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村直臣：说自己国家坏话，揭示了明治时代日本女子的悲剧命运

当时有舆论认为，户主制度是日本文化的特色，也是日本文化优越性的体现，必须坚持。

1892年，美国纽约出版了一本书，却在万里之外的日本东京激起了一场风波。

书名是《日本新娘》，作者田村直臣是一名基督教牧师，生长在日本，熟知日本社会。在这本书里，他向世人揭示了明治时代日本女子的悲剧命运：生活在父权制度和户主制度的阴影下，完全没有择偶的自由，几乎都是奉父亲或有养护者权的哥哥之命，被迫出嫁。

早在幕府时代，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就很低，根本没有男女平等的观念，甚至不把女性当作人。所以，当1874年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劝学篇》第8篇文章《勿以自身意志制约他人》，公开提出“生于这世间的所有人，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时，如石破惊天，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

可是在实际上，明治维新时代的女性仍然遭受不平等待遇。根据民法，所有日本国民均须从属于特定的“门户”，父亲拥有强大的“户主权”。长子是法定户主继承人，在家庭内同样拥有特别权威。无论婚姻、过嗣、入赘、移居等，都必须经过户主（父亲或长子）允许，完全无视个人的意志。

田村直臣（中）是一名基督教牧师。

明治时代女性社会地位低下

在父权制度和户主制度的约束下，明治时代的大多数女性没有选择婚姻伴侣的自由，只能遵循户主的指示，嫁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男人。虽然当时也有相亲，但相亲仅是结婚的必要手续之一，只要相了亲，通常无法谢绝亲事，只能放弃自己决定自我人生的权利。被嫁出去的女性，在家务、育儿和服侍丈夫公婆中，空虚地度过类似无薪工的一生。

田村直臣通过《日本新娘》一书，把日本女性的真实命运告诉西方世界，引起欧美人士的震惊，因为这和他们了解的日本完全不同。

原来，日本开国之后，一些欧美人士游历日本，倾心于异样的日本文化，发出了许多赞美之声。其实，他们在日本走马观花，对日本社会的了解浮光掠影，言论却颇有影响。特别是英国新闻记者埃德温·阿诺德，身兼游记作家和日本研究家的名头，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他在出版的介绍日本的书中，把日本女性描写得很完美，过于理想化，给西方世界的民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可是，在田村直臣看来，埃德温·阿诺德只看到表面，过于美化日本女性，会误导西方国家对日本的认识，于是执笔暴露真相。他描写的内容都是事实的，没有想到，这本书传回日本后，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池塘，立刻激起巨大的波澜，所有的舆论都指责田村直臣。

田村直臣认为埃德温·阿诺德过于美化日

田村直臣外扬家丑备受舆论指责

一些舆论认为，户主制度是日本文化的特色，也是日本文化优越性的体现，对于维持家庭秩序、社会安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必须坚持。

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抛弃传统，一心学习和移植西方先进文明，进步很快。20多年过去，随着富国强兵目标日益接近实现，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国粹主义思潮。它批判和抵抗西方先进文明，强调日本文化、日本精神的独特性，户主制度被美化为必须维护和发扬的“国粹”，可以增强国民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田村直臣竟然质疑本国的国粹，妄想动摇户主制度，必须给予严厉的批判和惩治！

如果说，这种舆论主要来自社会中下层，那么另一种舆论则来自上流阶层的男士。这些人士是父权制度和户主制度的支持者，认为婚姻是门户之间的大事，必须行使父权或户主权，不能承认个人的自由意志。女儿年幼，不懂世间事，之所以会奉父命出嫁，其实是信赖父亲的眼光，父亲也会尽心为女儿选择门当户对的夫家。只有户主圆满地维持家庭内的秩序，才能确立社会的秩序。

