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专制朝延的革命。这次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小资阶级和一部份反满士绅的代表所组成的同盟会。同盟会的代表人就是孙中山先生，参加这次革命运动的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农民是这次革命的主力，工人阶级在这时还没有形成为独立力量，不能够领导革命，所以这次革命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的打击对象是代表最落后的封建势力并且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满清政府。因此，这次革命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此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也就是对这次革命性质的正确说明。

 

一、辛亥革命的背景

        辛亥革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起来的：

        第一，自从辛丑和约之后，在中国最有势力的是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和美国支持日本发动日俄战争，打败俄国，沙俄在华势力削弱，英国在华势力成为第一位。英国这时集中力量对付德国在欧洲的进攻，在中国他设法维持已经占有的权益。日本就不同，他是一个战胜国，当然积极向中国侵略，特别是向东三省侵略。美国和德国这时也都在积极向中国发展，美国侵略势力的膨胀尤其显著。美国和日本的争夺使东北一时成为帝国主义势力在东方的矛盾的焦点。美、日两国都在联合与国，对抗敌方。美国组织国际新迪加——“四国银行团”向中国投资。这些国际强盗们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强盗战争，都在积蓄力量，都积极在中国扩张势力，拉拢并培植那些有力量的军阀和官僚，使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较前更加严重。

        第二，在日俄战争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发展的机会，如一九零三年新建厂矿（商办）只有六个，到一九零四年增加到二十一个，到一九零六年就达到五十二个，是中国工业发达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如果和戊戌变法时期的工业发展情况比较起来看，这时江苏一省的纱厂已经比那时全国纱厂还要多。这些都说明我国资产阶级较前有力量，可以提出革命的口号。中国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自己的工商业，因此反对满清政府的出卖中国主权，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几次的收回利权运动的他们都踊跃参加的。不过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力量和反动势力比较起来还不够强大，因此他们不敢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斗争。自从俄国一九零五年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要求更加迫切，了解非发动武装斗争不足以达到目的，开始和人民的革命运动结合共同反对满清统治。列宁曾说过：自俄国革命后，“中国旧日的骚动已转为自觉的民主运动了。”一九零五年的俄国革命确实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有革命要求的中国资产阶级开始与全国人民反清斗争相结合。

        第三，辛丑条约后，满清政府采取了“悉索敝赋以供上国”的政策，抗命搜括人民财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封建统治的爱国热潮。从一九零一年到一九一零年中国人民反抗运动就没有间断过，一九零一年到一九一一年，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四川、云南、广西等省都发生过抗捐运动，一九一零年一年之间的反抗运动就有八十次，三月间长沙抢米风潮，饥民烧毁了巡抚衙门、教堂和洋行（洋行囤积米），给满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势力以很大的打击，中国工人阶级也举行过罢工运动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封难势力的压迫，一九零五年的上海工人罢工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反抗运动都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参加，不过他们的力量不大，在运动中起着主要作用的还是那些旧式的会党。会党没有很严密的组织，阶级成份也不纯，又没有具体的行动纲领，所以这些反抗运动都失败了。反抗运动不断爆发，说明全国人民已无法再生活下去，一有机会就要起来反抗。普遍全国的人民反清运动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使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不借用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满清朝廷，不能不与会党更密切地联系起来来推动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是国际帝国主义积极侵华的反应，是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后亚洲民主革命普遍增长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发展的结果。

 

二、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

        在中国，首先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地区是江浙、两湖和广东。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也首先在还些地区产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和湖北的日知会都是当时很著名的革命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都受过西欧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都和中国人民传统的反对封建压迫反对民族压迫的组织有密切关系。他们要求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使资本家的事业得到发展。如孙中山先生就规定：凡是捐款帮助革命的人，革命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开矿、设厂等特殊权益。他们也曾经领导过革命活动，如一八九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就曾经震动一时。不过这些小团体只是属于会党性质的组织，不能算作政党。直到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之后，由于俄国革命的影响和人民反清运动的推动，才正式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

