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病正在被滥用,以凯旋而归为例
在文章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三个原则: 其一,理论应当是被执行彻底的,是连贯而融贯的; 其二,语言不可能被完全地理解,语言是有剩余的; 其三,日常语言应当追求好用而非正确。 明确我的这三个前提,然后就是我的观点:语病、讹传和谬误,在被滥用。 先以“凯旋”小警察为例,他们认为“凯旋”必须依照其字面意义进行解读,所以“凯旋”必须被解释为“得胜归来”,所以诸如“凯旋而归”“凯旋归来”的表达都是语病,都是不可以被接受的。然而殊不知人多以“凯旋”仅仅作为“胜利”解释;而且,如果贯彻他们的猜臆,那么为什么“杨柳”仅仅只用作指柳,不指现代所谓的“杨树”,甚至不指古代所谓的“杨树”。为什么“杨柳”就可以专门忽略其中一字的意思,转而“凯旋”却不行呢?再者比如“颜色”“从而”“然而”之类,为什么就可以略而释其词? 或者依旧有不理解语言的流转嬗变,认为这仍是错误而不可接受的,殊不知词意变化的事情,不仅古有今有,而且未来也会一直进行。“妓”字意“女乐”“美色”,“伎”字意“党与”,明清却视“妓”为“伎”之俗字,“伎”字方是表“女乐”的正字,为什么这又可以?“㚻”字本音shào,杭州方言,谓人扭捏作态,有时写作“少”,后与“鸡奸”混同,音转为jī,今人依旧作如此读。再者如北京方言“渗人”“渗凉”字,其“渗”字当为讹字,实际应作两点水,《字学三正·字子辩》释作“寒”,《汉语方言大辞典》第5089页释作“阴冷;阴森怕人”。但是大约还有人人要狡辩,“渗人”还可以皆是作通“瘆”字,意味“病而寒”。那么难道“渗凉”也是“病得发寒”吗?显然不是。以上三个例子,既然皆是所谓的“误用”,那么今人又为什么不改?某些人一直追求所谓正体,殊不知正体随时而变,随人而变,而甚至不知异体字、俗体字、古今字、假借字、转注字,实在是对学术乃至历史的亵渎与侮蔑。 再次分析上面三个例子,可知:语言文字的变化、能指的滑动,是永远不会停下的。应此,一段话不可能被所有人都理解,不可能被所有时间空间的人理解。“胡文定公释《春秋》褒贬,未必尽夫子之意;起宗道人衍织锦诗章,未必契蕙子之心。”再者,你与他同说绿色,你与他看到的难道完全一致吗?在直接一点,对方真的能完全理解你所有表达的意思吗?答案是:不知道。语言——或者说使用语言的人——从来都受着这样的限制,于是语言譬如奔跑的羊群,无法被拘束在正确性的羊圈里——因为即便正确,到头来也可能被错误地接收——那么只有一个办法,那便是让羊群在不死的情况下随便地狂奔,况且或许这样还更利于羊群的健康。这就是为什么日常语言应当追求实用,即让对方“理解”,而不是正误。一个病,一个抽象的病,即便是病,只要你乐得其所,只要你不想治,它就是可以不治。换句话说:为什么要把一个快乐的疯子变成悲催的正常人呢?享受你的症状。 当然,这不是说日常语言文字全然抛弃形式的正确,但正确的目的必然须是保证语言的不崩溃。 再拓展开,上面对于日常语境的指控都如此荒谬了,更遑论在艺术的语境下。何为艺术,艺术就是扭曲的日常,因此对于艺术性的文章、视频,奇怪的陌生的表达本来就是其特性,相反指责其谬误,就像说西夏语却用汉语的语序一样荒唐。 以及还有一类人,语言从来不是他们交流的工具,相反,语言是他们炫耀的利器。正确的语音是高贵而诱惑的,从别人处偶听得的不分真伪的消息是弥足珍贵的。或者以字典为圭臬,凡辞典相违者皆为谬误。成伯龙曰:“许慎非神,刘向、扬雄之属非圣。”浑然未闻。人之所以偶像崇拜,只是因为把自己移情给了偶像,认为自己就是偶像本身,是彻头彻尾的自恋。如寄生虫般拾人牙慧,不管原理动机,生搬硬套,简直为辞书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