这些上流人士承认，他们的这套道理在外国行不通。外国人，认为这种风俗习惯是一种野蛮的风俗，是未开化的习俗。因此，上流人士始终尽可能地回避和外国人讨论这个问题，避免让外国人触及这个问题。田村直臣竟然在外国出版成书，直接谈论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在外国人面前承认日本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对日本的上流阶层男士来说，这是一种严重的羞辱，绝对不能饶恕！

还有一种奇葩的舆论来自有识之士。这些人士深知，本国的女子没有婚姻自由，是户主制度的牺牲品。虽然这是日本特有的风俗习惯，但有违现代文明，早晚要废除。家丑不可外扬，日本可以慢慢改革，但不能把这种事情告诉外国人。作为一个日本人，怎么可以“暴露国民的缺点，煽动外国人的感情”呢！

这些舆论着眼点不同，但是不约而同，都指责田村直臣不该说自己国家的坏话。更不应该在国外出版书籍，在外国人面前暴露国家的缺点。舆论没有兴趣解决问题，反而争相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对田村直臣进行审判，认定他的所作所为不利于国家，给他戴上“国耻”“卖国贼”等罪名。

3种舆论汇集起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日本基督教会在东京召开大会，讨论如何处罚田村直臣。不少外国牧师高声反对处罚田村牧师，一个人因为出版一本书而被剥夺职位，是一种不能接受的迫害。有人抗议说，在欧洲和美国都没有这样的审判，日本不能开一个有害的先例。

这些声音传出来，招致日本媒体的批评。《女学杂志》的社论很有代表性，它以傲慢的口吻声称──他们（外国传教士）来到此帝国，却不知此帝国的历史，他们和我国国民接触，却不知我国国民的风气，彻头彻尾根据自己国家的习惯，根据自我同族的意见而妄行。如果这不算一种迂腐，那就是无礼……假如他们明白何谓谦逊和礼貌，明白该如何敬重日本前辈的道理，便应该对这种问题也缄口不言才是。

一句话，你们外国人不懂日本的特色，所以最好别多嘴！

在整个明治时代，女性都没有婚姻自由，

田村直臣受罚 迟滞日本文明的开化

其实，外国传教士并没有批评日本特有的风俗，更没有干涉之意。他们只是根据言论无罪的原则，反对因为田村直臣向外国介绍日本的实情而惩罚他。《女学杂志》的社论根本没有逻辑可言，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问题是，大多数日本人牧师没有站在田村直臣一边，反而和《女学杂志》的观点一致。在东京举行的基督教大会上，他们投票赞成处罚。最终，田村直臣被无情地赶出来牧师队伍，失去了神职工作。幸好，当时的日本政府没有发展为极权国家，否则田村直臣很有可能被投入监狱。

“说自己国家坏话”的田村直臣受到惩罚，迎合了许多日本人的民族情绪，也让许多日本人表现的似乎很爱国。可是，“不许说自己国家的坏话”，对日本又有什么好处呢？没有任何好处。相反，这种舆论强化了父权制度和户主制度，迟滞了日本的文明开化。

在整个明治时代，女性都没有婚姻自由，基本都是父亲或者兄弟包办。很多农村女孩的命运更悲惨，父兄完全没把她们当人，而是当作商品，卖给游郭（妓院）。即使在大正时代和昭和时代前期，除了部分城市职业女性外，大部分女性仍然无法挣脱父权制度和户主制度的桎梏。这是日本近代史上非常不光彩的一页。

无数的日本女性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父权制度和户主制度才被彻底抛弃，女性才获得应有的自由。此时距离《日本新娘》出版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无数的日本女性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她们的青春和幸福永远也找不回了。假如当初人们正视田村直臣揭示的问题，抛弃“不许说自己国家的坏话”的陋见，现代文明之光一定会拯救无数女性！

“不许说自己国家的坏话”，没有能够维护所谓的“国家形象”，反而使得“国家形象”更显得野蛮，而且迟滞了问题的解决，造成数不尽的人间悲剧。

但愿，类似的悲剧不要在这世间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