        同盟会于一九零五年八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联合组成。参加会的人为华侨资本家、留学生、工人和会党活动分子，尤以留学生为最多。在同盟会的成立会上规定了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平均地权”间题的讨论上，大家意见并不一致，经过孙中山的说服才得到一致同意。在这个会上还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即协理。决定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即《民报》。同盟会有自己的政纲，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政策，政党形式都已具备。这就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在同盟会成立后发表的文件中，提出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在《民报》发刊辞中，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政策，并且还提到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同盟会在全国人民反清运动高涨的时期，在反动统治者利用各种欺骗手段来蒙蔽全国人民的时期，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是适合时宜的，是正确的，这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革命的一面。不过在他们的政纲中反帝的色彩不十分明显，在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中还承认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不平等条约，所借的外债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在他们的军律中规定，革命军队和革命人民不能动用外国侵略者的财产。在动员革命人民扫除封建势力方面， 同盟会也没有多大决心。他们把革命爆发后安民的责任交给绅士，对满清官吏的政策是：只要反正，就可以护理政事，新政权加倍给薪，直到终身。这些又都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妥协性的一面。同盟会的政纲和政策的两面性，都影响了以后革命运动的开展。

        孙中山先生出身农家，他的哥哥在檀香山经商，后为美国统治者所驱逐。他和华侨资本家有密切联系，他受过欧洲教育，他称赞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所提出的口号，如“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有、民治、民享”等。他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目的是“打不平”，“为民众去谋幸福”。他和会党的关系很深，他自己加入过三合会和致公堂等组织。因此他相信只有武装革命才可以推翻满清政府。他的思想先前于改良主义范围，后来才倾向于革命。他自己也说过：“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他主张“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破坏传统的官僚系统和军阀政治制度。主张土地国有，解决多年来存在的土地问题。他这些思想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的。不过当时他的思想中间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些不正确的成份。他那些不正确的思想由于后来事实的教训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不断有所改变。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进的代表，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人。

        同盟会的成立，推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同盟会常和全国各地的人民反清运动发生联系。如一九零六年萍浏醴之役，当地工人、士兵、农民和会党中人联合举行起义。日知会会员易本羲也参加了这次起义。他们除了号召反满以外，还提出了自己的新要求要“使地权与民平均，不使富者愈富，成为不平等之社会。不但在鞑虏宇下者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完全享受。”革命群众在很短期间占据了好几个县。同盟会派刘道一、胡瑛等到湖南参加指导。可是他们未到之前，起义群众已被清军镇压下去。刘、胡等也多数在中途被捕。这次起义就这样失败了。同盟会还派人到各地发动起义， 如一九零八年河口之后，同盟会派黄明堂等率敢死除员数百人自越南进军占领河口，进攻蒙自，但因黄兴在越南被法人扣留，各路起义军没有统帅，行动不一致，又缺乏粮饷，起义军被迫退入越南境。此外，同盟会还派人到各地新军内部，宣传革命，组织起义。这些革命活动，由于没有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没有必要的物质准备，只是作些军事活动，所以都失败了。不过革命的影响却扩大了，十六字政纲已经传播到全国各地。同盟会会员所写的宣传品，如“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已成为国内新军士兵和学堂的学生的秘宝，湖北黄州有专门印刷这些宣传品的机关。因此，各地出现了许多革命小团体，在新军中的更多，如长江上游的共进会，湖北的文学社、安徽新军中的岳王会等都是。在革命运动走向高潮的时期，同盟会是发挥了指导作用的。

        代表资产阶级化地主的利益的改良派要求满清政府实行立宪，藉以维持满清政府的统治，反对人民革命运动。改良派的代表人梁启超经常在其机关报——《新民丛报》发表其反对革命的主张。同盟会与改良派展开激烈争论，揭露了改良派的反动势力同盟军的丑恶面孔，使革命派的声势大为提高。虽然在某些问题上革命派没有彻底解决，如改良派提出：革命会使得“下等人”起来破坏秩序，而革命派不设革命就应该发动民众打破旧秩序，反而说革命可以有秩序地进行。不过经过这次论战，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界限划分清楚，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同盟会的成立，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人民反清运动成为震动全国的民主革命斗争。

 

三、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与立宪派的立活动

        自从义和团反帝运动失败之后，满清政府已经知道不能按照原来的统治方式统治下去，决定用欺骗方法来缓和人民革命运动。一九零一年满清政府宣布“改絃更张，实用新政”。国内的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们如张謇之流要求满清实行宪政，以维持封建统治。满清政府在人民革命浪潮日渐高涨的情况下，接受了立宪派的请求。一九零五年末，派载泽等五人出国考察政治，一九零六年宣布“预备立宪”,事实上是垂死的挣扎，有眼人都看得出来的。

