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读书笔记其六
【第六章.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
第一节:多尔衮的失算
1645年,清廷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是十分惊人的。这年五月,大顺农民军不仅失去全部占领的地方,其领袖李自成也被乡团打死,大顺政权已经名实俱亡,只剩一只还有相当实力的武装,是学界一般称为大顺军余部。童年,南京弘光政府在多铎统领的清军面前几乎毫无抵抗,就土崩瓦解了,江北四镇和左梦庚的部军争先恐后的投降。大顺农民军元气大损,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忠于明朝的官绅士民震惊不已,他们迷恋的东晋、南宋偏安局面被无情的事实打破击碎。对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来说,胜利来得他容易,他认为清朝的两个最大的对手,南明和大顺已经被彻底打垮,剩下的事不过是接管地方,享受胜利果实而已。
多尔衮想要不战而胜的意图是明显的,然而,他却完全估计错了形势,征服者的面貌暴露无遗,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汉民族被激怒了,大江南北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清运动。
第二节:清兵的滥杀无辜百姓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破城之后,不论是否参与抵抗,统统屠杀或者掠取为奴婢。多尔衮进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一度有所收敛。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此外还有1649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被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改图啥;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这类事例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
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自元年以来洗民谣言无时不有,今将六年矣,无故而屠戮者为谁?民肯从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释。”
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
顺治八年福临亲政以后,把各地屠戮无辜的责任全部推到多尔衮身上。实际上,清兵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多尔衮不过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罢了。只是这种疯狂的屠杀政策不仅没有吓倒汉人民,反而激起比较顽强的抵抗,清廷在屡遭覆师失将后,才被迫在政策上做出部分调整。
第三节:强迫汉民剃头改用满族衣制
山海关战役后,多尔衮曾下令沿途各州县官民剃头留辫,进入北京以后,遭到汉族居民的强烈反对,畿辅地区百姓也常揭竿而起。多尔衮见满族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收回成命。
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汉族本身也是有多种民族融合而成,无论哪一个民族为主体建立中央政权,都绝不应该强行改变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是李过原则,多尔衮说:“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福自一体,岂可违异”,完全是强词夺理,一派胡言。
他自己的祖辈和父亲努尔哈赤在反叛明朝以前,世世代代都是明帝国的臣属,以此为荣,明朝的汉族皇帝从来没有强迫女真族蓄发戴网巾,遵从汉制。
明清之际,中国仍处于封建型农业社会,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官绅地主居住于乡村,他们同朝廷、官府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照章输赋服役,中央朝廷的更迭对他们来说是天高皇帝远。一旦严令剃头,“朝廷”的威严直接加在自己的脑袋上,后果可想而知。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
顺治年间,有许多留发处斩的例子,还有陈名夏案,陈名夏出于对爱新觉罗皇室的一片忠心,建议不要改变韩民族的风俗习惯,被宁完我歪曲乐观点,处以绞刑。
中国有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哪个民族、社会集团当权,都必须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违反这一原则,肯定要引发社会的大动荡,清初满洲贵族的倒行逆施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第四节:圈地和“投充”
清初不分有主无主,发布圈地令,为了让大批满足居民迁移入关定居,大量侵占畿辅地区汉族居民的产业。
受地的八旗贵族、官兵还借口土地贫瘠,不断新圈拨换,由于汉族官员以圈地上亏国课、下病民生,上疏力争,清廷每次下令圈占时都声称“以后无复再圈民地,庶满汉两便”。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发布了“嗣后永不许圈”的谕旨才告结束。
圈地之外,又有所谓的“投充”,投充旗下为奴本来的意思是,畿辅地区大量土地既被满族圈占,原住汉族百姓被剥夺了资生之业,满族贵族,官兵不从事耕作,,清廷乃以“为贫民生食开生路”为名,听任汉民投入旗下以奴仆身份耕种田地。这项教育汉族居住区早已盛行的封建租佃制是一种倒退,劳动者变成了农奴。
何况自愿投充很快就变成了“满洲威逼投充”,还出现了带地投充者,为了免除赋役的地主,还有凭空捏造他家人口、田地一齐投充旗下。
满族八旗靠着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式,侵占了大片土地和大批劳动力,过着衣租食税的生活。他们之中的达官显贵所占耕地人头尤多,一般都委用“汉人悍猾者”充任庄头,有的还授予庄头低等品级的官员顶戴,便于管辖,又可以抵制州县官的钳束,借以保证源源不断的剥削收入,这就是满洲贵族在畿辅地区建立的一种民族利己主义的新秩序。
第五节:严酷的缉捕逃人法
