太监的传递。阁权最高仅止于票拟。于是实际相权一归寺人。因此明代司礼监，权出宰辅上。因此宦官逐渐骄横跋扈。而阁臣中想实际把握政权者，最先便不得不结交内监。其次又须倾轧同列。

国家并未正式与阁臣以大权，阁臣之弄权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权臣”，非“大臣”。权臣不足服众。为明代有数能臣，而不能逃众议。黄梨洲谓：“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真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明代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又用严刑绳下。锦衣卫、东厂、西厂，成为皇帝的私法廷，可以不经政府司法机关而擅自逮捕鞠讯朝臣，乃至于非刑虐杀，其权全操于内寺。内寺之权，极盛于熹宗时之魏忠贤。

在一种黑暗的权势下面，鼓荡出举世谄媚之风，而同时激起名节之士之反抗，而党祸于此兴。直待全国正人都卷入党祸，而国脉亦遂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