        满清政府的主脑西太后是有统治经验的。她知道不立态就不能把汉族官僚的权力夺过来，就不能使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们拿出更多的钱来。所以一方面宣布立宪，一方面动手集权中央。她把军机处的主要汉大臣瞿鸿禨逐回籍，剥夺汉族军阀袁世凯的兵权，到一九零七年、她把当时最有势力汉族官僚军阀，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来做军机大臣，使之离开积有深厚实力的直隶和湖北。汉族官僚们为了抵制西太后的压制，就更加依靠帝国主义来维持他们在国内的地位，如袁世凯就进行中、德、美联盟的活动，张之洞就出卖粤汉路。由于西太后没有公开与汉族官僚决裂，他们之间还能维持合作的局面。直到西太后死去才有了大变化。

        一九零八年，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政权落在载澧手里。他比西太后更倾向于集权，可是没有西太后的统治经验。他首先驱逐袁世凯回籍养病，继而为集中军权使张之洞郁郁死去，造成了满清皇族与汉族地主的分裂。载澧效法德意志皇帝的统治办法，以皇族管理军队，自任大元帅，其弟载洵任海军大臣，另一弟载涛任军谘府大臣（参谋部长），使军权完全集中于皇族。进一步又集中政权，借口实行宪政，成立责任内阁，内阁中有大臣十三人，满族的占了八个，而皇族又占其中的五个，凡军事、财政、内政等重要职位都为皇族所把持。先前满清政府欺骗人民说：要实行宪政，到这时，本来面孔完全露出来。过去要求满清政府开放一部分政权的人们失望了，从拥护满清政府改为离开满清政府。过去和满清贵族一同压制中国人民的汉族官僚、地主们这时不再忠心于满清朝廷了。满清政府集权中央的结果是使自己更加孤立，最后只剩下一小撮饭桶。

        代表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利益的立宪派，为了避免人民革命，向满清政府叩头上书，要求满清政府实行立宪让他们参加政权。满清政府表面也同意立宪，在一九零八年令各省设立谘议局，并公布《宪法大纲》，宣布在九年之后实现立宪政体。一九零九年在北京设立政院。立宪派在国内各地成立了政党形式的政治组织如“预备立宪公会”之类，控制了各地的谘议局，掌握了征收自治经费的权力。但在国家重要政策方面，满清政府一点也不允许立宪派染指。宪法大纲一共二十三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就有十四条，所以立宪派继续叩头请愿，要求早点实施宪政。皇族内阁成立，立宪派表示反对，满清政府宣布：“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妄行干涉。”立宪派大失所望，认为这是“以国为孤注”，在革命势力蓬勃发展的时期，转而向革命投机。

        满清政府在完全孤立的时候，就更加依靠帝国主义。大买办盛宣怀是皇族内阁的邮传大臣，被称为满清政府的灵魂，专门负责出卖中国各项权利，进行大借款，如振兴实业改革币制借款，湖广铁路借款，海军借款等，不数月外债增加二万万元以上，引起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同盟会领导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企图对满清政府作最后一击，立宪派也发动了第四次的叩头上书运动，广大人民更是激烈反对。孤立的腐朽的满清政府在各种反抗力量联合的冲击下垮台了。

 

四、辛亥革命的爆发

        满清政府为了更加依靠帝国主义，决定实行铁路国有政策，把已经允许商办的铁路收归国营，再向外国主要是美国借钱修筑这些铁路。这样满清政府和盛宣怀就可以乘此机会得到大批的回扣和各阶层人民为商办铁路而筹集起来的款项， 同时还可以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当然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川、粤、湘、鄂等省人民组织保路同志会来进行反抗，其中以四川人民的反抗运动的规模最大。满清政府因为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以“格杀”来对付人民的反抗运动。四川人民不管立宪派叩头上书，自己组织保路同志军进行武装斗争，各地农民起义军也来配合，围攻四川省会成都。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在四川人民反抗运动中挥了领导作用。一九一一年九月,他率领同志军在荣县宣布独立，与井研、仁寿的起义军会合，攻下威远，与满清军队对峙。四川起义震动了全国，满清政府派端方率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湖北防务空虚。在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领导了武昌人民起义，这就是辛亥革命。