缉捕逃人是清初满洲贵族推行的另一项恶政。尽管引起汉族官民的激烈反对,清廷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洲利益顽固坚持,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入关以前,清军先后俘掠的汉族人口至少在一百万以上。
被驱迫为奴的汉人过着毫无自由的牛马生活,一部分人因走投无路悲愤自尽,更多的人走上了逃亡的道路。
为维护满人利益和自身统治,清廷严厉推行“缉捕逃人法”
“逃人”是满人的劳动力,满人不愿意财产蒙受损失,于是缉捕特点是薄惩逃人,重治窝主。
由于汉族官僚以立法不公平连篇累牍的上疏争执,逃人法屡次变更,这从侧面反映了社会日益激化的满汉民族矛盾在朝廷内部也有所体现。
雷厉风行的缉捕逃人,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顺治十年淫雨成灾,流民南去,地方官府和居民慑于逃人法,一味驱赶;流民走投无路,往往被迫揭竿而起。
【第七章.各地抗清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江南绅衿的动向
弘光朝廷覆灭后,清廷统治者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江南大势已定,一面派员招降未下各地,一面严令推行剃头改制,民族危难关头,不少人已感到有覆国灭祀的危险。但当弘光朝廷土崩瓦解,江山易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部分人剃发归顺,其中有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有的是另有图谋,另一部分人护发自裁,消极态度抵制来保持自己的名节。更多的人奋起反抗,不惜以血肉之躯为复明而献身。
第二节:江阴等地百姓的自发抗清
清军占领南京后,派出使者招福南直隶各府县,绝大多数地方慑于清朝兵威,纳土投降。织有杨文骢带领一支军队闯入苏州,把清政府派来招抚的使者处斩。但杨文骢并没有阻止当地绅民据城固守,而是乘清军来到之前主动放弃该地。江南各地的绅民迫于剃发令,纷纷自发举兵抗清。首先高举义旗的是常州府属的江阴县。
清政府委派的知县方亨上任后令书吏把府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等张贴布告,书吏听到这句话后,义愤填膺,把笔扔下:“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开。方亨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被义民搜获,于是在初二日把方亨等逮捕,推典史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
陈明遇虽然心怀忠肝义胆,却感到自己缺乏军事组织能力,于是推荐原任典史阎应元担任守城众人。调查户口,会合乡兵二十余万,把守四门,肃清内奸,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清常州知府派兵丁三百人赶来镇压,润六月初五日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多铎派降将刘良佐领兵来攻,刘良佐部兵数万屡攻不利,一再派使者用弓箭射书招降,甚至亲自来到城下现身说法,要阎应元投降。阎应元通吃刘良佐:“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刘良佐无言以对。多铎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族兵携红衣大炮前往攻城。
博洛认为刘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却攻不下一个县城,打了他一顿板子。刘良佐惭恨不已,督促部下拼命攻城。坚持到八月二十一日,清军集中大炮轰击城东北角,城墙崩塌,清军蜂拥而上,江阴失守。陈明遇巷战而死,阎应元负伤后投湖,被清军从水中拖出,不屈遇害。清军屠城至二十三日午后才“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当时人士写了一副对联赞扬江阴百姓的英勇牺牲精神:“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四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本书作者认为,更值得歌颂的是阎应元等江阴百姓,在他们面前,史可法的官愈大、权愈重,越显示出其作为之渺小。
同时,嘉定县民也因清政府强迫剃发起兵。
著名乡绅侯峒曾的意见,他反对刘宗周等人只顾自身名节消极抵制,主张积极起兵抗清。
但乡兵并没有作战经验,只是农民,不战而溃,七月初三,清军大举攻城,次日城破,李成栋下令屠城,是为史册上臭名昭著的嘉定屠城。
昆山县起兵反清,七月初六,清军破城,后屠城,士民死难者数万人。
吴日生等人在太湖的义军给清军的打击最沉重。1646年三月二十六日,双方在梅墩交战,吴日生知道清军不习水战,事先派部下操舟好手混于民间,清军抢掠百姓船只载兵追击,行至湖中,这些健儿假扮的水手纷纷跳入水中,取出工具把船只凿沉,清军淹死近千名。
第三节:英霍山区的抗清斗争
位于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地带的大别山区层峦叠嶂,明末称之为英霍山区,革左五营义军曾在此安营扎寨,抗拒官兵的追剿。1645年清军南下,弘光朝廷灭亡,江南百姓迫于清廷的剃发令奋起抵抗时,这一地区的绅民也闻风而动,利用原先的山寨作为抗清的据点。
湖北黄冈县白云寨主易道三、大岐寨主王光淑联络附近四十个山寨,推举曾经担任过兵部尚书的张缙彦为债主。黄州总兵徐勇带兵清剿,陈福见清军势大难敌,暗中带领千总两名夜间投降,徐勇当即面授机宜,返回充当内应,次晨以炮为号,里应外合,最后活捉王光淑等人,斩首示众。
而就在抗清义军遭到徐勇所统领的官兵镇压时,张缙彦却缅颜手书投降信札。
第四节:皖南各地的抗清斗争
同样以失败告终
第五节:陕西各地的抗清运动
1645年正月,李自成等率部撤离西安,李过等大顺军也撤出陕西。清军两大主力分别在三月间由陕西转入河南,留在陕西的清军力量自然相当单薄,一些抗清武装趁势而起。
贺珍原是大顺军旧部,清兵入陕,大顺政权瓦解时,贺珍等以汉中之地投降清朝。此年五月,清陕西总督孟乔芳在奏疏中提出分散贺珍等人。此举引起了贺珍等人的警惕。
当时清军主力已经远离陕西,孟乔芳兵力不足,妄想以一纸文书接触贺珍等人的兵权。
长期镇守汉中的贺珍不愿意轻易放弃这块地盘,孟乔芳如意算盘落空,双方矛盾激化。半月后,贺珍举兵反清。
贺珍一度占领凤翔县城,因清兵援兵赶到,贺珍部才撤离凤翔,原地方武装孙守法等主动领兵前来联络。以明朝秦王的儿子为“秦王”,贺珍等人探听到陕西清军不多,合议夺取省会西安。清廷派遣的定西大将军何洛会领满、汉兵到来,贺珍等人转移到兴安。
正当陕西抗清运动高涨的时候,清廷先后派统领大军入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