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1年9月5日，几内亚特种部队上校马马迪·杜姆布亚（Mamady Doumbouya）宣称扣押民选总统阿尔法·孔戴并解散政府。尽管存在相互矛盾的信息，但几内亚发生政变似已成真；包括联合国、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在内的国际组织及中国等政府均已表态，反对政变夺权，呼吁立即释放孔戴，要求各方从几内亚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相关问题，维护几国内和平与稳定。这意味着，自1958年独立以来，几内亚共发生了三次政变。需要追问的是，作为一个人均GDP仅1100美元的最不发达国家，几内亚缘何反复发生政变？其深层根源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摆脱这一“宿命”？

历史重演：扑朔迷离的第三次政变

         目前，有关几内亚第三次政变的信息并不一致。路透社2021年9月6日报道，马马迪·杜姆布亚上校领导的特种部队似乎推翻了长期执政的孔戴总统，几内亚疑似发生政变。有几内亚军人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他们已控制了总统孔戴，并宣布解散政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推翻几内亚总统孔戴的政变领导人说，将在几周内组建一个新的“联盟”政府。同样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视频显示，孔戴在一个房间内，身边有军人看守。但据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几内亚国防部声明称，忠于总统的部队“遏制了威胁，击退了袭击者”。

         有关此次政变的准确原因，相关报道也难以识别。根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特种部队指挥官在电视讲话中说，“贫困和地方腐败”促使他的部队采取行动。而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马马迪·杜姆布亚称，他的士兵夺取权力是因为他们想结束猖獗的腐败、对人权的侵犯以及国家管理不善。他领导的政变结束了总统领导的腐败政府，因为政府未能给国家带来经济繁荣。批评人士称，孔戴政府未能兑现实现民主的承诺。但也有匿名外交官透露，此次政变的直接诱因是孔戴此前解除了一名特种部队高官的职务，由此引发了特种部队的不满。

         如果将当前这次政变与1984年和2008年的前两次政变相比，可以发现两个有趣的变化：

         一是，前两次政变都是在领导人去世后短时间内发生的，1984年政变是在开国总统塞古·杜尔病逝一个月内发生的，而2008年政变则是在第一次政变领导人兰萨纳·孔戴去世第二天发生的，而此次政变发生在阿尔法·孔戴总统第三任期不满一年之际。由此可大致认为，几内亚前两任总统即杜尔和兰萨纳·孔戴对政局的控制能力较强，相比之下阿尔法·孔戴的控制力明显不足。

         二是，三次政变的间隔时间在持续缩小，第一次政变是在开国总统执政26年后发生的，第二次政变则时隔24年，目前此次政变距离上次政变时间为13年。政变时间缩短表明，几内亚内部对于领导人长期执政的容忍度在持续下降。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使当前的第三次政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变，而前两次政变更多是领导人逝世后派系争夺的结果。

       无解的“安全—发展”死循环

         尽管其直接原因并不明确，但一个基本的逻辑关联却是明确的。那就是，与部分非洲及其余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相类似，由于国家建构、民族建构等前现代、现代乃至后现代使命的复杂交织，国家发展道路始终不够明确，几内亚陷入了“安全—发展”的死循环。由于曾遭受长期殖民，这些国家在独立后往往不由自主地依赖前殖民宗主国及更大的西方国家提供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处方”。但西方处方始终是：你的国家欠发展，是因为欠安全，而欠安全是由于欠治理；由此而来的逻辑是，要发展，就应先实现安全，要安全就应先实现良治。但这事实上是个无解的死循环，几内亚反复发生政变就是例证。

         仅关注几内亚第三次政变，政变领导人的表态很大程度上表明，几内亚国内已难以继续容忍“安全—发展”的死循环。

         一方面，安全并没有带来发展。鉴于几内亚国家规模较小，一支精英武装力量足以保障其国家安全。几内亚特种部队恰好是兰萨纳·孔戴总统于1996年亲自建立的，是几内亚最重要的军事力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也面临着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但这支精英力量并未被真正用于实现国家安全，相反却两度发动政变。安全成为少数人实现发家致富、获取权力的手段。

         另一方面，发展成果没有被有效分配，也即治理不良导致了发展失败。尽管经济落后，但几内亚拥有相当丰富的矿产资源；同时，阿尔法·孔戴总统自2010年执政以来，带领几内亚实现了持续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几内亚完全具备发展的基础，甚至已经在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尽管如此，政府不断提高税收、燃油价格等举动，使得少有民众能真正享受到发展红利，治理不良不仅导致国库虚空，而且还导致矿产资源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

         几内亚政变映射出众多非洲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国家能力建构不足与民主水平偏低的问题。美国国会研究局的亚历克西斯·阿里夫认为，“虽然兵变和政变在西非并不新鲜，但近年来该地区出现了‘重大的民主倒退’。在过去的一年里，孔戴和科特迪瓦的领导人都修改了宪法，以延长其总统任期，而马里经历了两次军事政变、乍得则经历了一次军事政变。”

 “发展—安全”活循环的构建及风险

         表面上，几内亚政变历史重演，似乎印证了西方所开出的处方：“安全—发展”关联陷入死循环，几内亚及处于类似境地的国家只能生活在绝望之中。但事实不然，西方处方的核心逻辑错误，或其对非洲部分国家的国运控制逻辑在于：治理与安全本身不可能产生新的资源或发展动力，或者说不能实现发展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样，只要西方削减或停止援助，这些国家就必然陷入困境，政府就极可能倒台——不管是被诸如政变这样的极端手段强制推翻，还是政府因难以为继而主动下台。

         尽管缺乏直接证据，但几内亚此次政变背后的确有诸多疑问之处。一方面，在2016年达到接受外援的顶峰之后，几内亚所获得的援助自2017年起持续下降，尤其是来自美国和法国的援助下降最为明显，达到整体降幅的2倍以上。另一方面，此次政变领导人马马迪·杜姆布亚曾先后到法国和美国接受过军事培训。尽管难有详细统计数据作为例证，但接受过西方军事训练的特种部队军官，往往与政变、叛乱甚至恐怖主义等有着难以言说的关联。这或许意味着，部分非洲国家之所以陷入“安全—发展”死循环，极可能是由于“外部黑手”的存在。

         根本上，要摆脱“安全—发展”的死循环，就要实现“发展—安全”的活循环；也就是说，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总钥匙。其核心逻辑在于，真正实现国家自主发展，以发展带来活资源，进而既有资源推动进一步的发展，又有资源用于安全、治理等的改善；而不是依赖外部资源改善安全与治理，但却始终缺乏活资源用于发展。“发展—安全”活循环是个良性循环，而“安全—发展”死循环是个恶性循环。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所采用的正是“发展—安全”活循环方法，并在不少国家取得了不错效果。

         但问题在于，西方往往无法接受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建构“发展—安全”活循环的努力，因为这会破坏其长期控制当地的战略目的。因此，各种巩固“安全—发展”死循环的小动作便持续不断。事实上，几内亚近年来与中国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效果，即使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也实现了6.99%的经济增长。而在中国企业赢得几内亚西芒杜铁矿的开采权后不久，几内亚发生政变，极可能暗示着某种阴谋的存在。就此而言，几内亚建构“发展—安全”活循环的道路仍然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