        湖北在一九零四年就有革命团体日知会在群众中进行组织与宣传工作，散布革命种子，利用公开合法的机关把《民报》、《狮子吼》、《猛回头》等宣传革命的书报，散布到湖北各州县去，到一九零六年会员竟达万余人。萍浏醴之役失败后，日知会也遭到破坏，首领刘静庵被捕，死于狱中。会员分散各地组织二十多个小革命团体，如种族研究会、文学研究社、自治团、兰友社等，在其中以群治学社势力最大。群治学社以后改名为振武学社，振武学社又改名为文学社，文学社就是武昌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文学社成立于一九一一年。首领蒋翊武是同盟会员，社员约五千余人，多数为湖北新军中的士兵，只有少数是官长。湖北新军是满清新军中最好的一支军队，文化程度较高。日知会就在湖北新军中进行过宣传，也发展过组织，文学社也是在新军中发展起来的。文学社设有机关部专门从事各标营的联络工作；由刘复基负责，组织非常严密。文学社的机关报是《大江报》，宣传革命理论，如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影响很大。因此文学社就成为湖北革命的核心组织。

        满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文学社积极筹备起义，与当时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加紧联系。共进会成立于一九八年，来源是同盟会的一部分人觉得同盟会的知识分子日渐增加，和会党的距离愈来愈远，所以另组织共进会来联络会党。会员人数不如文学社多，孙武、焦达峰等都是领导人。一九一一年八月文学社与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打算统一指挥，共同发动起义。当时推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并派居正到上海去请黄兴来武汉主持起义的活动。

        同盟会自从黄花岗之役以后，党内意见分歧，多少人对革命消极悲观，已没有力量再领导一次人民起义运动，所以黄兴劝告文学社暂缓几月，等他准备好以后，至发动十一省的起义。事实上同盟会并无这项计划，所谓十一省起义只是个幻想。不过湖北的革命危机日趋严重。满清政府正在调动湖北的新军到四川去镇压人民保路运动，还调了一部分人去湖南边境去监视湖南革命势力，蒋翊武也在被调动之列。文学社深伯革命力量分散各地，不能集中起义地点，积极活动，决定八月二十日（阴历）起事。并请蒋翊武自岳阳回武汉来主持。

        八月三日新军炮队的文学社员，因被调离开武昌，非常气愤打算立刻举事，后来感到不成，没有起事。这种幼稚的举动刺激起了满清官吏瑞澂与张彪的警惕性。八月十八日孙武因制造炸弹失慎爆炸，孙武受伤，瑞澂发觉是革命党谋暴动，下令大规模搜查。蒋翊武、刘复基看到时势已危迫，决定下起义令，命令在十八日晚十二时举事，并规定以中和门的炮声为起义信号。起义命令刚刚送出，机关就遭受到破坏，蒋翊武逃走，刘复基被捕（后来被杀），革命党的名单被搜去。瑞澂在名单中发现革命党人多数在新军中，非常惊慌，下令新军中的官兵不准自由出入。新军中的文学社员们接到起义命令后，就等候中和门的炮声，可是由于送信人的怯懦，命令竟没有松到中和门炮台，信号也没有响，八月十八日的晚上就平静的过去，反之，在第二天各营官兵不准自由出入的命令却非常严厉，大家都预感到情形不对头了。十九日夜九时第八镇工程营士兵熊秉坤、金兆龙等自动杀其长官起义。其他各营听见枪声也起来按照蒋翊武所发下的计划占领武昌各重要地点，并进攻督署。瑞澂和张彪打电话到各营调兵，结果一个也没有调来，只好逃到军舰上去。革命军遂完全占领武昌。这次起义由于从日知会到文学社多年来在群众中间作了些宣传和组织工作，文学社本身有比较严密的组织，有极其坚强的干部，在起义以前又作了成套的计划，所以文学社虽然遭受几次的摧残，没有影响到革命的进展，终于得到了成功。文学社武昌首义之功是不应该被抹煞的。

        起义军占领武昌后，立即电告全国，号召国人参加革命，反对满清统治，同时在武昌组织革命政权。但总指挥蒋翊武出走，孙武被炸伤，刘复基被杀死。詹大悲还在狱中，黄兴也没有请到，大家都觉得自己资望太浅，害伯别人说自己的起义是匪人作乱，不愿做革命政权的领导者，结果由立宪派的人刘赓藻提议，推举和革命毫无关系的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黎元洪曾亲手杀过革命党人，这时在他的部属家里换上便服躲藏着，当他被拖出来时，还在哭哭啼啼地说：“谁同你们胡闹呢？”直到立宪派的首领汤化龙拉他到密室谈过之后，他才不哭了，允许担任都督职务，而汤化龙担任了政务部长，满清降将担任了参谋部长，立宪派和旧军阀官僚盘踞了政权，表现了革命党人对革命政权的重要性是认识不足的。

        由于军政府宣布了取消赋税劳役和维持革命纪律的命令，武汉人民非常拥护革命政府，自动为革命军运送粮草、救护伤兵、捐助药品。军政府扩军时，人民自动参军，“五日即足额”，未经训练如开到前线抵抗反扑的清军。黎元洪曾说过：“兵丁各自为战，虽无指挥，亦各奋力突进，汉族同胞徒手助战，持刀协击， 毁损铁轨者指不胜屈，甚有妇馈麸包茶水入阵者。此情此景，言之令人奋武。”这确实是大多数人民参加的革命战争。

        在革命军队和武汉人民共同抗击清军反扑的时期，隐藏在革命内部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正在阴谋叛变，出卖革命。满清官僚柯“逢时、连甲，曾密集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武昌谦记土庄经理李国饥人咸呼为李老板者，并自称黎元洪代表之蔡登高、张振标等，开会数次，意图剿灭革命军。曾联电清廷请兵，谓元洪系胁迫而出，其电文即由化龙起草”，不过由于革命军在前线上取得了胜利，他们不敢大肆活动，同时文学社对旧官僚还是非常注意监视的，叛卖阴谋未能实现。如蔡登高、张振标就联合卫队，进行叛变，被革命党人李翊东发觉，叛卖阴谋被粉碎。反动势力不敢再从事颠覆活动，他们利用他们在政权上的地位，使革命变质。

        武昌起义的成功推动了全国革命的发展，首先是湖南革命党人在长沙发动起义，湖南共进会首领焦达峰率领三合会的群众和新军进攻长沙军械局，杀清军统领黄忠浩，驱逐巡抚余诚格，自立为都督。湖南各地的三合会也都活动起来，他们说：“焦大哥做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的天下了。”革命形势非常有利，焦达峰还想派遣军队援助湖北的革命军。不过他和湖北的革命党人同样软弱，觉得自己出身寒微，把政权让给立宪派人谭延关，自己只管军务，以缓和立宪派的攻击。这种退让更增加了立宪派夺取革命果实的野心。立宪派煽动一部分新军叛变，杀死焦达峰，举谭延关为都督，和湖北一样，立宪派镇压了革命而纂夺了政权。

        在湖北、湖南起义的时期，其他各省分也相继起义，到十一月十三日为止，已有十六省宣布独立，满清政府只控制着直隶、河南、吉林、黑龙江四省，事实上这四省也很难保得住。不过宣布独立的省份中间，还都是保守势力当权的，由立宪派控制的谘议局宣布独立的有江苏、浙江、安徽、广西、广东、四川、奉天等七省，由旧军阀、旧官僚摇身一变转向革命而宣布独立的有云南、江西、陕西山西、福建、贵州、甘肃、新疆等八省，各派联合宣布独立的有山东。立宪派所控制的包括两湖在内，都是当时重要省份，武昌起义和各省独立促成了满清政府的走向灭亡,而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当权又影响了这次革命的失败。

       自从武昌起义之后,满清政府完全陷入惊慌失措状态,一会儿令荫昌率领军队进攻武汉，一会儿又任命锡良为热河都统，准备向热河逃跑。在北京的满洲人更是恐慌万状，住在西城的往东城搬家，住在东城的又往西城迁移。在荫昌的军队被武汉革命军打败的时期，就不能不千方百计地把袁世凯请出来做保护人，而袁世凯在这个时机设法与立宪派联合打倒革命党并且消灭满清政府以建立自己的政权，不过他和立宪派没有完全合拍而已。

        宣布独立的各省立宪派和官僚们急于成立一个统一政府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九月十九日，湖北的黎元洪、汤化龙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到湖北商议成立军政府。到二十一日，江浙的张謇、汤寿潜，联合陈其美电请各省代表到上海，筹设统一政府。代表产生办法是各省谘议局各推代表一人，各省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都到上海开会。两地争执的结果，由于江浙财阀力量较大，各省还是集中到上海。立宪派和旧军阀都是拥护袁世凯的，所以他们都同意：“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不过他们在军政府大元帅的问题上的意见还有距离。这时恰好孙中山自海外回来，他们就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其用心：第一，不管是立宪派还是旧官僚，都和革命无关，在革命人民中间没有一点威信，他们不能不借孙中山的革命历史来维系全国人心。第二，他们知道孙中山在国内的实力并不太大，他们可以以自己在经济政治上的力量来削弱革命，使革命带上更温和的色彩。第三，在袁世凯没有明显表示反正的时期这个措施是对袁世凯的督促。立宪派和旧官僚为了控制政权排斥了同盟会的重要干部宋教仁，在新政府中孙中山虽然是元首，但立宪派作主体的参议院有很大权限。这个新政府是同盟会和立宪派的联合政权。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在这个政府里立宪派控制着内政、财政、实业、交通等重要部门。不过在全国革命正在高潮时期，这个政府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他们所共同制订的临时约法是“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的”，给予了人民一些自由权利。在临时约法上首先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住宅、财产、言论、结社、书信、居住、信教的自由，还有请愿、陈诉、控告官吏等权利。这是不能忽视的功绩。正如刘少奇同志所分析的：“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的都是非法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新的局面，使人们的认识有了新变化。幸亥革命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五、袁世凯的窃取政权

        袁世凯是买办官僚的代表，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在李鸿章死了之后，他被中国反动势力看做旧中国的支柱，只有他可以抵抗中国人民革命的进攻。在各省纷纷独立和荫昌军被打败的时候，袁世凯被起用了。满清政府公布了十九信条， 决定立宪，以立宪派人为主体的谘政院也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从此，满清政府的权力转移到袁世凯手中。

        帝国主义国家早已看出满清政府已不能代替他们镇压人民维持统治，就支持袁世凯建立新的政权。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帝国主义国家就制造舆论，说袁世凯是“强的人”，中国政局“非袁氏不能收拾”，在中国最有势力的英国曾经表示：“他袁世凯的忠诚是没有问题的”(英公使朱尔典语）。美国也同样支持袁世凯。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要求美国承认，美国不理，因为他欢迎袁世凯“强有力的统治”。袁内阁成立后，美国公使就提议：“列强合作借款与袁世凯”，以维持北京市面。在南北政府对立的时候，帝国主义派遣军舰到中国港口，声称，中国长期混乱会影响各国商务。根据当时人追记：“某使以清廷亲贵不足与谋，相劝项城自为之，今前后所闻，则民国成立，由南京政府让与项城为元首，则某国公使某为之也。”所谓某国公使某，就是英国公使朱尔典。后来的事实证明，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支持袁世凯夺取政权。

        袁世凯在把满清政府的权利掌握在手里之后，就命令冯国璋猛攻武汉，占领汉阳，杀烧三日，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然后通过朱尔典由英国驻武昌的领事向革命军提议休战，并且派代表到武昌表示自己赞助革命，愿意和革命军议和。这当然引起了武昌方面的注意。黎元洪、汤化龙甚至于黄兴都给袁世凯写信，希望他“以拿破伦、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伦、华盛顿之事功”。立宪派首领张謇早就希望袁世凯做中国的伊藤、大久保，这时更想用袁世凯的力量把革命势力压下去，所以打电报给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希望袁世凯在“旦夕之间，勘定大局”。不过袁世凯还要等待一会，等发展到对他更有利的条件时，再出来收拾残局。他的回答是“困难万分，笔难磬述，非好为延缓，力实不足”。袁世凯派了唐绍仪为议和代表，并由亲信洪述祖告诉唐绍仪，要推翻满清也要排斥革命，然后举袁为大总统，任唐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是根据这个指示进行谈判的。等到南京政府成立，袁世凯以为南方有了变化，立刻表示态度，唆使部将段祺瑞等通电反对共和，并致电孙中山说：“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急得孙中山发誓说“区区此心，天日鉴之”，他一定“推功让能”。这是袁世凯正在向南方施展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南方就范。

        张謇也在替袁世凯创造上台的条件。南京政府的财政大权是掌握在立宪派手中的，但是他们不在财政上支持孙中山，反而向孙中山要钱，请孙中山借外债一万万两。陆军部长黄兴为了军费筹不起来急得吐血，不得不把汉冶萍公司押给日本来借钱，张謇听说，坚决反对，提出辞职，孙中山再三挽留都不答应，决定拆孙中山的台。这时立宪派和汉族地主官僚的活动已经合拍了，张謇等还分裂革命政党。在孙中山回国不久，他就和同盟会的重要干部，光复会的首领章太炎联合旧官僚成立统一党，藉章太炎“革命功成，革命党消”的口号来要求孙中山取消同盟会。他还要求孙中山“通电各省军政府，勿以嫌疑影响轻于拘人击人”，使反革命势力不要受到任何压制。立宪派不但自己走向反动，并且还拉走了革命派的人，保存了反革命势力。

        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由于革命的迅速成功而冲昏了头脑，丧失自己的革命精神。据当时人说：“各省夙以志士自命者，念切同胞者，大半染骄奢淫佚之习，与满清当道故态，有过之无不及”，变成了官僚集团的一部分。如汪精卫就投降了袁世凯，替袁世凯做说客，要孙中山不要“贪恋名位”，让位给袁世凯。又如光复会员王金发在浙江绍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 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曾经自动向满清政府告密出卖革命同志的吴稚晖在这时提倡六不主义（即“不做官，不要钱”等），欺骗一部分比较单纯的青年人脱离现实的政治生活，追求清高的地位。跑到海外去读书。同盟会中的一部分人蜕化，一部人脱离，同盟会变质了，孙中山也不能不下台了。后来孙中山追忆这时的情形说：“意见纷歧，步骤零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命承教之美德，致党魁有似于儡傀，党员有类于散沙。”他自己也心灰意冷，还可以不下台吗！

        孙中山在下台之前除了公布了《临时约法》之外还订了五个条件来限制袁世凯，要袁世凯与满清完全断绝关系，绝对赞成共和，誓守议院所定之宪法，然后可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孙中山的五条办法是公开宣布的，是揭露了袁世凯要背叛满清的阴谋，另方面使袁世凯了解了孙中山决心让位。从此袁世凯的主要矛头对着满清政府进行逼宫。自己“称病不入朝”，并散布流言说世凯要辞职，不再做满清政府的保护人。满洲贵族所成立的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表示要坚决维持满清统治，准备袁世凯辞职，另组满洲贵族的内阁。恰巧有革命党人行刺，良弼被刺死，满洲贵族非常恐慌。袁世凯再一次利用他的军队来压制满清政府，让段祺瑞等通电，反对专制，主张共和。满清政府在这些压力下不能不接受袁世凯优待条件，宣布退位。中国专制政体至此结束。

        满清皇帝的退位就是表示孙中山的下台，因为这是袁世凯所努力追求的，也是孙中山早已答应的。袁世凯和立宪派的人对于满清皇帝的退位诏书非常重视，恐怕以后又发生意外问题，所以退位诏由张謇起草，参加的有孙、袁两人的代表，袁世凯后来自己又修改，在这个草稿中加上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表示自己是满清政府的继承者。二月十二日宣布退位诏，十三日袁世表示政见，说“共和为最良之政体”，十四日，孙中山辞职，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袁世凯为了容纳这一群新旧官僚改总统制为内阁制。

        孙中山本来想使袁世凯脱离实力雄厚的北京，到南京来就临时总统的职位， 这不但可把袁世凯拉到革命势力占优势的南京，还可以表示还是革命的南京政府接受了北京政府，所以派蔡元培等为迎袁专使，到北京来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去就职。袁世凯表面上表示赞成，暗地又拿出他的老办法，命令他的卫队举行兵变，在北京最繁华的区域焚烧劫掠，迎袁专使也遭抢劫。然后袁世凯借口北京变乱，需要他在北京镇守，结果他还是留在北京，不是南京政府接收北京政府，而是北京政府接收了南京政府。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解体。中国人民流血牺性所取得的革命果实，到这时被反动官僚军阀所窃取。

        袁世凯在窃取政权之后，努力扫除这次革命所留下来的一些制度——如议会制度《临时约法》等——和同盟会的一些人物，完全建立自己的反动统治。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更加向帝国主义靠近，他向英国承认了西藏的自治权，向日本承认了满蒙五路的要求，以监督财政的条件向英、法、日、俄、德等国进行了善后大借款。他以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换得帝国主义国家对他的承认，他的胆量大起来，全力向残余的进步势力进攻。辛亥革命后，同盟会蜕化为国民党，在国会中占的席位很多，国民党政纲和其他政党相同，没有什么革命色彩，基本上也是拥护袁世凯的，但有时限制袁世凯的活动。袁世凯利用立宪派人所组成的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又派遣特务监视国民党人的活动。国民党首领宋教仁提倡组织政党内阁， 以国民党为主体，这遭到袁世凯的嫉视，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袁世凯还打击国民党人在地方上的势力，免除江西都督柏文蔚、安徽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孙中山、黄兴在宋案发生后，就声召“讨袁”。可是国民党已不是革命集团，在人民中间也没有什么影响，这样的斗争，只能是失败。袁世凯在镇压了“讨袁军”之后，就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议员证章，使国会无法继续开会；还取消了南京政府所颁布的《临时约法》。从此辛亥革命时所创立的议会政治和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临时约法》都被袁世凯取消了，同盟会分子除了变节的以外，也都被驱逐出去，孙中山和黄兴被宣布为叛逆。袁世凯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六、辛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辛亥革命有它成功的一面也有它失败的一面。

        辛亥革命成功的一面，是把皇帝赶跑使封建专制政体永绝于我国，打破了反动统治的统一局面，使反动统治者们今后再没有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反动政权来，有利于以后的革命事业；还打破了满清政府的最后几年的卖国计划，使帝国主义侵略遭受到挫折。它的失败的一面，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这次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民没有得任何一点好处，在政治上没有得到任何权利。从成功与失败两方面比较来看，失败是主要的，因为政权依然掌握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的手里。

        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呢？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曾经分析过。他说：“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中国人民革命的敌人确实是很强的，反动封建统治已在中国存在一二千年，积累了许多经验，在满清末年，这个统治集团又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形成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要推翻这种反动统治必需动员全国广大民众才有效果。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自己力量的软弱，没有领导普遍全国的人民反清运动，也不敢发动和组织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辛亥革命时四川和湖北都会曾经宣布过免除赋税，农民也提出不交纳地租的口号。可是领导革命的人并没有把这个政策贯彻下去，也没有领导他们使农村发生“变动”，没有把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同盟会先前是依靠会党的力量来进行革命活动的，这时孙中山告诉洪门会的负责人要“自纳于范围之中”，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失掉了群众的支持，在人力上、物力上就都没有基础，因此，他不可能再和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反之，他只有退让和迁就。在美帝国主义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在袁世凯唆使段祺瑞通电反对共和的时候，同盟会应该表示自己的革命意志，进行反抗。可是同盟会并没有反抗，而是一再退缩。贪恋自己已经得到的一点地位，甚至在宋教仁已被刺死，孙中山、黄兴已被宣布为叛逆时，国民党的一部分人（也是前同盟会的人）还毫无廉耻地依然坐在袁世凯国会的议座位上，这种行为只能引起别人的鄙视。辛亥革命的失败是中国资产阶级不敢依靠群众、对反动势力妥协的必然结果。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反革命的武装为工具，拉拢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政治代表立宪派为爪牙，镇压各地的人民起义向软弱的资产阶级步步进攻，迫使他们分化、变节，最后把他们中间很少的一部有革命要求的人驱逐出去，建立起反动的北洋军阀政权。从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们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尾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庇护下发展自己的一点点事业。一部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的地主们一齐投到反动势力方面去，其余的一部有革命要求的资产阶级，力量更小，不能再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辛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是些什么呢？

        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是在普遍全国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被推翻的，没有广大人民参加的革命斗争，就不能使满清政府分化、消弱和最后垮台。可是这次革命由于领导阶级力量软弱，不敢依靠人民群众，不敢领导人民进行斗争，不敢将革命进行到底，反而与反动势力妥协、合作，因此，它不可能使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得到胜利，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局面。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可以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达到胜利的地步。